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小説

周作人在20世紀20年代初譯介外國文學作品時，首次運用了“抒情詩的小説”的概念，並指出:“這抒情詩的小説，雖然形式有點特別，但如果具備了文學的特質，也就是真實的小説。內容上必要有悲歡離合。

抒情小説也是現代小説的一種新樣式，是以抒情為基本表達方式和主要風格特徵的小説。其中“自敍傳”抒情小説側重於作家的自我暴露，以及個人私生活和心理的描寫，這是接納日本“私小説”和其他一些外國小説的影響而形成的一體小説，郁達夫是其代表作家。

聲勢浩大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標誌着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人的覺醒。伴隨着這種人的意識的發現，文學革命的先驅者們以人道主義和個性主義精神去革新傳統的文學觀念，提出了“人的文學”的著名命題，推動了直麪人生的新文學的發展。同時，現代小説的開拓者們已經不滿足於傳統小説既成的清規戒律，他們要求創造出新的審美方式來表達日益複雜、瞬息萬變的社會生活和人物心理。因而，“五四”作家多以開放的眼光，容納百川，大大增強了新文學接納外來文化的容量。在短短三五年間，新文學引人了西方几百年來各種文學思潮，如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寫實主義、新浪漫主義、象徵主義、唯美主義和未來主義等。人生派、浪漫派和鄉土寫實派相繼產生，“五四”新文學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流派間的橫向競爭，構成了中國文壇上一個前所未有的小説發展格局。可以説，“五四”時期是中國現代小説意識的覺醒時期，小説美學在這個時候實現了對傳統的突破，中國小説從內容到形式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不但作品的內容具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性質，而且完成了從文言到白話的語言形式的徹底革新，即便在小説的形象塑造和結構形式方面，也完成了從傳統形式到現代形式的轉變。而現代抒情小説正是在這種背離和超越中應運而生。

現代抒情小説開端於“五四”時期，隨着時代的變化，現代抒情小説在各個時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它在20世紀初的啓蒙運動中萌芽，到五四新啓蒙運動獲得了發展，成為一股強勁的潮流，這時抒情小説多表現為感傷的風格，20年代中期，社會革命蓬勃開展，縮小抒情小説的生存空間，它的隊伍急劇分化。其中一部分抒情小説作者，在探索中退向社會邊緣，通過疏遠政治來保持乃至擴大心理自由空間，從而堅持他們的抒情小説的創作道路，到30年代開創了一種田園牧歌型的抒情小説，三四十年之交的特殊環境，由於抒情小説的情感性、情緒化具有反封建的功能再次受到重視，此時抒情小説表現出詩意哲理的風格。現代抒情小説作為一種新興的小説藝術具有獨特的審美特徵：往往以心理情感來組織結構作品；用塑造純情主人公來作為人物特徵；用營造意境來作為抒情方法；在體式多表現為日記體、書信體的第一人稱的敍事方式；語言多表現為獨語、抒情詩化的和散化...

郁達夫的《沉淪》和《春風沉醉的晚上》的創作的鮮明特色：小説有以“零餘者”為代表的抒情主人公，這其實也是對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種自述或宣泄；多寫“時代病”，即“五四”時期青年知識者生理與心理的病態和變態，又並非展示病態，而是發泄對病態社會的不滿與抗議；郁達夫的小説不太拘泥於其情節結構或語言運用的完整程度，他的小説中充溢着作者的才氣、激情極其真切的感傷和憂憤，具有獨特的藝術個性和藝術魅力；此外，有關其小説中病態性慾的描寫，是郁達夫試圖用新的眼光去剖析人的生命和性格中包孕的情慾問題，在當時也帶有向虛偽的封建傳統道德及國人矯飾習氣挑戰的意味。

田山花袋的《棉被》。《棉被》發表於1907年，對日本文學產生巨大影響，是確立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發展方向的作品。田山本人也因此而被承認為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的先驅。小説既無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也無美辭麗句的堆砌，而只有娓娓吐露的作者的情感世界和內心矛盾，被稱為是一部“赤裸裸的、大膽的個人肉慾的懺悔錄”。據田山在《東京三十年》中的自述，當時為應付《新小説》約稿，猶豫萬端，終以其弟子芳子為原型進行創作，心中深感不安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