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

（1）年紀輕；年輕的時候 ^[16] 

（2）事物的開端

（3）建國初期

（4）年輕的人

此前，各民族對年輕人均有各自的稱謂，如俄羅斯語稱 “OTPOK”，意為沒有説話權力的；中國古語就有“青年”、“後生”及“郎”等。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之後，特別是18世紀基督教創辦青年聯合會以來，青年一詞始正式出現，1919年五四運動後，“青年”一詞在中國逐漸被廣泛使用。

青年一詞的含義在全世界不同的社會中是不同的，而青年的定義隨着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環境的變幻一直在變化。

聯合國於1985年首次將青年定為15至24歲之間的人，而又無損於會員國的其它定義。現今，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確定的年齡分段，年輕人（young people）被定義為“10~24歲”，青年（youth）被定義為“15~24歲”，青少年（adolescence）被定義為“10~19歲”。 ^[7-8] 

從1995至2000年，世界青年人口的估計數從10.26億增長至10.66億，在全球人口中所佔的比例從18.1%降至17.6%。隨着世界人口的老齡化，青年佔全球總人口比例預計到2050年將繼續下降至13.2%，屆時15至44歲的青年人總數將是11.76億人。絕大多數青年生活在發展中國家，就2000年而言，佔青年總人口85%的9億青年生活在世界發展中地區。隨着更多的發達國家老齡化人口的增多，這一比例預計會進一步增加。

從國際上看，聯合國大會以“參與、發展與和平”為主題，首次將1985年定為“國際青年年”，提示國際社會更加註重青年在世界上發揮的重要作用，特別是他們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潛在貢獻。由此，青年發展日益成為各國關心的重要議題。 ^[25] 

國際青年發展指數研究是聯合聯合課題組進行的第一次探索，還有不少細節需要進一步完善。考慮到YDI和YPI在首次發佈之後，均在數據補充、指標調整、分析方法等方面進行了更新，聯合課題組也將在積累數據、完善方法、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對指數進行定期更新，為各國青年發展提供更加有益的借鑑。 ^[25] 

對象研究一直是青年研究的重要領域，搞清各個社會領域青年羣體的特徵及發展現狀，是青年研究的基礎。其中，獨生子女研究、青年工人研究和農村青年研究在改革開放30年中始終佔據着焦點地位，保持着學術熱度。

作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人口政策，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引起了國內外學界的普遍關注。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人口學、體育學等學科都對此展開過研究，獨生子女研究的30年間形成了三種典型分析框架：政策論證框架、個體主義框架（微觀框架）和社會結構框架（宏觀框架）。政策論證框架下，主要有獨生子女政策的必要性、獨生子女及其家庭的優勢、獨生子女政策落實情況、獨生子女政策的完善等問題。個體主義框架往往從獨生子女個人及其家庭角度展開討論和分析，關注獨生子女的人格發展、心理健康、社會化、身體發育、消費行為、教育、婚姻及生育等問題。社會結構框架與個體主義框架針鋒相對，圍繞的依然是獨生子女現象，討論的卻是社會結構的問題，常常使用“現代化進程”、“社會轉型”、“社會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宏觀詞彙來解釋獨生子女現象並提出相應的對策圓。

獨生子女研究的早期階段，政策論證框架與個體主義框架平分秋色；中期以後，個體主義框架佔絕對主導地位；21世紀以來，社會結構框架得到了迅速擴張，獨生子女研究被納入到了對恢宏的社會轉變進程的研究中來。

職業青年是指以一技之長謀取工作崗位的白領或藍領青年。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學術界是將其分為青年工人和青年知識分子兩個羣體來加以研究的。對青年工人的研究大致經歷了從多方位調查到單向度關注的轉變，20世紀80年代時，學術界對青年工人的一切動向都充滿着興趣，但隨着產業結構的轉化，研究者們雖然對青年工人的階層意識、權利意識以及維權能力等仍充滿着興趣，但更多地還是轉向對其消費狀況等的研究。與此相反，知識分子研究在80年代，多停留在對其思想信仰狀況的追蹤和描述，以及對如何做好知識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探討上。但隨着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知識分子的價值和力量被發現和挖掘，並開始被賦予國家和民族的歷史使命，於是，全面分析研究當代青年知識分子的現狀和特點，成為學術熱點。

自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白領”這個舶來詞彙走俏媒體後，學術界中大有以對“白領”及“藍領”的分析取代對青年知識分子和青年工人的研究之勢。也正是因為這樣一種研究趨勢，“青年工人”和“青年知識分子”這兩大類型被加以合併，納入到對職業青年的統一關注中來。不過，當人們使用“藍領”、“白領”這些概念工具後，羣體的政治意涵不再那麼重要，而其作為消費階級的生活方式、職業方式等成了重點。

根據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結果，農村青年佔全國青年總人口的一半左右。這樣龐大的農村青年羣體，他們的生存和發展狀況如何，直接影響到國家和社會的穩定與發展。農村青年實際包括兩種情況，一種是户籍為農業户口，一年內半年以上生活在農村的青年；另一種是户籍為農業户口，一年內半年以上生活在城市的青年。這兩類農村青年在現實生活中面臨着一些共通性的問題，而又有各自的特點。針對不同類型的農村青年，研究者的研究視角、內容和重點各不相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內學術界對農村青年問題的研究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研究者多側重於分析農村青年改革開放後思想意識和生活方式的變化，以及農村青年勞動力轉移問題。第二階段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至今，隨着“三農”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後，對農村青年的研究異常蓬勃。除傳統的研究主題外，農村青年的政治社會化，進城務工青年的權益保護和社會支持、農村青年的違法犯罪行為等都成為呈現和解讀的熱點。

青年特別是青年大學生的理想追求、信念立場，一直是受到政府和學術界高度重視的研究領域之一。研究者基本達成共識——青年大學生是時代的晴雨表、時代的鏡子，他們絕大多數渴於求知、渴於探索，是社會中最積極、最活躍、最有生氣的一部分力量；當然，他們也有其自身的缺點：缺乏政治和生活經驗，辨別是非的能力不強；所以，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期，更要對大學生進行教育和引導，使其堅定理想信念，增強前進信心。

在這一共識指導下，圍繞青年理想信念展開的論述多從意識形態出發，帶有極強的政策、對策研究色彩，學科背景多為教育學、思想政治教育等。研究的內容連續性較強，涉及理想信念教育的意義、內容、原則、要求、途徑以及理想信念與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集體主義之間的關係等問題，緊隨時代的發展而深入、更新。通過不斷地論證和推敲，研究者逐步在三個方面形成了統一：第一，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性，它不僅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個方面，而且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關鍵的和核心的內容，需要從國家戰略和全局的高度去認識它的地位和作用；但是一些地方、部門和學校對青年、特別是大學生理想信念教育工作重視不夠，辦法不多。第二，對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問題的研究需要深入再深入，增強實效性，將對理想信念教育的研究與青年的思想實際、時代特徵緊密結合，儘量避免理想信念教育在有關教材和教學內容上的滯後性，加大吸引力和説服力。第三，我國面臨的國內、國際環境一直十分複雜，特別是隨着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擔負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形勢愈加嚴峻、多變，所以，對青年理想信念問題的追蹤和引導，一刻也不能鬆懈，並且需要全社會形成關心大學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合力。

針對不同時期青年思想動態的不同特點，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和工作在內容、形式、載體上不斷開拓創新。20世紀90年代提出以系統教育為框架，以主從教育為基礎，以相互教育為提高，以自我教育為目標：加強主從教育，引導相互教育，實現自我教育作為目標，加強思想政治教育，以使青年適應社會建設要求。想政治教育在內容上重新重視起生命教育、公民教育，在形式上引入探究式教育、手段上拉入網絡教育，在堅守思想政治固有陣地的基礎上，積極耕耘和培育新的土壤。其間，走專業化、職業化路線的大學生思想政治輔導員團隊成為學術界研究的新焦點，其職業發展路徑、政治素質、生活訴求、羣體特點等成為新的課題。

1、青年文化

對青年文化的關注和研究，越來越成為顯學，因為大家發現——把握當代青年的最佳途徑就是了解青年的文化現象。青年文化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關於青年文化基本概念的研究。西方學者們在對青年文化概念的研究中，“亞文化”和“反文化”理論佔了主流，我國學者基本上依循了這一理論，同時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

第二，關於我國青年文化形成和發展的研究。歸納起來，青年研究學界關於中國青年文化的形成主要有羣體生成説和事件促成説，前者強調青年文化的產生與青年羣體的產生是同步，後者提出青年文化的誕生是歷史性的，例如馮雲翔指出“青年文化是在文化失範的20世紀80年代生成和崛起的一種亞文化”。而有的學者認為，現如今從青年亞文化對主流文化的滲透與價值擴張的角度來看，“一個青年本位文化的時代已經到來”。

第三，關於青年文化發展特徵的研究。學者們從進一步認識青年文化本質的目的出發，對青年文化的特徵作了分析和歸納，認為青年文化具有相對獨立性、動態性、多元性、反叛性、邊緣性、整體性特徵。學者們更自覺地從動態的角度去揭示青年文化在發展中呈現出來的特徵，如提出青年文化具有發展的不穩定性、並歸性、更新性和擴散性等特徵。而進入新世紀後，學者們更加註重對青年文化與主流文化互動關係的反思。

2、青年社會參與

青年社會參與是學界討論的一個熱點話題，當代青年有沒有參與社會事務的熱情，他們的參與動機、形式、特點是什麼，青年社會參與對於構建公民社會的意義為何，等等，都是研究者和政府亟需弄明白的問題。縱觀三十多年來的青年研究之路，對這一羣體在社會參與意識和參與能力等方面的描述和分析，雖然數量不多，但皆為調查方法規範、分析歸納嚴謹、理論功底紮實的報告，並且連續性極強。

楊東平分析20世紀80年代青年社會參與特點時指出，這一時期的青年社會參與具有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渡性特徵，存在實際參與行為較少、體制內參與嚴重不足、政治認知不夠等特點。20世紀90年代始，學術界對青年社會參與狀況的關注逐漸增多。就其參與意識狀況，學者們存在着兩類截然不同的觀點：一是認為90年代青年社會參與動機較強；二是認為當代青年大學生的社會參與意識淡薄，具有“非政治化”傾向，且缺乏自主參與意識。而這一矛盾性特徵與社會變革等外部因素和青年的地區、性別、年齡、職業和文化程度等內部因素有關。青年社會參與研究，研究手段更科學、學科背景更多元。鬍子祥從社會責任意識、社會關懷意識、社會事務參與意識和關注時事意識四個維度，建立了32項指標體系，對當代大學生的社會參與意識進行了定量測量。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徽(1張)

推動青年研究向前發展的動力中，有一股重要的力量——共青團。30年間，共青團主要沿着兩個路徑為青年研究作出了貢獻：

其一，結合共青團工作需要，開展了大量的應用研究。調查研究成果主要應用於為共青團制訂工作規劃，作決策、謀對策、訂政策提供依據。另外，調查研究成果還被用來回答團內以及社會上對共青團工作及其對象——青年的一些疑慮或誤解，推進思想解放，為共青團以及政府有關部門統一認識、制訂相關的決策和政策提供了重要支持。

其二，匯聚了社會各界的研究力量，為搭建青年研究平台、整合青年研究成果作出了努力。

青年學的學科建設正是在共青團為滿足青年工作者培養需要時啓動並延續的。1991年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和1994年中國青年研究會（1998年改稱中國青少年研究會）的相繼成立，為在全國範圍內規範和推進青年研究奠定了組織基礎。

當然，也正是因為共青團工作與青年研究之間緊密而複雜的聯繫，使得中國30年來的青年研究帶上了政治性、工作性的烙印。

作為全國最大的青年組織，共青團自身的現狀和發展也當然地成為青年研究的重點。青年工作者和學術界圍繞共青團的工作職能、工作機制和發展趨勢等多方面展開了討論。

共青團的工作職能既是其存在的正當性來源，又是其明確工作領域、選擇工作方法的依據。而共青團要“代表和維護青年的具體利益”這一社會職能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越來越得以明晰。共青團工作機制研究也隨着改革開放的進程不斷創新。20世紀80年代，共青團研究者主要針對團工作的行政化傾向進行了批判和反思。90年代，在政府着力讓渡社會管理職能的大背景下，共青團工作的社會化成了討論的重點。隨着社會發展的多元化和共青團研究的跨學科化，關於工作機制的討論更加全面、並富於想象力，其中，網絡化手段和活動項目品牌化運作是提及率較高的創新性方式。而對共青團存在合法性的討論，也越來越受到關注。不少學者提出，縮小服務範圍、找準凝聚青年的切入口，成了共青團更好地協助政府管理青年事務的必然選擇。 ^[6] 

青年健康心態的培育是一項系統工程，其關鍵因素是青年自主功能的發揮。尊重和信任青年應對環境變化和自身變化的潛能，鼓勵青年積極參與建構他們的未來，在此基礎上結合青年健康心態的其他影響因素開展培育工作。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