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辯證法

恩格斯在這部著作中論述了自然科學史、唯物辯證的自然觀和自然科學觀、自然科學和哲學的關係、自然界的辯證法規律和自然科學的辯證內容、自然研究中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這部著作開闢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新領域,為自然辯證法這一學科奠定了理論基礎。

恩格斯在《導言》和相關札記中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總結了歐洲文藝復興以來近代自然科學形成和發展的歷史以及自然科學的成就,批判了形而上學的自然觀,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自然科學基礎及其基本特徵。他指出,從近代自然科學誕生到18世紀上半葉,自然科學還處於掌握已有材料的時期,“這個時期的突出特徵是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總觀點,其核心就是自然界絕對不變的看法。不管自然界本身是怎樣產生的,只要它一旦存在,那麼它在存在的時候就總是這個樣子”(見本書第12頁)。從18世紀下半葉開始,自然科學從收集材料階段進入綜合整理和理論概括階段,自然科學的各個部門迅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特別是能量守恆和轉化定律、細胞學説和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等發現,揭示了自然界的普遍聯繫和發展的辯證過程,為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確立奠定了自然科學基礎。“新的自然觀就其基本點來説已經完備:一切僵硬的東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東西消散了,一切被當做永恆存在的特殊的東西變成了轉瞬即逝的東西,整個自然界被證明是在永恆的流動和循環中運動着。”(見本書第18頁)

恩格斯以大量自然科學的成就論述了自然界的辯證發展直至人類產生的過程。他還分析了自然科學與生產的關係,揭示了自然科學發展的原因,指出:“科學的產生和發展一開始就是由生產決定的。”“如果説,在中世紀的黑夜之後,科學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興起,並且以神奇的速度發展起來,那麼,我們要再次把這個奇蹟歸功於生產。”(見本書第28頁)

在《〈反杜林論〉舊序。論辯證法》、《神靈世界中的自然研究》及相關札記中,恩格斯論述了哲學和自然科學的關係、自然科學家掌握唯物辯證法的必要性。他指出,自然科學發展到19世紀,在各個領域已積累了大量實證知識材料,迫切需要在每一-研究領域中系統地按其內在聯繫來整理這些材料,也迫切需要在各個知識領域之間確立正確的關係,而在這裏經驗的方法不中用了,只有理論思維才管用。因此,自然科學家必須擺脱形而上學,掌握唯物辯證法,“對於現今的自然科學來説,辯證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維形式,因為只有辯證法才為自然界中出現的發展過程,為各種普遍的聯繫，為一個研究領域向另一個研究領域過渡提供類比,從而提供説明方法”(見本書第42頁)。他強調指出:“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峯,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見本書第43頁)恩格斯還通過一些自然科學家迷信降神術、陷入唯靈論的實例,闡明瞭自然科學家停留於片面經驗而忽視理論思維的危害,指出:“蔑視辯證法是不能不受懲罰的”;“經驗主義者蔑視辯證法便受到懲罰:連某些最清醒的經驗主義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現代唯靈論中去了。”(見本書第59頁)

在《辯證法》及相關的札記中,恩格斯闡明瞭辯證法作為同形而上學相對立的關於聯繫的科學的一般性質及其基本規律。他把唯物辯證法的規律歸結為“量轉化為質和質轉化為量的規律”、“對立的相互滲透的規律”、“否定的否定的規律”,指出辯證法的規律是從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歷史中抽象出來的,也是思維本身的一般規律。他還區別了客觀辯證法和主觀辯證法,指出“所謂的客觀辯證法是在整個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謂的主觀辯證法,即辯證的思維,不過是在自然界中到處發生作用的、對立中的運動的反映”(見本書第82頁)。他對唯物辯證法的一些重要範疇,如同一和差別,必然性和偶然性、有限和無限、相互作用、因果性等等,作了科學的剖析,闡明瞭它們的辯證內涵。他還論述了自然研究中的認識論和辯證邏輯問題,闡明瞭判斷的辯證分類、歸納與演繹的辯證關係,批判了自然研究中的不可知論。

在論述物質運動形式的論文和札記中,恩格斯闡明瞭辯證唯物主義的運動觀:“運動,就它被理解為物質的存在方式、物質的固有屬性這一最一般的意義來説,涵蓋宇宙中發生的一切變化和過程,從單純的位置變動直到思維。”(見本書第132頁)整個自然界構成各種物體相聯繫的總體,各種物體是相互作用着的,“它們的相互作用就是運動”,因此,“沒有運動,物質是不可想象的”(見本書第133頁)。他考察了物質運動的幾種基本形式以及這些運動形式由低級向高級的轉化,由此説明研究物質不同運動形式的各門自然科學之間的有機聯繫。恩格斯還廣泛收集了數學、力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的材料,用唯物辯證法觀點對這些科學材料進行梳理和評述。他總結了這些科學領域取得的成果,批判了自然科學研究中的各種錯誤傾向,揭示了各門科學中的辯證內容,進一步論證了辯證思維對自然科學研究的重要性。

在《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一文中,恩格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研究了人類的起源問題,論述了勞動在人類起源中的決定性作用,指出:“勞動是整個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而且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我們在某種意義上不得不説:勞動創造了人本身。”(見本書第303頁)他闡明瞭人與動物在對待自然界方面的本質區別在於人能夠按照自己的目的來利用自然界、支配自然界，同時強調必須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係,指出:“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我們每走一步都要記住:我們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族人那樣支配自然界,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支配作用，就在於我們比其他一切生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見本書第313—314頁)他還指出,隨着自然科學的大踏步前進，人們越來越有可能學會認識和控制我們日常的生產行為所造成的較遠的自然後果,但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資本家都是為了直接的利潤而從事生產和交換,他們不考慮這些行為的自然後果。因此,要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係，“需要對我們的直到目前為止的生產方式,以及同這種生產方式一起對我們的現今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見本書第315頁)。

恩格斯在闡發辯證唯物主義科學世界觀的過程中高度重視自然科學的新成果,密切關注自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1873年三月前後,他打算寫一部批判庸俗唯物主義者路·畢希納的論戰性著作,並擬定了提綱(見本書第60—63頁),後來改變計劃,轉入寫作《自然辯證法》。恩格斯在1873年5月30日給馬克思的信中，敍述了撰寫《自然辯證法》的宏大計劃(見本書第325—327頁)。在以後幾年,恩格斯按既定計劃做了大量工作,但原定計劃未能完全實現。列入《自然辯證法》的材料。 ^[1] 

《自然辯證法》的手稿在恩格斯生前沒有發表過。恩格斯逝世後,德國有關報刊發表了收入《自然辯證法》手稿的兩篇論文:《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發表在1896-1897年《新時代》第14年卷第1冊;《神靈世界中的自然研究》發表在1898年《新世界曆書》上。1925年《自然辯證法》以德文和俄譯文對照的形式首次全文發表於《馬克思恩格斯文庫》莫斯科版第2卷。 ^[1] 

《自然辯證法》先後出版過幾種不同的中譯本:1932年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了杜畏之的譯本;1950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了鄭易里的譯本;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曹葆華、于光遠、謝寧的譯本;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于光遠等的譯編本。

上個世紀70年代初,中央編譯局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0卷,同時參照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譯校《自然辯證法》,編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0卷，並出版了單行本,此後以節選的形式編入1972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版第3卷,1995年又以節選的形式編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版第4卷,並根據1985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第1部分第26卷對譯文作了修訂。 ^[1] 

從19世紀中葉開始,自然科學突飛猛進,其標誌性成果是細胞學説、能量守恆和轉化定律、生物進化論這三大發現。自然科學的新發展為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提供了豐富的科學依據。

1869年恩格斯結束了曼徹斯特的商業活動, 1870年遷居倫敦。他積極投身工人運動,和馬克思一起在國際工人協會內部開展反對錯誤思潮的鬥爭,指導工人階級建立獨立政黨的活動。為了捍衞、傳播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他投入緊張的理論研究工作,系統闡發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了進一步論證辯證唯物主義的自然觀,他全面總結了自然科學的新成就,深入研究了自然界和自然科學中的辯證法問題。《自然辯證法》就是恩格斯在19世紀 70年代到80年代初理論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