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淪

《沉淪》講述的是一個留日青年學生，因為追求自由和個性解放，反抗封建專制，曾被學校開除，為社會所不容。他始終渴望真正的愛情和人世間的温情，追求真摯的友情，但受到“弱國子民”的身份拖累，這種熱情一再遭到侮辱和嘲弄，在異國他鄉倍感孤寂和空虛，孤獨自閉的生活加上長期壓抑的青春慾望，使他患上了憂鬱症，鬱鬱寡歡竟至於性格扭曲，最後自暴自棄自甘沉淪，走進了妓院，頹廢而又迷惘，消磨了生命的熱力，毀掉了純潔的性情。在無限的悔愧焦灼和哀怨自傷中，跌入絕望的谷底，最終以21歲的青春年華投海自殺。 ^[4] 

1915年，郁達夫考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現名古屋大學）。1919年畢業後，郁達夫從名古屋前往東京。途中，他以在名古屋讀書四年的生活體驗寫下了作品《沉淪》。 ^[1] 

《沉淪》中，郁達夫把自己幼年經歷和在日本留學經歷藝術地寫進了小説中，但《沉淪》只是有作家自己的生活經歷，而不是作者的自傳。 ^[2] 

作品中主人公在“五四”運動和西方新思潮的感召下已經覺醒，他熱切地渴望恢復其自身價值，渴望着真誠的愛情。但是，在這“文明”的現代社會，特別是他這樣一個身處異國的弱國子民，所有追求都成了不可實現的理想。他的生活處於一種極端矛盾的情況下：自身方面，他內心的情火熊熊燃燒，而現實給他的卻是殘酷的抑制，於是，在一種青春慾望的鼓動下，他竟用病態和變態的行為去滿足自己的慾望，走向了沉淪；在國家這一大的方面，他熱愛祖國，卻眼睜睜看着祖國日益“消沉”，這使他的自尊心與自卑感發生了劇烈的矛盾衝突。他渴望着理解、温暖和同情，還有“從同情而來的愛情”，但他卻無法實現這種愛。在心理上，他才華橫溢，卻受社會歧視；在生理上，他渴望愛情，卻始終未曾找到。他在孤獨和憂鬱中掙扎，以至於進妓院麻醉自己寂寞的心。在“貪惡的苦悶與向善的焦躁”的雙重夾擊下，自卑與自責又構成了他心理上更深刻的矛盾和苦惱。終於，伴着個人理想的徹底破滅，他走向投海自盡的絕路。 ^[6] 

年輕的主人公在異國經歷的一切和飽受的折磨，與祖國民族的命運息息相關，因而在自殺前，他悲憤地大聲疾呼：“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強起來罷！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裏受苦呢！”這段話通常被認為是郁達夫愛國主義思想的最強音，表達了一代青年要求自由解放、渴望祖國富強的心聲。

郁達夫小説中常常出現生活和心靈的三部曲：追求合理的人生——合理追求的幻滅――終至沉淪和自我。《沉淪》是這一情感模式的代表作。主人公對愛與美有着熱烈的追求，其詩意的心境與美好的性情，在醜惡的現實面前撞得頭破血流，最後終至淪陷而自戕。悲憤的情感宣泄和濃重的感傷情緒貫穿小説全篇。

首先，青春躁動的激情無所寄託，浪漫的情懷敵不過現實的壓抑。主人公敏感自尊，而又自卑多疑，內心情感波濤洶湧無法平息，長時間的壓抑造成了他憂鬱而又哀怨自憐的個性。小説用多重筆墨渲染了一個身處異國他鄉的青年愛慕少女的情感波瀾。青春的湧動，愛的渴求，身體的躁動，充分展示了主人公的多愁善感和萬千情思。小説一開始，主人公在田野散步，“他一個人手裏捧了一本六寸長的Wordsworth的詩集，盡在那裏緩緩的獨步。郁達夫一向擅長情景互滲的寫法。大自然的香甜氣息衝擊着主人公空寂的心靈，在飽滿的原野和益然的生命面前，他只有顧影自憐的兩行清淚。

其次，民族歧視和人世冷漠帶來的自卑心理，也加重了主人公的苦悶心理。作為留學生，小説主人公的文化身份是雙重的：一方面他受到五四新思想的影響，有着個性解放的呼求和張揚自我的本能；另一方面，作為弱國子民，身在海外，受盡了歧視和冷眼，心中的苦楚無處訴説，因而發出復仇的呼喊。民族貧弱帶來的自卑心理加重了青春期的精神壓抑和性苦悶，而生與愛的苦悶外化出來，又強化了他對現實的認識和理解。由民族貧窮落後到個人飽受欺辱，由對愛的渴求到異性的輕視，由性的壓抑與苦悶到對自我的放縱，由自我的棄絕到對民族自強的渴望，這是郁達夫在留學日本時所體驗到的心路歷程，也是《沉淪》的情感主線。憂鬱症、壓抑的情慾和民族主義纏繞在一起，成為國族悲劇的隱喻。五四大時代的壯懷激烈都成了生命的背影，轟轟烈烈的個性解放退潮的餘波，把這些覺醒的靈魂拋擲在人生的沙灘上，如何回到新文化運動展開的現代性之途，很多人都沒有答案。郁達夫的感傷和思索是他個人的，也是那個時代的。

《沉淪》的現代性焦慮體現在兩個方面，個人的和民族的。當然，也是時代的和歷史的。貫穿小説始終的個人的精神危機，小説結尾的民族家國表達，有着異曲同工的敍事效應，即個人的失敗與家國危亡的同構性。在這一意義上，《沉淪》突破了個人生命履歷的小格局，突破了時代精神症候的大歷史，在個人和家國之間，在時代和歷史之間，搭起了一座精神的橋樑，留給讀者關於追求現代性的文化倫理反思視角。也許正是在以抵抗為特徵的民族意識上，郁達夫與魯迅殊途同歸。兩個人的民族意識無疑都是在留學期間遭受創傷記憶得以生成和強化的。《沉淪》從大時代家國背景上，勾勒了一個年輕人的悲劇人生；又從精神苦悶和靈肉衝突的視角，描繪了一個現代人的心路歷程。 ^[4] 

《沉淪》的獨特之處在於它藝術表現上的“露骨的真率”，它赤裸裸地披露了青年人的性苦悶以及由苦悶壓抑導致的性變態，這就深深地觸痛了道學家虛偽矯飾，忸怩作態的心靈、在封建性道德觀念還佔統治地位的五四時期，這樣做是需要勇氣與膽量的。

《沉淪》在藝術上開現代浪漫抒情小説之先河。這類小説對奇異怪誕的神鬼故事、鮮血淋漓的現實人生似乎並無多大興趣，而熱衷於表現作家的主觀情緒，並以這種心理流程來結構小説。由於作者是完全順着自己情緒的流動來寫的，所以情節結構的處理就顯得鬆散、無序甚至有點雜亂，在那裏，情節發展的邏輯讓位於情緒流動的規律，從而完成小説主人公由憂鬱到頹唐，由頹唐到墮落、再由墮落到毀滅的精神旅程。 ^[8] 

從藝術的角度來看《沉淪》，其開創性是不容忽視的。自《沉淪》始，直抒胸臆便成為郁達夫寫小説最常用的手法。在表現主人公所經歷的日常生活情景時，他往往以充滿激烈情緒的筆調信筆而書，於事件的敍述中作坦率的自我解剖，甚至用長篇獨白的形式去直接撥動讀者的心絃。這類小説與“五四”退潮後青年一代普遍存在的精神失落與婚戀、經濟苦悶相呼應，便造成了當時的“郁達夫熱”。

《沉淪》問世後，一大批青年作家自覺地追蹤郁達夫的風格寫作自敍傳抒情小説，如創造社的張資平、周全平、倪貽德、陶晶孫、葉靈鳳、白採、馮沅君，淺草社的林如稷、陳翔鶴、陳煒謨，文學研究會的王以仁等人，他們構成了一個自敍傳抒情小説的作家羣體。 ^[9] 

1998年，名古屋大學在豐田講堂前，為郁達夫和他的小説《沉淪》樹立了一塊郁達夫文學碑。文學碑以福建廈門產的花崗石造成，碑面一側嵌有穿學生服戴學生帽的郁達夫鑄像，鑄像下刻有“郁達夫”三字。碑面另一側刻有“沉淪”兩個大字。 ^[1] 

近現代作家黎錦明：“今日青年在革命上所生的巨大的反抗性，可以説是從《沉淪》中那苦悶到了極端的反應所生的。雖然一部《沉淪》並不是記述關於性的問題、革命心理的文字，然而那真情實感的啓示，比《吶喊》那較鮮明的激動，尤其來得深遠。” ^[6] 

《沉淪》以“驚人的取材和大膽的描寫”震動了文壇，影響一時。小説真實地剖析和刻畫了“五四”落潮後，一個留日青年學生在異邦眼看現實的罪惡，不忍受辱，思鄉思親而又無法解脱的苦悶。作品中雖有某些不健康的描寫和傷感的情調，但基調是對封建道德倫理的揭露和鞭答。小説表現的知識青年苦於無出路的複雜精神狀態是屬於那個時代的，有相當的典型性，因而發表後引起了廣大青年知識分子情感上的強烈共鳴。衞道者視之，大為惱火，説它是不道德的小説，足以敗壞世俗人心。兩種對立的意見，有過激烈的交鋒。 ^[3] 

郁達夫（1896—1945），本名鬱文，字達夫，浙江富陽人，現代作家、詩人，革命烈士。1913年赴日本留學，1914年考入日本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醫科部，1917年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1921年與郭沫若、成仿吾等組織文學團體“創造社”，並開始小説創作，同年出版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短篇小説集《沉淪》。1922年獲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學士學位，歸國後先後在安慶法政專校、北京大學、武昌師範大學、廣州中山大學等學校任教。1926年起主持創造社的出板工作，1928年加入“太陽社”，在魯迅支持下主編《大眾文藝》，1930年與魯迅等人發起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3年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抗日戰爭爆發後，任《福建民報》副刊主編、“福州文化界救亡協會”理事長，主編《救亡文藝》。1938年3月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大會上當選為常務理事，同年前往新加坡任《星洲日報》主筆，從事抗日宣傳工作，曾任星洲華僑文化界戰時工作團團長、新加坡華僑抗敵動員總會執行委員、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1945年因漢奸告密被日軍逮捕，同年8月29日被秘密殺害於蘇門答臘叢林。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