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

1866年11月12日（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孫中山出生於廣東。他成長於一個普通的家庭，其兄孫眉赴茂宜島墾荒、經營牧場和商店後，家境有所好轉。1875年（光緒元年），孫中山入村塾讀書，接受傳統教育。孫中山的父親，年輕時在澳門的板樟堂街當過鞋匠。孫中山從小常隨父母往來澳門與家鄉之間，澳門中西文化交融，繁榮發展，孫中山耳濡目染。 ^[3] 

孫中山生平圖片(17張)

1878年，12歲的孫中山隨母赴檀香山。他的長兄孫眉資助孫中山先後在檀香山、廣州、香港等地比較系統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

1883年，17歲的孫中山自檀香山歸國，同年前往香港讀書。孫中山在香港學醫的5年間，與楊鶴齡、陳少白、尢列結成被人稱為“四大寇”的小集團。其時楊鶴齡在澳門的“楊四寇堂”，也成為孫中山在澳門時的重要活動地方之一。當時孫中山認為李鴻章不同於一般的官僚，而是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

孫中山早期的思想受鄭觀應的思想影響不少。1892年春，鄭觀應在澳門編成五卷本《盛世危言》，孫中山其時寫的《農功》一文，經鄭觀應潤飾而收入書中。1892年，孫中山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1892年9月，26歲的孫中山來到澳門鏡湖醫院，出任新設的西醫局首任義務醫師，成為澳門的第一位華人西醫。

19世紀末期，中國已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孫中山目睹中華民族有被西方列強瓜分的危險，決定拋棄“醫人生涯”，進行“醫國事業”，他希望通過李鴻章能使清政府實行自上而下的社會改革。1894年1月，孫中山寫下了《上李鴻章書》，集中了孫中山關於仿效西方政治制度以圖中國富強的革新主張。之後，孫中山偕陸皓東赴上海拜訪鄭觀應，並通過新派人物王韜介紹孫中山到天津見李鴻章。

1894年6月間，孫中山偕陸皓東由上海赴天津，渴望能見到李鴻章，傾訴自己的救國主張。但是，孫中山此行並沒有見到李鴻章，同時，孫中山在天津又看到了清政府官員的腐敗，使其思想發生了轉變。因此，孫中山偕陸皓東離津轉道上海赴檀香山。

1894年11月24日，孫中山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取“振興中華”之意。從此，孫中山決心“拯斯民於水火，扶大廈之將傾”，明確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主張。第一次向中國人民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國的綱領。同時，孫中山也完成了由改良主義者向民主主義者的偉大轉變。 ^[3-4] 

早年追隨孫中山的高級幹部裏面，廣東人佔了最大比例，如鄧蔭南、陸皓東、楊鶴齡、陳少白、尢列、李紀堂、謝纘泰、程奎光、史堅如、鄭士良、馮自由、王寵惠、胡漢民、朱執信、廖仲愷、何香凝、高劍父、陳樹人、古應芬、許崇智、鄒魯、鄧澤如、李福林等等，這些人多數是廣府人，個別是會講粵語的客家人 ^[5]  。孫中山的革命經費由海外華僑和商人捐助，尤以李煜堂、李自重、簡照南、簡玉階等為傑出代表。 ^[6-7]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2月，在香港聯合當地愛國知識分子的組織輔仁文社，建立香港興中會。同年10月，興中會密謀在廣州起義，事泄失敗。孫中山被迫亡命海外。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10月，在英國倫敦曾被清公使館誘捕，經英國友人康德黎等營救脱險。此後，孫中山詳細考察歐美各國的經濟、政治狀況，研究了多種流派的政治學説，並與歐美各國進步人士接觸，產生了具有特色的民生主義理論，三民主義思想由此初步形成。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孫中山赴日本，結交其朝野人士。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10月，派鄭士良到廣東惠州（即惠陽）三洲田發動起義。義軍奮戰半月，開始頗為得手，後因餉械不繼而失敗。戊戌變法以後，因日本友好人士的活動，孫中山與康有為、梁啓超為代表的改良派曾商談過合作問題，但因改良派堅持保皇、反對革命，合作未能實現。

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興中會。選舉劉祥（商店司理）、何寬（銀行經理）為正副主席。孫中山起草了《興中會章程》，強調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所造成的民族危機的嚴重性，規定以“振興中華”作為立會的主要宗旨。他還起草入會的秘密誓詞，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主張。 ^[9] 

興中會成立後又在夏威夷一些地方建立分會，會員增至百餘人。在孫中山的領導下，興中會曾組織會員進行軍事訓練，向愛國僑胞募集資金，以為反清武裝起義作準備。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在比、德、法等國的留學生中建立了革命團體，在此期間也與國內的革命團體和革命志士建立了聯繫。8月，孫中山與黃興等人，以興中會、華興會等革命團體為基礎，在日本東京創建全國性的資產階級革命黨中國同盟會，孫中山被推舉為總理，他所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宗旨被採納為同盟會綱領。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發刊詞中，孫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同盟會的成立，有力地促進了全國革命運動的發展。孫中山派人到國內外各地發展組織、宣傳革命。他自己也在1905至1906年間赴東南亞各地向華僑宣傳和募集革命經費，在一些地方創立同盟會的支部。他廣泛傳播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思想，使更多的人投身於反清革命。孫中山領導的對改良派的批判，為辛亥革命的爆發作了有力的思想準備。從1906至1911年，同盟會在華南各地組織多次武裝起義，孫中山為起義制定戰略方針，並在海外奔走，為起義籌募經費。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12月鎮南關起義時，孫中山還親臨前線參加戰鬥。各次起義都因缺乏羣眾基礎、組織不夠嚴密而失敗，但革命黨人前仆後繼，英勇戰鬥，給清政府以沉重打擊，給全國人民以極大的鼓舞；特別是1911年（宣統三年）4月27日的廣州黃花崗起義，在全國引起了巨大震動。

1911年（宣統三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各省紛紛響應。孫中山在美國得知消息後，12月下旬回國，即被17省代表以每省1票的方式16票贊成1票反對的結果選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民國元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佈就職，組成中華民國臨時政府。2月12日，宣統帝（溥儀）宣佈退位，267年的清朝統治和2000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被推翻，建立了共和國。孫中山制定和公佈一系列改革和進步的法令，3月11日，頒佈帶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由於受到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主義的強大壓力與革命黨本身的渙散無力，孫中山被迫在清帝退位後，於1912年2月13日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讓位於袁世凱，4月1日正式解職。此後一年多，孫中山積極宣傳民生主義，號召實行平均地權，提倡興辦實業；還親自擔任了全國鐵路督辦，力圖籌借外資修築鐵路幹線。但因政權落在袁世凱手中，其10萬英里的鐵路規劃也遠非當時國力所能負荷，孫中山的設想並未成為現實。 ^[10] 

同年8月，同盟會改組成國民黨，孫中山被推舉為理事長。1913年（民國二年）3月，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被武士英暗殺，孫中山認為是袁世凱所為，主張武力討袁。7月發動二次革命，失敗後再度流亡日本。

1914年（民國三年）6月，孫中山在東京組織中華革命黨，希望恢復和發揚同盟會的精神。孫中山於1915年（民國四年）5月初回到國內，繼續為捍衞共和制度而鬥爭。旋又返日，10月25日在東京與宋慶齡結婚。

1917年（民國六年）7月，因段祺瑞為首領的北洋軍閥解散國會和廢棄《臨時約法》，孫中山聯合西南軍閥，在廣州建立軍政府，被推舉為大元帥，進行護法戰爭。但孫中山在軍政府內備受軍閥、政客的排擠，不得不於1918年（民國七年）5月辭去大元帥職務。第一次護法戰爭的失敗使孫中山認識到南北軍閥都是一丘之貉。從1918至1920年，孫中山完成過去已着手撰寫的《建國方略》，對以往的革命經驗進行總結，提出了改造和建設中國的宏偉計劃。

1917年（民國六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孫中山於次年夏致電列寧和蘇維埃政府祝賀俄國革命的偉大勝利。1919年（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給予孫中山以很大的鼓舞，他高度評價和支持學生運動。1919年8月，孫中山委派胡漢民、朱執信、廖仲愷等人在上海創辦《建設》雜誌，大力宣傳民主革命理論。10月，宣佈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

1920年（民國九年）8月，孫中山指示駐閩、粵軍回師廣東，驅逐了桂系軍閥。11月，孫中山回到廣州，重舉護法旗幟。孫中山從1920年（民國九年）開始與蘇俄人士接觸。1921年（民國十年）5月，在廣州就任非常國會推舉的非常大總統，接着出師廣西，消滅了桂系軍閥陸榮廷的勢力，準備以兩廣為根據地北伐。12月，孫中山在桂林會見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討論建立革命黨和革命武裝問題。

1922年（民國十一年）4月，又在廣州與蘇俄的全權代表會見，從幻想向帝國主義尋求援助轉而希望聯俄。6月，因政見不合與陳炯明決裂，孫中山被迫離開廣州再赴上海。此後，孫中山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和蘇俄的幫助，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

1923年（民國十二年）1月，孫中山與蘇聯代表越飛發表《孫文越飛宣言》，奠定了聯俄政策的基礎，隨即派廖仲愷赴日與越飛談判。同時，表示服從孫中山的滇、桂軍隊將陳炯明逐出廣州，2月，孫中山從上海回到廣州重建陸海軍大本營，以大元帥名義統率各軍，綜理政務。與此同時，逐步加緊改組中國國民黨的準備工作。8月，派出以蔣介石為首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到蘇聯考察政治、黨務和軍事。10月，聘請蘇聯派來的鮑羅廷為顧問，接着，委任廖仲愷、譚平山等組成新的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籌備國民黨的改組工作。

1924年（民國十三年）1月，在廣州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黨綱、黨章，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同時創辦黃埔軍官學校，訓練革命武裝幹部。陳炯明的叛變使孫中山陷於極為困難的境地，他決心接受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歡迎李大釗等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5月，孫中山在廣州黃埔長州島創立陸軍軍官學校，為建立革命軍隊打下基礎。

孫中山早期曾努力爭取日、英、法、美等國援助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但均無所獲。他在鬥爭中認識到，要爭取中國獨立富強就必須努力推翻帝國主義。晚年，他同帝國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孫中山逝世(14張)

1924年（民國十三年）10月，奉系軍閥的張作霖和直系將領馮玉祥聯合推翻曹錕為總統的直係軍閥政權。馮玉祥、段祺瑞、張作霖先後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 ^[45-46]  孫中山接受邀請，並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召開國民會議作為解決時局的辦法。11月，離廣州北上，先抵上海，再繞道日本赴天津。12月底，扶病到達北京。

1925年（民國十四年）3月12日，因癌症在北京逝世。逝世前夕簽署的遺囑，包括《國事遺囑》、《家事遺囑》和《致蘇俄遺書》三個文件。在國事遺囑中，他總結了40年的革命經驗，得出結論説：“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發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號召。

遺囑指出，要按他“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在家事遺囑中，説明將遺下的書籍、衣物、住宅等留給宋慶齡作為紀念，要求子女們繼承他的革命遺志。在致蘇俄遺書中，闡明他實行三大革命政策，堅持反帝愛國事業的堅定信念，表示“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欣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1929年，遺體由北京移葬南京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

（概述圖片以及孫中山生平圖冊部分照片來源於 ^[11]  ）

孫中山制定三民主義學説作為指導思想，旨在建立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國，建立一個自由、平等、博愛的和諧社會，他宣誓要以“博愛”、“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為己任，實現中國和世界文明共享，共同進步，建立一個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造就和諧安康幸福的人類社會。 ^[12] 

孫中山畢生堅持“三民主義”，堅持民族、民主救中國和三民主義救中國的信念與理想。

辛亥革命以“民族”、“民權”、“民生”為核心的“三民主義”理念。

倡導“權能區分”——“人民有權，政府有能”；推行“萬能政府”——“廣興福利，大有為式”。

註釋“人民之權”——政權應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項。

註釋“政府之能”——“立法、行政、司法、考試、監察”五權分立，是為“五權憲法”。

闡明人民行使政權的基本訓練與條件：民權初步，即議事規則。

提出中央與地方的“均權制度”，以縣為單位的“地方自治”。

在政治現代化建設方面，主張漸進主義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説：“軍政時期優先消滅軍閥土匪，應實行軍管。訓政時期優先基礎建設與民權初步訓練，應實行一黨執政。憲政實行之條件是全國半數以上縣市具有選舉罷免地方首長之條件，公民具有發動創制複決之條件，則選舉召開國民大會制訂憲法，還政於民，實行多黨競爭的現代政治制度。”

推行以王道為基礎的區域合作和政治架構：大亞洲主義，以及向國際投資開放的實業計劃。

孫中山以“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為自己的座右銘，強調要“內審中國之情勢，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眾長，益以新創”。孫中山注重學習世界上的先進知識和有益思想成果，並希望結合中國的實際用來改造中國。孫中山十分關注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範圍的傳播，敏鋭地認識到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成立對中國變革的重要影響，毅然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賦予三民主義思想以新的內涵。三大政策是孫中山的重要政治主張，是他倡導的民族民主革命從屢受挫折轉向成功、進而取得顯著成就的正確道路。 ^[13] 

孫中山是個很瞭解世界文化又很瞭解中國文化的偉人。孫中山一生追求的“天下為公”，正是源自儒家經典文獻《禮記·禮運》篇，孔子説：“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孫中山在其《三民主義》中説：“真正的三民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 ^[14-15]  。孫中山既要發展物質文明，又要發揚精神文明；既要傳承舊道德中對今天仍然有用的內涵，又要創造新道德。他重視教育，提倡培養具有知識和崇高人格的新式人才。孫中山以人為本、重視科學、發展新文明的文化觀對中華民族的復興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學術價值。

孫中山認為文化強、民族強、國家強。只有經濟發達，才能解決國民的衣食住行等生活問題。只有民富，文化才能發達，只有科學文化發達，才有國家富強。孫中山又強調，“開發富源不僅僅是為了富有，而更重要的是為了我國人民的滿足和幸福”。所以孫中山一再指出要努力發展教育，提高國民的精神文明。

精神文明，孫中山也稱為“心性文明”，他説物質文明會使人類的生活“安逸繁華”，但它不能促進人類的心性文明，只有使用文字，進行啓蒙教育，才可以“助人類心性文明之發達”。他認為只有物質文明，政治不進步，文化不先進，我們也不能“齊家、治國”。因此他提倡新道德，“文明進化的人類，覺悟起來，發生一種新道德。這種新道德就是有聰明能力的人，應該要替眾人來服務。這種替眾人來服務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

孫中山的新道德觀真正反映了孫中山對人類文明進步的觀照。孫中山認為，新道德則新精神。他説：“救國救民，必要革命。革命須有精神。”所以，孫中山強調，要創建新中國，改造新世界，“必有高尚思想，與強毅能力以為之先”。孫中山提倡的新道德就是要人們立志，為改良國家、實現國家的富強而努力奮鬥。孫中山認為，人生的價值在於奉獻，而不是在爭地位。孫中山將舊道德由對個人私利的追求，改造為對人類、對民族和國家的奉獻和熱愛。他強調，一個人的人生價值在於他有思想，在於有無所畏懼地追求真理的獨立意志，以及有責任為人類為國家作貢獻。所以，他的新道德是對中國舊道德的深刻革命，它改變了“一個人活着究竟是為了什麼、為了誰”這個根本性的人生觀、價值觀的問題，為個人在社會中的努力方向、奮鬥目標和成功、成仁指明瞭方向。

孫中山強調，只有文化才能使一個國家真正的強大，他的文化觀，不僅是中外文化互信、交流的橋樑，也是對中華民族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的導引。他指出，中華民族要有憂患意識，也要有強國富民的奮鬥精神。孫中山用他的行動和言談促進和推動中國各民族的融合、相互依存、統一和發展，構建共同的理想信念，昂揚奮發，和諧共生，用文化來延伸各族人民的中國情懷，實現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世界大同”。 ^[16] 

1917年到1919年，孫中山寫出《建國方略》一書，構想了中國建設的宏偉藍圖，顯示了他對中國發展的卓越見解和強烈期盼 ^[17]  。其中的《實業計劃》共包括六大計劃，第一計劃：開發北部資源，以北方大港為中心，造西北鐵路系統；第二計劃：開發中部資源，以東方大港為中心，整治長江水道；第三計劃：開發南部資源，以南方大港為中心，造西南鐵路系統；第四計劃：鐵路建設計劃，造中央、東南、東北、擴張西北、高原等五大鐵路系統；第五計劃：生活之物質原件工業；第六計劃：礦業。

《實業計劃》主要目標是在10年到20年內，修建相當於紐約港那樣具有世界水平的三大海港（北方大港、東方大港和南方大港）和許多商埠，其中南方大港可選定在廣州，東方大港可選杭州灣或改造上海黃浦江港，北方大港選址在天津塘沽以東灤河口附近；修建長達16萬公里的五大鐵路系統，把沿海、腹地和邊疆聯成一片；修建160萬公里的公路，形成遍佈全國的公路網，並進入青藏高原，來促進商業繁榮；開鑿和整修全國水道和運河，建設三峽大壩，發展內河交通和水利、電力事業等10個大的項目。 ^[17-18] 

由於“無礦業則機器無從成立，如無機器則近代工業……亦無發達”，全面開採煤、鐵、石油、有色金屬等礦藏，生產鋼鐵、石油、機械製造、水泥等各種“工業之糧”成為當世之急。孫中山尤為重視鋼鐵工業，他指出，“今日之鋼鐵世界，欲立國於地球之上，非講求製造不可”，在全國鋼鐵儲量較豐富的海南、四川、雲南等省開辦工廠，對於已建廠的河北、山西、湖北、遼寧等地鋼鐵工業加大投資。對於農業，《實業計劃》要廣泛採用各種現代農業技術，實現農業機械化，移民墾荒，建設邊疆。在此基礎上，發展輕工業，使糧、棉、油、紡織、日用品、印刷、蠶絲、茶等的加工製造業，做到在自給有餘的基礎上外銷出口。

孫中山提出利用外資發展中國實業，應改變閉關主義而為開放主義。他認為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礦產豐富、農業雄厚，但是不能獨立發展，而要與世界各國互相提攜，共同開發。外資必須操之在我，不可授之於外國人，反對外資借投資之名提出損害中國國家權益的附加條件。外資所有者與中國企業聯合，共同開發中國實業。外國人提供機器，並且負擔外國專家們在華的一切支出；中國人提供原料和廉價勞動力，雙方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共贏。孫中山深知中國正需機器來耕作廣袤的農地，開採豐富的礦產，建設無數的工廠和擴建交通運輸網絡。

同時，《實業計劃》也涉及住房等民生問題，孫中山認為要解決當時中國4億人的住房需求，在未來50年內每年要新增居室5000萬套，每年蓋房子100萬間，“為人民預備廉價居室”，家庭用水、電燈、燃氣、電話都需要配備。“中國四萬萬人中，貧者仍居茅屋陋室，北方有居土穴者。而中國上等社會之居室，乃有類於廟宇。”孫中山非常擔憂在住宅方面出現貧富分化，所以“為居室工業計劃，必須謀及全中國之居室”，“一切的居室設計，皆務使居人得其安適”。在孫中山看來住宅是文明的象徵之一，民眾由住房裏得到的幸福感比起吃飯穿衣要多得多。 ^[18] 

孫中山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古代社會的民本思想、大同思想，同時吸取了法國啓蒙思想家的天賦人權學説，吸收了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的思想，形成了他獨有的民主政治觀，他的民主政治思想主要內容是：民主共和思想；人民自治的思想；直接民權（全民政治）的思想；民主憲政五權分立的思想。

1924年孫中山就講：“政治裏頭自由太過，便成了無政府；束縛太過，便成了專制”。五權憲法要起到兩個作用，一個是把自由的力量與維持秩序的力量調和統一起來；一個是打破治人與治於人的階級劃分，實行真正的“民治”。他主張自由與專制這兩個力量平衡起來，不走極端。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就是人民組織起來管理國家的政事。同樣，實現人民當家做主的作用和地位也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工作的核心內容。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作為中國第一個民主主義的憲法性文件,用國家根本法的形式,確認了“主權在民”的原則。《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這在中國國家制度史上是一大創舉，也是孫中山法治與民主相結合思想的集中體現。孫中山認為，要改變這人治的國家，必實行法治才行，而民權是法治的基本條件。所謂民權，就是“用人民來做皇帝，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在《臨時約法》中明確了“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人人可以發表自己的不同意見，並通過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不同形式表達自己的意志。

1906年孫中山在《民報》創刊週年紀念會上講到三民主義時指出：民權主義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民權主義就是人人平等，絕不能以少數人壓多數人，人人有天賦的人權，不能以君主而奴隸臣民。他要求保證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信仰的完全自由權。真正實行“國人同屬於法律範圍之內，而無特殊勢力之可虞。”孫中山堅決反對把民權當作自由的等同物。孫中山的看法，就是在一個團體中，能夠活動，來往自如，便是自由。他説：一個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範圍，才是真自由，如果侵犯他人的範圍，便不是真自由。 ^[19] 

孫中山對科學與技術形成了自己獨到的認識，孫中山曾明確闡述：夫科學者，統系之學也，條理之學也。凡真知特識，必從科學中來也。舍科學而外之所謂知識者，多非真知識也。孫中山稱科學為“統系之學也，條理之學也”，即把科學定義為系統化的知識體系，強調科學的系統性和條理性。“凡真知特識，必從科學中來也”，是指科學具有真理性和實踐性。“舍科學而外之所謂知識者，多非真知識也”，説明科學知識同一般的生活知識經驗的累加不同，而是依據在實踐中所獲得的豐富經驗，運用科學的思維方法梳理、歸納而成的規律而系統的知識。

對科學分類的探討和研究。孫中山的科學觀還體現在他對科學分類問題的研究上。科學分類是研究各門學科關係的一門學問。學科門類越多，越無法進行專門研究。這不單限制一門學科的研究，甚至影響整個科學事業的發展。孫中山在他的大量著作裏，事實上對科學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類別的劃分，例如：《上李鴻章書》涉及語言學、政治學、人文學、算學、地理學、物理學、化學、農學、礦物學、地質學等；《致港督論平治章程》談及文學和法律學；《社會主義之派別與方法》論述到經濟學、統計學；《孫文學説》詳細論述了生理學、醫藥學、衞生學、金融學、文字學、邏輯學等；《公佈考試組織條例》對農業科學的地質學、氣象學、林學等做了詳細的規定。

孫中山曾明確地把科學分為兩大類別，即為自然科學和人事科學。他説：世界之學有二大類，其一曰自然科學，其一曰人事科學。自然科學者，如天算、地文、地質、物理（聲光熱電力學等）、生物（動物、植物二學）、化學是也。人事科學者，如社會學、心理學、倫理學、政治學、法律學、經濟學、歷史學是也。在孫中山的分類中，這些科學學科是當時發展較為成熟的，也是客觀存在的。 ^[20] 

孫中山的“教育救國”思想，把教育放在“立國根本”“振興之道”的位置，強調教育是關係到人才培養和國家強盛的重大問題。鑑於此，孫中山在《致鄭藻如書》中就強調重視教育、重視培養人才，才可以使國家由弱變強。知識的傳播，有賴於教育。縱覽古今，教育與人才培養，國家富強，關係甚大。而忽視教育，將造成國家頹弱的嚴重局面，令孫中山深感痛心，所以他急切地提出要廣設學校，培養人才，因為這是國家富強的必由之路。

孫中山在《上李鴻章書》中，把“人能盡其才”稱為“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的“四事”之一，而要做到“人能盡其才者，在教養之道”也，即人才的培養有賴於教育。孫中山關於“非學無以別其才”“非學無以成其用”，賢才需“有學校以陶冶之”的論斷，認識到教育在人才培養、社會進步、國家建設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孫中山還談到發展教育、培養人才，對國家興旺富強的重要意義：“人既盡其才，則百事俱舉；百事舉矣，則富強不足謀也。

孫中山的科學教育思想在科學文化與人才培養方面的體現。孫中山提出了封建教育制度是對科學文化知識傳播的阻礙的觀點。他指出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內容是由中國曆代聖賢明哲“授受相傳”的“古人的經傳”，今日“科學的知識”遠勝於此，應該把科學知識作為教育的內容。孫中山認為西方物質文明的發達，多源於科學之昌明，要使中國物質文明發達就要學習科學知識。

1924年8月，孫中山以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的名義命令公佈了《大學條例》。該條例的第一條便規定了：大學的旨趣之一，是“灌輸世界日新之學理、技術。”孫中山認為在大學教育中，教育所傳授的應該是最新的科學文化知識，才能使中國的發展進程加快。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主要任務是傳授科學文化基礎知識，作為受教育者，只有很好地掌握了科學文化基礎知識，才有可能進一步學習和掌握科學文化知識的“最新發明”。與此同時，作為大學中的教育工作者要很好的實現傳授“世界日新之學理、技術”這一宗旨，必須密切關注世界科學文化知識教育發展的新潮流，必須不斷地更新自身的知識體系。孫中山的科學教育思想對今日的大學教育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孫中山提出學校應該注重人的生產技能的培養：學校之目的，於讀書、識字、學問、智識外，當注意雙手萬能，力求實用。在孫中山看來，學校教育不僅要傳授科學文化知識，培養受教育者的智力，而且還要進行生產勞動教育，使得受教育者掌握一定的生產勞動技能。孫中山曾多次強調，學校教育應該使學生在“學成之後”能夠“獨立為一國民”，能夠“自食其力”。也就是説，只有科學文化知識與技能兼具的學生才能夠真正“獨立為一國民”。 ^[20] 

孫中山認為享受博愛（即同類相愛）的幸福是一種天賦的人權。他多次強調，凡屬人類一律平等，民眾有享受幸福的權利，這是一種人心所向，不可阻遏。1912年他以大總統名義頒佈了有關保護人民權利和革除社會惡習方面的法律和政令達30多件，就體現了他的這種思想。孫中山説：“人權神聖，豈容弁髦”。這些法令表明，孫中山認為，不論何人，都有被他人作為人來愛憐的權利。

孫中山認為“博愛”又是一種好的道德觀念。人不僅有被同類所愛的一種權利，而且還要看作是一種人生的義務，主張保護人的平等權利和人的尊嚴，要承擔起拯救人類於水火的責任。孫中山説：“博愛”的本質首先在於奉獻，在於為他人“謀幸福”，而社會的理想形態在於“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人類互助互進，天下同謀幸福，因此“博愛”越過親情，普及世間。這樣就不僅使博愛成為一種奮鬥的目標，遠大的理想，而且使博愛成了一種手段，一種切實的精神，它在孫中山的革命生涯和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中發揮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愛”是一種很寬大廣泛的觀念，內涵很多。既可以指親子之愛，又可指友情之愛，也可以指人類之愛。孫中山把愛區分為“私愛”和“公愛”，認為婦人對子女的親子之愛，只是一種私愛，只有博愛才是一種公愛，“非婦人之仁可比”。他對愛的區分並非到此為止，結合他所處的時代，進而把“博愛之謂仁”的“仁”區分為“救世之仁”“救人之仁”“救國之仁”三種，認為救世是宗教家之仁，救人是慈善家之仁，“救國是革命家之仁”。從現實需要與實際效果來看，救國是當時第一位的。在實踐中孫中山懂得了連生存權也沒有的中國民眾所受的苦難，不是宗教可以解脱，醫術可以療治的，只有實行革命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所以，他毅然放棄當傳教士或名醫的理想，而甘做一名四處漂泊的革命家。從救世、救人到救國，正是他思想的昇華，行動的進步，充分體現了這位民主革命家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赤子情懷。

孫中山解釋説：“我國古代若堯舜之情施濟眾，孔丘尚仁，墨翟兼愛，有近似情愛也者，然皆狹義的博愛，其愛不能普及於人人。社會主義之博愛，廣義之博愛也。社會主義為人類謀幸福，普遍普及，地盡五洲，時歷萬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澤惠。”此社會主義之博愛，所以得博愛之精神也。這種博愛的精神則體現在：社會主義消滅貧富之階級，並通過社會的發展，使人人都能得到幸福，所以，他認為“社會主義之國家，一真自由、平等、博愛之境地也”。在他對三民主義的解釋中，稱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主張經過經濟手段來解決人民的疾苦，因此他對實現民生主義理想具有強烈的願望。 ^[12] 

孫中山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也是探索中國軍事現代化道路的先驅。在西方列強的挑戰下，面臨着“新”“舊”“中”“西”的衝突，孫中山選擇了中國軍事現代化的道路。他繼承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又認真研究西方兵法，特別是努力學習近現代軍事思想和蘇聯的建軍經驗。在探索中國軍事現代化道路的鬥爭實踐中，系統地提出了中國現代軍事思想，其中許多精闢論述，在中國軍事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衝破“中體西用”思想的束縛，開闢了中國現代軍事思想的新篇章。

孫中山在青年時代，就強烈地渴望把古老衰敗的舊中國改造成為西方那樣的國家，渴望中國能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1894年，他在《上李鴻章書》中表達的正是這種期望，他主張以西方為楷模，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創建興中會。不久，提出了三民主義的政綱，闡述了自己的戰爭觀。十月革命前，孫中山研究了大量西方軍事理論和戰例。辛亥革命後，孫中山積極學習蘇聯紅軍的成功經驗。孫中山晚年提出的許多軍事思想，所採取的種種軍事變革，都為了建立一支適應現代戰爭需要的能捍衞和發展辛亥革命勝利果實的正規軍隊。

孫中山根據自己對蘇聯革命經驗的體會，下決心辦黃埔軍校，在軍隊中建立黨代表、政治部、黨部三重領導體制，建立起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以保證國民黨對軍隊的領導權，逐步形成了孫中山先生那個時期比較完備的建軍思想。為了適應現代戰爭的需要，孫中山提出了全面建設陸、海、空軍的思想。他特別重視近代海軍的建設。認為“由於世界大勢變遷，國力之興衰強弱，常在海上而不在陸，其海上權力優勢者，其國力常佔優勢。”他明確提出“興船政以擴海軍，使民國海軍與列強並駕齊驅，在世界稱為一等強國”的海軍建設目標。孫中山還認為，隨着近代世界武器裝備的發展進步，國家領空權的問題也日益突出。為保衞中國領空不受侵犯，必須建設空軍。指出“飛行機為近世軍用之最大利器”，應以之裝備中國軍隊，建設一支近代化的航空隊。後來他發出了“航空救國”的號召，要求國人努力發展中國的航空事業。

為了實現建設陸海空軍的目標，孫中山提出了許多措施，發展我國的海軍和空軍。向西方國家購置各種海陸空新式武器，如潛水艇、飛機、坦克等，聘請外國軍事專家來華教練我國海陸空軍學生，派遣青年軍校學生到歐美各國，學習先進的軍事技術，組織考察世界各國軍備建設團，吸取外軍建設的經驗；依照現代化的先進標準，建築軍港、機場和要塞炮台。創建軍事學校，形成培養現代軍事幹部的新搖籃，使中國軍事教育制度發生了質的飛躍，是孫中山對中國近現代軍事史的重大貢獻。黃埔軍校培養了大批適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情、具有現代戰爭思想和國民革命的精神的軍事人才。 ^[21] 

孫中山根據對國際戰略格局的分析為前提，確立軍事外交策略，孫中山的軍事外交實踐是極為艱難的，知其不易而為之，這恰是孫中山的偉大之處。各國無不是以國家自身利益來權衡對孫中山及其所領導的革命之間的外交關係的，孫中山説：“蓋今日國際，惟有勢力強權，不講道德仁義”。孫中山一生倡導世界和平，對外反對侵略戰爭，反對霸權主義。1912年，在《中國國民黨黨綱》中，孫中山將“維護國際和平”定入其中。不僅強調中國將作為一支和平力量為維護世界和平作出貢獻，而且希望通過與其他國家建立友好關係或建立亞洲大同盟的方式在維護地區和平的基礎上團結一切愛好和平的力量來共同維護世界和平。

關於如何恰當地運用武力和外交手段，孫中山主張伐戰與伐交相結合。他認為，企圖通過發動戰爭來達到國家生存和發展目的的思想是十分有害的，國與國之間的矛盾應首先訴諸外交方式加以解決；若外交手段已盡，方可及於戰爭；戰爭結束，復進入外交程序。對於中國所面臨的現實威脅，孫中山認為可用和平手段即用和平手段，必須用強力時即以強力臨之。因此，孫中山重視對歐洲先進科學技術的學習，以振興工業，改良武器，建設強大的軍事力量，但這一力量的對外運用是積極防禦的性質。

孫中山歷來重視輿論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在軍事外交中其對輿論的重視程度，可從他歷次與列強的軍事外交嘗試中體現出來。一方面，因為有着多年海外生涯，孫中山對西方國家體制中輿論的作用頗為了解，因此在軍事外交中非常重視國外媒體的運用。無論是同盟會成立之時，還是國民黨建立之時，孫中山總是及時將革命的主張、建國的理念儘早傳遞給西方民眾，以期得到各國政府政治上和民眾輿論上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也適時運用國內媒體就國內問題所涉及的西方列強種種不端予以批駁，以喚起國內民眾的覺醒、對三民主義的支持，從而對西方列強以及與其勾結在一起的政府造成輿論壓力。 ^[22] 

戊戌維新失敗後，孫中山深感改良主義在中國不可行，於是力倡以暴力推翻清政府以達到政治革命的成功。為此，辛亥革命前的孫中山，以排滿革命為己任，主張通過政治排滿來達到民族革命的目的，建立以漢族為主體的共和國家，達到保國保種之目的。在孫中山看來，“振興中華”、“維持國體”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民族復興必須以國家振興為基礎，而國家振興則要依靠民族革命與民族運動。孫中山反對滿清政權，但並不排斥滿族的平民百姓。他繼承了傳統中國的各民族淡化血緣而種族兼容的觀念，主張把滿洲王室貴族與平民相區別，倡揚民族平等的革命觀，以達到國家與民族的共榮，而不是種族的相互排斥與迫害。 ^[23] 

中華民國建立後，孫中山主張中華民國應當是一個新的、由大中華民族組成的多民族國家。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指出：“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所謂獨立，對於清廷為脱離，對於各省為聯合，蒙古、西藏亦同此。”孫中山還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規定：“中華民國領土為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

孫中山於1919年提出了融合國內各族而成一中華民族的思想，民族革命的目標由五族的平等、共和向一個強大、繁盛的中華民族的積極目標轉化。他説：“中國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團體，沒有民族精神，所以雖有四萬萬人結合成一箇中國，實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最貧弱的國家，處國際中最低下的地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的地位在此時最為危險。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合四萬萬人成一個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我們要挽救這種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義，用民族精神來救國。” ^[23] 

《挽劉道一》 ^[24] 

半壁東南三楚雄，劉郎死去霸圖空。

尚餘遺業艱難甚，誰與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風悲戰馬，神州落日泣哀鴻。

幾時痛飲黃龍酒，橫攬江流一奠公！

這是孫中山唯一流傳下來的完整的詩。詩中祭奠和追思的是萍瀏醴起義烈士劉道一。 ^[25] 

家系歷史(10張)

孫中山祖籍"東莞説"和"紫金説"兩方面的意見。 ^[26] 

右圖為孫中山於1912年就任臨時大總統時與東莞孫氏宗親的合影。

（家系歷史圖冊圖片來源於 ^[27-28]  ）

孫氏祖祠位於中山市南朗鎮左步村，孫中山的祖先就是從這裏搬到翠亨村的，村內歷史建築是中山乃至珠三角地區廣府風格歷史建築的典型代表。實際上，孫中山及其後裔的孫氏族人也曾多次來到左步村祭祖，1912年5月27日，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的孫中山回到香山省親，專程回左步孫氏宗祠謁祖。5月28日，孫中山一行乘坐的船隻抵達左步村，在左步碼頭上岸，經中興裏牌坊閘門進村，與宗親聚會。在左步村的雙壯孫公祠內，仍可看見一些反映孫中山及後人在此謁祖的留影。為紀念此事，左步人還特意在孫氏大宗祠前建造了“孫文謁祖門”。 ^[29] 

孫中山使用過不少名字，多數是為了宣揚革命或擺脱通緝而取的，部分則在於表達人生期望。孫中山還用過陳文、山月、杜嘉偌、公武、帝朱、高達生、吳仲等化名，以及杞憂公子、中原逐鹿士、南洋小學生、南洋一學生等筆名。辛亥革命以後，孫中山不再面臨滿清的追捕，其本人之所有公私檔案均以本名“孫文”署名。

清政府官方文件中，皆在其名字“文”上作文章，加上三點水部首，貶稱其為孫汶。“汶汶”一詞，出自《史記·屈原列傳》：“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註解此文的人，或説“汶汶，猶昏暗不明也”，或説“蒙垢塵也”，或説“玷污也”。

孫中山與宋慶齡(10張)

1925年孫中山病逝後，於北京中央公園社稷壇舉行公祭時，豫軍總司令樊鍾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橫額（闊丈餘，高四、五尺），當中大書“國父”二字，他的唁電挽幛，均稱“國父”，這是孫中山在公開場合被尊稱為“國父”之始。

抗日戰爭中期的1940年3月2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143次會議決議：尊稱本黨總理為中華民國國父，以表尊崇。根據中常會的決議，國民政府以孫中山先生倡導國民革命，手創中華民國，更新政體，永奠邦基，謀世界之大同，求國際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萬世，於同年4月1日明令全國自是日起，尊稱總理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國父。同年5月29日，國民政府又發佈明令，規定在政府公家機關、民眾團體應一律改稱國父，在國民黨黨內稱國父或總理均可，民間已印就之圖書文字，不必強令改易。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則未以官方名義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國的國父為孫中山或其他任何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或中國共產黨在正式的場合或文書上提及孫中山時，通常使用的稱號是“革命的先行者”，從未稱孫中山為國父。

孫中山臨終前十七天，即1925年2月24日，知道自己病已不治，預立了三份遺囑，這三份遺囑是《國事遺囑》、《家事遺囑》、和《致蘇聯遺書》。前兩份遺囑由孫中山口授，汪精衞筆錄。《致蘇聯遺書》則是由孫中山以英語口授，他的蘇聯顧問鮑羅廷等筆錄。孫中山口授遺囑時，在場的宋子文、孫科、孔祥熙、邵元衝、吳敬恆、戴恩賽、何香凝、鄒魯、戴季陶等人都作為證明人在遺囑上籤了字。孫中山本來也要簽字的，但是，因為聽見宋慶齡在鄰室悲泣，他不忍心讓宋慶齡傷心，這天就沒在遺囑上簽字。直到3月11日凌晨一時，他自知在世不久，才在遺囑上補簽上自己的名字。

孫中山《遺囑》的全文是：

孫中山在病危之中，仍念念不忘拯救中國、拯救民眾。當時的中國處於軍閥割據混戰四分五裂狀態，段祺瑞堅持召開“善後會議”，實行軍閥間的重新分贓，使中國繼續處於軍閥割據的分裂局面。孫中山則極力謀求和平統一主張召開有各界民眾代表參加的國民會議，決定國家的統一和建設大計，並廢除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擺脱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束縛，從而建設一個新的中國。孫中山在遺囑中諄諄以此為囑，把希望寄託於“喚起民眾”，表現了他強烈的愛國之心。

孫中山一生奔走革命，真正做到鞠躬盡瘁，他臨終時遺留下的私產，除了衣物書籍外，只有一幢南美華僑贈送給他的上海住宅（即上海香山路7號孫中山故居）。他的《家事遺囑》寫道：

“餘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衣物書籍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餘之兒女，已成長，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餘志。此囑。”

孫中山晚年得到蘇聯的幫助，俄國革命的成功給他很大的鼓舞，他親自制訂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強調“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孫中山臨終前夕，再次把希望寄託於蘇聯，特地口授了《致蘇聯遺書》。這份遺書的中文譯文是：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

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正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衞其自由，從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

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於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為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也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

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取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

謹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孫逸仙（簽字）”

2015年11月8日，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2016年11月12日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孫中山先生誕辰150週年紀念日。為緬懷孫中山先生為民族獨立、社會進步、人民幸福所建立的歷史功勳，學習、繼承和發揚孫中山先生的愛國思想、革命意志和進取精神，鞏固和發展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大團結，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共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最大限度地把全民族的力量凝聚起來，致力於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屆時舉行隆重的紀念活動。 ^[38] 

2016年3月12日是孫中山先生逝世91週年紀念日。當天上午，馬英九以中國國民黨最高從政黨員身份，到台北孫中山紀念館向中山先生銅像獻花致敬 ^[39]  。

2016年11月11日，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週年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主詞條：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大會。 ^[40] 

2020年11月12日，全國政協在北京中山公園中山堂舉行儀式，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4週年。 ^[41] 

2016年10月12日中國人民銀行決定自即日起陸續發行孫中山先生誕辰150週年紀念幣一套。該套紀念幣共3枚，其中金質紀念幣1枚，銀質紀念幣1枚，銅合金紀念幣1枚，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定貨幣。 ^[42] 

2020年8月11日，“上海城市記憶中的孫中山——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95週年文物文獻展”在上海市檔案館（外灘館）開幕。 ^[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