常宗會

常宗會（1898.4.17—1985.8.8），中國著名的農業蠶桑畜牧專家，安徽省全椒譚墩鄉棗樹劉常家竹園人；早年就讀於安慶省立第一師範學校，1919年作為安徽學生代表在上海加入了全國學生總會，積極投身於“五四”運動，親自聆聽了孫中山先生的教誨；同年底，赴法勤工儉學，後獲得法國南錫大學理科博士學位。 ^[1] 

1925年回國後，先後擔任國立東南大學、中央大學教授，中山大學和雲南大學蠶桑系主任，併兼任中國合眾蠶桑改良會與國立東南大學農科合辦的蠶桑試驗場場長、南京市玄武湖公園管理局主任 ^[2]  ，從事農業、蠶桑方面的教學、科研與生產工作，為國家培養了一批高級農牧專業人才。

抗日戰爭中，他在昆明擔任蠶桑改進所副所長兼生產農場場長期間，曾引進美國煙草良種種植。

1946年，被選為國大代表，次年任河北國營農場及國營湖北金水農場場長等職；後因不滿蔣介石的內戰政策，憤然辭去一切職務，自費前往大洋洲考察畜牧業。

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建立，常宗會就懷着赤子之心於1949年11月返回祖國，在北京受到中共中央統戰部和知名愛國民主人士的熱烈歡迎；1950年起，先後任哈爾濱農學院教授、南京農業專科學校教授、南京市畜牧獸醫站顧問、江蘇省畜牧獸醫協會理事等職。

1953年，參加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第一、二、三、四屆委員會委員。

“文化大革命”期間，常宗會先生雖備受迫害，但沒有動搖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和對社會主義的熱愛。

1985年8月8日，常宗會先生因長期患病，醫治無效，在南京工人醫院去世，享年87歲。 ^[3] 

1919年7月，安徽省第一師範學生常宗會作為安徽學生代表前往上海蔘加全國學生聯合總會成立大會，當時孫中山先生正在上海指導學生運動，他指派黃大偉與各省學生代表聯繫；常宗會向黃提出了想單獨向中山先生請教的要求，黃很快地轉達了孫中山先生的允諾，在莫里埃公寓接見；孫中山先生一見面就對常宗會説：“中國的未來，中國的命運，這些重大的責任，完全落在你們這一代青年身上了，你們要學科學，要愛國，不學科學，你們雖有愛國之心，但力量不夠，作用也就不大。”

常宗會見到孫中山先生，聆聽了他的教誨，受到了極大的鼓舞，他本是師範生，又是安徽省的學生代表，本可步入政壇，但他卻由此改變了初衷，毅然決定走科技興國之路；在孫中山先生的親自安排下，常宗會前往法國勤工儉學，並立志於農學，最後獲得法國南錫大學博士學位，1925年回國，此後在教學、科研、生產領域中為發展我國的桑蠶、畜牧、煙草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4] 

常宗會，原名常萬元，1898年4月17日生於安徽省全椒縣譚墩鄉棗樹劉常家竹園，家庭務農兼營釀酒，6歲入私塾讀書，11歲進入縣城第一高等小學，15歲入縣立中學，畢業後於1915年考入安徽安慶龍門師範學院，1919年面臨畢業之時，適逢北平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學生運動，安慶當時為安徽省會所在地，學校較多，學生們積極響應，聲援北平學生運動。

常宗會作為龍門師範選出的學生代表，在參與和商量成立安慶學生聯合會時，被選為負責人之一，5月8日，學聯在政法學校開會，談論如何聲援北平的具體辦法，當時的安徽軍閥倪嗣沖（1868—1924），派其走狗來到會場威脅與會代表説：“學生只能讀書，不能管政治，遊行會出事故，明天不準遊行，還是回學校讀書的好！”説完，便威脅學生代表簽字，明日取消學生集會遊行。常宗會氣憤至極，拍案而起，指着這個走狗説：“不錯，我們是代表，但我們現在是來代表全體學生來討論明天怎樣遊行的，我們沒有簽字不遊行的權力！我們響應北平學生的愛國運動，誰不響應誰就是賣國賊！”其他代表聞聽此言，也紛紛站起來指責，走狗見勢不妙，悻然離去。

在這次會議上成立了安徽學生聯合會，常宗會與政法學校的湯志先被選為統一行動的總指揮。5月9日上午8時，省會安慶各個學校學生集合，整隊出發，匯成了一股不可阻擋的洪流，旗幟飄揚，標語滿牆，口號聲此起彼落，震天動地，常宗會領頭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抵制日貨，提倡國貨”、“誓死不做亡國奴”等口號，緊接着學生們開展了抵制日貨、抵制日輪的羣眾運動，各界羣眾自覺不買日貨，商人們也不再經營日貨，並出現了焚燒日貨的情景，廣大學生還來到輪船碼頭，面對乘客宣傳：“中國人為什麼不乘招商局的輪船，卻要去乘日船……乘日船就是不愛國，甘做亡國奴！”如此一來，乘客便不去乘坐日船，碼頭工人也不為日輪卸貨，日輪在安慶可獲皆無，營業收入一落千丈。

日本帝國主義對安慶的學生運動十分惱火，主子發怒，奴才便會心驚肉跳，駐紮在蚌埠的安徽軍閥倪嗣沖急忙電令呂調元，要將為首的學生常宗會、湯志先逮捕正法，但在同仇敵愾的廣大羣眾保護下，軍閥們無處下手，這時北平學聯電邀各省學聯，各推舉兩名代表到上海組織全國學聯總會，常宗會與湯志先兩人被安徽學聯推為代表赴滬，全國學聯總會籌備處位於上海靜安寺路，中華書局印刷廠內，各省代表雲集於此，有北京大學的許德珩、黃日葵、段錫明、陳寶鍔，清華大學的羅隆基等百餘人，會議進行了兩個多月，最終成立了全國學聯，發行了全國學聯日刊。 ^[4] 

全國學聯在上海集會期間，孫中山先生也在當地指導學生運動，他與各省代表頻繁接觸，並派黃大偉與學生代表具體聯繫，常宗會通過黃大偉，提出與孫中山先生單獨會面，向他請教，黃先生很快給予答覆：孫先生將在莫里埃寓所接見，約好時間之後，常宗會在客廳等候了不到兩分鐘，中山先生就出來接見，常宗會後來回憶説：“孫先生十分平易近人，他滿腔熱忱，使我深受感動，見面的第一句話孫先生就説：‘中國的未來，中國的命運，這些重大的責任，完全落在你們這一代青年的身上了，你們要學科學，要愛國，不學科學你們雖有愛國之心但力量也是不夠的，作用也就不大。’這一至理名言，至今思之，言猶在耳。對子孫後代也是適用的。”

常宗會當即向孫先生提出到法國勤工儉學，學習科學知識，報效國家，孫先生立刻鼓勵他説：“好！”並稱若要去美國勤工儉學，我可以寫介紹信；你要去法國，我叫黃大偉在上海為你辦好手續。

隨後在全國學生總會閉幕儀式上，常宗會又在上海先施公司屋頂花園見到了中山先生，孫先生第一句話就説：“見天到會的代表，代表各界人民，我是哪屆代表？我是革命黨的代表！”全場頓時掌聲雷動，會後大家還與中山先生合影留念。

在一切手續辦妥之後，常宗會於1919年12月在上海乘坐法國郵船“保勤加”號去了法國。

常宗會到了法國之後，先在“募蘭”中學中國學生補習班補習法文，1921年考入蒙白利爾高等農業專科學校桑蠶科，畢業後即入南錫大學農學院，初獲農業工程師學位，後攻讀研究生學位，他的論文題目是《昆蟲腸部吸收之研究》，評審結果獲南錫大學生物學博士學位。

常宗會在中學時期是學師範的，到法國勤工儉學時，竟然改學農業科學，之所以改行，是他在出國之前聆聽了孫中山先生的教誨，對青年一代提出要學科學，走科學救國的道路，極大地影響了常宗會一生的學習、工作與奮鬥，加之他是出身於農家子弟，與農民有深厚的感情與共同語言，所以他選學了農業科學。

常宗會學習農業科學着重於聯繫國內實情，他想到中國農民大部從事於單一的大田農作物，如稻穀、小麥之類，即使有人從事經濟作物生產，如蠶桑之類，也為數較少，在選用良種以及田間管理上，也不科學，所以農作物的產量一直很低，經濟收入也少；因此他認為要使中國農民增加收入，逐步富裕，除了打破傳統的單一耕作制度外，要因地、因時、因人制宜地發展有前途的蠶桑事業；有鑑於此，常宗會在1922年在法國撰寫了《改良中國蠶桑計劃》的論文。 ^[4] 

1925年，常宗會學成回國，歷任國立東南大學、中山大學、雲南大學、中央大學等高校的教授、系主任，同時還兼任了南京蠶桑試驗場場長，他在任場長期間，除了擴充三幢蠶桑樓，增加職工宿舍幾十間，擴大蠶桑生產，增加產量之外，並確定試驗場以培育良種、培養人才、推動農民科學養蠶業為試驗場的首要任務，在培養人才方面，以開辦培訓班為主，公開招收農村有志青年來班學習，學習內容為蠶桑知識，學制兩年，學生入學期間，食宿由班內免費提供，學成畢業後派往各個蠶桑指導所擔任技術員。

據粗略估計，先後在培訓班畢業者逾200人之多，培訓班不僅直接培養學員，還為國立東南大學蠶桑本科以及蕪湖第二農業學校代培實習生數百人，這就為今後推動蠶桑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設立蠶桑指導所推動農民科學養蠶方面，其成就則要更大：首先創辦的是安徽曉莊蠶桑指導所，這是實驗場最大的一個指導所，後來在南京湯山、安徽全椒、當塗、青陽、貴池等地相繼開設蠶桑指導所，培育的優良品種，推廣到了蘇、浙、皖各地；各個指導所、場以具體推動農民養蠶，特別是以科學養蠶為主要任務，首先是向農民宣傳養蠶的重大意義，他在全椒縣指導所成立大會上，還親自講了改良蠶種的意義以及養好改良種蠶的方法，深受農民的歡迎；其次還贈送良種，推廣科學養蠶，如指導所自己進行養蠶示範，邀請農民來所參觀，以推廣先進養蠶技術以及經驗；同時，還組織技術人員定期巡迴下鄉指導；除此而外，指導所還協調產銷以及價格方面的問題，以此保護農民的權益以及生產積極性；事實證明，指導所對促進蠶桑事業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關鍵作用，僅以全椒縣指導所為例，在最初開辦時，由一年發蠶紙幾張逐步發展到上千張之多，有的農户鮮繭產量達250斤之多，收入高的可達萬元左右。

蠶桑試驗場以及領導下的蠶桑指導所起到的作用，當時已經為社會公認，興辦桑蠶事業形成趨勢，不僅社會名流嚮往，歸僑嚮往者也不乏其人；為了適應潮流所需，常宗會自辦了一個“太平蠶種場”，由其夫人胡藴華擔任場長，職工雖然僅有20餘人，桑園也僅20餘畝，即便是人少地少，但是因為具有技術雄厚的優勢，其年產量竟然高達萬餘張之多，為各場之冠。除此之外，後來還協助華僑辦了一個“中央蠶種製造場”。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南京即將淪陷前夕，尚存有十四五萬張蠶種，為了保護國家財產，常宗會千方百計安排船隻，終於將蠶種安全運抵重慶，分發給四川各個蠶場，當時四川全省共有蠶場10個，其中9個場的場長都是常宗會的學生，所以他對四川的蠶桑生產是非常信任的。

不久，常宗會想到法國農專的老師朗貝爾曾經説過：“雲南的氣候適宜，是養蠶的天堂。”他從而萌發了到雲南開發養蠶的念頭，在經過多方聯繫後，於1938年7月受邀抵達昆明，擔任蠶桑改進所副所長兼長坡生產農場場長，任職期間，在長坡場養育蠶種，還在楚雄設立推广部，與此同時還招收培訓蠶桑技術人員，後又在保山設立分場，在芒市設立蠶桑指導所，在草壩設立苗圃培養桑苗供各縣種植，在短短的二、三年間，竟然能生產蠶種萬張之多，蠶繭發展了，為了解決繭子的出路，在昆明乾溝圩又辦起了繅絲廠；雲南的蠶桑以及繅絲事業，就這樣在常宗會的親自主持下因陋就簡，發展起來了。

常宗會在此期間還為雲南發展煙葉以及捲煙生產獻計獻策，河南、山東兩省是我國煙葉的主要產區，國內捲煙廠的原料大都由這兩省供應，抗戰全面爆發之後，兩省相繼淪陷，內地捲煙廠原料來源中斷，陸續被迫關閉，國家財源也隨之鋭減，為解決困境，時任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董事長的宋子文（1894—1971），擬將美國一種名為400號的煙葉在國內種植，對可否移種一事，宋子文在香港問詢葛敬中（1892—1980）先生，葛先生稱他的同事常宗會也許能辦此事。經過葛敬中先生的舉薦，宋子文即邀請常宗會到香港共同商討引種之事，經過磋商，常宗會認為可以先搞小型試驗，視結果而定；其種子供應以及經費來源等方面，由南洋煙草公司昆明辦事處負責。常宗會回到雲南後，利用其擔任生產農場場長的有利條件，在場內搞了一個小規模的煙草改良實驗基地，並派其學生李作舟負責；為了爭取時間，將當年播種收穫的新葉及時送到重慶試製捲煙，經過專家鑑定，認為煙味純正，適合國內需求，從試製的情況來看，雲南的氣温、土壤、光照、雨水等方面都説明引種美國400號煙也是完全可行的，所以在此不久，開遠等地便試驗種植，後擴大面積，增加產量。

煙葉引種成功，為煙廠帶來福音，時任雲南財政廳廳長的陸子安受省主席龍雲（1884—1962）之命，找到常宗會，他稱：“雲南也要種植煙草，搞捲煙生產，請你幫忙。”常宗會對此當然不敢違命，他向南洋煙草公司説明原委後，宋子文知道強龍鬥不過地頭蛇，只好作罷；此事過後即成立了“雲南煙草改進所”，陸子安兼任所長，常宗會擔任副所長，改進所在統管雲南煙草生產的基礎上，先後又辦起煙草燻烤廠、制煙廠；在建廠過程中，常宗會親自奔波於雲南、重慶、貴州等地尋覓人才，疏通人際關係以及上下級關係，最終找到了烤煙以及捲煙專家；由於自身既有原料，又有燻烤、制煙等有利條件，故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試製出三個品牌的香煙，普通的叫做“七七”牌，高級的叫做“重九”牌，最好的叫“雙十”牌，其中“重九”保持名牌聲譽逾半個世紀之久，在國內外亦有較高的聲譽。 ^[4] 

抗日戰爭勝利後，常宗會於1946年被選為“國大”代表，先後擔任河北國營農場及湖北金水農場場長等職務，但此後他不滿蔣介石悍然發動內戰，憤然辭去一切職務，於1948年自費到澳大利亞考察畜牧業。

新中國成立後，遠在海外年逾半百的常宗會毅然拒絕友人勸其前往台灣的邀請，懷着赤子之心，於1949年11月返回祖國，並隨身帶回兩組澳洲的良種豬“巴克夏”與“約克夏”贈送給南京農場作為繁殖推廣之用。

常宗會回國之後，受到黨和人民的歡迎，1950年起先後擔任黑龍江省哈爾濱農學院教授、南京農業專科學校教授、南京畜牧獸醫站顧問、江蘇省畜牧獸醫協會理事等職；1953年參加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第一、二、三、四屆委員；值此，常宗會加倍努力為祖國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50年代後期，他雖病休在家，不僅沒有中斷科研工作，還在自己的住宅園內建起了小規模的豬、雞試驗場，為改良品種，提高產量積累資料；為了結合生產實際，充實“養豬學”講課內容，他曾冒着秋涼，沿着南京浦口的江灘，訪問江邊放牧的飼養員，考察“江淮放豬”的實際情況。

在科研中，常宗會一貫提倡“注重實踐”，1961年初，他與學生一道去南京仙林雞場實習，參加分層籠飼養雛雞試驗，他隨身患糖尿病，但仍然堅持與同學們同吃同住，並進行現場教學，積累了大量的資料；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在“五七”幹校養鵝、養雞也堅持做記錄；退休之後在家養鳥，也在摸索禽（鳥）類的配種、產卵與飼養的關係。

根據積累的資料，常宗會最終撰寫了《中國養豬法》一書，此書在國內出版後，又與學生合著了30萬字的《中國養雞法》等，在《中國養雞法》中，他提倡利用地熱孵化禽蛋、育雛的方法，既節約能源又有利於畜牧業的發展；為此他還寫出政協提案，《新華日報》報道了提案內容，這個提案最終還提交到了中國科學院，受到重視，時任中科院院長的方毅同志親自指示有關部門試驗推廣。

1982年，已84歲高齡的的常宗會因病不能出席省政協會議，但他還根據市場買瘦肉難的現狀，以畜牧學家的責任感，就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提出了書面意見，同年4月9日的《新華日報》以“要吃瘦豬肉專家有辦法”為題，報道了這一意見的內容。

為了引進良種，常宗會還利用其親友在國外的有利條件，在工作中主動承擔橋樑作用，如1978年他利用其長子常黨生博士時任澳大利亞聯邦科工研究機構、畜牧生產研究所主任研究員、澳大利亞華裔學者協會會長之有利條件，叮囑其在回國探親時攜帶了400支由新西蘭友人與常博士多年合作共同改良的的肉牛“冷凍精液”贈給農業部，作為改良中國肉牛試驗之用；常黨生先生還應南京市科委、市科協之邀，向省、市農業科研部門、南京大學生物系、南京市畜牧獸醫站等單位的科研人員，介紹了國外畜牧業的發展概況的學術報告，受到與會者的熱烈歡迎。

1980年，常宗會又通過親友關係，從港澳愛國同胞處引進150只“巴布可克”雛雞贈給南京家禽研究所研究繁殖；常宗會這種不在其位、仍謀其政的退而不休、獻計出力的高尚精神，受到社會各界的讚譽。 ^[4] 

1979年，81歲的常宗會親自撰文《五四運動時我在安慶親身經歷的回憶》，在這篇文章中，他寫到：“我在法國（1919—1925）本着‘科學救國’四字不放鬆，學有一技之長，取得博士學位。1926年回國後，曾在國立東南大學、中央大學任教，抗戰期間又在雲南大學任教，並同時興辦農場，以期達到科學救國的目的。但目睹國事，在蔣介石的獨裁專制下國家越搞越糟，尤其在抗戰勝利之後，蔣的剿共反動政策大失人心，我於1948年辭去一切職務，自費到澳大利亞考察畜牧事業。”從這簡短的回憶中，可見常宗會的愛憎分明立場與赤誠愛國熱情。

早年，常宗會在法國留學期間，一次乘車旅行，一個法國人見他穿着較好，又講一口流利的法語，使用譏諷的語調問他是不是日本人？常宗會知道這是對他本人乃至對中華民族的侮辱，十分氣憤，用法語狠狠地回敬了一句：“你是不是德國佬？”那個法國人聞聽此言，羞憤難當，掉頭離去……同車的幾位法國友人一邊同他握手，一邊稱讚他非常精明。

“文化大革命”期間，常宗會遭受迫害，但當他的長子常黨生首次從澳大利亞回國時，他卻提前吩咐親友，不準向其談論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他認為這並不是隱瞞事實，而是他們在國外對國內的的事並不能完全理解。親友們按照他的話去做了，常黨生回國之後，見到雙親健在，十分高興地表示今後還要經常回來，為祖國和人民多做貢獻。

為了慶賀兒孫的歸來，他們全家在南京山西路上一家飯店團聚，酒席上用的是一般的甜酒，常宗會見兩個孫女不大愛喝，便語重心長地對她們説：“愛華、建華，你們喝喝看，這是祖國的酒，家鄉的酒，雖然不算太好，但是喝下去就會是你們不忘祖國，不忘家鄉，要永遠記住，你們是中華民族的後代，將來長大了要為中國和澳大利亞的友好、交流多做貢獻。”兩個孩子當時感動得兩頰緋紅，接着便手捧酒杯，十分恭敬地同爺爺、奶奶以及同桌的親友一一碰杯，美滋滋地喝乾了杯中的酒，並激動地説：“爺爺説的對，家鄉酒真甜！”

常宗會先生的女兒常肖梅，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作曲系，先後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哈爾濱師範大學藝術系工作，1979年赴澳大利亞學習、探親，應邀在悉尼大學、嶺南大學以及華裔學者協會講演中國傳統音樂，演奏琵琶，受到澳大利亞各界的高度評價，為澳中兩國文化交流做出了有益貢獻，一年之後，常肖梅在父親的影響下，婉言謝絕了澳大利亞友人的聘請，返回祖國，開設了聲樂教學中的“歌曲處理”新課，她説：“我要用自己的藝術，為祖國的'四化'服務。”

1985年8月8日，常宗會先生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歷程，終年87歲；他給後人們留下的是滿腔愛國之情、勇攀科學高峯並終生為之拼搏的一顆赤誠之心。 ^[4] 

雲南的香煙馳名中外，如今只要提到雲南，人們自然會聯想到“紅塔山”、“雲煙”、 “阿詩瑪”這樣一些名牌香煙；雲煙是雲南人的驕傲，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早期創業者的步履是那樣的艱難和蹣跚。

據記載，早在明朝後期，雲南就有了煙草的種植和吸食，滇南蒙自一帶有許多人晾曬吸食“蘭花煙”。但云南人普遍接受香煙卻是本世紀初的事情。當英美的機制香煙進入雲南後，以全新吸味、精美的製作和包裝，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

在很短的時間內，外來香煙完全佔據了省內市場。為改變這一狀況，振興地方實業，省內一些有識之士開始籌創自己的煙草工業。清朝宣統二年（公元1910年），昆明李松茂等5人合資成立股份有限公司，進行了機器生產捲煙的嘗試。1922年，墨江人庾恩錫籌資15萬元，從上海購進設備，聘請了外省技師，招募了百餘名工人，創建了雲南煙草工業的第一家企業亞細亞煙草公司。他們以本省晾曬煙葉為原料，生產機制捲煙，日產包括著名的“重九”牌號在內的香煙30萬支。由於本地晾曬煙葉煙質不佳，所制香煙品質不高，使該公司的產品很難與洋煙競爭，公司苦心經營，勉強維持了數年，終因質量不高和資金短缺等問題於1928年停產，後被改組為官辦的南華煙草公司。

從挫折中，雲南人意識到，要發展煙草工業，就必須提高煙葉質量，於是開始了引種國外優質烤煙的嘗試。在此之前，英美煙草公司為降低成本，擴大傾銷，曾於1914年向雲南提供美國及土耳其煙種及栽培技術，在通 海、玉溪等地進行試驗栽培。此舉雖末獲結果，但從此開了雲南引種美煙的先河。1931年，省政府主席龍雲訓令在通海等34縣倡種美國煙草。但由於英美煙草公司在籽種上的控制和壟斷，也未能獲得成功。

抗日戰爭爆發，給雲南煙草的發展帶來了機遇。“七·七事變”後，山東、河南等一些主要煙草產區先後落入敵手，使很多捲煙企業不得不到大後方來尋求原料。

為了滿足捲煙市場需求，國民黨政府決定在西南地區推廣烤煙種植；1941年3月，雲南省煙草改進所成立，1947年2月，煙草改進所改隸雲南省建設廳，褚守莊任所長。

1939年冬，南洋兄弟煙草公司通過財政部長宋子文出面交涉，由曾任雲南大學蠶桑系主任、時任農業部技正的常宗會攜帶美國烤煙籽種，在昆明東郊試種獲得了成功。雲南地方當局也由此看到了烤煙的潛在價值，決定作為新的農業資源加以開發；省政府於1941年設置雲南煙草改進所，時任雲南紙煙統銷處處長的趙濟為所長，常宗會（時任中央農業部技正）、徐天騮任副所長，褚守莊任技術專員，負責技術研究、烤煙的試種和推廣等工作； ^[5]  先後從河南、山東及法國引進美國烤煙籽種，進行試種，加以馴化。經過比較試驗，在若干輸入的美國品種中，最後確定以金圓作為推廣品種。次年，省政府在昆明、江川、玉溪等7個縣設種植區，種下2727畝烤煙。

為使推廣工作順利進行，省政府在各推廣縣成立了煙草改進分所（後改為工作站），負責此項工作。省政府還專門舉辦了烤煙技術人員培訓班，進行人員培訓，然後以這些人為骨幹，對農民進行宣傳和指導。政府免費提供煙種，並按種植面積和烤房數獲得無息貸款。到1943年，全省直接接受培訓的煙農已在千人以上，做到了“凡從事種植美種煙葉者，均具有栽培和燻烤技術”；同年3月，雲南煙草改進所、雲南紙煙廠、雲南復烤廠合併為雲南煙草事業總管理處，趙濟任總經理，常宗會、徐天騮任協理，其中徐天騮兼任煙草改進所所長，褚守莊任改進所副所長 ^[5]  。

到抗戰末期，雲南從美國非利——莫爾斯種籽公司引進了烤煙原種，由雲南煙草改進所負責進行品種更新。從1946年開始，以“大金圓”、“特字400號”、“特字401號”等優良品種取代了原來的金圓種，完成了烤煙品種的更新換代，並使其逐漸定型。特別是大金圓種（又稱“紅花大金圓”）成為 雲南烤煙的主要品種；至此，雲南烤煙的優勢開始形成。

烤煙開發的成功，對雲南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在農業上，烤煙成為省內主要的經濟作物之一， 它的發展加速了雲南農村農產品商品化的進程，推動着農村經濟的發展。玉溪、通海、江川等地，被稱為“雲煙之鄉”。在工業方面，據統計，到1947年時，全省共有煙廠40多家，年產捲煙在萬箱以上，煙草工業一躍成為雲南工業的一個重要部門，捲煙也因此成為雲南工業的一項重要產品。隨着烤煙在全省的普遍發展，雲南很快成為全國烤煙的主要產區之一。

到1948年，雲南全省已有72個縣種植烤煙，面積2萬餘公頃，產量7500噸，捲煙生產也開始居於全國領先地位，不僅佔領了省內市場，而且打向了省外。

正是經過無數先驅者的不懈努力，奠定了雲煙日後走向輝煌的基礎。 ^[6] 

抗日戰爭前夕，江蘇省有三大現代蠶桑試驗中心，即蘇州、鎮江和南京。而南京要數太平門外的蠶桑試驗場規模最大，常宗會先生是南京蠶桑試驗場的主辦人（時任國立東南大學農科蠶桑系教授）。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各國忙於戰爭，中國的民族工業得到發展機會，出口貿易較為興盛，在出口商品中，蠶絲佔有很大的比例，以上海為中心的蘇州、無錫、杭州等地絲廠林立，江南農村栽桑養蠶，十分發達，但由於土法養蠶，產量少，質量低，病害多，所以改良桑種，改進飼養技術成為迫切之事。

上海西方各國商會想從我國蠶桑事業中謀圖利益，於是籌設“中國合眾蠶桑改良會”，會址設在亞爾培路410號，各國商會分認白銀共計五千兩為基金。北洋政府鑑於廠絲出口必然增加關税收入，於是在財政奇絀的情況下，也同意每月承擔二萬兩作為該會經費，由法國商會會長麥田任董事會主席，法國人維埃爾為總技師——維埃爾通過朗貝爾的介紹，認識了在南錫大學的留學生常宗會，兩人商定合辦蠶事。

1925年常宗會獲得南錫農學院農業工程師學位及南錫大學理科博士學位，同年底回國，回國後即任國立東南大學農科系教授，並擔任“中國合眾蠶桑改良會”與國立東南大學 農科合辦的南京蠶桑試驗場場長。該場直接接受“中國合眾蠶桑改良會”的領導，國立東南大學僅以該場作為學生的實習基地之用。

在常宗會負責該場以後，蠶桑改良事業日益進步，規模逐步擴充，建造有四層的蠶室一幢，三層的蠶室兩幢，職工宿舍數十間以及辦公室等。該場有桑田二百多畝（太平門外，玄武湖北面），職工和技術人員有百餘人。從事三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培養良種，生產蠶紙。蠶紙的代價均由繅絲廠負擔，由試驗場送給農户，結繭要賣給各繅絲廠，蠶場年產改良蠶種春蠶約三萬張、秋蠶近兩萬張，每年收入約五萬元，上交利潤約二萬元。

二是辦蠶桑訓練班，招收學員，學習期限定為兩年，畢業後分發蠶桑指導所任技術員，訓練班先後培訓學員有二百人。國立東南大學農科的學生也在這裏實習，但不屬於訓練班的學員。

三是設立蠶桑指導所，具體向農民推廣養蠶技術，經常巡迴下鄉指導。指導所的經費由試驗場撥給。

愛國將領馮玉祥將軍曾住在曉莊，他看到曉莊附近農民去試驗場，詢問其故，農民告之領蠶紙飼養改良蠶。馮玉祥將軍得知養改良蠶比養土種蠶每擔蠶繭多獲利十元，且蠶紙無價供給，還有人指導飼養方法，對此頗感興趣，邀請常宗會晤談；常宗會後來還應馮玉祥將軍之邀先後到山東的泰安、青島和安徽的巢縣宣傳推廣改良蠶桑事業。

1930年間常宗會創辦“太平蠶種場”，由胡藴華（常宗會先生之妻）任場長，全場有職工和技術人員共二十餘人，雖然僅有桑園二十畝，每年春秋兩季約收蠶紙一萬多張，獲利可觀。當時任國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長的陳銘樞找常宗會幫助辦場，常難以推託，就幫他在太平門外辦了個“中央蠶種製造場”，有桑園約二百畝，年產蠶紙也在一萬張以上。

此外，南京還有幾所規模較小的蠶種場，如務本制種場和金陵大學蠶桑系等，各場年產蠶紙不過數千張而已，由於常宗會推廣先進的養蠶技術，各蠶場和當地農户均得益不少，其中各蠶場年產改良蠶紙約有十萬張，總值在十萬元以上，如每張以產繭25斤計算，可產繭2.5萬擔。農民可收入95萬元之多，是當時絲綢紡織業的一項重要收入——品種和質量居全國之冠。

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常宗會隨機關西遷，太平門外各場呈一片蕭條淒涼景象，以後便再也沒有恢復。 ^[7] 

常宗會先生是我國蠶桑和畜牧界的耆宿，畢生致力於農業畜牧科研實踐；抗日戰爭期間，他在雲南協助建立煙草燻烤廠和制煙廠，研製出“七七”、“重九”、“雙十”等名牌香煙，在國內外享有很高的聲譽。

新中國誕生之後，常宗會當時在澳大利亞考察，拒絕友人的勸告，義無返顧地回到祖國，他後來常説自己的一生經歷了晚清、辛亥革命、軍閥混戰以及國民黨、共產黨幾個時期，看來還是共產黨好，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實踐證明他的一生從未動搖過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和對社會主義的熱愛。

建國後，他因病休養期間，也從未停止過研究工作，他在自己的住宅園內建立改良豬、雞的小型實驗牧場；晚年的他衷心擁護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關心國家大事，積極參與政治活動，本着“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精神，每次在省政協召開的會議上都向黨和政府提出中肯的、富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為改良我國畜牧事業而大聲疾呼；他不顧年老體衰，經常深入現場瞭解情況，並利用親友在國外工作的有利條件，在引進畜牧良種工作中主動地承擔起橋樑作用——由此充分説明他是一位愛國的老知識分子，也不愧為中國共產黨的諍友。 ^[3] 

《昆蟲腸部吸收之研究》

《改良中國蠶桑計劃》1922年

《我國絲價低落之原因及其補救辦法》廣播週報 1934年第7期

《培苗栽桑淺説》（周佔梅、常宗會合著）1939年

《養蠶制種工程報告》1939年

《蠶户訓練教本》（陸星垣、常宗會合著）1939年

《初級養蠶概要》（陸星垣、常宗會合著）1939年

《農林部河北墾業農場之過去現在與將來》1946年

《論台灣農田水利之建設》農村月刊 1947年第1卷第8期

《稚暉大學農學院之前瞻（專載）》世界農村月刊 1947年第1卷第1期

《中國農村建設協會如何建設中國農村》農村月刊 1947年第1卷第7期

《論台灣農田水利之建設》農村月刊 1947年第1卷第8期

《稚暉大學農學院之前瞻（專載）》世界農村月刊 1947年第1卷第1期

《中國農村建設協會如何建設中國農村》農村月刊 1947年第1卷第7期

《幣制改革與僑胞回國農墾之前瞻》華僑月刊 1948年第1卷第3期 ^[8] 

《雲南之蠶桑》開智印刷公司1940年

《中國養豬法》畜牧獸醫圖書出版社 1957年12月

《中國養雞法》

《五四運動時我在安慶親身經歷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