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

方以智自幼秉承家學，接受儒家傳統教育，他從小由母親和姑姑一起撫養長大。除了家學，他所授業的老師亦都是當時的著名學者。白瑜，長於詞賦經史，崇尚實學。王宣則專攻名物訓詁和《河》《洛》之學，治學嚴謹，是當時治《春秋》的大家。當時王已七十餘歲，所著《物理學》對方以智以後寫作《物理小識》多有啓發。傅海峯則是當時的名醫。另外，家中還有藏書豐富，被譽為“兩間皆字海，一盡始羲皇”的稽古堂。在這樣的環境中，少年時代的方以智受到了濃厚學術氛圍的薰陶。由於其祖輩都直接或間接同東林黨有關係。他從小也養成了關心時世的習慣。十四歲時，曾徒步到數百里外的考場參加會試，以此來磨鍊意志。

成年後，方以智載書泛遊江淮、吳越間，遍訪藏書大家，博覽羣書，四處交遊，結識學友。在他的學友中有西洋傳教士畢方濟與湯若望，並閲西洋之書，從他們那裏，方以智學習瞭解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從而更加開闊了視野，豐富了學識。為諫議皇帝選賢用能，革除弊端，實行某些改革，曾寫了《擬求賢詔》《擬上求治疏》《擬上求讀書見人疏》等，決心以襄扶明朝中興為己任。他曾在《書鹿十一傳後》中表示要“挹東海之澤、洗天下之垢”。曾與張溥、陳子龍、吳偉業、陳貞慧、吳應箕、侯方域等主盟復社，裁量人物，諷議朝局，以文章譽望動天下。方以智的父親方孔炤任湖廣巡撫時被楊嗣昌彈劾下獄，方以智懷血疏訟冤，方孔炤這才得釋，一時傳為佳話。

崇禎初年，方以智在他父親所建的城郊澤園中，成立“澤社”，不僅研究文學，也帶上政治色彩。社中有方以智的堂叔方文，妹夫孫臨，以及錢秉鐙、周岐等人。方以智或賦詩作文，或讀經、史，又關心“萬物之理”，隨時札記，積累了豐富知識，奠定了學術基礎。

那時，桐城阮大鋮，是魏忠賢閹黨的餘黨，崇禎初即被列入“逆案”名單。方的同學錢澄之曾加入阮大鋮退居養晦時所創建的江社，經方以智勸阻後，又退出江社。轉而參加澤社的文課，凡江社的會期都辭謝不赴。而作為“鄉先輩”的阮大鋮開始對方產生仇隙。

崇禎七年（1634年），桐城“民變”，方以智移居南京。結交天下名士有黃宗羲、吳應箕、陳貞慧、冒襄、侯方域、顧杲、沈昆銅（沈士柱）、陳梁等人。

崇禎十年（1637年），他們大會東林黨被害六君子的孤兒周茂蘭、魏學濂等於桃葉渡。方以智和陳梁曾寫長詩紀事，為東林黨揚聲吐氣。這時阮大鋮寄居南京，談兵説劍，聯絡各方，希圖再起。

方以智畫像(2張)

崇禎十二年（1639年），陳貞慧與吳應箕共同起草驅逐阮大鋮的宣言《留都防亂公揭》。公揭以東林創始人顧憲成之孫顧杲以及黃宗羲為首署名，共計一百四十人。阮大鋮在千夫所指之下，隱藏到城外牛首山，不敢進城。儘管方以智這年春天回桐城，秋後重來南京應試，未曾在揭貼上署名。但阮大鋮聯繫江社往事，仍認為公揭出於方以智主謀，因此怨毒更深。

崇禎十三年（1640年），方以智中進士，選為庶吉士，有人向崇禎帝推薦方以智，崇禎召對德政殿，方以智“語中機要，上撫幾稱善”。後在京任工部觀政、翰林院檢討、皇子定王和永王的講官。

崇禎十四、十六年已分別開始寫作《通雅》與《物理小識》。

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農民軍攻入北京，崇禎皇帝自縊，方以智在崇禎靈前痛哭，被農民軍郭營俘獲，農民軍對他嚴刑拷打，“兩髁骨見”（《明史稿·方以智傳》），但他始終不肯投降。當方以智在北京誓死不降農民軍之事傳入江南時，友人皆把他比擬為文天祥。不久，李自成兵敗山海關，方以智僥倖乘亂南逃，大難不死。

方以智輾轉奔向南京投奔南明弘光政權，仇敵阮大鋮把持南明弘光朝政，藉口方以智在李自成入京後沒有“殉節”，而把方列入“從逆六等”中的第五等，處理方法是“宜徒擬贖”。於是不得不改名吳石公，流寓嶺南、兩廣一帶以賣藥為生。不久，南明隆武帝以原官庶吉士相召，方以智不應，取名“三萍”，浪跡於珠江山水間。

清順治二年（1645年），弘光在南京即位，阮大鋮通過關係成為兵部尚書，對大批東林後人以及復社成員進行了報復。

從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至清順治九年（1652年）在廣州期間。

方以智改名吳石公，後被南海令姚奇胤所發現。姚是方的故人和庚辰（1640年）考試的同年，他請方為其兒子姚端的老師。在南海令官署，方以智重新整理《通雅》舊稿。又曾寫《錦纏玉》劇本，親教伶人排唱。這時他寫作的詩集取名為《瞻旻》。方到粵不久，其夫人潘氏攜第三子方中履經福建來廣州團聚。

隆武二年，桂王朱由榔稱帝於肇慶，由於父執瞿式耜的引薦，方以智參與了擁立永曆政權的活動，任左中允，少詹事，翰林院侍講學士，拜禮部侍郎、東閣大學士，方以智很快便發覺桂王政權朝不保夕，名不符實，內則門户紛爭，奸人當道，外則與廣州紹武政權同室操戈，兵戎相見。桂王更是膽小如鼠，稍稍聞風即奔走靡常，這一切使方以智心灰意冷，後被太監王坤誣劾免職，不得不遁跡於少數民族聚居的湘、桂、粵西一帶，過着“曲肱茅屋雞同宿，舉火荒村鬼作鄰”的生活。當清兵大舉南下時，在梧州出家，法名弘智，發憤著述同時，秘密組織反清復明。

永曆四年（1650年），清兵入廣西桂林，瞿式耜與張居正的曾孫張同敞共同守城殉難。方以智去昭平仙回山“披緇為僧”。方中履隨方以智入山“父析子荷，父汲子炊”，過着飢寒交迫的生活，終於被清兵搜出。清帥馬蛟驎反覆逼降無效，最後聽任方為僧。方以智於是去梧州，在梧州雲蓋寺居住兩年。

清順治九年（1652年）八月，偕同施閏章至廬山，同年年底回桐城省親。他的哲學著作《東西均》的開章即寫於到達廬山之時。其對政治和社會的理想與抱負無從實現，於是全部精力轉入著書立説的學術生活中。在流離中缺乏圖書資料，他自己説“作掛一漏萬之小説家言，豈不悲哉。愚道人今年三十六矣，讀書亦有命”（見《通雅》卷三附記）。然而在這一時期終於寫成《物理小識》《切韻聲原》《醫學會通》《刪補本草》等書。

順治十年（1653年）元旦，回到桐城南郊白鹿湖見到父親方孔炤。安徽地方官要奏用他時，他説：“匹夫不可奪志，出世人安往（往何處），不得涅盤也？”就在這年，他重去離別十年的金陵，皈依天界寺的覺浪道盛法師。方以智“閉關”於金陵高座寺的看竹軒，潛心寫哲學著作，自稱極丸老人。作為曹洞宗的一個法門弟子，佛教對他有一定影響。

康熙十年（1671年）冬，方以智為粵事牽連被捕，解往廣東，途經江西萬安惶恐灘頭。十月七日（11月8日），因疽發卒於舟中。

方以智對儒釋道三教的批評與會通思想主要集中在他於順治九年（1652）前後所完成的哲學著作《東西均》中，其與佛教有關之著述，皆收在《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與《青原志略》二書中。《青原志略》 是現存記錄方以智駐錫青原時期的思想與活動最為詳盡的著作。 ^[1] 

在《東西均》一書裏，方以智以廣博的學識見解廣泛地評判儒、釋、道三家之學問特徵及其優缺點，這是他會通三教的認識基礎。 他在《東西均·開章》裏即對孔孟、老莊、宋儒理學及佛禪等各宗之學分別冠以不同的名稱來指代：“開闢七萬七千年而有達巷之大成均，同時有混成均。 後有鄒均尊大成；蒙均尊混成，而實以尊大成為天宗也。” ^[2] 

方以智用“盡天地古今皆二”和“公因即在反因中”來描述世界的狀態。方以智積極繼承了中國傳統哲學矛盾觀，提出了“盡天地古今皆二”的命題，深刻揭示了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觀性。在《東西均》中，方以智對儒釋道各家思想總是儘可能辯證、客觀地表達了自己的態度。方以智一方面不贊同理學死讀書的迂腐做法，也反對心學空談心性的機巧作為，但另一方面，方以智在方法論上神化易學，在核心價值觀上對儒學高度認同。 ^[3] 

從內容上看，《東西均》和大多數中國哲學作品一樣，也是一部關於道德、人生、學業的經世之作。調和儒釋道三家倫理價值觀，是《東西均》的根本宗旨。《東西均》各篇章所闡釋的具體內容，或學術，或倫理，大都表達了作者的人生旨趣。在《東西均》中，方以智將“舉一明三”的方法，廣泛應用於現實中的各種問題，提出了許多頗有見地的觀點：在心物問題上，面對當時理學和心學之蔽，他重新詮釋了“盡心，知性，知天”； ^[2]  在信疑問題上，他提出信其當信，疑其當疑，“天自信天，地自信地，我自信我”；在名實問題上，強調要看穿世界的顛倒，不為字面的顛倒所限；在學問全偏問題上，“凡學非專門不精，而專必偏，然不偏即不專。惟全乃能偏”； ^[2]  在道藝問題上，提出“知道寓於藝者，藝外無道，猶道外之無藝也”。 ^[2]  另外，在《東西均》中，方以智設《生死格》一章，專門闡釋了他的“大生死之事”、真知生死“通變化而知危微交輪之機”和“不虛生，不浪死”的人生態度。 ^[3] 

方以智學識淵博，在許多領域都有自己獨到見解。例如，在學術分類問題上，他把學術分為三類，説：

“考測天地之家，象數、律歷、音聲、醫藥之説，皆質之通者也，皆物理也。專言治教，則宰理也。專言通幾，則所以為物之至理也。”（《通雅·文章薪火》）

在這三種學術中，他講得比較多的是通幾與質測。他説：

“寂感之藴，深究其所自來，是曰通幾；物有其故，實考究之，大而元會，小而草木蠢蠕，類其性情，徵其好惡，推其常變，是曰質測。”（《物理小識·自序》）

可見，所謂通幾，是對事物發生根本原因的探討，而質測則要求腳踏實地考察事物變化原因，按特性予以整理分類，總結驗證已知規律，預測未來發展變化。顯然，通幾與質測是從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着眼對學術活動所做的分類。在中國，這種分類是方以智的獨創。

方以智塑像(2張)

在天文學方面，方以智結合中國傳統的天文學和當時傳教士傳入的西方天文學，討論了地心學説、九重天説、黃赤道、歲差、星宿、日月食、曆法等天文學問題。對於西方天文學知識，他非常重視，經常追蹤西方天文學最新進展，例如他在討論天體運動軌道問題時，就曾根據西方用望遠鏡觀天發現金星有周相變化的事實，提出了金星、水星繞太陽運行的正確猜測。

方以智接受西方科技知識，並非盲從，而是經過自己的認真思考、消化。例如他對於西方地圓説，就是首先考察了地圓説賴以成立的觀測證據，然後才加以接受的。對於傳教士的錯誤説法，他則予以批駁。例如傳教士曾説，太陽半徑為地球半徑的160多倍，而太陽距地球只有1600多萬里，方以智指出這是錯誤的，因為據此計算（定地球圓周長約9萬里），太陽的直徑就將近有日地距離的三分之一大，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他運用自己的“光肥影瘦”理論，對這一問題做了解釋，指出人目所見的太陽圓面比實際發光體要大，因此按幾何方法進行的測量並不準確。他的這一理論後來被《曆象考成》的作者所接受。

在物理學方面，方以智更有諸多創見。他從氣一元論自然觀出發，提出一種樸素的光波動學説，認為： “氣凝為形，發為光聲，猶有未凝形之空氣與之摩蕩噓吸。故形之用，止於其分，而光聲之用，常溢於其餘：氣無空隙，互相轉應也。”（《物理小識》卷一）

顯然，方以智認為，光的產生是由於氣受到激發的緣故。由於氣瀰漫分佈於所有空間，彼此間無任何空隙，被激發的氣必然要與周圍靜止的氣發生相互作用，“摩蕩噓吸”，將激發傳遞出去，這就形成了光的傳播。由此，方以智所描述的是一種樸素的光波動學説。為了與近代光的電磁波動説相區別，可以稱之為氣光波動説。

從氣光波動説的角度出發，方以智進一步提出了光不走直線的主張，他把它叫做光肥影瘦，認為光在傳播過程中，總要向幾何光學的陰影範圍內侵入，使有光區擴大，陰影區縮小。他並且指出，由於光肥影瘦現象的存在，使得基於光線直進性質進行的測量得到的結果都不準確。他説：

“物為形礙，其影易盡，聲與光常溢於物之數，聲不可見矣，光可見，測而測不準矣。”（《物理小識》卷一）

為了證實自己的觀點，他還做了小孔成像實驗，並且努力用自己的理論去解釋常見光學現象。所有這些，在物理學發展史上，都是很新鮮的。

另外，他對於光的反射和折射，對於聲音的發生、傳播、反射、隔音效應，對於色散，對於煉焦、比重、磁效應等諸多問題的記述，都是領先於同時代人的。

在生物醫學方面，方以智也有諸多值得一提之處。他在其《物理小識》一書中，記述有大量動植物的生態學內容和栽培、管理等知識。他引述了傳教士“腦主思維”之説，介紹了他們關於人體骨骼、肌肉等方面的知識，認為中西之學各有所長，嘗言西醫“詳於質測而拙於言通幾”，故引用湯若望之《主制羣徵》中西醫之解剖學，介紹於國人，但剔除了傳教士所説的“全能的上帝創造世界”之類的內容。他自己對於傳統醫學也素有研究，撰有多種醫學著作。遺憾的是這些著作傳世不多，我們難以窺其全貌。方以智可視為我國早期匯通思想醫家之一，於我國近代醫學發展史上有一定影響。

方以智其學博涉多通，自負要把古今中外的知識熔於一爐，發明千古不決的道理，是明清之際的一位有進步社會思想和唯物主義觀點的哲學家。所著《東西均》中提出“一而二，二而一”的命題，概括事物的矛盾和矛盾運動，認為事物都是“相捄相勝而相成”，體現出唯物主義和樸素的辯證法觀點。方以智對中國傳統自然科學和由利瑪竇、徐光啓傳入的西方科學作了記述、考辨，把整個科學技術按其對象，區分為“質測”（自然科學）、“宰理”（社會科學）和“道幾”（哲學）三大類。他還立志邀集專家編譯綜合百科全書，但這個宏願未得實現。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姿抱暢達，早以文章譽望動天下。（《方以智傳》） ^[5] 

清代學者朱彝尊：紛綸五經，融會百氏。 ^[5] 

馬其昶：躬豪傑之才，遭逢季運，以佔畢稱，豈其志哉。

《清史稿》本傳：以智生有異秉，年十五羣經子史略能背誦。博涉多通，自天文、輿地、禮樂、律數、聲音、文字、書畫、醫藥、技勇之屬，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

方以智的手書及作品(7張)

方以智一生著述很多，計有一百餘種。其中最為流行的是《通雅》和《物理小識》，前者是綜合性的名詞彙編書，後者是一部筆記，他的科學見解主要集中在這部書中。他的後期代表作是《藥地炮莊》和《東西均》，均為哲學著作，書中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哲學命題。他的著作中另外比較重要的還有《浮山文集》《博依集》《易餘》《一貫問答》《切韻源流》《流寓草》《周易圖象幾表》《性故》《學易綱宗》《諸子燔痏》《四韻定本》《內經經絡》《醫學會通》等。現存共二十餘種。 ^[7] 

方以智是安慶府桐城縣鳳儀里人（今屬安徽桐城市），出身士大夫家庭。方氏是桐城地區這一時期主要的世族。

曾祖父方學漸，精通醫學、理學，並且能學習諸子百家，融會貫通，自成體系 ，除記錄赴東林講學的《東遊記》外，著有《易蠡》《性善繹》《桐夷》《邇訓》《桐川語》等。因方學漸曾受學於泰州學派的耿定理，《明儒學案》把他列入《泰州學案》。

祖父方大鎮，曾任萬曆朝大理寺少卿，著有《易意》《詩意》《禮説》《永思錄》《幽忠錄》等數百卷。

外祖父吳應賓，精通釋儒，著有《學易全集》《學庸釋論》《宗一聖論》《三一齋稿》等。

姑姑方孟式、方維儀是明大理寺少卿方大鎮之女，姚孫棨之妻，少年寡居。方維儀頗有才氣，是當時有名的女詩人。曾隨父宦遊，至四川嘉定、福建福寧、河北、京師等地，見名山大川，歷京華勝地，閲西洋之書，頗長見識。

父親方孔炤，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進士，崇禎朝官至湖廣巡撫，通醫學、地理、軍事。並且較早地接觸西學，主張研習經世致用的知識，著有《周易時論》《全邊略記》《尚書世論》等，《明史》有傳。《周易時論》被《四庫提要》列入存目。

妻子潘翟，字付畢，著有《宣閣集》，後毀於火。 ^[9] 

兒子方中通、方中履。 ^[9] 

女兒方御，著有《旦雞閣集》。 ^[9] 

兒媳張瑩（適中履），是張英的堂妹，著有《友閣集》。後來底稿散失，未能傳世。 ^[9] 

方以智的學友中有西洋傳教士畢方濟與湯若望，受他們的影響，他閲讀了不少西洋之書，從而學習和了解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學。 ^[10] 

1972年當代美國華裔學者余英時在《方以智晚節考》認為方以智行至惶恐灘頭，想起前朝文天祥事蹟，自沉於江西萬安惶恐灘江殉國。 ^[8] 

父孔炤，明湖廣巡撫，為楊嗣昌劾下獄，以智懷血疏訟冤，得釋，事具明史。以智，崇禎庚辰進士，授檢討。會李自成破潼關，範景文疏薦以智，召對德政殿，語中機要，上撫幾稱善。以忤執政意，不果用。京師陷，以智哭臨殯宮，至東華門，被執，加刑毒，兩髁骨見，不屈。 賊敗，南奔，值馬、阮亂政，修怨欲殺之，遂流離嶺表。自作序篇，上述祖德，下表隱志。變姓名，賣藥市中。桂王稱號肇慶，以與推戴功，擢右中允。扈王幸梧州，擢侍講學士，拜禮部侍郎、東閣大學士，旋罷相。固稱疾，屢詔不起。嘗曰：“吾歸則負君，出則負親，吾其緇乎？”

行至平樂，被縶。其帥欲降之，左置官服，右白刃，惟所擇，以智趨右，帥更加禮敬，始聽為僧。更名弘智，字無可，別號藥地。康熙十年，赴吉安，拜文信國墓，道卒。其閉關高座時也，友人錢澄之亦客金陵，遇故中官為僧者，問以智，澄之曰：“君豈曾識耶？”曰：“非也。昔侍先皇，一日朝罷，上忽嘆曰：‘求忠臣必於孝子！’如是者再。某跪請故，上曰：‘早御經筵，有講官父巡撫河南，坐失機問大辟，某薰衣，飾容止如常時。不孝若此，能為忠乎？聞新進士方以智，父亦繫獄，日號泣，持疏求救，此亦人子也。’言訖復嘆，俄釋孔炤，而闢河南巡撫，外廷亦知其故乎？”澄之述其語告以智，以智伏地哭失聲。

方以智逝世後，共有三座墓：江西青原山為衣缽墓；浮山華嚴寺後為爪發塔；浮山北麓“金牛架軛”地為肉身墓。墓地坐南朝北，依山傍水，由墓冢、祭壇、拜台三部分構成，佔地二百一十平方米。墓冢以花崗石相圍，墓碑豎於《生事略碑》後，碑上因方氏子孫尊先生反清之志，未署清帝年號。左側為潘氏夫人之墓。方以智墓冢前為石砌祭壇，並立有近人書刻《方密之先生事略碑》，西邊配石刻對聯：“博學清操重百世，名山勝水共千秋”。以下依次建拜台三道，迎出山腳。拜台前均有白石欄杆。其第一道拜台有石獅一對，分立左右。台下右側立大理石標誌碑一塊。方以智墓為安徽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