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拱

早年畢業於英國倫敦大學帝國科學技術學院。在英國留學期間，曾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反清進步運動，1910年加入中國同盟會歐洲支部。1916年獲碩士學位回國，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在《新青年》等刊物上發表文章，宣傳科學知識，反對宗教迷信。1925年"科學與玄學"論戰中，主張"科學萬能"。1929年任省立安徽大學校長。後又與王世傑、李四光等一起負責籌建國立武漢大學，任國立武漢大學化學系首任系主任。1933年5月出任國立武漢大學校長，後因得罪戰時教育部長陳立夫，1945年7月，王星拱調任中山大學校長。1948年3月，他辭職回到安慶。其間，國民黨當局屢次催逼他飛赴台灣，他都不予理睬。1949年10月8日，王星拱在上海病逝，終年61歲。在上海的300多名武大校友不約而同地聚會哀悼；陳毅市長送來了一幅輓聯，上書：“一代完人。”遺體後被運回老家，與其妻葉玉芝的遺體合葬於故里。

他既是一位自然科學家，又是一位哲學家。

作為自然科學家，他有着自發的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作為哲學家，他又深受第二代實證主義代表人物馬赫的影響，在20世紀20年代的“科玄之爭”中，站在“科學派”一邊，反對“玄學派”，同時也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相對立。

他在哲學上否認宇宙間有超自然主宰力量，但認為外部物質世界與主觀的“精神的我”不痛分開（《科學概論》）。認為科學的構造應以宇宙現象中的因果律為基礎，但又認為因果關係只能憑直覺獲得。肯定一切事物可知，人的認識是從未知到已知的演進過程，科學可以解決人生觀等問題。著作有《科學概論》、《科學與人生觀》、《什麼是科學方法》、《哲學方法與科學方法》等。

2008年是武大西遷樂山70週年，也是王星拱老校長誕辰120週年。為了紀念這位為武大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的老校長，武漢大學在櫻頂老圖書館旁建了王星拱雕像。

從1934年6月到1945年7月，王星拱正式擔任武大校長11年，時間之長，僅次於李達（14年），他在武大工作並實際主持校務前後長達17年之久，為國立武漢大學招攬賢才、發展學術做作出了巨大貢獻，可以説是為武大的發展立下了汗馬功，是武漢大學最傑出的校長之一。在長期的工作中，王星拱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辦學主張，提出：“大學的任務，在道德方面要樹立國民的表率，在知識方面要探求高深的理論，在技能方面要研究推進社會進步的事業。”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武大於1935年開創了研究生教育，1936年設立農學院，發展成為一所有5個學院15個系及2個研究所的綜合性大學。

1937年，抗戰爆發。王星拱及時穩妥地做好了遷校準備，使武大在搬遷諸大學中受損最小。國難當頭，王星拱多次發表演説，號召抗日，並以教書育人為手段，在教學中灌注抗戰的精神，特別強調戰爭與困難時期的人格教育。

1938年，王星拱率校西遷四川樂山，曾拒絕國民黨在校內建立區分部，並保護進步學生，支持學生開展抗日宣傳活動。

武大西遷樂山後，物質匱乏，經費困難，王星拱殫精竭慮，克服重重困難，堅持教學與科研的正常開展，使武大得以繼續和發展。他不顧病痛的折磨，跑遍了整個抗戰大後方，廣攬學者名流。他不問出身、派別，一律兼容幷包，往往親自登門相邀，從而延聘了不少出類拔萃的教授，取得了學術成就。

他長繼承蔡元培兼收幷蓄、任人惟賢的傳統，聘任周鯁生為教務長（後政見不合，撤換為朱光潛），趙師梅為訓導長，葉聖陶、方重、張真如、楊端六、陶因、石聲漢、愈忽等一大批知名教授、學者為各系主講。還延請郭沫若、黃炎培等著名愛國民主人士蒞校講演、評論時局武大繼30年代躋身“民國五大名校”之後，再次與西南聯大、中央大學和浙江大學一道，被並譽為“四大名校”，還贏得了著名科學史家、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博士的高度讚賞。武大“樂山時期”的輝煌，王星拱當居首功。

1947年中山大學不少學生在“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反蔣遊行示威中被捕，他多次向廣州軍政當局據理力爭，要求釋放被捕的愛國進步學生，遭拒絕後，王星拱憤然離校。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