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毓棠

1911年4月9日出生於天津。1930年8月肄業於天津南開大學。1933年8月畢業於北平清華大學歷史系。此後，在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任史地系講師。

1935年8月東渡日本，1937年7月肄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大學院。歸國後歷任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師範學院史地系教員、專任講師、副教授，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教授等職務。1945年8月應英國文化委員會之聘，與陳寅恪、洪謙、邵循正、沈有鼎等聯袂赴英，任牛津大學皇后學院客座研究員。1947年8月赴美，先後任中國出席聯合國代表團社經理事會專門助理、美國哈佛大學客座研究員。1948年8月歸國後，仍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1952年8月起任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1959年1月起轉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後改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任研究員至去世。其間（1981－1982年）曾先後兼任美國德克薩斯州立大學和美國華盛頓威爾遜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

1985年9月5日在北京逝世。 ^[1] 

孫毓棠自30年代起，長期從事歷史科學的教育和研究。他最重要的貢獻在中國經濟史，特別是中國近代經濟史方面。他編輯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是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中較早出版的一種，在國內外產生過很大影響。全書凡九十萬字，彙集了鴉片戰爭到中日甲午戰爭期間有關中國新式工業基本情況的資料，徵引中外檔案、報刊、私人著述不下三百種。他還發表了一系列有關中國近代經濟史的論文，對中國近代工業的興起、工業無產階級的產生，以及19世紀帝國主義在工業、鐵路、銀行、借款等方面的對華侵略等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問題進行了開拓性的研究，其中重要的篇章已結成《抗戈集》一書。

在40年代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經濟論叢》一書，以及此後陸續發表的《漢代的財政》《戰國秦漢時代的紡織業》《關於北宋賦役制度的幾個問題》《清代的丁口記錄及其調查制度》等論文，反映了他在中國古代經濟史方面的深厚造詣。孫毓棠還注重對外關係史的研究，他的學士論文便是《中俄北京條約及其背景》。他對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在某種意義上也屬於對外關係史的範疇。他又是中國較早留心中非關係史和探討中亞、中東歷史的學者之一。1978年以後，他在歷史研究所籌建並領導了中外關係史研究室（任室主任）和全國性的學術團體－－中外關係史學會（任理事長），為推動中外關係史這個學科的發展作出了努力。1980年以後，他應邀兼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委員、《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副主任，擘劃《中國歷史》的全面工作，並親任秦漢史編寫組主編。

孫毓棠酷愛戲劇和文學，一度致力於新詩創作，在詩歌藝術方面多所探索和追求。他的代表作短詩集《海盜船》和長篇史詩《寶馬》在我國新文學史上也佔有一席之地。孫毓棠的主要詩作已編成《寶馬與漁夫》一書，由台灣業強出版社於1992年10月初版。

孫毓棠曾是一九三十年代著名的現代詩人，雖然在詩壇活躍的日子極為短暫，但他憑着一首長達八百行的史詩《寶馬》，便可在詩壇佔有一席之地，學者陸耀東稱他是後期“新月社”成就最大的詩人。

孫毓棠一九二五年入南開中學就讀，結識已在南開就讀的曹禺，兩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一九二九年孫毓棠考入清華大學，主修歷史；而曹禺則是從南開大學政治系插班到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二年級。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孫毓棠在《新月》月刊第四卷第四期發表新詩《船》《燈》，為新月派詩人之一。這時他結識清華中文系教授詩人聞一多，聞一多對孫毓棠的詩歌創作影響頗大。一九三三年孫毓棠在清華大學歷史系畢業後，曾在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史地系任教。一九三五年八月留學日本，在東京帝國大學歷史學部攻讀中國古代史，一九三七年七月肄業於該校文學部。

一九三七年春，東京的部分中國留學生組成“中華留日戲劇協會”，準備排演曹禺的《日出》，但是缺少扮演“陳白露”這個角色的演員。留日學生中的林一屏與鳳子（封季壬）是復旦大學的同學，他知道鳳子演過“陳白露”，便代表協會來函邀鳳子赴日參加演出。而就在這次演出中，鳳子認識了孫毓棠。據孫毓棠晚年與友人追述往事：最初似乎是鳳子採取主動，常藉機接近他。他雖然眩於她的亮麗和嫵媚，但並沒有一見鍾情的悸動。不過幾經接觸後，他們還是雙雙落入了情網。鳳子是個活潑外向，生活比較浪漫的女子。孫毓棠曾耳聞許多有關她的緋聞，而且也逐漸知道她熱衷政治，是“左聯”的外圍分子，而當時孫毓棠專注於學問，並無意介入政爭的漩渦中。雖然如此，年輕的詩人仍抱持着愛情至上的信念，接納了鳳子，並於一九三七年的下半年，與鳳子在南京悄悄地結為連理。

抗戰初期，孫毓棠輾轉於上海、武漢、桂林等地，最後撤退到了昆明。初在雲南大學教書，當時也在雲大的施蟄存説：“一九三八年，鳳子也和她的新婚夫婿孫毓棠來到昆明。他倆在雲南大學附近租了三間民房。中間是客廳，東西二間作卧室，鳳子和孫毓棠住在東間，西間讓給獨身的王以中。吳晗也在雲南大學，我和他同住在一個宿舍。孫毓棠搬來之後，吳晗就常去他家打橋牌，每星期總有三四個晚上。有時我也去參加。”孫毓棠後來轉至西南聯大專任講師、副教授。此時期，孫毓棠寫了不少詩歌和文藝作品，分別發表在昆明的《中央日報》副刊及《今日評論》上。

孫毓棠著述(4張)

在昆明的初期，孫毓棠和鳳子的生活尚稱美滿。但沉寂的山城生活，逐漸使愛熱鬧和掌聲的鳳子感到難耐。為了滿足她的精神生活，孫毓棠也曾嘗試為她撰寫劇本，鼓勵她在舞台上露臉。鳳子加入昆明“聯大劇社”後，曾演出由陳銓導演的《祖國》一劇，轟動一時，這齣戲的舞台設計全出自聞一多之手，孫毓棠則擔任舞台監督。

不久為了慶祝戲劇節，孫毓棠等人又商請曹禺由重慶到昆明，導演《原野》一劇。從一九三九年八月十四日起，由鳳子主演的《原野》在昆明正式公演。公演的門票很快搶購一空，儘管開場的頭幾天，每天都是大雨滂沱，但仍然天天爆滿。《原野》演到九月三日，共演了九天。但各界觀眾紛紛來信要求繼續演下去。又連續演了七天，在觀眾強烈要求下，又續演了兩天，場場滿座。這次演出的盛況“在雲南話劇運動史上可算是破天荒的第一次”。鳳子在這次演出中扮演的“金子”獲得空前成功。

學者王次澄説：“當曹禺回返重慶時，鳳子意欲隨往發展其舞台生命，孫毓棠為了成就她的才華，竟然欣然同意了……不料此一別離，似乎就註定了兩人未來分手的命運。鳳子到重慶後，有了更多演出的機會，而且進入了電影界，聲名如日中天。然而隨之而來的是：她與曹禺間的緋聞不斷地傳到孫毓棠的耳裏……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戰勝利之後，他們在平和無爭的情況下，正式辦理離婚手續。”

從那時起，孫毓棠不再寫詩了，當時有人説：“詩人的歌喉瘖啞了。”我們無法確知詩人封筆的真正原因，但愛情的創痛必不無影響。據孫毓棠晚年追憶：與鳳子分手後，他的感情世界是灰暗的，直到十年之後（一九五二年三月）與王務灼女士結合，它才重現光與熱。王務灼一九五一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經濟系，大學時代曾修過孫毓棠的“中國經濟史”，對老師的學識和風範十分仰慕，經過平淡卻真摯的交往後，她終於以身相許，雖然孫毓棠大她有十六歲之多。後來他們的婚姻卻十分美滿，患難與共，老而彌篤。

詩人終究成為著名的歷史學者了，但他對於“文學”還有他的“苦戀”。在生命臨終時，他拒絕了弟子要為他編輯史學文集的請求，卻囑託為他編一本詩集。他特別告訴了他曾用過“唐魚”這個筆名（這是“毓棠”顛倒過來的諧音）發表詩作，可見他對自稱是“半個文學家”的封號還是鍾情無悔。一九九二年弟子為他編輯的詩集《寶馬與漁夫》，終於出版了，但那已是詩人故去的第七個年頭了。詩人寂寞，千古如斯！ ^[2] 

孫毓棠自30年代起，長期從事歷史科學的教育和研究，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他最重要的貢獻在中國經濟史，特別是中國近代經濟史領域。

孫毓棠編輯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是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中較早出版的一種，在國內外產生過很大影響。全書凡九十萬字，一點一滴地彙集了鴉片戰爭到中日甲午戰爭期間有關中國新式工業基本情況的資料，徵引中外檔案、報刊、私人著述不下三百種。其中包括卷帙浩繁的《北華捷報》《英國駐華各口岸領事商務報告》《海關貿易報告》《教會新報》《申報》等等，凡當時國內能夠找到的有關資料，哪怕是臨時散發的小冊子和文件，也都在收輯之列。

值得強調的是，孫毓棠在編輯這部資料集時，並未滿足於資料的檢出，而是寓研究於整理之中。經他仔細分析、歸納，精心編排，全書綱舉目張，研究者稍加註意便可發現其中的內在聯繫。因此，可以認為，這部資料集（連同後來汪敬虞所編第二集）為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作為《資料》的前言，孫毓棠寫了《十九世紀中國近代工業的興起與工業無產階級的誕生》一文，綜合敍述了中國近代工業的發生過程，有不少獨到的發現和精闢的見解。這些發現、見解與《資料》的內容可謂相得益彰。

除了編輯上述資料集外，孫毓棠還寫下了一系列有關中國近代經濟史的論文，對中國近代工業的興起、工業無產階級的產生，以及19世紀帝國主義在工業、鐵路、銀行、借款等方面的對華侵略等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問題進行了開拓性研究，其中最重要的篇章已經結成《抗戈集》一書。

孫毓棠不僅在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領域內有卓越貢獻，在中國古代經濟史方面也有很深厚的造詣。他在40年代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經濟論叢》一書，以及此後陸續發表的《漢代的財政》《戰國秦漢時期的紡織業》《關於北宋賦役制度的幾個問題》《清代的丁口記錄及其調查制度》等論文都是這方面的明證。尤其是《戰國秦漢時代的紡織業》一文（凡8萬餘字），充分挖掘和利用了文獻資料和當時所能掌握的出土文物，對戰國秦漢時代紡織、染織技術，包括絲織、麻織、葛織、毛織和煉織技術的進步作了十分具體的探討，極盡耙剔梳理之能事，填補了我國古代經濟史研究領域特別是手工業生產史上的一項空白。

早在1949年之前，孫毓棠已經認識到歷代文化盛衰嬗替的原因深植於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之中，因而在治史的過程中特別注意各種社會經濟現像，並開始探索其本質和規律。解放後，他接受了馬列主義，對經濟史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堅持認為，在歷史科學裏，沒有也不可能有純經濟史。經濟與歷史發展本是同一個整體。所謂經濟史的研究，不過是從人類經濟活動發展的角度（有別於政治、軍事、文化諸角度）去闡述歷史。只有承認純經濟史並不存在，更不存在脱離政治的經濟史，經濟史的研究才有意義。

雖然孫毓棠治學的重點在中國經濟史領域，且如一般所認為的那樣在斷代史方面尤精於秦漢史。但是孫毓棠追求的是一種融古今中外於一爐的境界。他決不將自己侷限於某一斷代史或某一專史。在他看來，只有將每一項專題研究同時置於縱的和橫的聯繫之中，才有可能窮其底藴；而只有儘可能多角度、大跨度的考察，才有可能使死的史料變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歷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孫毓棠常説：一個具有歷史實在感的人才稱得上是一個歷史學家。

事實上，孫毓棠興趣至廣，文、史、哲無不涉獵。由於他生平謹慎，不肯輕易發表自己的見解，所以留給我們的不是很多。但僅就中國史研究的成果而言，已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民族、中外關係各個方面。其中，如《西漢的兵制》《東漢兵制的演變》等篇雖發表於30年代，但迄今尚為人稱道。

孫毓棠去世後，他的學術論文，除已收入《抗戈集》者外，已被彙集成《孫毓棠學術論文集》一書，由中華書局於1995年出版。

論着之外，孫毓棠曾參加標點中華書局出版的《二十四史》中的《後漢書》和《清史稿》。並與人合作標點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一書（亦由中華書局出版）。

1978年以後，他在歷史研究所籌建並領導了中外關係史研究室和全國性的學術團體──中外關係史學會（任理事長），為推動中外關係史這個學科的發展作出了努力。1980年以後，他應邀兼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委員、《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副主任，擘劃《中國歷史》的全面工作，並親任秦漢史編寫組主編。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