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

早年就學於蘇州中學、常熟中學，194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學鐵路管理系，1946年又重新考入北京大學史學系。就學期間，投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學生運動。

1947年加入民青，當選為北大學生自治會理事，又參加進步社團南北社、孑民圖書館。

1948年被國民黨政府通緝，為躲避政治迫害，在黨組織的安排下，離開北大，前往解放區，進入華北大學一部十七班學習，年底轉入一部政治研究室工作。

全國解放後，華北大學進入北京並改為中國人民大學，在學校任教至今。在中國人民大學革命史教研室從事中共黨史的教學和研究，編寫了《中國抗戰史演義》一書，通俗地介紹了八年抗戰的歷史。

1952年，調往新組建的中國歷史教研室，開始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和研究，並着手編寫了《中國近代史稿》和《北洋海軍》等書。

1955年，被提升為副教授，兼任吳玉章校長的學術秘書，後又擔任吳晗主編的《中國歷史小叢書》編委。

1959年，曾參加全國羣英會。

1960年，因在越南綜合大學授課，越南政府授予胡志明勳章。

1961年，被推舉為高教戰線先進工作者。

1965年，清史編纂委員會成立，時年39歲的戴逸是最年輕的委員。

十年動亂期間，被下放到江西餘江縣“五七”幹校勞動，直到1973年返回北京。當時中國人民大學停辦，他和一部分同志撥歸北京師範大學，在這期間，完成了《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一書。

1978年，人民大學覆校後，受命組建清史研究所，評定為教授。 ^[3] 

1980年和1984年，主編《簡明清史》，1985年獲吳玉章科研獎。

1982年，任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博士生導師。

1986年，因在清史所培養了一批清史研究的骨幹，被評為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範、人民教師。

1988年，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4] 

1989年，兼任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館長。

1992年，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小組成員。

1994年，獲國家五個一工程獎，並因長期從事教育事業，為人師表、兢兢業業，在教書育人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績而獲得香港柏寧頓金球獎。

1995年，獲北京市社科優秀研究成果一等獎。

1996年，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長。

2002年8月，清史編纂工程正式啓動，戴逸受命擔任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他説：“能夠為此盡綿薄之力，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2011年4月14日，戴逸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並參加了原國務院總理温家寶在中南海主持的儀式和座談。 ^[5] 

2013年12月17日，經專家提名、工作小組初選、遴選委員會遴選和基金委員會投票通過，戴逸獲得第二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獎金100萬元人民幣。 ^[6] 

2015年9月10日，戴逸教授90壽辰，中國人民大學舉辦“戴逸與清史研究”學術座談會，探討戴逸先生在史學界特別是對清史學科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共商推動清史學科在中國人民大學乃至全國的發展之計。 ^[7] 

2024年1月24日上午8時12分，著名歷史學家戴逸先生，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 ^[17-18] 

2024年1月30日，戴逸先生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殯儀館東禮堂舉行。 ^[19] 

《中國抗戰史演義》作於1951年，在全國剛剛解放，不少人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不甚瞭解的情況下，這本普及型讀物發揮了很好的社會效益。

戴逸的《中國近代史稿》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最先從思想理論角度寫歷史的近代史著作，敍述了一個個歷史運動，以及運動的產生和失敗的原因。在書中，戴逸運用馬克思主義和唯物史觀，對兩次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進行了分析和闡述，結構嚴謹、論證縝密，貼緊時代發展脈絡，關注中國近代史進程中的重大課題，為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更加便捷、順暢、合理提供有益的經驗和借鑑。

從1978年起，戴逸用7年時間主持編寫了70餘萬字的《簡明清史》，摸清了清代歷史的主要線索；在《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中，戴逸利用中、俄雙方大量的官方檔案和私人文獻，再現了條約談判的全過程，為中國政府處理中蘇邊境問題提供了珍貴的參考和備要，其重要性在於以嶄新的思維方式開創了中國研究清朝邊疆史的先河。 ^[8] 

2003年1月28日，清史編纂工程正式啓動，戴逸受命擔任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在纂修工作中實事求是，尊重歷史，既還原歷史真實，又要反映時代精神：既要繼承前人研究成果，又要勇於學術創新：既要理清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又要聯繫世界歷史的發展。以史實為依據，去偽存真，去粗取精，避免主觀臆斷。要使新《清史》成為一部觀點鮮明、內客充實、史料豐富、文筆生動的高水平的史書，儘量使思想性與學術性達到完美統一，使新《清史》成為傳世佳作。並在編纂新《清史》工作中，注重培養出一批優秀的中青年清史專家。 ^[9] 

在戴逸擔任博士生導師期間，他以教書育人為己任，培養了30名博士，其他的學生不計其數，人們稱之“戴公桃李滿天下”，其中不少已成為著名的清史研究專家。他為清史研究作出了卓著的貢獻，先後榮獲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範、人民教師獎章、吳玉章獎章和香港柏宇頓中國教育基金會首屆金球獎等榮譽。 ^[10] 

戴逸曾擔任中國史學會會長（第四屆、第五屆）、東方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北京滿文書院名譽院長、國務院學科評議組召集人、國家社科基金評審組成員、國務院古籍規劃小組成員。

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名譽所長、博士生導師、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長、北京市社科聯副主席和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等職。。 ^[12] 

戴逸小學時不好説話，不願交往，但不愛讀正課，從不好好閲讀課本，卻愛好各種遊藝，讀各種小説、連環畫。因此成績劣等，功課好幾門不及格，小學幾乎未能畢業，幸而學校網開一面，給班兩個最差的學生“奉送”畢業。畢業典禮那天，戴逸知道自己不能畢業，在家中躺在一張藤牀上，發悶犯愁。忽然，另一位與戴逸同班不能畢業的劣等生，飛步進入戴逸家，高興地大喊“戴秉衡，快走。快走。學校去，今天典禮會上宣佈要發給畢業證書，也能畢業了。”戴逸聽了自然喜出望外，趕緊去學校，果然拿到了畢業證書。 畢業是畢業了，但下一步考初中又是個難關，報考縣立中學，發榜的那天，戴逸父親去看榜。回家來臉色陰沉，不言不語，戴逸情知不妙，連羞帶怕，躲到親戚家去了。

中學沒考上，偏偏這年“七七事變”爆發，全國開始了抗戰，家庭逃難到了上海。戴逸的兩個姐姐進了“蘇女師”讀書，每天晚上都在家複習功課。天長日久，戴逸心底逐漸升騰起渴望上學的強烈願望。第二年夏天戴逸考上了蘇州中學（因抗戰遷至上海租界，校址在四馬路外灘）。因成績很差，只是個備取生，候補正取名額。戴逸是備取生，不能和正取生坐在一起，只能坐在最後。正取生是按高矮排列的，有兩位最年長的正取生長得最高，學習成績最佳，且品行端正，坐在最後排，和戴逸這個矮小年幼且成績不佳的備取生坐在一起。日子久了，三個人成了最親密的學侶，他們的學習、談吐、品行時刻影響戴逸，戴逸的學業成績突飛猛進。從此戴逸初中和高中的成績穩步上升，摘掉劣等生的帽子而成為班上優等生。

1944年高中畢業後，喜愛文科的戴逸考進了上海交通大學鐵路管理系，這是因為抗日戰爭期間上海學校都遷往內地，沒有一所像樣的文科學校。大二年級時，恰逢北京大學借用交大考場招生，戴逸報名投考北京大學歷史系一年級，發榜時，考上了歷史系的正取生。戴逸毅然決然放棄交大學籍，投奔北京大學，跨進心儀已久的歷史系門檻，選擇了終生從事歷史教學和研究的道路。

來到北大史學系後，一次，戴逸突患盲腸炎，盲腸穿孔，腹中大量積膿，然而校醫院卻要先交錢，才接收治療。鄭天挺接到同學急電後，當即通知醫院接收戴逸，並免費為他治療。戴逸在醫院躺了40天，方才轉危為安，出院後，鄭天挺還給了他一筆生活費。戴逸説：“當時我馬上就要死掉了，鄭先生如果沒有打這個電話，就沒有戴逸這個人了。”

1948年，戴逸因為參加學生運動被逮捕，帶到特種刑事法庭接受當局審訊。胡適得到消息，趕忙寫了一封信，跟對方説“這是個好學生，跟共產黨沒有關係，我可以保證，我保釋他”。由於胡適當時在國民黨裏的聲望，戴逸帶着一個“保釋在外，聽候傳信”的處理意見，被放了出來。由於時局危急，戴逸未敢久留，通過地下黨迅速離開北京。

在北大期間，戴逸是蒐集進步書籍的孑民圖書館的總幹事，有一天，他聽説吳晗有幾本這樣的書，於是直接上門索要。吳晗搞不清面前這個突然前來的年輕人的底細，自然一口回絕。被拒絕了的戴逸卻沒有走，彼時他已讀完吳晗的《朱元璋傳》，更在攻讀332卷的《明史》，如今面對明史專家，自然不能放過當面探討的機會。一番交流之後，吳晗對戴逸的歷史功底刮目相看。這一面之交，讓吳晗對這個學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13] 

戴逸教授現任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是中國當代少有的兼通清代前後期歷史的清史大家，無論是以其個人學術成果開拓重要研究領域，還是以其聲望與影響推動中國清代歷史研究的發展，他都卓有建樹。（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獎遴選委員會） ^[6] 

戴逸先生和張卓元先生心懷祖國，言傳身教，桃李滿天下，取得了一系列優秀成果；他們幾十年如一日，始終保持對學術的熱愛和追求，不追風，不趕潮，獨立思考，令人敬佩，令人感動；（國務院副總理 馬 凱） ^[2] 

戴逸老師的學術成就得益於兩個字，一曰精一曰通，精是説他有非常結實的文史底子，闡發見識有厚度，青年時代就得到諸位史學前輩的賞識不是偶然的。通是説他學識廣博，不狹窄。（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前所長 羅明教授） ^[14] 

戴逸的獨特之處在於兩個方面的貫通，一是縱向的前後通，按史學界通行的劃分，清史以1840年為界劃歸兩端，之前為古代史，之後為近代史，以往是兩批人分頭搞，戴老師則前後都搞。二是從橫向左右通，他編撰《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把清史放到世界背景下思考、討論，學術視野開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前任總編輯 王俊義）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