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潛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10月14日，朱光潛出生於安徽樅陽縣麒麟鎮岱鰲村朱家老屋。父親朱子香，是鄉村私塾先生，頗有學識。朱光潛少年在父親的督促下讀私塾。

民國元年（1912年），朱光潛進入孔城高等小學讀書，由於底子好，僅讀了一學期就升入赫赫有名的桐城中學，時年15歲。 ^[11]  畢業後，朱光潛回家鄉當了半年的小學老師，不久考入武昌高等師範，經選拔，民國七年（1918年）考取了北洋政府教育部派送生，入讀香港大學。其間，他如飢似渴地學習英文和科學， ^[6]  大量閲讀西方經典書籍，奠定了堅實的知識基礎。 ^[5] 

民國八年（1919年），入香港大學後不久，國內爆發五四運動，朱光潛由《新青年》雜誌看到胡適提倡白話文的文章，深受震撼，毅然放棄古文和文言，改寫白話文，後用白話文發表美學處女作《無言之美》。 ^[4] 

民國十年（1921年），朱光潛發表了白話處女作《福魯德的隱意識説與心理分析》，隨後又發表《行為派心理學之概略及其批評》《進化論證》等讀書心得，初步形成自己對治學和學術研究活動的看法。 ^[13] 

民國十一年（1922年），朱光潛在《怎樣改造學術界》中，倡導培養“愛真理的精神”“科學的批評精神”“創造精神”和“實證精神”。這些觀點一直影響着他漫長的學術道路。 ^[54] 

民國十二年（1923年），朱光潛於港大畢業，經同班好友高覺敷介紹，朱光潛結識了吳淞中國公學校長張東蓀，到上海當了英文教師，兼任校刊《旬刊》的主編，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任編輯助手，當年只有二十六歲。學校因江浙戰爭停辦後，他便跑去春暉中學，結交了朱自清、豐子愷等人。 ^[10] 

民國十三年（1924年），朱光潛由朋友夏丏尊介紹到浙江上虞白馬湖春暉中學教英文，不久匡互生不滿春暉中學校長的專制作風，建議改革未被採納，遂辭去教務主任職。朱光潛同情他，一起斷然離開春暉中學赴上海謀生。後夏丏尊、章錫琛、豐子愷、周為羣等也陸續離開春暉中學趕到上海。加上上海方面的葉聖陶、胡愈之、周予同、陳之佛、劉大白、夏衍等，成立了一個立達學會，在江灣辦了一所立達學園。按匡互生的意見，朱光潛草擬了開辦宗旨，提出教育獨立自由的口號，矛頭直指北洋政府的專制教育。他們還籌辦了開明書店（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前身）和《一般》雜誌（後改名《中學生》）。 ^[6] 

民國十四年（1925年），立達學園辦起後，朱光潛考取安徽官費留英，同年夏入英國愛丁堡大學文學院，選修英國文學、哲學、心理學、歐洲古代史和藝術史。 ^[55] 

民國十八年（1929年），朱光潛拿到文學碩士後，轉入倫敦大學，大部分時間都在大英博物館裏看書。 ^[10]  同時又在法國巴黎大學註冊聽講，對巴黎大學文學院長德拉庫瓦講授的《藝術心理學》甚感興趣，並受其啓發起念寫《文藝心理學》，到法國巴黎大學拿了個博士學位。 ^[10]  後離開英國轉入萊茵河畔歌德的母校斯特拉斯堡大學，完成《悲劇心理學》。英法留學8年中，朱光潛先後獲英國文學碩士和法國國家博士學位。 ^[10]  但由於官費經常不發，經濟拮据，他只得邊聽課、邊閲讀、邊寫作，靠稿費維持生活。 ^[6] 

朱光潛先後替開明書店的《一般》和後來的《中學生》寫稿，曾輯成《給青年十二封信》出版。該書反映了當時一般青年小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況，暢銷全國，影響很大。從此他和廣大青年結緣。接着《文藝心理學》及其縮寫本《談美》、譯著克羅齊的《美學原理》、總結自己對變態心理學的認識的《變態心理學派別》（開明書店）和《變態心理學》（商務印書館）陸續問世，《詩論》寫出初稿，還在羅素的影響下寫過一部敍述符號邏輯派別的書（稿交商務印書館，抗日戰爭中遭焚燬）。這些書文筆優美精煉，資料翔實可靠，説理明晰透徹，見解獨到精闢，蜚聲海內外學術界。 ^[6] 

回國前，朱光潛經高師同班好友徐中舒介紹給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胡適，委聘北大西語系教授，除講授西方名著選讀和文學批評史外，還在北大中文系和清華大學中文系研究班開過《文藝心理學》和《詩論》，後又應留法老友徐悲鴻之約到中央藝術學院講了一年《文藝心理學》。當時正逢“京派”（多是文藝界舊知識分子）和“海派”（主要指“左聯”）對壘。朱光潛由胡適約到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京派“新月”時期最盛，詩人徐志摩死於飛機失事後日漸衰落。胡適、楊振聲等人想重振京派，由朱光潛、楊振聲、沈從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因等人組成編委會，籌辦《文學雜誌》（月刊，商務印書館出版）。朱光潛任主編。朱自清、聞一多、馮至、李廣田、何其芳、卞之琳等經常為雜誌撰稿。雜誌於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5月創刊，至8月，出了4期，是當時最暢銷的一種文藝刊物。 ^[6]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朱光潛應四川大學代理校長張頤約請任川大文學院長。 ^[10]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秋，國民黨二陳系派程天放接替張頤任校長，企圖推行黨化教育。朱光潛為了維護學府的尊嚴，捍衞教育自由和學術獨立，堅決反對易長。他主持全校教師大會，號召罷教，教師們紛紛響應，大家公推他草擬抗議電文和罷教宣言。“易長風潮”轟動一時，但迫於壓力，以妥協告終：一方面不拒認程天放任校長，一方面不許程天放動全校人事。這場鬥爭得到中國共產黨的支持，沙汀和周文把消息傳到延安，周揚立即通過他倆轉信約朱光潛去延安參觀，朱光潛回信欲去。這時陳立夫邀他去重慶晤談，又通過他的一些留歐好友勸阻，再由王星拱和陳西瀅幾位舊友把他拉到武漢大學任教，延安之行落空。晚年朱光潛回憶此事，認為延安之行未果是因自己“當時根本沒有革命的意志”，是“一次慘痛的教訓”。 ^[6]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武漢大學校內湘皖兩派內訌，遂以朱光潛出任教務長來調和，因為他是皖人而和湘派較友好。按國民黨規矩，學校“長字號”人物都須參加國民黨，朱光潛名義上被拉入國民黨（後掛名三青團中委和國民黨常務監委）。並讓他在國民黨的《中央週刊》上經常寫稿。雖然如此，他並不屈從任何政治偏見，説詩、論文、談修養，後來集成兩本書《談文學》《談修養》。 ^[56] 

從民國三十年（1941年）至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國民政府教育部、中央黨部每次密令武漢大學監視一批點名的“奸匪”和“奸匪嫌疑”學生的行動，強制一批學生離校。身為教務長的朱光潛與校長王星拱、訓導長趙師梅一面應付教育部，一面向學生通氣，提醒他們行動謹慎，維護他們到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夏天畢業安全離校。 ^[6]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朱光潛不願去安徽大學當校長，仍回北京大學文學院，任代理院長。受與地下黨有聯繫的化學家袁翰青影響，他的政治觀點逐漸明朗化，開始同情並支持民主運動。 ^[6]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6月29日，朱光潛與北平各院校教授104人聯名發表宣言《抗議轟炸開封》。10月，他與鄭華熾、陳發鬆等17名教授聯名寫信給蔣介石及行政院長翁文灝，呼籲“解除人為的經濟痛苦與不平”，並宣言“停教”。11月4日，他與北平各院校47名教授聯名發表《我們對於政府壓迫民盟的看法》的抗議書，抗議國民政府用所謂“處置後方共產黨臨時辦法”強行解散民盟。 ^[56] 

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國民政府派專機接“知名人士”去台灣，名單上胡適居首，朱光潛列名第三。 ^[10]  這時袁翰青教授受地下黨的重託，挽留他熟悉的“文化人”不要離開北平。朱光潛毅然決定留下。

朱光潛(7張)

建國初思想改造階段，朱光潛是重點對象，受到很多教育。常有機會參觀訪問全國各地，經比較新舊中國，他心悦誠服地認識到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 ^[46] 

在年近60歲時，朱光潛還擠出時間攻讀俄文，並達到能閲讀和翻譯的程度。他曾精選幾本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來摸索，譯文看不懂時就對照英、法、德、俄4種文字的版本去琢磨原文的準確含義，對中譯文的錯誤或欠妥處作了筆記，後寫了“建議的校改譯文”。 ^[45]  同時他驚訝地發現不少參加美學論爭的人並未弄通馬克思主義，由於資料的貧乏，對哲學史、心理學、人類學和社會學之類與美學密切相關的科學，有時甚至缺乏常識。因此他立志翻譯一些重要資料，此後20多年他陸續譯出柏拉圖的《文藝對話集》、萊辛的《拉奧孔》、袁克曼輯的《歌德談話錄》、黑格爾的《美學》3卷、維柯的《新科學》等。 ^[46] 

1957年，全國開始了美學大討論。朱光潛積極投入到這場原本起自對他過去的美學思想“批判”的論爭，既不隱瞞或迴避自己過去的美學觀點，也不輕易接納他認為不正確的批判，客觀上他帶動了大家不斷前進，促進了美學研究空前普遍地蓬勃發展。這次討論發表的文章輯成6冊《美學問題討論集》、朱光潛發表的論爭文章另輯成《美學批判論文集》，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這次討論促使朱光潛認真鑽研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45] 

1962年，朱光潛受邀到中央黨校講授美學史。同年，文科教材會議決定大專院校文科逐步開設美學課，並指定朱光潛編寫教材。 ^[6] 

1963年，《西方美學史》這部傾注他多年研究成果、全面系統闡述西方美學思想發展的專著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它代表了迄今為止中國對西方美學研究的水平，推動了中國美學教育和研究工作。 ^[6]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朱光潛被關進牛棚，儘管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從未動搖過對黨、對社會主義的信念以及為祖國、為人民服務的決心。他堅持鍛鍊身體，時刻準備重新拿起筆。 ^[6] 

1976年“四人幫”垮台後，朱光潛重振精神，老當益壯，積極翻譯名著、撰寫文稿、先後出版了《談美書簡》和《美學拾穗集》，還指導研究生，在學術研究和教育領域馳騁不懈，成就蜚然。 ^[6] 

1980年5月，在昆明召開的中華全國第一屆美學會議上，他被一致推選為中國美學會會長。 ^[6] 

1983年3月，朱光潛以八十六歲高齡，應邀赴香港中文大學講學，出席“第五屆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同年，北京大學為朱光潛舉辦執教60週年紀念會。 ^[6] 

1984年，香港大學授予朱光潛為該校名譽教授。 ^[6] 

1984年夏，朱光潛由於多年工作過於疲累，患疲勞綜合症，出現腦血栓。1986年，在他逝世的前3天，他神志稍許清醒，趁家人不防，竟艱難地沿梯獨自悄悄向樓上書房爬去，家人發現急來勸阻，他囁嚅地説，要趕在死前把《新科學》的註釋部分完成。同年3月6日，朱光潛在北京病逝，享年89歲。 ^[6] 

朱光潛的美學、文藝學思想以人文主義為核心，結合現代心理學，將現代人文主義心理學的美學思想運用於文學研究，將審美同情與道德同情的質的區分作出揭示，指出審美同情消除主客體之間的界限，“把一瞬間的經驗從生活中孤立出來，主體‘迷失’在客體中”，也就排除了理性的審美同情中的地位。 ^[8] 

朱光潛和梁實秋等人都與當時的主流文化不一致，但他們對西方傳統的借鑑有古今種種的不一。《給青年的十二封信》《文藝心理學》比較系統地表述了這些美學思想，在當時文學青年中影響較大。朱光潛對文學更直接鮮明的態度在《文學雜誌》發刊詞《我對本刊的希望》中表露着，他提倡“自由生髮，自由討論”，“不希望某一種特殊趣味或風格成為‘正統’“，”殊途同歸地替中國新文藝開發出一個泱泱大國“。這是當時一批立足於獨立自由的人文主義立場上的文學家的心聲的集中體現：奉行嚴謹而超脱的風格，強調文學表現人生和怡情悦性的功用，維護文學的獨立自足性。 ^[53] 

統觀朱光潛一生美學思想邏輯演化的軌跡，和黑格爾哲學有着極為深切的關係。從早期美學來説，朱光潛一方面接受了黑格爾“一元主義”代替“二元主義”的觀點；另一方面又覺得唯理哲學太虛玄，畢竟和現實美感有距離。這樣他接受了當時在西方流行的克羅齊直覺説，即黑格爾的唯理論無法架接克羅齊的直覺感性之間的矛盾。抗戰期間（中期），在和馮友蘭討論馮氏《新理學》論戰過程中，朱逐漸感到自己的美學形而上（哲學）和藝術之間的裂痕，這就促使他進一步研究克羅齊及唯心派哲學。結果他發現唯心派打破“二元論”的企圖終歸失敗。但在研究的過程中既發現克羅齊表現説的毛病；又看到黑格爾打消“二元論”的不徹底。從而他開始用黑格爾“思有同一”命題的精神來修正克羅齊的表現説，提出“思想和語言是一致”的主客觀統一命題。 ^[52] 

朱光潛在《悲劇心理學》中給悲劇下了這樣的一個定義：“因此，要給悲劇下一個確切的定義，我們就可以説它是崇高的一種，與其他崇高一樣具有令人生畏而又使人振奮鼓舞的力量；它與其他各類崇高不同之處在於它用憐憫來緩和恐懼。” ^[31]  這個悲劇定義中包含了兩個重要要素，一是亞里士多德的憐憫恐懼；二是悲劇所帶來的崇高感。朱光潛《悲劇心理學》中的悲劇理論的核心，即是悲劇快感理論，其悲劇快感理論並不是朱光潛完全獨創的，是在調和折衷西方几位重要理論家關於悲劇快感的理論基礎上的探索，朱光潛重點分析了悲劇快感的成因：悲劇快感與同情，悲劇快感與憐憫和恐懼，悲劇快感與崇高，分析其中微妙的心理結構。朱光潛在《悲劇心理學》中闢專章闡述了憐憫和恐懼這一古老而有爭議的問題。認為憐憫與恐懼可產生悲劇快感，但朱光潛所説的憐憫和恐懼與希臘時期的是有明顯區別的。因為憐憫是痛感中的同情，是由悲劇激發出來的，由悲劇情境喚起的一種同情。 ^[32] 

關於悲劇所帶來的崇高感。朱光潛從產生的根源及其表現來探討崇高感。從根源上看，朱光潛認為這樣的崇高感與憐憫無關，它激起的情感首先是恐懼，然後是驚奇和讚美。朱光潛認為悲劇帶給我們恐懼的同時還會有一種令人生畏的力量，生畏之後，使我們振奮鼓舞。 ^[32] 

關於悲劇欣賞，朱光潛運用了布洛的“心理距離”説，他認為“心理距離”説提供了一個具有普遍性意義的準則，儘管是形式主義美學的，但在像形式主義那樣強調審美經驗的純粹性的同時，它沒有忽略掉有利或不利產生和維持審美經驗的各種條件。朱光潛認為，在悲劇欣賞過程中，能夠正確調動情感經驗是至關重要的。一方面，人們的情感經驗有助於欣賞悲劇時區分現實與苦難，朱光潛用“心理距離説”將悲劇與現實的苦難很好的區分了出來，掌握好距離再加上主體自身的情感經驗，將兩者有利的結合在一起，對人們欣賞悲劇是有幫助的。另一方面，人們欣賞悲劇的時候會讓自己的情感經驗與悲劇有所重合，但又不會認識到兩者並不相同，畢竟悲劇不是現實，和現實的苦難是有所不同的。朱光潛提出，心理距離是欣賞悲劇的條件，欣賞的主體是我們，所以情感經驗是很重要的。 ^[32] 

在朱光潛的審美經驗理論中，意大利美學家、哲學家克羅齊的“直覺説”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支柱。雖然朱光潛沒有克隆克羅齊的相關理論，但在發展和形成自己的審美經驗理論的過程中，克羅齊的“直覺“理論是其重要的參考內容，以至於在朱光潛認識“審美經驗”的初期，堅信克羅齊所説的“形象的直覺”就構成了審美經驗。在具體論述朱光潛的“直覺”理論之前，需要對克羅齊的“直覺”理論做簡括與總結。朱光潛認為相同的對象可用多種不同的“知”去感知或表孤而最原始最簡單的“知“就是克羅齊所説的直覺，其次是知覺，最後是概念。克羅齊把“知”分為兩種，朱光潛首先是將“知”分為三種，似乎是異質的，實陳卻是殊途同歸。克羅齊所謂的“名理的知覺”就是朱光潛所説的知覺與概念，朱光潛大體上還是在克羅齊的理論架構內展開論述。 ^[34] 

英國心理學家布洛的“心理距離説”讓朱光潛深受後發，他認為：“英國心理學家布洛研究過這個道理，推演了一條原則出來，叫做'心理的距離'，這個原則不僅把從前關於美感經驗的學説都包括無餘，而且對於文藝批評也尋出一個很適用的標準，我們現在把它詳細介紹出來。”於是他吸收布洛“心理距離説”中的合理成分加以改造，把它敲匯在審美經驗與審美活動中。 ^[33] 

同時，朱光潛也贊同德國心理學家立普斯的“移情説”，但是他也進行了創造性的改造，他選取將立普斯的“移情説”與中國古代文論的“天人合一”、“感物緣情”、“賦形比興”等思想貫通聯接，這樣朱光潛的“移情”便有了中國化的色彩，為以後的研究者提供參考和比照的價值與意義。朱光潛將西方的移情理論與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等思想進行比較與互釋的努力，在論述西方“移情説“時列舉了很多中國和自然的實例，使得西方的“移情説”更具有説服力和辯證性。 ^[35] 

朱光潛認為：“學問不只是讀書，而讀書究竟是學問的重要途徑” ^[14]  。朱光潛認為：書籍是人類的精神遺產，是人類文化史上的記程杯。從整個人類文明要進步的角度看，人類文明必須站在已經取得的成就上進一步發展，推陳出新，促進文化更新發展，創造更為燦爛輝煌的文明。從個人發展的角度講，讀書能獲得重要的間接經驗，汲取精神營養，能在相對短的時間裏把過去人辛苦獲得的知識掌握好，有利於促進個人全面發展。指出了寫作與讀書之間的重要關係，閲讀促進寫作。朱光潛也論述了靈感，認為靈感不突如其來卻突如其去，靈感是建立在長期的大量工作基礎上的頓悟，同理，寫作靈感也如此。基於此，朱光潛認為要做到“腹有詩書氣自華”，則每個人都得要有多讀書、好讀書、讀好書的決心和意志。 ^[17] 

讀書不能盲目，朱光潛認為“書是讀不盡的，就讀盡也是無用，許多書沒有一讀的價值。你多讀一本沒有價值的書，便喪失可讀一本有價值的書的時間和精力” ^[15]  。朱光潛提出，讀書要慎加選擇，認為“讀書並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選的精，讀得徹底” ^[16]  。

朱光潛不僅是美學大師，也是寫作大家。受傳統私塾教育的影響，從小便在其父的指導之下學習寫作，初作日記，後學説理文。入桐城中學後，朱光潛接受了系統的“桐城派古文”訓練，倍受國文教員賞識，且以為他“可以接古文一線之傳”。 ^[18]  朱光潛著述等身，説理深入淺出，且文字優美。“文字像行雲流水，自在極了”“這種‘能近取譬’、‘深入淺出’的本領是孟石先生的特長” ^[19]  。朱光潛站在新的高度上，主張“文以證道”的文章學思想。他説：“與其説‘文以載道’，不如説‘因文證道’” ^[20]  。朱光潛“文以證道”的寫作思想是“文”“道”，文道兼顧，不偏不倚。朱光潛認為：一篇好的文章，必須做到文質兼美、文道統一。他説：“文學起於實用，要把自己感知的説給旁人知道；但它超過實用，要找好話説，把話説好，使旁人在話的內容和形式上同時得到愉快” ^[21]  。

朱光潛注重作者的人格品質，“文學是人格的流露。一個文人先須是個人，須有學問和經驗所逐漸鑄就的豐富的精神生活，有了這個基礎，他讓所見所聞所感借文字很本色地流露出來，不裝腔，不作勢，水到渠成，他就鑄就了他的獨到的風格“ ^[22]  。朱光潛認為：“藝術的特徵就是完整” ^[23]  ，在他看來，寫作就一種創造性活動藝術。在整體構思的情況下，寫作主體才能整體全面體會把握寫作對象的特徵，充分感受和體會寫作對象，寫出的東西才會生動，才更會吸引人。“每一個部分的功能、個別的局部是否具有特徵性，取決於他與整體結構的關係是否協調，是否是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 ^[24]  。關於寫作發展的程序，朱光潛從寫作水平高低的角度提出了寫作發展的“四境”説，即痴境、穩境、醇境和化境。

20世紀前期，朱光潛就已經系統地提出了自己的獨特的文學教育主張，並寫下了大量文字介紹和論述自己的文學教育思想，其中《談文學》《我與文學及其他》《詩論》等著作有大量涉及文學及文學教育的論述。朱光潛贊同文學與人生的緊密關係，充分肯定人的審美需求，強調文學的審美功能。朱光潛文學教育理論，不僅在朱光潛時代有重要地位，就指導當下文學教育而言也有重大意義。 ^[26] 

朱光潛認為文學教育核心是培養人純正的文學趣味，他指出：“我認為文學教育第一要事是養成高尚純正的趣味”， ^[27]  “真正的文學教育不在讀過多少書和知道一些文學上的理論和史實” ^[28]  。朱光潛也明確提出，文學最關鍵的是作品，文學教育是培養人對好作品的熱愛，對低劣作品的徹底的厭惡。他説：“能教學生們懂得什麼才是一首好詩或是好小説，能夠使他們培養成對於文學的興趣和熱情，那才是一位好的文學教師。” ^[29] 

朱光潛對中國詩歌的重要價值，體現在他對美學和文學的研究，都將詩作為最重要的前提和基礎，同時又以更具徹底性和超越性的詩歌基礎理論，為中國新詩的歷史變革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參考。新詩欠缺什麼？朱光潛認為：一是修辭未能"立其誠"，二是形式與技巧方面的功夫下得不夠，新詩過於信任"自然流露"了，雖然詩人"確是有話要説"，"也確是很值得説的"，卻不注意詩的"説話"方式，"沒有説好"。 ^[30] 

朱光潛愛詩並且對中國詩歌傳統有非常深刻的理解，所以對新詩的評價，表現出來的不是像一般新詩人那種自我肯定的"溺愛"態度，而是站在詩歌本體的立場，以一個學者和理論家的理性，認真探討存在的問題，尋求解決的方案。實際上，朱光潛不是偏愛古典詩歌，他對新詩的熱愛並不遜於古典詩歌。只不過，他對新詩的熱愛不是"戲台上的自我喝彩"，而是針對新詩的"欠缺"自覺進行詩歌實踐和理論建設。是他組織了探討新詩朗誦、音節等藝術問題的"讀詩會"。 ^[30] 

朱光潛寫作《詩論》的動機在《抗戰版序》中有明確表達：主要是有感於"中國向來有詩話而無詩學"的狀況，"想對於平素用功較多的一種藝術——作一個理論檢討"，通過這個檢討，匯通中西詩學，明辨吸收承繼的可能，補益中國的新詩運動。朱光潛的《詩論》是我國第一部體系化的詩學著作，打破了中外、古今的分立，具有基礎理論的徹底性，同時體現了一個美學家對於詩歌美感經驗的細緻體察。它的突出貢獻在於，以中西會通、高屋建瓴的美學視野，深入論述了詩歌的內質、形式，以及人工與自然的關係，為"舊形式破壞了，新形式還未成立"，過於沉醉於"自然流露"的中國新詩，及時提供了理論上的參考。在朱光潛看來，作為詩歌基礎因素的情趣和意象，並不等於詩歌本身，它們彼此需要通過對方才能獲得超度：情趣既需要意象獲得形象，也需要通過意象獲得"解脱"（或"淨化"）；而意象其"見"出本身便説明並非純客觀存在，它需要情趣才能獲得生命和完整性。正是在"境界"超越經驗的意義上，朱光潛取消了"浪漫"與"古典"，主觀與客觀，"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的人為區別和對立，而強調詩人跨越鴻溝，征服困難的精神，這種精神就是"從感受到回味"的觀照玩索的精神。 ^[30] 

倫理學作為一門以人和人的道德為研究對象的人文學科更應該面向生活、深入生活；只有如此，才能取得真正的學術進步，從而為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質和人生幸福做出貢獻。這涉及做一切學問的一個根本出發點和方法論，朱光潛認為：“我時常想，做學問，做事業，在人生中都只能算是第二樁事。人生第一樁事是生活。……假若為學問為事業而忘卻生活，那種學問事業在人生中便失去真正意義與價值。”如果是這樣，“在個人方面，常使生活單調乏味，在社會方面，常使文化浮淺褊狹。” ^[36]  “我要説的話，都是由體驗我自己的生活，先感到（feel）而後想到（think）的。換句話説，我的理都是由我的情產生出來的，我的思想是從心出發而後經過腦加以整理的。” ^[37]  “學術思想是天下公物，須得流佈人間，以求雅俗共賞。”朱光潛説的雖然是做一切學問和生活的關係，但這種對待生活與學問的態度，卻不僅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而且也符合當下國家所提倡的學術研究要“貼近生活、貼近民眾、貼近實踐”的方針。朱光潛的生活先於學問或者説生活是學問的基礎的思想對於我們從事倫理學研究提供了一種重要的方法論啓示：倫理的基礎是生活或者説生活是倫理的基礎，應然要基於實然，規範要基於事實。“規範是應然的，是以人的意志定出一種法則來支配人類生活的，事實是實然的，是受自然法則支配的。……規範雖和事實不同，而卻不能不根據事實。……規範倘若不根據事實，則不特不能實現，而且漫無意義。” ^[38] 

朱光潛早在20世紀20年代末在《給青年的十二封信》中的“談情與理”一文中專門對情感作為道德的基礎做出了深刻的分析。他認為理智不是萬能的，行為的原動力是本能與情緒，不是理智，他認為功利主義和心理學中的目的心理學皆倡導感性為行為原動力。他認為理智的生活是很狹隘的，如果僅任理智，那宗教、藝術和愛對人將變得無意義了。他認為理智的生活是很冷酷的，很刻薄寡恩的。 ^[39] 

在“價值意識”一篇專文中，朱光潛認為：“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價值意識對於人生委實是重要。人生一切活動，都各追求一個目的，我們必須先估定這目的有無追求的價值。”“‘哀莫大於心死’，而心死則由於價值意識的錯亂。我們如想改變風氣，必須改正教育，想改正教育，必須改正一般人的價值意識。 ^[39]  ”

朱光潛從宏觀上將價值分為真、善、美三種，並認為追求真理是科學的，追求美是藝術的對象，而藝術活動分欣賞與創造，而追求善，是道德行為的對象，行善社會才可安寧，人生才有幸福。求行為的善，即所以維持人格的完美與人性的尊嚴。朱光潛不僅對義利觀有其理論自覺與洞見，而且對道德觀的另一重要價值選擇問題也有深刻而獨到的理論，這就是他的羣己觀。 ^[39] 

朱光潛熟練掌握英、法、德語，翻譯了300多萬字的作品。其中他對黑格爾110萬字的鉅著《美學》的翻譯，為他贏得了歷史性的崇高聲譽。他出版的譯著還有愛克曼的《歌德談話錄》、萊辛的《拉奧孔》、克羅齊的《美學原理》、路易哈拉普的《藝術的社會根源》和《柏拉圖文藝對話集》等。此外，他通過系統認真的研究，對馬克思主義經典《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資本論》《自然辯證法》的一些譯文提出了具有重大價值的修改意見。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5月4日，朱光潛在《北平日報》發表《“五四”以後的翻譯文學》，提出翻譯者需要具備三個條件：精通外國文、本國文，具有文學修養。具備這三個條件的人很少，愛好文藝的青年，應把外國文、本國文弄好。 ^[40] 

朱光潛主張翻譯應忠實原文，因為詩的音節難於表現，因此，他認為詩最難翻譯。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秋天，剛到北京大學西洋語言文學系任教的朱光潛，在評價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胡適的《白話文學史》時認為，詩不可譯為散文，也不可譯為外國文，因為詩中的音不可譯。在胡適舉出的佛教翻譯文學的實例中，朱光潛尋不出一首可以叫做“詩”的“偈”。因為“偈”為便於記憶，用了詩的形式，但本來未必是詩，而且，印度原文的音節在譯文中看不出了。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朱光潛寫《現代中國文學》時説，詩最難譯，徐志摩、朱湘、梁遇春、梁家岱、卞之琳、馮至等人各有嘗試，但都限於零篇斷簡。 ^[41] 

為了忠實原文，在翻譯方法上，朱光潛既反對直譯，也反對意譯，而主張採取二者取中的方法。1955年秋，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蕭伯納戲劇集》前，請朱光潛校讀老舍翻譯的《蘋果車》譯稿。10月10日，朱光潛給“老舍兄”寫信，不贊成他的直譯痕跡，説：“我因此不免要窺探你的翻譯的原則。我所猜想到的不外兩種；一種是小心地追隨原文亦步亦趨，寸步不離；一種是大膽地嘗試新文體，要吸收西文的詞彙和語法，來豐富中文。無論是哪一種，我都以為是不很明智的。” ^[42] 

朱光潛早年出版過《給青年的十二封信》，是當時最流行的書籍之一。1936年初，朱光潛在寫《文藝心理學》等專著之餘，又寫出一部親切自然的《談美》小冊子。書店在出版時，將《談美》封面附註上“給青年的第十三封信”字樣。書出版之後，受到廣泛歡迎。 ^[9] 

不久，上海書攤上便出現一本署名“朱光潸”，題目為“致青年”的書。書名接近，姓名幾乎難辨不説，該書竟也有一個副題：“給青年的十三封信”；與朱光潛的著作副題只少一個“第”字，打眼看去，沒有什麼分別；封面設計也追蹤摹形：書名字形，位置相仿，連一些直線中間嵌一些星星都一樣，所以，一位朋友寄這本書給朱光潛後，連朱光潛自己也以為是自己的作品。待看清楚後，朱光潛竟然給這位“朱光潸”寫了一封信。首先，他請朱光潸原諒，説是自己誤將此書認作自己的了。接下説：

“光潸先生，我不認識你，但是你的面貌，言動，姿態，性格等等，為了以上所説的一點偶然的因緣，引動了我很大的好奇心……不認識你而寫信給你，似乎有些唐突，請你記得我是你的一個讀者。如果這個資格不夠，那隻得怪你姓朱名光潸，而又寫《給青年的十三封信》了！” ^[9] 

接下，朱光潛將自己寫《給青年的十二封信》時的情形略作回溯。認為當時“稚氣和愚?”，但因坦坦白白流露，才得到青年的喜愛。這話的潛台詞，大約是告訴那位“朱光潸”，人得“坦坦白白”、“老老實實”做人；否則就算一時得逞，也難免長久不被人戳穿，落得個不道德名。這封信的落款也頗有意思：“幾乎和你同姓同名的朋友”。信當然無法寄出，只好在《申報》上發表。 ^[9] 

朱光潛信奉“三此主義”，即此身、此時、此地：“此身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擔當起。“”此時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就得在此時做。”“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環境）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這是朱光潛着眼當代，腳踏實地的治學精神的體現。 ^[47] 

1979年，引碑入草開創者李志敏任首任會長的北大燕園書畫會（北京大學書畫協會前身）成立伊始，欣逢建國30週年大慶。書畫會深入發動全校師生員工舉辦空前未有的大型書畫展，展出作品近兩百幅。朱光潛教授以82歲高齡興致勃勃地前來觀賞書畫展。參觀後還親筆題詩贈送給筆者致賀。詩曰：“琳琅滿目詩書畫，慶祝新華三十週。行看大鳥垂天翼，扇起東風拂九州。” ^[48] 

朱光潛一生曾三立座右銘，給人們留下了悠長的思索。

第一次，是在香港大學教育系求學時。他以“恆、恬、誠、勇”這四個字作為自己的座右銘。恆，是指恆心，即無論做人做事，都要持之以恆、百折不撓。恬，是指恬淡、簡樸、克己持重，不追求物質上的享受。誠，是指誠實、誠懇，襟懷坦白，心如明鏡，不自欺，不欺人。勇，則是指勇氣，志氣，勇往直前的進取精神。這四個字不僅集中反映了朱光潛求學時的精神狀態，而且貫穿了他的一生。朱光潛曾説：“這四個字我終生恪守不渝。”

第二次，是在英國愛丁堡大學學習時。朱光潛興趣廣泛，學過文學、心理學和哲學。經過比較和思索，他發現美學是他最感興趣的，是文學、心理學和哲學的共同聯絡線索，於是把研究美學作為自己終身奮鬥的事業。當時，他的指導老師著名的康德專家史密斯教授竭力反對。他告誡朱光潛説，美學是一個泥潭，玄得很。朱光潛認真思索後，決定迎着困難上。這時，他給自己立下這樣一條座右銘：“走抵抗力最大的路！”從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美學研究中，終於寫出了《悲劇心理學》《文藝心理學》《變態心理學》等具有開創意義的論著。

第三次，是在20世紀30年代。座右銘共6個字“此身、此時、此地。”此身，是説凡此身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決不推諉給別人；此時，是指凡此時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決不推延到將來；此地，是説凡此地（地位、環境）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決不等待想象中更好的境地。在這條座右銘的激勵下，朱光潛不斷地給自己樹立新的奮鬥目標，在他80多歲時，依然信心十足地承擔起艱深的維柯《新科學》的翻譯任務。 ^[9] 

朱光潛三次所立的座右銘，由於環境不同，側重點自然有異。第一次，主要是確立做人求學之志；第二次，側重點是理想、事業的抉擇；第三次，在學有所成後，對自己明確而具體的要求。從朱光潛三立座右銘中，我們除了看到一個自我砥礪、矢志以求的形象外，難道不應該獲取更多的人格力量和思想的啓迪嗎？ ^[9] 

朱子香，鄉村私塾先生，頗有學識。 ^[6] 

陳氏。 ^[10] 

奚今吾，在巴黎大學相遇結婚。 ^[10] 

兒子：朱世粵，陳氏所生。 ^[10] 

女兒：朱世嘉、朱世樂，奚今吾所生。 ^[10] 

2024年4月，入選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發布的“2023年度最受歡迎十大作家”。 ^[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