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

“京派”並沒有正式的組織，只是一種名稱的沿用。主要是指新文學中心南移到上海後，30年代繼續活躍在京、津等地的作家羣所形成的一個特定的文學流派，是強調寬大、強調審美、強調民族文化精神重造的純文學流派。

“京派”作家創作的小説就是京派小説，其文風淳樸，貼近底層人民的生活，所顯現的是鄉村中國的文學形態，其統一的審美感情是誠實、從容、寬厚的，為現代小説提供了比較成熟的抒情體和諷刺體樣式。在現實主義的創作中融入浪漫主義的、表現主觀個性的多種藝術手法。代表作是《邊城》《蕭蕭》《長河》《橋》等。

京派的基本風貌、特徵：讚頌純樸、原始的人性美、人情美；揚抒情寫意小説的長處，熔寫實、記“夢”、象徵於一爐；平和、淡遠、雋永的風格；簡約、古樸、活潑、明淨的語言。

與京派相對於的是海派。

京派作家基本由三部分人組成：

一是20年代末語絲社分化留下的偏重講性靈、趣味的作家。

二是新月社留下的或與《新月》月刊關係較密切的一部分作家。

三是清華、北大、燕京等大學的師生，包括一些當時開始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

其中主要的小説作家有汪曾祺、廢名、凌叔華、沈從文、蘆焚、蕭乾等。

“湘西世界”是沈從文理想人生的縮影，而《邊城》則是沈從文“湘西世界”的集中代表。因此，可以説，沈從文不僅把《邊城》看成是一座供奉着人生理想的“希臘小廟”，而且，在這座小廟裏還供奉着他的文學理想。在這座小廟裏，不僅有他崇拜的代表着自然人性的理想人物，也不僅有他嚮往的代表着自然人性的理想生活，而且，還有他追求的代表着自然天性的理想文體。在這些理想人物身上，閃耀着一種神性的光輝，體現着人性中原本就存在的、未被現代文明侵蝕和扭曲的莊嚴、健康、美麗和虔誠。

在《邊城》等描寫湘西生活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該敍事就敍事，該抒情就抒情，散文的筆法和詩歌的意境成為小説的主體，現實與夢幻，人生和自然，就這樣隨着簡單的故事發展而水乳交融地摻和在一起。也許，沈從文正是在這不經意間創造出了自己的理想文體：詩化抒情小説。

廢名（1901年—1967年），原名馮文炳，湖北黃梅人，小説家。曾為語絲社成員，師從周作人的風格，在文學史上被視為京派代表作家。1929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是他的第一本小説集，屬鄉土文學。廢名的代表作有長篇《橋》及《莫須有先生傳》《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等，後兩部更在詩化的追求中透露出對現實荒誕的諷刺。曾任北大中文系教授，是30年代頗具影響的京派作家。

廢名是個名氣很大的作家，但讀他作品的人卻不多，因為他的文章曾被人們認為是第一的難懂，只有周作人和俞平伯是他的知音。他寫的都是大部分人摸不着頭腦的丈二散文，這又使一小部分人越發地想站到板凳上去摸它。廢名承認他在寫作表現手法上是“分明受了中國詩詞的影響，寫小説同唐人寫絕句一樣，不肯浪費語言。”廢名的小説以“散文化”聞名，他將周作人的文藝觀念引至小説領域加以實踐，融西方現代小説技法和中國古典詩文筆調於一爐，文辭簡約幽深，兼具平淡樸訥和生辣奇僻之美。這種獨特的創作風格被譽為“廢名風”，對其後的沈從文等京派作家產生了一定影響，甚至在40年代的汪曾祺身上，也可以找到他的影子。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蘇高郵人，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

所作《大淖記事》獲1981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比較有影響的作品還有《受戒》《異秉》等。所作小説多寫童年、故鄉，寫記憶裏的人和事，在渾樸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現和諧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離外界的喧譁和干擾，精心營構自己的藝術世界。自覺吸收傳統文化，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顯示出沈從文的師承。在小説散文化方面，開風氣之先。 汪曾祺所作的畫，也是他小説中描繪的意境

汪曾祺在中國當代文壇上的貢獻，就在於他對“大文化”“大話語”“大敍事”的解構，在於他對個體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喚，在於他幫助人們發現了就在自己身邊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邊，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氣質和藝術神韻之所以能對讀者產生強大的魅力，就在於他對“凡人小事”的審視，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見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京派小説大都疏離政治，與政治鬥爭保持一定的距離，但看重人生，關注平民性，追求靜穆的藝術境界。

第一，着力描寫淳樸、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如沈從文所描寫的湘西世界人物，都那麼淳厚、真摯、熱情、善良、守信用、 重情義，自己生活水平很低卻那麼慷慨好客，粗獷到帶點野蠻卻又透露出誠實可愛，顯示出一種原始古樸的人性美、人情美。京派作家注重人性美、人情美，還表現在他們喜歡用兒童的視角來寫成人的世界。從凌叔華的《弟弟》《一件喜事》，林徽因的《吉安》《文珍》，到蕭乾的《籬下》、汪曾祺的《戴車匠》，兒童視角的廣泛運用，真切地表現出京派作家的拳拳童心。這既説明他們對美好童年的深情眷戀，也反映了他們對未來人類社會、人性完美的無限嚮往。

第二，京派小説把東方情調的詩情畫意融合在鄉風民俗的從容雋逸的描述中，形成了一種洋溢着古典式的和諧和浪漫性的超越的人間寫實情致。這種鄉土抒情小説，結構上以舒捲自如代替嚴謹拘束，情節上以故事的疏淡代替因果的坐實，它把小説的傳統特徵的一部分讓位給詩和散文的因素，因而削減了小説的史詩力度，卻增添了小説的抒情神韻。

第三，語言上，形成了簡約、古樸、活潑、明淨的語言特色。既能吸收歐美文學語言的長處，又能吸收古典文學語言的營養，出色地運用自己的民族語言。

京派的主要刊物有以下數種：

1930年5月至1930年11月。實際由周作人主編。主要撰稿人有周作人、俞平伯、廢名、馮至、徐玉諾、程鶴西等，是《語絲》的繼續，但減退了戰鬥鋒芒而趨於“沖淡”和“閒適”。《發刊辭》表明態度宗旨：“文藝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於講閒話，玩古董都是料不到的，笑罵由你笑罵，好文章我自為之，不好亦知其醜，如斯而已。”

《大公報·文藝》副刊

1933年9月楊振聲、沈從文接吳宓的手主編之。1935年9月始由沈從文、蕭乾主編。1936年《大公報》亦在上海出刊，由蕭乾一人負主編之職。但即使是在上海，在上面發表文章亦多為北方作家。常供稿的有朱自清、俞平伯、周作人、廢名、凌叔華、何其芳、李廣田、儷尼、陸蠡、蹇先艾、靳以、冰心、老舍、張天翼、沈從文、楊振聲、蕭乾、蘆焚、陳夢家、林庚、馮至、卞之琳、朱光潛、李健吾等。1938年8月停刊。 ^[1] 

《文學季刊》

1934年1月至1935年12月。主編鄭振鐸、章靳以，冰心、朱自清、沉櫻、吳晗、李長之、林庚等人蔘編。辦刊宗旨可概括為：整理舊的，創作新的，評析國內創作，譯介世界文學，“以忠實懇摯的態度為新文學的建設而努力”。(《發刊辭》)該刊是30年代中期最有影響的大型文學刊物之一，十六開大厚本，與上海的《文學》《現代》齊名，該刊作者陣營龐大，創作、理論、譯介都極為宏富。在該刊發表小説的有吳組湘、老舍、巴金、張天翼、葉紫、靳以、冰心、蹇先艾、凌叔華、蘆焚、杜衡、萬迪鶴、王任叔、魯彥、荒煤、歐陽山、蔣牧良、陳白塵、艾蕪、吳奚如、周文、蕭軍、姚雪垠等；發表散文的有何其芳、麗尼、李廣田、豐子愷、沈從文等；發表新詩的有卞之琳、孫毓棠、臧克家、廢名、林庚，此外還有曹禺的劇作，李健吾、朱自清、王淑明的書評，朱光潛的美學譯介，李長之的古典文學批評，鄭振鐸、吳晗的舊文學整理等。

《水星》文學月刊

1934年10月至1935年6月。它實際上是《文學季刊》的一個“副刊”，因為有“同一個菜源，只需一副爐灶，一副人手”，但比《文學季刊》更為偏重京派作家。撰稿人主要有周作人、李健吾、廢名、蹇先艾、沈從文、巴金、鄭振鐸、何其芳、李廣田、卞之琳、蕭乾、蘆焚等，風格淡泊致遠。

《學文》月刊。1934年6月創辦。清華的葉公超主編，聞一多、余上沅參編，雖只出四期，但水準很高。李健吾、季羨林、聞家駟、何其芳等都撰文於此。葉公超的《從印象到評價》、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皆發表於此。

《文學評論》

1934年8月創刊，只出二期，由楊丙辰、李長之主編。主要撰稿人有鄭振鐸、李長之、楊丙辰、季羨林、孫荃等。雜誌目標是：“從文藝創作之根本原理原則，建設文藝美學，以文藝美學的應用，而致力於文藝批評，又以文藝批評的應用，貢獻於文藝教育。”雜誌的立場是：“第一我們願意是健康的；兒嬉是我們所不屑，胡鬧是我們所不肯，消閒是我們所不忍，所以第二，我們願意是嚴肅的；儘管有的刊物是為的‘黨’，為的‘派’，為的‘幫’，但我們認為文學是人類的，所以，第三，我們願意是公正的。”

《文學雜誌》月刊

1937年5月創刊，同年8月停刊，1947年6月復刊，至1948年終刊。由出道不久的朱光潛主編，旨在“振作京派”。八人編委中還有楊振聲、沈從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因等，胡適、常風也出力甚多。本刊堅持“純正文藝”取“自由生髮、自由討論”的原則，主張“多探險，多嘗試，不希望某種特殊趣味或風格成為正統”。朱光潛在創刊號上所發的《我對本刊的希望》幾乎包涵了京派文學觀念的全部主要的觀點：闡述了京派文藝觀中關於文藝與時代、與人生、與政治、與商業的關係，提出建設純正文學的使命和糾正不良文風的責任。刊物前期的主要撰稿者有卞之琳、沈從文、老舍、李健吾、林徽因、周作人、廢名、梁宗岱、蕭乾、何其芳、朱自清、林庚、曹葆華、馮至、蹇先艾、俞平伯、孫毓棠、凌叔華等。

另外，1948年全年的天津《民國日報》副刊“文藝”旨在“以最莊重最熱忱的態度引導中國文藝界”，也算是一份京派刊物。

比較有影響的京派聚會是經常在北京安門裏慈慧殿三號朱光潛家舉辦的“讀詩會”。朱光潛1933年與梁宗岱合住一園子，親自組織發起該“讀詩會”，每月一至兩次，參加的人當中，北大有梁宗岱、馮至、孫大雨、羅念生、周作人、葉公超、廢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等；清華有朱自清、俞平伯、李健吾、林庚、曹葆華等；此外還有冰心、凌叔華、林徽因、周煦良、蕭乾、沉櫻、楊剛、陳世驥、沈從文、張兆和等。他們在一塊論詩、讀詩，並直接促成了《大公報·文藝》副刊的“詩特刊”出版，對濃郁京派氛圍、培養京派文風起了重要作用。

其他的還有如，在北平東總布衚衕梁思成家裏由林徽因組織的“客廳沙龍”、在八道灣周作人的“苦雨齋”以《駱駝草》撰稿者為主的“駱駝同人”聚會、還有在北平中山公園來今雨軒由蕭乾主持的每月一次的《大公報·文藝副刊》約稿會等。

京派的文學創作、評論的作品文集主要有：開明書店出版的朱自清的《背影》、俞平伯的《雜拌兒》、蹇先艾的《城下集》；北新書局出版的周作人的《苦茶隨筆》、朱自清的《剪拂集》；商務印書館印行的沈從文的《湘行散記》、李廣田的《畫廊集》、蕭乾的《籬下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何其芳的《畫夢錄》、麗尼的《鷹之歌》。此外還有廢名的《莫須有先生傳》《橋》、蘆焚的《江湖集》《里門拾記》、劉西渭的《咀華集》、朱光潛《談美?談文學》、艾蕪的《南行記》、曹禺的《日出》等等。

作為一個文學流派存在其他表徵，如文學評獎、作品選輯、同道間互作書序、異類間相互論爭，京派也大量的存在着。1936年林徽因編輯出版了《〈大公報文藝選刊〉小説選》。1936年9月身在上海的蕭乾組織了《大公報》文學獎評選活動。這是一次比較純粹京派文學活動，充分體現了京派的文學主張。據蕭回憶説，因怕左聯作家不屑，所以只邀請了楊振聲、朱自清、朱光潛、葉聖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沈從文、林徽因和武漢的凌叔華作評委，他們大多數是京派的骨幹。最後在1937年5月評出結果，蘆焚的《谷》、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畫夢錄》獲獎。

就文壇論爭，規模較大、影響較深的，除京海論爭外，還有因沈從文1935年8月在《談談上海刊物》一文中批評文壇不能只剩下一些“精緻的對罵”而捲入的“文人相輕”論爭。魯迅再次出手，七論《文人相輕》，肯定了在鬥爭年代裏諷罵的合理性。他説：“在‘私’之中，有的較近於‘公’，在‘罵’之中，有的較近於‘理’”，“在這可憐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生能愛，才能文。”可以説京派不識時務的温柔敦厚、沖和淡雅，因此大為受挫。再就是“反差不多”論爭。這次也是由沈從文因疾憤文壇風氣而挑起的又一次文壇聚訟。他在《作家間需要一個新運動》一文中把當時文壇出現的題材方法“差不多”現象歸結為作家們“記着時代，忘了藝術”，從而引起時代感極強的左翼作家的強烈反彈。為此《大公報·文藝》副刊竟於1937年2月21日發表了“討論差不多運動”專刊，後來朱光潛與茅盾分別從不同的立場捲入。但此時大概由於魯翁既逝，論爭大都缺乏深度，場面亦不復京海對壘時混亂，京派左翼直接二元對立。其深刻的矛盾也終於在解放戰爭時期文藝界爆發的“第三種力量”的論爭中全面展開，左翼以其強大的歷史理性所支撐的自信，對京派作了充滿政治火藥味的階級定性與革命批判。以1947年6月《文藝雜誌》副刊為陣地，這次論爭乃是京派的最後一次掙扎，一線孤懸，竟如縷斯絕，終成遺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