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蕪

艾蕪(3張)

1904年6月20日，艾蕪出生在四川新繁縣清流鎮（現屬成都市新都區）一座竹林流水環抱的農舍裏，並在這裏度過童年、少年時代。 ^[2] 

1921年，17歲的艾蕪步行80餘里，來到成都求學。考入免費的成都四川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因受《新青年》和創造社一些刊物的影響，對蔡元培《勞工神聖》的思想奉為圭臬。 ^[3] 

1925年夏天，艾蕪為逃避包辦婚姻離家南行。這次漂泊，決定了這位“流浪文豪”此後的文學生涯。以後六年間，他徒步到昆明，做過雜役；他流浪緬甸克欽山中當過馬店夥計；他漂泊東南亞異國山野，與下層勞動者（趕馬人、抬滑竿的、鴉片私販以至偷馬賊）朝夕相處。後來，他到緬甸仰光，病倒街頭，為四川省樂至縣人萬慧法師（書法家謝無量的三弟）收留。以後，他當過報社校對、小學教師、報紙副刊編輯。 ^[3] 

1930年冬天，因參加緬甸共產主義小組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活動被捕。1931年春，被押送回國，途經香港、廈門，同年5月到上海。不久，巧遇成都一師同窗好友楊朝熙（即沙汀）。當年11月29日，他與沙汀聯名，由艾蕪執筆，寫信與魯迅先生，請教有關小説題材問題。12月25日，魯迅先生回了信。 ^[3] 

1932年底，他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後即終生從事文學創作活動，開始發表小説。

在上海期間，出版有短篇小説集《南國之夜》《南行記》《山中牧歌》《夜景》和中篇小説《春天》《芭蕉谷》以及散文集《漂泊雜記》等。作品大都反映西南邊疆和緬甸等地下層人民的苦難生活及其自發的反抗鬥爭，開拓了新文學創作的題材領域。他所描寫的傳奇性故事，具有特異性格的人物和邊地迷人的綺麗風光，使作品充溢着抒情氣息和浪漫情調。抗日戰爭爆發後，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桂林分會理事。

1944年由桂林逃難到重慶，寫完著名長篇小説《故鄉》，編輯抗敵協會重慶分會會刊《半月文藝》（附在重慶《大公報》上）計60期。

1946年到陶行知擔任校長的社會大學任教。

1947年夏，國民黨在重慶大捕民主人士，逃到上海。這個時期作品有長篇小説《山野》。解放戰爭時期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説《豐饒的原野》。反映了國統區勞動羣眾的苦難、抗爭和追求。藝術表現上嚴謹沉鬱的現實主義格調，取代了以前抒情浪漫的藝術特色。

1949年後，艾蕪任重慶市文化局長、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全國文聯委員等職，他曾去鞍山、大慶、小涼山等地體驗生活。

1957年有長篇小説《百鍊成鋼》等。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61年到雲南舊地重遊，完成了《南行記續篇》。解放後任四川省文聯名譽主席。

1981年以後，艾蕪以耄耋之年，壯心不已，仍深入大小涼山，重返雲南邊疆，筆耕不輟。發表《春天的霧》《南行記新編》等百餘萬字，直至1992年與世長辭。

艾蕪——作品(4張)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在艱苦的條件下，艾蕪除陸續創作短篇小説外，還寫了多部中篇和長篇小説，作品主要以普通農民、城市苦力、小知識分子的生活為題材，表現了他們的愛國熱情、悲慘遭遇、反抗和追求。

抗戰前期創作的短篇小説《秋收》和《紡車復活的時候》，反映國民黨統治區的軍民關係和農村面貌的變化，在當時頗有影響。1942年前後，艾蕪創作上有比較明顯的變化，長篇小説《豐饒的原野》（1946）、《故鄉》（1947）、《山野》（1948），中篇《鄉愁》（1948）、《一個女人的悲劇》（1949），以及短篇小説《石青嫂子》等作品，仍大都以國民黨統治區的農村生活為題材，較之30年代和抗戰前期的小説，這時期的作品視野更開闊，反映生活的面更廣，藝術表現手法也有提高。民族解放戰爭背景下的社會生活和人們的思想面貌在這些小説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尤其是長篇小説《山野》，圍繞着一個小山村的生活和人物關係，展現了抗戰中錯綜複雜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對農村的階級關係有比較深刻的描繪。《石青嫂子》描寫一個勞動婦女倔強的生活意志和艱辛的生活道路，作品人物性格鮮明，語言樸素洗練，揭露了國民黨政府在農村的罪惡統治，反映了黎明前的濃重黑暗。

艾蕪解放前的作品，大都取材於社會下層的生活。這構成了他創作的一個特色。這樣的創作思想，和他早年的流浪生活有密切關係。他曾經和被壓迫的勞動人民一道受剝削，遭侮辱，因此對於他們，他不是平平靜靜着手描寫，而是儘量抒發自己的愛和恨，痛苦和悲憤；對抬滑竿的、趕馬的、偷馬賊、私煙販子、城市苦力、窮苦農民、普通兵士和小知識分子等所遭受的苦難和不幸，表示了充分的同情和憤慨。他不僅寫出了生活重壓所帶給他們的精神創傷和生活惡習，還發掘出了他們心靈深處的美好品德：善良、純樸、正義感、同情心和自發的反抗；從而使人們從醜惡的黑暗現實中，看見了光明和希望。

艾蕪是最早把西南邊疆地區下層社會的風貌和異國人民在殖民地統治下的生活，帶進現代文學創作中來的作家之一，對於開拓新文學創作的領域作出了貢獻。傳奇性的故事，綺麗的地方色彩，帶有神秘氣氛的邊疆生活和人物，使他的作品具有鮮明的抒情風格和浪漫情調。這是他創作上的又一個特色。艾蕪有較強的藝術概括能力與處理題材的魄力，善於把一個平淡的故事寫得娓娓動聽，以景物和環境，烘托出人物內心的活動，使形象逼真感人。抗戰爆發以後的創作，謹嚴沉鬱的現實主義手法，逐漸取代原先的抒情浪漫的藝術風格。

作品(1張)

《南行記》是艾蕪的處女作，也是他的全部創作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大、最有藝術魅力的作品。同時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具特色的流浪漢小説。郭沫若、茅盾、周揚、胡風、周立波等名家以及各種現代文學史和論著都給予很高的評價。在現代文學史上，艾蕪最先在《南行記》中以綺麗的西南邊塞風光，濃郁的異域情調，寫出了一幕幕人間悲劇，刻畫了“那些在生活重壓下強烈求生的慾望的朦朧反抗的行動”（見《關於小説題材.與魯迅的通信》）。他在描寫那些底層勞動者、流浪漢、少數民族貧苦人民悲慘命運的同時，盡力去挖掘他們身上的真、善、美的品質、“他們性情中的純金”（艾蕪語）。他所塑造的小黑牛、夜白飛、鬼冬哥及野貓子等人物，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獨特的藝術感染力的形象。他的小説被譯成英、俄、日本、朝鮮、德、法等多種文字，深受國外讀者喜愛。艾蕪研究方興未艾，有關艾蕪生平、創作的傳記、專著、論文已有十餘種、百餘篇問世。根據《南行記》改編的電視劇《邊寨人家的歷史》（艾蕪出現在熒屏上，令人倍增親切與敬慕），榮獲“’93中國四川國際電視節”金熊貓獎，深受國內外觀眾的讚賞。

在艾蕪的故鄉的新都區桂湖公園中的飲馬河畔，距學士堰遺蹟不遠的翠竹叢中，人們修建了艾蕪墓。艾蕪墓由紅砂巨石壘成，上端矗立着他的半身青銅塑像。身後的碑文記載着他的生平；胸前的碑面上“艾蕪之墓”四個字，由巴金手書。墓前端有一塊正方形大理石，上部刻着艾蕪的一段座右銘：“人應像一條河一樣，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像河一樣，歌着，唱着，歡樂着，勇敢地走在這條坎坷不平、充滿荊棘的路上。”下部嵌着一束銅質山茶花。座右銘、大理石、山茶花，寄寓着這位南行作家、流浪文豪不平凡的一生。

“中國最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之一。” ^[4]  （魯迅評）

“艾蕪的文學成就輝煌，他的人品也光彩照人。” ^[4]  （馬識途評）

“艾蕪是中國最傑出的作家之一，也是家鄉人民的驕傲。” ^[4]  （巴金評）

“在這時候我們需要讀自己人寫的東西，不僅因為那是用我們自己的語言寫成的，而且因為那裏面閃耀着我們的靈魂，貫串着我們的愛僧。不管是一鱗一爪，不管是新與舊……”（巴金為艾蕪小説集《逃荒》撰寫《後記》）

“我讀過艾蕪的《南行記》，這是一部滿有將來的書。我最喜歡《松嶺上》那篇中的一句名言：‘同情和助力是應該放在年輕的一代身上的。’這句話深切地打動着我，使我始終不能忘記。”（郭沫若評）

作品大都反映西南邊疆和緬甸等地下層人民的苦難生活及其自發的反抗鬥爭，所描寫的傳奇性故事，具有特異性格的人物和邊地迷人的綺麗風光，使作品充溢着抒情氣息和浪漫情調。 ^[5]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現代文學館原館長陳建功評）

艾蕪素有“中國的高爾基”的美稱。他的早期流浪生涯和早期浪漫色彩的小説跟高爾基確有相似之處，甚至兩人的臉相（豐額、大鼻）也不無相似之處。艾蕪的小説《南行記》是他的代表作。可以説，艾蕪是最早把中國西南邊疆地區下層社會的風貌和異國人民在殖民統治下的生活，帶進現代文學創作中來的作家之一，對於開拓新文學創作的領域作出了貢獻。傳奇性的故事，綺麗的地方色彩，帶有神秘氣氛的邊疆生活和人物，使他的作品具有鮮明的抒情風格和浪漫情調。這是他創作上的又一個特色。艾蕪在創作上是非常嚴謹、認真刻苦的人，但他早年寫的滇、緬邊境流浪生活的小説卻富有浪漫氣息；中年以後仍不能忘情於他的第二故鄉，他創作靈感的源泉，是他早年在邊境邂逅的那些心地純潔、情意綿綿、不同於流俗的女郎以及形形色色的邊地流浪漢。於是，他有第二次、第三次南行，寫出了自己新的“南行記”，仍是那樣含情脈脈，詩情畫意。 ^[3]  （華西都市報評）

艾蕪故居(6張)

新都區大力推進歷史名人文化傳承創新工程，持續推進艾蕪文化研究工作。2013年10月，艾蕪故居恢復重建；2014年11月，艾蕪故居正式對外開放，並被成都市政府公佈為首批成都市名人故居保護名錄，成都市首批文化地標；2016年6月，艾蕪研究學會成立，先後出版了《艾蕪故里明珠清流》《艾蕪研究》《艾蕪資訊》等讀物；2018年2月，新都區委編辦核定艾蕪紀念館編制，為艾蕪文化研究工作增添了有效保障。2019年5月，艾蕪紀念館主體建設和布展工作基本完成，併成功舉辦“文化名家看四川——走進新都清流”文化交流活動。截至2019年6月，已累計接待參訪遊客超過40萬人次。2019年，艾蕪紀念館被授予“區級社會科學普及基地”。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