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

桐城派以地域而命名，主要因為其早期重要作家皆為江南安慶府桐城人，但是，在桐城派發展早期，並沒有旗幟鮮明的使用桐城派這一名字。

前“三祖”戴明世、方苞、劉大櫆，從未以“天下文章在桐城”自居，姚鼐更未明確言“派”。正式打出“桐城派”旗號的，是道光、咸豐年間的曾國藩，他在《歐陽生文集序》中，稱道方、劉、姚善為古文辭後，説：“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向桐城，號桐城派。” ^[3] 

桐城派一般以康熙年間的方苞為初祖，1930年，桐城派殿軍馬其昶去世，桐城派至此才劃上句號。

桐城派的發展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初期，桐城派以活動於康熙至嘉慶年間的方苞、劉大櫆、姚鼐為主要代表。這三人均為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此得名。方苞關於古文文論基本綱領的“義法”説；劉大櫆關於“神氣”、“音節”、“字句”的文章要素理論；姚鼐關於“義理、考據、辭章”的古文創作論，奠定了桐城派的古文理論體系。

中期，桐城派主要活動於晚清時期，主要代表有梅曾亮、方東樹、曾國藩、黎庶昌、吳汝綸等人。這一時期的桐城派在時代變化面前，一方面承繼桐城派先輩衣缽，一方面在古文理論與創作上都有所變革，一定程度跟上了時代變革的步伐。

後期，桐城派，即桐城派末流，主要活動於辛亥革命以後，其遺老林紓、馬其昶等人固守桐城派古文與程朱義理，在新文化運動中被斥為“謬種”、“妖孽”。 ^[13] 

時間為清康熙、乾隆年間，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劉大櫆。

明代中葉以後，桐城學術興起，“能振筆為古文者，代有傳人”。明末清初，方以智、錢澄之等人致力於古文振興，開桐城派先河。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過程的繼往開來者，提出了“言有物”、“修辭立其誠”的見解，實為桐城派義法理論的先驅。

1644年，清王朝入關，為鞏固地位，尊崇儒家理學，以軟硬兩手迫使知識分子就範。方苞領導的古文流派應運而生。方苞，“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以後，他在《讀史記八書》《書史記十表後》中提出了“義法”主張。及至從《南山集》案中解脱後，“義法”説得到了進一步明確和完備，1733年方苞編成《古文約選》，為“義法”説提供了示範,自此“義法”受到重視。方苞授徒數十年，成為推動桐城古文運動的中心人物，主要有縣人葉酉、張莘農，寧化雷鉉，吳江沈彤，天津王又樸，仁和沈庭芳，大興王兆符，歙縣程鑑等。劉大櫆，主要在乾隆時期。繼續方苞“義法”説的基礎上，提出了“神氣”説。其弟子以桐城姚鼐、王灼，歙縣吳定、程晉芳，常州錢魯斯等最為聞名。其徒有陽湖陸補孫、陸邵人、董估成、董思誠、張琦，武進董士錫、謝士元、湯春帆，無錫秦小峴，山陰王紹文，錢塘戴熙等數十人，自成“陽湖派”—實為桐城派初創期的別支。 ^[17] 

時間為乾隆年間至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代表人物是姚鼐。

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人物。在《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中提出出了桐城派的旗號，闡述了方苞、劉大櫆以及姚鼐之間理論繼續關係，揭示桐城古文形成。主講鐘山、梅花、紫陽、敬敷書院四十餘年，傳授古文法，培養寫作人才。為文提倡“考據、義理、辭章”兼備，編《古文辭類纂》。世人稱為古文讀本最精賅之書。桐城派至姚鼐，形成所謂“家家桐城”。姚氏門下以上元梅宗亮、管同和桐城方東樹、姚瑩影響較大，世稱“姚門四傑”。其次桐城劉開、新城陳用光、婁縣姚椿、寶山毛嶽生等亦在高足之列。南北諸省，皆有桐城派傳人，形成了一個聲勢頗大的古文流派。 ^[17] 

時間為1840年鴉片戰爭後至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

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補遺載桐城派作奉1200餘人（內女士2人，日本人2人），其中多數為桐城派末流作家。文章與世變相同。曾氏自稱私淑姚鼐，世稱：“湘鄉派”，實為桐城派的變體。曾國藩弟子以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遵義黎庶昌、無錫薛福名重，有“曾門四大弟子”之稱。張、吳立教燕、冀，弟子多達數百人。侯官嚴復、林紓、陳衍、吳宗祺等，時稱“侯官派”，實為桐城派末期支流。繼曾國藩“四大弟子”之後，馬其昶聲譽最高，有桐城派“殿軍”之稱。末流作家拘泥桐城“義法”，抱殘守缺格律，悖於“五四”新文化，消沉衰亡是歷史必然。但多數桐城派作家愛國主義立場、民族氣節、愛國主義思想，在政治和創作中有反映。方東樹《病榻罪言》、梅宗亮《與陸立夫書》、王拯《王剛節公家傳跋尾》、魯一同《關忠節公家傳》等文章，在當時有積極意義。 ^[17] 

現當代桐城文學，新文化運動興起，白話文學產生，桐城派致命。林紓“尊孔讀經”，逆時代潮流，斥為“桐城謬種”，成了新文化的批判對象，桐城派文學終結。 ^[17] 

在桐城派未形成以前，邑內有識之士即鄙棄時文，倡導古文寫作。在理論上，方以智（1611--1671）提出端本於經，練於要史，修辭於漢，析理於宋的嶄新見解，其《文章薪火》推崇左（傳）國（語）班（固）馬（司馬遷）韓（愈）歐（陽修）之文，對後來桐城派的形成有直接影響。在創作上，錢澄之（1612-1693）摒棄八股文，專治經書古文，其作品為後世桐城派作了示範。其後戴名世賦予古文強烈的戰鬥精神，注重發揮古文的社會作用，開桐城派古文藝術形式之先河。其文學傾向和藝術淵源與桐城派基本相同，對方苞影響至深。 ^{[4]  [7]} 

桐城派文人中能詩者不少，如劉大櫆、姚範、姚鼐、方東樹、朱琦、曾國藩、範當世、陳三立等人在詩歌理論與創作上的建樹都為人重視。如統觀桐城派作家的詩歌，儼然有一桐城詩派存在，故前人已有“論詩轉貴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輕”（程秉釗《國朝名人集題詞》）之語。 ^[5] 

“桐城畫派”也可謂獨具特色。據查有關資料得知，明清兩朝，桐城縣畫家就達一百多人。北宋時期，聞名天下的大畫家李公麟（人稱李龍眠，桐城龍眠山莊今坐落在龍眠鄉雙溪村李莊，遺蹟尚可辨認），就是開“桐城畫派”的傑出人物。《安慶府志》曾載：桐城龍眠山“擅江北名山之勝，宋李公麟歸老於此。”由此可見，李氏晚年就終老於家鄉桐城龍眠山。李龍眠由於繪畫（白描）造詣，故在中國畫史上佔有很重要的歷史地位。且與“蘇軾、蘇轍、黃庭堅”等大學士相交篤厚，詩畫暢遊於天地之外。明桐城名士孫中夔有詩曰“居山莊猶在，園林看轉移。山川渾日舊，花鳥自今時。月散花椒影，煙沉蘭竹枝。閒來搜勝蹟，登臨客心悲。”可見其對李龍眠的追思之。 ^[6] 

首先，桐城“風景秀麗、宜人的生態環境”，薰陶淨化了本邑桐城派作家的身心，一改文壇“以華靡相尚”，“連篇累牘，皆屬浮詞”之陋習，把古文引向了自然純樸、清正雅潔的正途。第二，“人文薈萃的社會歷史環境”，促進了桐城派作家的茁壯成長和人才輩出。桐城人歷來把“窮不丟書，富不丟豬”奉為金科玉律，《沒有先生名不成》《勸學》等民歌，都反映了民間社會尊師重教的良好風氣。第三，“育才先育人的家庭教育環境”，對桐城派大作家的成長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全系出身於書香之家，父母皆有較高文化水平，對孩子的教育從小抓起，十分嚴厲；如方苞五歲，其父即教章句，口授指畫，未成童，“五經”即能背誦；劉大櫆父兄均以教書為業，幼年即從讀，雙目失明的祖母更是督學不輟；姚鼐從小即受其伯父姚範的言傳身教。二十歲即授徒四方；姚瑩是姚鼐的侄孫，他在得到姚鼐教誨的同時，還受到其母的嚴格家教，《詩》《禮》二經即由其母口授，且“旦夕動作，必稱説古今賢哲事。”同時，他們也十分注重艱苦奮鬥的家庭傳統教育，發揚其祖輩艱苦創業的精神。戴、方、姚的遠祖皆系桐城外來移民，不歷經艱苦奮鬥難以立腳根。 ^[3] 

此外，桐城派的興起還與清代學術流變有關。清朝推尊儒學，對程朱理學推尊備至，視程朱“道統”為維護“治統”的有力武器，故程朱理學在有清一代一直處於官方主流學術的地位，程朱義理也是維護清代社會的道德規範與社會秩序的重要理論基礎。桐城派的創始人方苞標榜“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的行身祈向，不僅表明了自己文章家的身份，也表明了自己的學術選擇。作為古文家的方苞對宋學的選擇不僅將古文與宋學緊密地聯繫起來，也使桐城派具有了維護社會道德、秩序的強烈色彩，這就使桐城派自開派之初就在文壇上奠定起正統的地位。作為桐城派立派的關鍵人物姚鼐提出“義理、考據、詞章”三事説，順應了當時學術兼採的趨勢，故劉聲木説：“桐城文家雖喜言宋儒之學，然義理詞章考據三者並立，不偏重義理，所以能獨立千古。” ^[13] 

清王朝系滿人以異族入主中原，在統治全國268年中，雖然給各族人民帶來了極其深重的災難，但也為祖國創造了空前大統一的政治局面，使清代成為封建文化大融合、大總結、大繁榮、大成熟的時期。從鞏固清王朝的統治出發。清朝統治者文化政策的特徵是在大興文字獄，殘暴鎮壓漢族知識分子的同時，又千方百計拉攏、網羅人才為其服務，表現出對各種人才的作用具有頗為寬鬆的包容性。同時，康熙着力推崇程朱理學，以表明其治國策略與漢族歷代王朝在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性和連續性。因而具有正統性，從而達到徹底征服人心的目的，史實證明清朝統治者是靠勵精圖治發展壯大起來的。康熙提倡程朱理學，而又非常注重實用和言行一致，反對空談義理。他説：“若門雖不講，而行事皆與道理吻合，此即真理也”，又説：“凡所貴道學者，必在身體力行，見諸實事，非徒託空言。”上述思想文化政策的特徵，正適應了同樣尊崇程朱理學、身體力行為文的桐城派的興盛和發展，為其致力於總結和探討古文的寫作規律，繁榮古代散文創作提供了賴以生存的條件。 ^[3] 

桐城派非政治集團，而是學術流派。雖尊崇程朱理學，但更主張“文無古今，隨事以適當時之用而已。”清王朝的文化政策首要的是強調文章要為其政治服務，而桐城派則更堅持文學家和文學本身的主體性，且通過艱苦的創作實踐，創立了系統完整的文學理論。這是桐城派之所以興盛、發展的最根本性的內因。 ^[3] 

桐城派古文具有鮮明的特色，內容上以宣揚程朱義理、封建倫理道德為主；形式上結構謹嚴，剪裁精當，文辭雅潔，平易暢達，聲調抑揚，雜以説理，輔以考證。 ^[13] 

桐城派內容多是宣傳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學。桐城派講究“義法”，“義”即言之有物，“法”即言之有序。桐城派與八股文是相對立的，這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其實就是一種變革。桐城派提倡文章要“雅潔”，摒棄固定形式，同時要求文章要經世致用，這與儒家提倡的知識分子要關心時政、關注國事、針砭時弊、甚至救國於危難之中的使命是一脈相承的，桐城派強調“文以載道”。 ^[18] 

“桐城派”散文理論的建立，是從方苞開始的。方苞治學宗旨，以儒家經典為基礎，尊奉程朱理學。方苞首創“義法”説，倡“道”“文”統一。所謂“義”，即“言有物”，所謂“法”，即“言有序”。“義”指文章的思想內容；“法”指文章的形式技巧。方苞要求文章的形式服從於內容，做到內容與形式的統一。文章語言要做到“清真雅正”和“雅潔”，去掉“冗辭”，直到“一字不可增減”。 ^[20] 

劉大櫆師從方苞，深得方苞的推許；他又是姚鼐的老師，故為“桐城派三祖”之一。大櫆雖出方苞之門，但文風不同，方東樹曾説：“學博（劉大櫆）論文主品藻，侍郎（方苞）論文主義法。”方苞深於經學，對文章提倡義法，用筆嚴謹，簡明確切；劉大櫆兼重古文的神韻，博採《莊》《騷》《左》《史》、韓、柳、歐、蘇之長，才氣雄放，波瀾壯闊。形成“日麗春敷，風雲變態”的風格。 ^[20] 

姚鼐與創始人方苞、劉大櫆併成為“桐城三祖”。其在繼方、劉已有成就的基礎上提倡文章要“義理”、“考證"、“辭章”三者相互為用。所謂“義理”就是程朱理學；“考證”就是對古代文獻、文義、字句的考據；“辭章”就是寫文章要講求文采。這些主張充實了散文的寫作內容，是對方苞“義法”，説的補充和發展。在美學上，提出用“陽剛”、“陰柔”區別文章的風格。“陽剛”僦是豪放，“陰柔"就是婉約。兩大風格相互配合，相互調劑，就產生出多樣的風格。同時，又發展了劉大櫆的“擬古”主張，提出“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為文章八要。學習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聲、色），進而是重視精神（神、理、氣、味），才能達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 ^[20] 

桐城派四祖是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鼐。自姚鼐之後，桐城派的傳播代有人豪，諸如姚門傑出弟子方東樹、姚瑩、梅曾亮、管同、劉開，桐城派旁支—陽湖派的惲敬、張惠言、李兆洛，桐城派“中興大將”曾國藩的“四大弟子”：張裕釗、吳汝綸、黎庶昌、薛福成，以及末期的嚴復、林紆、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等。現當代文化名人如胡適、郭沫若、錢鍾書、朱光潛等，也受到過桐城派散文的潛移默化的影響。 ^[3] 

戴名世（1653年—1713年），桐城派的先驅者，其一生的主要成就在古文創作方面，因《南山集》案罹難，留下282篇正氣凜然的古文作品。他生前為了完成“振興古文”的歷史使命，對古文創作提出了一系列頗為新穎、可取的理論主張。他要求為文要“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在散文創作上主張“道、法、辭三者兼備，精、氣、神三者渾一”，為方、劉、姚文論的建樹，從內容、形式乃至藝術風格上提供了彌足珍貴的依據，系“三祖”文論之直接源頭。梁啓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明確指出戴名世“是一位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實推他為開山祖。” ^[3] 

方苞（1668年—1749年），在清代乾隆時被譽為“一代文宗”，桐城派的創始者。他首創的“義法”説，被視為“凡文之愈久而傳”的根本法則，是集古今文論之大成”。“義法”説，是方苞文學理論的核心。戴名世在《答趙少宰書》，曾明確指出：“今夫立言之道莫著於《易》，《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戴名世和方苞先後同樣説“言有物”，又均以《易》為根據，説明方與戴的文學主張是一脈相承的。方苞的“言有序”，指文章在藝術形式上，要結構井然嚴謹，行文清真雅潔。戴名世在這方面雖少於論説，但他比方年長15歲，方是在戴長達十年的直接指點、栽培下，才茁壯成長起來。清初文壇的特點是“重道輕文”、無病呻吟和摹擬剽襲，方苞一掃“臭腐”，以“言有物”、“言有序”為主要內容的“義法”説，總結了中國古文創作的歷史經驗，極大地促進了清初古文的發展。 ^[3] 

劉大櫆（1697年—1779年），桐城派的拓大者。他終生以教書為主要職業，與方苞、姚鼐是承上啓下的師生關係，被方苞讚賞為奇才、“國士”，極力推崇，多方提攜，故劉對恩師方十分敬慕。劉大櫆的文學主張是“神氣”説，他在其文藝理論專著《論文偶記》中説：“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之稍粗處也；字句者，文之最組處也；然論文而至於字句，則文之能事盡矣。蓋音節者，神氣之跡也；字句者，音節之矩也。神氣不可見，於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他深諳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如此着意以語言藝術來體現文章的“神氣”，是劉大櫆的獨創，因而是對方苞“義法”説的補充、拓展，也是對戴名世“精、氣、神”的繼承，從而豐富了桐城派的文學理論。 ^[3] 

姚鼐（1732年—1815年），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清史稿·姚鼐傳》説：“鼐工古文……所為文高潔深古，尤近歐陽修、曾鞏。其論文根極於道穗，而控原於經訓，至其淺深之際，有古人所未嘗言，鼐獨抉其微，發其藴。”姚鼐的文學主張的核心是“義理、考證、文章”兼長相濟説，理由是唯此才能根除作者的“寡聞淺識”，過分地強調“言義理”、講考證，從而使文學創作達到“文之至美”的境地。他進而從古文創作諸要素的客觀要求出發，提出為文的“八字訣”：“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又從“文之至美”出發，從美學的角度，闡明瞭“陽剛、柔美”的風格論。可見姚鼐的文學理論，有相當完整的體系性和周密的理論性。他在直接繼承與發展戴名世、方苞、劉大櫆的桐城派文論的同時，對整個中國古代文論和文學創作的經驗進行了前無古人的總結，故“其論文比方氏更精密，所以桐城文派至姚氏而始定。” ^[3] 

姚鼐的門人以梅曾亮（1786年—1856年）、管同（1780年—1831年）、方東樹（1772年—1851年）、姚瑩（1785年—1853年）為著名，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説：“四人者為高等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 ^[14] 

梅曾亮，字伯言，江蘇上元（今南京）人。在姚門四大弟子中，梅曾亮是最短於考證和少談義理而自認為“稍知者獨文字耳”（《答吳子敍書》）。在《贈汪寫園序》中，就強調“寧自居於文人之畸而不欲以功名之庸庸者自處”，“決其一而專處之”。在強調文學獨立性的基礎上，他指出了文學的特性在於“合乎古而樂乎心”（《復鄒松友書》）。所謂“樂乎心”，就是指文章能使人產生一種快樂愉悦的情趣。所謂“合乎古”，其實質就是“能得其真”（《朱尚齋詩集序》）。他在《雜説》《黃香鐵詩序》《太乙舟山房文集序》《吳笏庵詩集序》等文中反覆強調了文學作品的價值就在於“得其真”；而“得其真”的關鍵在於“肖乎我”，有鮮明的個性特徵。 ^[14] 

方東樹，字植之，安徽桐城人，有《儀衞軒文集》《昭昧詹言》等，他是桐城派的忠實繼承者。在道統方面他極力宣傳程朱理學，著《漢學商兑》以反對漢學，聲稱“餘平生讀書，惟於朱子之言為獨契，覺其與孔、孟無二，故見人著書凡與朱子牴觸者輒恚恨。”（《漢學商兑》三序）因此，他在論文時標榜程朱，鼓吹義理比他的先輩方苞、姚鼐等走得更遠。這與他的前輩相比，乃至在整個桐城派中顯得特別突出。方東樹以衞道者著稱，他的論文最大特點就是打着程朱理學的招牌，強化了桐城文派的“有物”説。 ^[14] 

姚瑩，字石甫，一字明叔，號展和，晚號幸翁，安徽桐城人，姚鼐的侄孫。他較早就注意時務與世界大勢，收購外國書籍。任台灣道時，值鴉片戰爭起，積極防禦，擊敗英國侵略者，反而被誣貶官四川。曾奉命入藏處理兩呼圖克圖之間的爭端。在貶謫期間，仍努力尋求抵抗外國侵略之策，著文縱論時事，指陳得失，對英、法、俄等國情況，對印度、尼泊爾入藏交通要道以及喇嘛、天主教等問題進行了研究。所著《康輶紀行》着重考察西藏地區，警惕英國侵藏野心，建議清政府加強沿海與邊疆防務。咸豐初年，與林則徐一起起用，參加鎮壓太平天國的活動，病死於軍中。著有《中復堂集》。 ^[14] 

姚瑩曾得姚鼐嫡傳，但豐富的經歷、學歷與愛國思想，使他的文學理論較桐城傳統較大的發展。其一是注重“經濟”，也即是經世致用之學。他曾補充修正姚鼐的“義理”、“考證”、“文章”為學問三要素之説，《與吳嶽卿書》提出讀書作文的“要端有四：曰義理也，經濟也，文章也，多聞也”。與姚鼐説比照，除了將“考證”易為更切實際的“多聞”外，更補入了“經濟”為第二要端。 ^[14] 

曾國藩（1811年—1872年）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道光進士，歷任兩江總督、直隸總督等職。梅、管、方、姚之後，桐城派的陣腳已不免散亂，尤其經過太平天國在東南一帶的活動，對桐城派的社會和思想基礎也進行了猛烈了衝擊。所以曾國藩在《歐陽生文集序》中詳細地追敍桐城派文統時，慨嘆“不聞桐城諸老之聲欬也久矣”，而他也就以努力重振旗鼓自任。曾國藩故以他為中心的文派也稱湘鄉派，他是以鎮壓太平天國起家而成為搖搖欲隧的清王朝的“中興功臣”，也為日薄西山的“桐城古文的中興大將”。有《曾文公集》。 ^[14] 

吳汝綸（1840年—1903年），字摯甫，安徽桐城人。他在曾國藩古文“不宜説理”的基礎上再前進了一步，明確表示不宜將“義理之説施之文章”（《答姚叔節》）。並在對宋學信念產生動搖的同時，對西學產生興趣，曾主張“救時要策，自以講習西文為務”（《與李贊臣》）。他為嚴復的《天演論》《原富》及多種美日學者的著作寫序，在他主持的學堂裏，特聘英文、日文教員，開設西學課程。他這樣大張其鼓而又切切實實地倡導研習西學，都為清末思想的近代化作出了貢獻。 ^[14] 

桐城派文章風格在大體上繼續了莊重典雅，各具特色。如薛福成的從容而稍帶剛氣，林紓的婉曲而偏於柔弱等。清代以來，桐城籍主要作家文集有戴名世的《戴南山先生全集》14卷，方苞的《方望溪先生全集》32卷，劉大櫆的《劉海峯詩文集》22卷，姚鼐的《惜抱軒全集》85卷，方東樹的《儀衞軒文集》12卷，方宗誠的《方柏堂文集》92卷，劉開的《劉孟塗文集》44卷，姚瑩的《中復堂全集》98卷，戴鈞衡的《味經山館詩文鈔》10卷，吳汝綸的《桐城吳先生全書》19卷，馬其昶的《抱潤軒文集》22卷等。 ^[17] 

方苞著有《周官集註》13卷、《周官析疑》36卷、《考工記析疑》4卷、《周官辯》1卷、《儀禮析疑》17卷、《禮記析疑》46卷、《喪禮或問》1卷、《春秋比事目錄》4卷、《詩義補正》8卷、《左傳義法舉要》《史記注補正》《離騷正義》各1卷、《奏議》2卷、《文集》18卷、《集外文》10卷、《補遺》14卷，另刪訂了《通志堂宋元經解》。

名篇：《左忠毅公逸事》《獄中雜記》《漢文帝論》《李穆堂文集序》《書盧象晉傳後》《與李剛主書》《孫徵君傳》《萬季野墓表》《遊潭柘記》等。 ^[20] 

劉大櫆著有《海峯先生文集》10卷、《海峯先生詩集》6卷、《論文偶記》1卷、編《古文約選》48卷、《歷朝詩約選》93卷，纂修《歙縣誌》20卷等。 ^[20] 

姚鼐著有《九經説》19卷、《三傳補註》3卷、《老子章義》1卷、《莊子章義》10卷、《惜抱軒文集》16卷、《文後集》12卷、《詩集》10卷、《法帖題跋》1卷、《筆記》10卷、《書錄》4卷、《尺牘》10卷、《古文辭類纂》75卷、《五七言今體詩鈔》18卷。《登泰山記》是姚鼐的代表作。 ^[20] 

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鼐被尊為桐城派“四祖”，師事、私淑或膺服他們的作家，從地域來看，成員遍佈全國19個省、區、市和境外日本、朝鮮等國。據民國學者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考定，桐城派作家有1211人，《桐城文學淵源考撰述考》輯錄桐城派作家著作有4300餘種，傳世作品2000餘種，主盟清代文壇200餘年，其影響延及近代，對當代為文亦不無啓迪借鑑之作用。 ^{[3]  [16]} 

自清乾隆中葉至今，對桐城派的評論從未間斷。“五四”新文化運動，批判該派為“桐城謬種”，此後功過是非再也無人斗膽問津。解放後，雖有少量持論公允的研究文章散見於報刊，然終難形成氣候，而“文革”中自是在劫難逃。直至1985年11月上旬，海內外百餘名專家學者匯聚桐城參加首次全國桐城派學術討論會，才從文論、史學、哲學、美學、文章等多方面給予了桐城派較客觀、公正的評價。 ^{[3]  [8]} 

作為典型的傳統文化共同體，桐城派的生髮和興衰都具有範式意義，值得深入探討與研究。概而言之，可以從三個方面考察。

第一，理念認同，是傳統文化共同體生成的思想基礎。共同體是人與人的羣體集合，其彼此凝聚的基礎是價值認同與思想歸屬，伊茲歐尼認為，共同體形成不外兩點，一是彼此交織的緊密關係，二是共同的價值規範與意義。從桐城派的生成歷史來看，三百年一以貫之的是古文辭章與經世濟民，而連接辭章與經世的理念是義法。義法最早是經史之學的通行概念，後來方苞把它引入辭章，開創古文義法。簡單地講義法，義就是言有物，法就是言有序，兩者相合而成文。其所言之物，並非憑空想象，而是源自現實，寄託經世濟民之宏願；所序之文，也並非辭藻堆砌，而是字裏行間流貫生命之氣。義法既是格律與神氣之統一，也是德行與辭章之統一，還是立言與立功之統一。後來劉大櫆發展了義法理論，強調文人之能事，通過字句、音節來體悟文章的神氣，在吟詠唱嘆之間盪滌靈府，在吞吐俯仰之際貫通古今。姚鼐在方、劉基礎上，吸收乾嘉漢學考據之法，與義理、辭章相融合，義理以儘性，考據以窮理，辭章發其奧藴，最終實現義理、考據與辭章的統一。此三合一之論，既欲合真善美而為一，又欲合儒林、道學與文苑而為一，體現了姚鼐“道與藝合”“天與人一”的文章至境論。曾國藩紹述姚氏，在義理、考據、辭章之外，增加了經濟之學，經濟在孔門乃政事之科。在四者之中，曾國藩雖重義理，堅守桐城派一貫之立場，但更強調經世濟民才是思想的基礎，如此一來，曾國藩挈攬眾長，其文經史百家，其學思辨融通，其事經國濟民，通達宏闊，中興桐城，開闢新境。晚清民國，嚴復、林紓以桐城之文，翻譯西文、西學，啓蒙民智，他們與無數仁人志士合力，共同促進中國社會由古代向近現代的轉化。可以説，桐城派三百年曆史，延續幾代人，弟子門人逾千，大體都遵循相近的價值理念，把辭章學術與立身相結合，把個體命運與時代家國相聯結，與時俱進，淑世牖民。

第二，師事學緣，是傳統文化共同體建構的基本路徑。共同體並非自然形成，而是有意識的羣體結合。不同類型的共同體，結合方式也不同。滕尼斯把共同體分為三類，即：血緣共同體、地緣共同體、精神共同體。這三類共同體，也對應着三種共同體的建構方式，一是以血緣為中心的家族型共同體，二是以地緣為中心的區域型共同體，三是以價值信仰為中心的精神共同體，精神共同體是共同體的綜合形態，結合前兩種共同體的特徵，“構成一種真正屬人的、最高級的共同體類型”，而文化共同體就是精神共同體的主要存在形式。作為典型的中國傳統文化共同體，桐城派建構的基本方式是師事學緣。桐城派的師事學緣，涉及人數眾多，延續時間漫長，呈現的具體形態也比較複雜，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即：私下傳授、公共教習與家學賡續。私下傳授，又包括家庭設館、登門拜師與門外別傳三種。比如方苞曾受聘寶應劉氏，教授劉師寬、劉師向、劉師恕諸兄弟，劉氏兄弟就成為他正式及門弟子。而範當世負笈拜師張裕釗，薛福成攜文拜師曾國藩等，都成為登門拜師的佳話。門外別傳，是指隨機指點或信札傳授，比如唐文治之於吳汝綸，楊彝珍之於梅曾亮。方苞與劉大櫆，最初也只是偶爾點撥，晚年歸隱金陵後，彼此接觸才逐漸多起來。相對來説，劉大櫆與姚鼐往來較多，討論詩古文辭也比較頻繁。公共教習主要指翰林院教學與書院教學兩種，方苞兩度教習翰林院庶吉士，雷鋐、儲晉觀、陳大受等都在這一時期加入方門。姚鼐弟子主體源自書院，方東樹、梅曾亮、陳用光、管同、劉開諸人是姚氏書院教學的高第。其他諸如朱琦、龍啓瑞、王拯、彭昱堯受教呂璜於秀峯書院，姚永概、尚秉和、傅增湘、高步贏受教吳汝綸於蓮池書院等，不勝枚舉。比較而言，家學傳授是圍繞血緣生成的師徒關係，既包括家庭子侄，也包括姻親外戚。

除上述師事聯結之外,桐城派還有兩種重要的學緣關係，一是學政、鄉會試考官、房師之類的師生關係，二是仰慕其學卻無緣親炙的私淑弟子。前者屬於科舉時代的受知師，與受業師相對，對個體與羣體發展都頗為重要。私淑弟子雖然沒有師徒的名分，但擺脱了具體教學傳授的地域限制,迅速擴展共同體的界域與範圍。如曾國藩、吳德旋、王先謙等人之於姚鼐，尤其是曾國藩帶給桐城派的興盛與擴延，把桐城派推向全國，曾門弟子又承續大業，延展鋪揚，聲勢赫奕。此後桐城派再未出現大宗師，隨着新文化運動，他們沒有適應新時代發展，逐漸淡出人們視野。綜上觀之，桐城派文化共同體的形成，以學緣師事為主體，以血緣、地緣關係為兩翼，以私淑為支撐，師徒、姻親、鄉黨、私淑共同構築桐城派共同體的大廈。

第三，互利共生，是傳統文化共同體發展的基本保障。文化共同體作為一種集體存在，並非想象的羣體，而是一種功能性的社羣有機體。共同體之所以能夠凝聚龐大人羣，有的甚至延續數百年，不僅因為成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還因為他們是一個互利共生的羣體。社羣最核心的吸引力，就是能幫助其成員解決實際問題，促進其持續成長。桐城派作為清代最典型的文化共同體，解決了當時士人普遍關注的問題。眾所周知，在科舉時代，讀書入仕是無數士人的夢想，因此如果能夠有效助力讀書入仕，就會得到士人支持。桐城派主要成員都是文章大師，又兼具教師身份，使得他們掌握了文章秘訣，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不管是方苞的義法、劉大櫆的因聲求氣、姚鼐的義理考據辭章，都為如何寫好文章提供一條清晰可行的路徑。不僅如此，桐城派還把文章理念編入教材，便於更廣大範圍的士人學習，為共同體不斷補充新鮮血液提供支撐。比如方苞主持編纂的《欽定四書文》，是明清官方唯一主導的科舉教科書，既為科舉主管部門提供衡文之準繩，也為士子揭示作文之矩矱，該書刊行後，迅速頒佈京師及督撫各地，成為士子研讀的範本。姚鼐編纂的《古文辭類纂》和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也因為編纂之精良而受到讀書人追捧。可以説，桐城派文章講求法度,易學易用，有利於科舉入仕,是桐城派延續三百年的真正秘訣。當然，除了正常的功用之外，桐城派還有一些額外的福澤。比如藉助名家推薦，獲得發展良機。像劉大櫆入京科考就經方苞推薦，聲名大噪。其次，通過師長延譽，獲得較好的職業崗位。方苞擔任三禮館副總裁時，引薦陳大受、官獻瑤、葉酉、趙青藜等多名弟子入館修書。再次，從事某項共同事業。鄧廷楨任安徽巡撫時，援引梅曾亮、管同、方東樹、陸繼輅、宋翔鳳等桐城派成員入其幕府，參贊政務。而曾國藩辦理洋務，吳汝綸改良教育，都有大量桐城派成員側身其間，共襄盛舉。 ^[12] 

截至2023年4月，大陸學界初步形成研究桐城派的五大學術羣體：由許結、曹虹、徐雁平教授及其弟子所組成的南京學術羣體；由吳懷東、江小角、方盛良、武道房、吳微、潘務正、董根明和汪孔豐教授及其弟子所組成的江淮學術羣體；由歐明俊、王兵教授及其弟子所組成的閩江學術羣體；由馬茂軍、曾光光教授及其弟子所組成的嶺南學術羣體；由張德建、林存陽、戚學民和王達敏及其弟子所組成的北京學術羣體。 ^[24] 

安徽大學桐城派研究中心是專門從事桐城派研究的學術機構。其宗旨在於薈萃和培養一支具有宏觀視野的對桐城派進行多學科交叉研究的學術隊伍，發揮不同學科的優勢，對桐城派文學及其發生的歷史和文化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凝聚同道，嘉惠來學，昌明學術。 ^[1] 

2017年，桐城師範高等專科學校首次舉辦“桐城派研究前沿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8年，桐城師範高等專科學校舉辦“桐城派研究青年學者論壇”。

2019年，桐城師範高等專科學校舉辦“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桐城派學術研討會”。

2020年，桐城師範高等專科學校舉辦“交流•合作•傳承•創新桐城文化研討會”。 ^[24] 

2020年11月23日，“首屆桐城派文化論壇”在安徽合肥舉辦，論壇由安徽大學桐城派研究中心與安徽大學歷史系聯合主辦。採取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同步舉行模式，來自中國社科院、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大學、四川大學、陝西師大、河南大學、安徽大學等二十餘所高校、科研院所共三十餘位專家參加此次學術會議，提交學術論文三十餘篇，線上參會人員逾百人。 ^[23] 

2021年，桐城師範高等專科學校舉辦“桐城派與中國古代文章學”學術研討會。 ^[24] 

2023年4月14日至16日，“史料與方法：桐城派研究新進展”學術研討會在桐城召開。會議由桐城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安徽省桐城派研究會主辦，桐城派學術研究中心承辦。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德建、福建師範大學教授歐明俊、華南師範大學教授馬茂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林存陽、清華大學教授戚學民、安慶師範大學教授董根明、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魏泉、中南民族大學教授蕭曉陽、華中師範大學教授餘祖坤、澳門大學副教授王思豪十位專家作主題報告，分別對散文研究方法、桐城派與清代學術研究的關係、桐城派史部著述、桐城派“經濟之學”等論題作了闡述。出席這次會議的研究者中，青年學者佔絕大多數，單是博士生、碩士生就有35名，研究者提交給會議98篇論文。 ^[24] 

安徽大學江小角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桐城派與清代書院研究》（項目批准號為：11BZW071），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方寧勝、朱楊、張秀玉。該成果以桐城派開創、興盛、衰落三個階段代表作家的書院講學經歷為主要考察對象，揭示書院教育與桐城派傳衍興衰的內在聯繫。 ^[22] 

2019年7月14日，桐城市委、市政府在合肥為《桐城派大辭典》舉行新書首發式暨研討會。後因錯誤太多被下架 ^[10]  。2022年4月，《桐城派大辭典》1版2次修訂重印本，由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正式出版。同時發行的有16開典藏版和大32開精裝本兩個版本。 ^[9] 

該書有“桐城派百科全書”之稱，由安徽省桐城派研究會於2011年立項，安徽省內外11名專家參與編纂，耗時8年完成，總字數為2482千字，全書設立《淵源背景編》《作家編》《著作編》《文論編》《研究評論編》和《文化遺存編》6個單元，廣泛收錄桐城派歷史文化知識及其研究成果。辭典是2019年度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是全國首部以一個文學流派為內容的文史工具書，填補了中國文學史和中國辭書史兩個領域的空白。 ^[10] 

桐城派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擁有“專派辭典”（《桐城派大辭典》）的文學流派。 ^[9-10] 

王達敏的《姚鼐與乾嘉學派》（2007年），週中明的《姚鼐研究》（2013年），安徽大學盧坡博士的專著《姚鼐詩文及交遊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20年）。 ^[19] 

桐城派以其文統的源遠流長，文論的博大精深，著述的豐厚清正，風靡全國，享譽海外，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佔有顯赫地位，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一座豐碑。桐城派的散文理論，是對秦、漢歷代以來史傳文學寫作經驗的吸取和總結。其散文理論濫觴於戴名世，正式提出的是方苞，又經劉大櫆的補充，至姚鼐發展而完善。應該説，早在明代本邑“百科全書式”的大學者方以智、詩人錢澄之等，即推崇左、莊、馬、班的文章，對桐城莘莘學子無疑有一定影響，對桐城派“四祖”尤其是對生於明末的戴名世，起到了明顯的啓迪作用。（桐城市人民政府評） ^[3] 

桐城派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傳承最久、作者最多、影響最廣的文學派別。（史學家、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戴逸評） ^[11] 

如果深入瞭解桐城派，不難發現，它並非單純的文派，其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教育、藝術等諸多領域，皆成就斐然。（合肥學院副教授任雪山評） ^[12] 

桐城派是有清一代延綿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一個散文派別。桐城派古文具有鮮明的特色，內容上以宣揚程朱義理、封建倫理道德為主；形式上結構謹嚴，剪裁精當，文辭雅潔，平易暢達，聲調抑揚，雜以説理，輔以考證。（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歷史學博士後曾光光評）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