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嗣昌

萬曆十六年戊子（1588年）二月二十七日，楊嗣昌出生於明朝湖廣常德府武陵縣，他是三代單傳之獨子，父親是楊鶴，官至兵部右侍郎、三邊總督。武陵楊氏原籍安徽郎溪，在洪武年間因詿誤而發配武陵充軍，後代逐漸崇尚文學，追逐功名。楊嗣昌在家風薰陶下，自幼潛心讀書，埋頭科舉，於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中舉人，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在殿試中以三甲第一百九十六名獲賜同進士出身 ^[46]  ，開啓了從政生涯。 ^[1] 

楊嗣昌步入仕途後，歷任杭州府學教授、南京國子監博士、户部福建司主事、户部江西司員外郎等官職，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擢户部郎中，同年十二月至天啓二年（1622年）五月遷南京户部新餉司郎中，剛上任就替登萊巡撫袁可立向皇帝請餉，“撫臣袁可立受命方新，請發帑金二十萬安兵散民，似非得已。惟在聖明裁定，賜予若干。” ^[2]  此時，大太監魏忠賢漸有擅權之勢，與朝中東林黨人矛盾日益尖鋭，楊嗣昌為躲避政鬥漩渦，遂稱病掛冠，隱居家鄉，到天啓五年（1625年），其父楊鶴亦被魏忠賢罷官，返鄉與楊嗣昌一起隱居，過着優遊林下的生活。當時，後金侵犯明朝，遼東告急，軍需吃緊，楊嗣昌留心邊事，將他在户部參與財政管理的經歷編為《地官集》二十卷。 ^[1] 

天啓七年（1627年）九月，信王朱由檢即位，是為崇禎帝。不久後，魏忠賢被扳倒，楊鶴、楊嗣昌父子亦先後被起用。崇禎帝還未登基時，就看過楊嗣昌的《地官集》等書，讚歎楊嗣昌的才能。 ^[3]  崇禎元年（1628年），楊嗣昌分巡河南汝州道，九月十九日陛辭 ^[47]  ，翌年冬調任霸州兵備道。崇禎四年（1631年）初，遷整飭山海關內監軍兵備道。 ^[48]  此時，他的父親楊鶴因為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任上招撫農民軍首領神一魁失敗，被下獄論死，楊嗣昌聞訊後三次上疏請求辭職，以代父罪。結果崇禎帝免了楊鶴的死罪，改戍江西袁州，亦沒有讓楊嗣昌辭職，還多次温言撫慰，激勵他盡職任事。 ^[4] 

崇禎五年（1632年）五月，楊嗣昌被任命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海關）、永（平府）等處地方提督軍務，他在任內整飭防務，修築山海關兩翼城。 ^[5] 

崇禎七年（1634年）九月，楊嗣昌被提拔為兵部右侍郎兼宣、大、山西三鎮總督，赴任後六次上疏陳述邊事，並主張開礦招工以瓦解亂黨，多所規劃，給崇禎帝的印象是異才可用。 ^[6]  不久後，楊鶴去世於袁州，楊嗣昌回家丁憂，一年後又遭繼母丁氏之喪。

這時，關外滿清入塞大掠，兵部尚書張鳳翼畏罪自殺，崇禎帝決定起復楊嗣昌，遂於崇禎九年（1636年）十月下旨奪情，命楊嗣昌接任兵部尚書。楊嗣昌三疏請辭，崇禎帝不許，他便於崇禎十年（1637年）三月抵京赴任，同月二十七日覲見崇禎帝 ^[47]  ，開始活躍於政治舞台的中心。 ^[4] 

楊嗣昌出任兵部尚書時，明王朝已陷入內憂外患的泥潭中，清軍多次入塞，威脅明朝京師安全；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幾十萬起義軍在中原流動作戰，更是明朝腹心之患。楊嗣昌蒞任前的崇禎九年（1636年）七月，陝西巡撫孫傳庭在黑水峪大破起義軍，生擒高迎祥，局面有所好轉。楊嗣昌在守制時關心時局，因此在出任兵部尚書後就已對明朝的未來有了詳細的規劃，加上他熟悉典章故事，工於筆札，富有辯才，每次皇帝召見時，都能思如泉湧，侃侃而談，與前任兵部尚書的呆滯木訥之狀迥然不同，因此崇禎帝每次召見他的時間都遠遠超過規定時間，對他幾乎言聽計從，甚至驚歎：“用卿恨晚！” ^[4] 

楊嗣昌作品(4張)

楊嗣昌對明朝未來的規劃可歸納為三點：一、攘外必先安內；二，足食然後足兵；三、保民方能蕩寇。其對策主要集中於前兩點。對於第一點，他認為天下大勢好比人的身體，京師是頭腦，宣、薊諸鎮是肩臂，黃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之地是腹心。如今形勢是烽火出現於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禍亂於腹心之內，中之甚深。外患固然不可圖緩，內憂更不能忽視，因為它流毒於腹心，如果聽任“腹心流毒，臟腑潰癰，精血日就枯乾” ^[2]  ，徒有肩臂又有何用呢？所以他主張先與清朝和談，穩住京師附近的局勢，專心致志、一鼓作氣的剿滅農民軍。對於第二點，他建議增兵12萬，並增加餉銀280萬兩，採取均輸、溢地、寄監學生事例、驛遞四個途徑。於是崇禎帝在他的建議下先後向民眾加派剿餉和練餉。 ^[4] 

楊嗣昌所提的三點綱領，都是為了實現他“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的圍剿計劃來服務的。這一計劃的執行依靠的是總督洪承疇和總理王家楨的配合，洪承疇已在圍剿農民軍的過程中頗建功勳，但王家楨被楊嗣昌認為是個庸才，不堪此任，於是楊嗣昌經密友禮部侍郎姚明恭的介紹，向崇禎帝推薦了兩廣總督熊文燦接替六省總理。 ^[7] 

各省督撫在楊嗣昌的指揮下，圍剿農民軍有了很大進展，到崇禎十一年（1638年）二月，湖廣農民起義軍領袖劉國能、張獻忠先後受熊文燦招撫，楊嗣昌鑑於其父招撫失敗的教訓，提出反對意見，並主張劉、張等“殺賊自效”才可信任，崇禎帝和熊文燦急於招安，楊嗣昌只好順從皇帝意見，相信了農民軍的投降。 ^[8]  結果劉國能確實效忠明朝，但張獻忠卻是假招安，最終和李自成一起埋葬了大明江山。而此時的闖將李自成正在洪承疇、孫傳庭等的窮追不捨下勢力鋭減，到崇禎十一年（1638年）十一月率劉宗敏、田見秀等十八騎逃亡商洛山中。楊嗣昌所説的“十年不結之局”似乎就要走到盡頭。

就在楊嗣昌緊鑼密鼓地指揮圍剿農民軍的同時，亦開始籌劃對清議和的事宜，以緩解明朝的外部壓力。崇禎十一年（1638年）三月十日，楊嗣昌上疏重申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張，力主對清妥協，集中全力平息“中原羣盜”。 ^[9]  同年五月三日，崇禎帝在中極殿以“剿兵難撤、敵國生心”為主題策試大臣，楊嗣昌在策論中以天象引入話題，接着列舉歷史上天象示警與異族關係的故事，如東漢時日蝕火星，漢光武帝與南匈奴議和，宋太宗時月蝕熒惑，宋軍興師伐遼而戰敗。其實他是藉此影射他對清議和的主張，正如談遷所説：“星曆之學非嗣昌所諳，而推言之甚詳，專為建虜而發，力主封賞。” ^[10]  儘管多數朝臣反對此議，但崇禎帝卻非常賞識，加上楊嗣昌無偏無黨、勇於任事，崇禎帝對他更加信任，於當年六月提拔楊嗣昌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仍掌兵部事，故人稱“楊閣部”。

其實，楊嗣昌已經在秘密啓動議和行動。崇禎十一年（1638年）三月，遼東巡撫方一藻派盲人卦師周元忠出使瀋陽，試探口風，皇太極對其相當禮遇，並表示：“如有確議，則撤兵東歸”。 ^[11]  楊嗣昌接到方一藻的報告後，立刻建議崇禎帝允許方一藻及總監太監高起潛便宜從事，辦好議和，得到崇禎帝默許。周元忠回到寧遠，帶回皇太極致高起潛的書信，信中稱：“仍言講款，若不許，夏秋必有舉動。”楊嗣昌極力勸説崇禎帝把握時機與清和談，但崇禎帝只命方一藻、高起潛“細酌”。 ^[12]  楊嗣昌不依不撓，繼續上疏批評言官不顧兵部處境，只會空言誤國，請求“聖鑑允行”，即明確批准方一藻與高起潛議和。此時楊嗣昌主導議和已經公開化，引起朝臣激烈非議，掀起彈劾楊嗣昌運動，其中攻訐最力的是少詹事黃道周，他們表面上反對楊嗣昌“奪情入閣”，實際上反對他主導的對清和議，並將楊嗣昌比作豬狗、人梟。崇禎帝於當年七月五日召集羣臣於平台，讓楊嗣昌與黃道周在御前辯論，黃道周大談綱常倫理，指責奪情起復又擅自議和的楊嗣昌忠孝兩虧，楊嗣昌則緊抓黃道周曾為“杖母烝妾”的鄭鄤辯護一事，説黃道周自稱“不如鄭鄤”，就是連禽獸都不如。最後崇禎帝袒護楊嗣昌，貶斥黃道周等彈劾楊嗣昌的官員。 ^[13] 

儘管楊嗣昌擺脱彈劾，但崇禎帝礙於羣臣反對，未對和談表示明確支持，方一藻、高起潛與滿清的和議遂不了了之。皇太極見此情形，乃於崇禎十一年（1638年）九月派兵大舉入塞劫掠，是為戊寅之變。由於明廷內部政見分歧，楊嗣昌、高起潛未能與總督天下援兵的盧象昇良好配合，導致盧象昇戰死於鉅鹿賈莊，七十餘城先後失守，四十六萬人被俘（包括德王朱由樞），到崇禎十二年（1639年）三月，清軍方才揚長而去。事後追究責任時，楊嗣昌雖被彈劾，但崇禎還是保住了他，並感慨：“大事幾成，為幾個黃口書生所誤，以至於此！” ^[14] 

戊寅之變使局勢急轉直下。不但楊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和談計劃化為泡影，十面張網戰略也因為洪承疇、孫傳庭被調入京師勤王而使農民軍死灰復燃，逐漸成為一張破網。張獻忠在谷城厲兵秣馬一年有餘，終於在崇禎十二年（1639年）五月再舉反旗，李自成前去會合，八月以後又分東西兩頭行動，至此“撫局”破產，明朝內地再度陷入干戈擾攘之中。

楊嗣昌自清兵入塞以後，就承受巨大壓力，不僅李希沆、王志舉等言官要求追究他的責任，他本人也屢次上疏引咎辭職。崇禎帝貶斥了彈劾他的言官，並令他落職帶冠視事，不久以敍功名義使其官復原職。楊嗣昌已有脱身之意，遂推薦四川巡撫傅宗龍接替他的兵部尚書之職。沒過一個月就傳來張獻忠撕毀招安、起兵造反的消息，楊嗣昌知道後頗為不安，因為招撫張獻忠的熊文燦正是他本人推薦的，熊文燦招安失敗，他顯然難脱干係；崇禎帝似乎也漸漸發覺楊嗣昌有點不靠譜，自己已經力排眾議委以重任，如今不如令他外出督師，倘若成功，便可以對外面有個交代。 ^[15]  楊嗣昌揣摩帝意，請纓督師，崇禎帝順水推舟，於崇禎十二年（1639年）八月二十五日下旨命楊嗣昌督師平寇，賜尚方寶劍。經過一番準備後，楊嗣昌於九月六日陛辭，當日平台餞行時，崇禎帝贈詩曰：“鹽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楊嗣昌聽罷，邊哭邊拜，隨後離開京師，踏上不歸之路。 ^[15] 

楊嗣昌在十月一日抵達湖廣襄陽行營 ^[49]  ，隨後便積極展開部署，以圍剿張獻忠。崇禎十三年（1640年）二月，楊嗣昌麾下的總兵左良玉在川東夔州府太平縣（今四川萬源）瑪瑙山大敗張獻忠，楊嗣昌報捷戰果“斬馘三千六百二十，墜巖谷死者無算。”張獻忠的妻妾高氏等和軍師潘獨鰲都被俘虜，押往襄陽。 ^[16]  崇禎帝聞訊大喜，不僅加封左良玉為太子少保，還親筆慰諭楊嗣昌。

但是，楊嗣昌沒能處理好諸將關係，起初保薦左良玉掛“平賊將軍”印，後來覺得左良玉難以控制，而陝西將領賀人龍驍勇善戰，於是向兵部尚書陳新甲提議以賀人龍代替左良玉掛“平賊將軍”印。待此議得到崇禎帝批准後，楊嗣昌又反悔，擔心引起左良玉不滿，而且賀人龍的兵力與戰績都無法與左良玉相比，難以取而代之，再次上疏請求崇禎帝收回成命，仍用左良玉為平賊將軍，賀人龍則以總兵銜行事。這種出爾反爾的做法兩面不討好，導致左良玉和賀人龍兩員驍將都不肯聽命。陝西三邊總督鄭崇儉也對他陽奉陰違，楊嗣昌事先已經傳達崇禎帝聖旨，令鄭崇儉及副總兵賀人龍、李國奇留蜀協剿。鄭崇儉寫信給楊嗣昌，稱他率陝西兵與左良玉麾下的張應元、汪雲鳳在太平縣境內搜剿，“持銀買米三月不得升合”，以此為藉口，按兵不動。後來鄭崇儉在川北太平縣稱病，楊嗣昌調他會師大寧（今重慶巫溪），鄭崇儉不應，反而由太平退回陝西境內，賀人龍、李國奇也以“兵瘦馬缺、弓矢皆乏”為由跟隨鄭崇儉而去。楊嗣昌多次寫信催促，毫無效果。由於川軍既不能拒擊又不能守險，客兵又三心二意，不願入川圍剿，這就給張獻忠以可乘之機。崇禎十三年（1640年）八月，他與羅汝才會合，在夔州府大昌縣土地嶺擊潰張應元、汪雲鳳所部明軍，使“剿局”再度惡化。九月初一日，楊嗣昌檄問四川巡撫邵捷春：“用何兵防守何兵出戰？兵若不足從何處徵調？守兵有何補充？”邵捷春似乎全然不知。在大兵壓境之際，邵捷春藉口大昌的上馬渡、中馬渡、下馬渡水淺地平難以堅守，退守水寨觀音巖作為第一道防線，令部將邵仲光（一作先仲）守衞，而在夜叉巖、三黃嶺、磨子巖、魚河洞等處，各分兵三四百人守衞。楊嗣昌的監軍萬元吉以兵力分散為憂，建議收縮防線，邵捷春不聽。九月初九日，張獻忠率軍至渡口，輕取上馬渡、中馬渡、下馬渡，進襲觀音巖，守隘將領邵仲光逃跑，張獻忠從觀音巖、三黃嶺等處突破大昌防線。楊嗣昌趕到巫山，以尚方劍處斬邵仲光。張獻忠、羅汝才越過大昌，西抵開縣、達州，勢不可擋，如入無人之境。崇禎帝接到楊嗣昌的報告，立即下旨逮捕邵捷春。十一月，楊嗣昌親自來到重慶主持圍剿。萬元吉深知左良玉、賀人龍與楊嗣昌有隙，互相掣肘，主張穩紮穩打，對楊嗣昌説：“軍心不一，未可以戰，應當令前軍跟蹤，後軍為繼，中軍從間道扼歸路。”楊嗣昌不以為然，反對分軍示弱。繼續採用以前的尾隨緊迫戰術，疲於奔命，馳逐于山穀風雪之中。 ^[51]  張獻忠曾作順口溜挖苦道：“前有邵巡撫，常來團轉舞；後有廖參軍（廖大亨），不戰隨我行；好個楊閣部，離我三天路。” ^[17] 

崇禎十四年（1641年）正月，張獻忠又在開縣黃陵城大破猛如虎所部，出川直趨襄陽。與此同時，一直被圍困在奉節魚腹山的李自成也利用左良玉與楊嗣昌的矛盾，突圍轉進河南，並攻陷了洛陽，處死皇叔福王朱常洵。二月初四日夜，楊嗣昌一直認為安全的行營襄陽為張獻忠所奇襲，襄王朱翊銘被殺，據説張獻忠在處死朱翊銘前還對他説：“吾欲斬楊嗣昌頭，而嗣昌遠在川，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 ^[56-57]  當時，楊嗣昌已鬚髮皆白，罹患重病，他在崇禎十四年（1641年）正月八日就向皇帝感嘆：“此身之憂勞病瘁，日嘔痰血，夜不得眠，奄奄垂斃，不敢言矣！更兼襄庫餉無半文，督臣移諮可駭，臣愈增憂憤，不知死所。” ^[18]  楊嗣昌為追擊出川的張獻忠而向湖廣行軍的途中，陸續接到洛陽、襄陽相繼失守及二王被殺的消息，深感無顏面對皇帝，徹底崩潰。他從此不進飲食，走到荊州沙市徐家園時便卧牀不起，一切事務交給監軍萬元吉處理，並通知家屬來荊州見他最後一面。三月初一日，楊嗣昌死於沙市。關於他的死因，有記載他是自縊或服毒而死，但都是傳聞之詞，其實是因為洛陽、襄陽失守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稻草，使本已重病在身的楊嗣昌驚憂交加而死。 ^[19] 

楊嗣昌去世後，崇禎帝親撰祭文，追贈太子太傅，並哀嘆：“自楊嗣昌歿，無復有能督師平賊者。” ^[20]  雖然他也下令追究楊嗣昌使二藩淪陷的責任，但最終以“議功”之例免罪。針對攻擊楊嗣昌的上疏，崇禎帝也一概留中。他把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召進宮內，宣佈：“楊嗣昌系朕簡用，用兵不效，朕自鑑裁，況尚有才可取。”接着他訓斥上疏的臣工是“大加排斥，意欲沽名。……本該重治，爾等又説朕庇嗣昌，姑饒這一遭。” ^[21]  楊嗣昌以輔臣之禮葬於龍陽縣，兩年後張獻忠破武陵，扒開楊嗣昌的墳墓並燒其靈柩，後來其子孫移葬其於桃源縣金廠溪月宏山下。 ^[1] 

針對愈演愈烈的明末農民起義，楊嗣昌奪情起復兵部尚書後，就於崇禎十年（1637年）四月十六日在《敬陳安內第一要務疏》中向崇禎帝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網”的剿匪戰略。楊嗣昌將農民軍重點活躍的陝西、河南、湖廣、鳳陽作為“四正”，這四處的巡撫對農民軍以剿為主，以防為輔；將“四正”周邊的延綏、山西、山東、應天、江西、四川作為“六隅”，這六處的巡撫對農民軍以防為主，以剿為輔。“四正六隅”合為“十面網”，如果農民軍在陝西，那麼陝西、四川、湖廣、河南、延綏、山西各巡撫張網六面合圍；以此類推，農民軍出現在“四正”任一地區，都會有六個巡撫張網以圍困之，而總督和總理則負責剿殺。 ^[22]  這是楊嗣昌抓住農民軍流動作戰的特點，而精心設計的圍堵戰略。

楊嗣昌鑑於農民軍主要活動於夏秋兩季，冬春兩季天寒地凍不便流動，所以他選擇今冬明春（十二月、正月、二月）三個月作為圍剿之期，把主戰場擺在河南、陝西兩省，分別包圍，各個擊破，決不能讓盤踞在陝西的闖將（李自成）、過天星（惠登相）等部進入河南，也不能讓河南、湖廣等處的各部與之會合。為此，嚴令陝西巡撫阻斷於商南、雒南，鄖陽撫治阻斷於鄖陽、襄陽，湖廣巡撫阻斷於德安、黃州，安慶巡撫阻斷於英山、六安，鳳陽巡撫阻斷於潁州、毫州，應天巡撫堵於潛山、太湖，江西巡撫堵於黃梅、廣濟，山東巡撫堵于徐州、宿州，山西巡撫橫截於陝州、靈寶，保定巡撫飛渡延津一帶。然後總理熊文燦率邊兵，監軍太監劉元斌率禁軍，河南巡撫率左良玉、陳永福部，同心並力，合剿中原，擺出不盡不休的架勢。倘闖將、過天星等部越潼關東出，則總督洪承疇率左光先、曹變蛟、祖大弼等部追蹤東出，務求合殲於中原。對於這樣的佈置，楊嗣昌顯得信心十足，向皇帝保證：“下三個月苦死工夫，了十年不結之局”。 ^[23] 

為了實現一舉蕩平的美夢，楊嗣昌建議增兵十二萬，具體方案是：鳳陽和泗州祖陵官兵五千，承天顯陵官兵五千，各堅守不動；陝西三邊總督官兵三萬，總理軍門官兵三萬，作為追剿起義軍之用；鳳陽、陝西二巡撫官兵各一萬，湖廣、河南二巡撫官兵各一萬五千。兵增加了，餉自然也得隨着增加。按楊嗣昌計算，十二萬官兵中步兵七萬四千名，每名每天發給餉銀五分，一年共需銀一百三十三萬二幹兩；馬兵三萬六幹名，每名每天支餉銀、草料銀一錢，一年共需銀一百二十九萬六千兩，兩項合計共需銀二百六十二萬八幹兩。後來經過户部尚書程國祥計算，這個餉額只夠供十一萬名兵員之用，還需增加一萬名官兵的餉銀十八萬兩，總計籌餉二百八十萬八千兩。楊嗣昌建議這二百八十萬兩銀子的主要來源是按田畝加派。在這以前加派的方法是根據盧象升的建議，凡繳納地畝糧税在五兩以上的加徵若干。這種方法稱之為因糧，其特點是由納税糧多的地主承擔加派。楊嗣昌反對這種“分別貧富”的“因糧輸餉”，主張不再區分税糧多少，按田畝一體加徵。他説：“因糧輸餉，前此盧象升奏行一年，不能應手。良由宦室富民從來飛灑、詭寄，以避大户差徭，如今欲分貧富，其事甚難，只分得個巧拙而已。”崇禎帝同意楊嗣昌的建議，一律按畝均輸。這就是許多史籍上語焉不詳的“改因糧為均輸”的內容，下詔加征剿餉。後來又加徵練餉，與之前就加徵的遼餉正式形成“三餉加派”。 ^[50] 

雖然楊嗣昌未能完成“三月滅賊”的許諾，但在之後一年中確實起效，張獻忠走投無路，接受招安，李自成被追剿得僅剩十八騎，其他各支農民軍也相繼表示投降，風雨飄搖的明王朝一度有迴光返照之象。但楊嗣昌與滿清和談的計劃流產，導致崇禎十一年（1638年）冬清兵入塞，崇禎帝急忙把圍剿農民軍的洪承疇、孫傳庭等調入京師勤王，楊嗣昌非常反對，力爭：“賊未絕種，承疇、傳庭宜留一人於彼鎮壓。” ^[24]  崇禎帝為解燃眉之急，拒不接納。隨着崇禎十二年（1639年）五月張獻忠再舉反旗，楊嗣昌的“四正六隅十面網”的計劃宣告破產。

《明史》稱楊嗣昌“積歲林居，博涉文籍”。他在常德居住時間比較長，與來遊的公安派文學家袁宏道、袁中道兄弟，竟陵派文學家鍾惺等人，有詩文酬答。他諳悉先朝故事，工筆札，詩文奇闢，其文學作品主要創作於崇禎以前。其文學的貢獻是：刊有《楊文弱集》、《楊文弱先生集》、《武陵競渡略》、《野客青鞋集》、《地官集》等詩文集。其詩文的特點是：主要為寄情山水之作，記述家鄉美景，文字間流露出豪放的熱情。因此他被稱為“被遺忘的文學家”。 ^[25] 

楊嗣昌在常德歷史上也有一定影響。他於崇禎十一年（1638年）奏請修繕常德府城，“三年而完工，撤舊易新，極其壯固”，至今常德仍有楊閣老“城加三尺，橋修七里，街修半邊”的傳説。他根據酈道元的《水經注》實地考證了桃源境內沅江的各個風景點，為深度開發桃花源做出了貢獻。 ^[26]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明朝尚未顯示亂象，時任户部郎中的楊嗣昌在一次奏疏中述説淮北、江浙地區由於年成不好，米價昂貴，民心思動的狀況，憂心忡忡地提醒皇帝：“今日百姓尚知討賊，尚可催科。只恐百姓自己作賊，誰為我皇上催科者？” ^[27]  後世史學家計六奇感嘆道：“百姓自己作賊六字，十年來不幸而中！” ^[28] 

崇禎四年（1631年），楊嗣昌之父楊鶴出任三邊總督，負責招撫流寇，流寇領袖神一魁降而復叛，崇禎帝對此怒不可遏，於當年九月二十三日下令將楊鶴逮捕入京。時在山海關任職的楊嗣昌在三天後接到邸報，立即向崇禎帝上疏請求代父承罪，意欲皇上看在父子兩代效忠朝廷這點上，從輕發落，崇禎帝不允。不久，楊鶴遣戍江西袁州。三年後，崇禎帝提升楊嗣昌為宣大山西總督，楊嗣昌上疏推辭：“臣父鶴總督陝西三邊，今蒙謫戍袁州。臣父以總督蒙遣，子何忍拜此官？” ^[29]  委婉地請求皇上看在兒子面上寬赦父親之罪。崇禎帝在答覆楊嗣昌時，嘉獎他邊略熟嫺，足堪勝任三鎮總督，不準推辭；對於寬赦楊鶴之事，根本不予理睬。崇禎八年（1632年）十月，楊鶴死於戍所袁州。家人將噩耗奔報在宣府的楊嗣昌，話還未講完，楊嗣昌驚號一聲，昏厥過去。待中軍官搶救一番之後方才甦醒，但始終心神迷離，半個多月不知人事。稍稍康復後，楊嗣昌上疏皇上，為亡父請恤復官，否則不但臣父不能瞑目，臣世世狗馬也將不能瞑目。崇禎帝大概考慮到楊嗣昌地位重要，終於鬆口：“念楊嗣昌拮据衝邊，楊鶴準復原官，不許請恤。” ^[30]  經過楊嗣昌鍥而不捨地請願，總算為父親部分恢復了名譽。

楊嗣昌博覽羣書，尤精佔象，嘗夜坐裏中，見白氣直犯翼軫，説：“賊氛將及吾郡，宜急修城。”於是奏請捐金，建築新城，高敞完固，不勞民力。 ^[1] 

楊嗣昌入川督師之時，常拿出《法華經》（實為《華嚴經》 ^[31]  ）當作法寶，説它可以“詛蝗已旱”，令地方官如法炮製，還將此舉上報朝廷。有人聽了哀嘆道：“文弱其將敗乎？擁百萬之眾，戎服講經，其衰已甚，將何以堪？” ^[32]  後來周延儒在清兵入塞時奉旨督師，也學習楊嗣昌的方法，召集僧侶念《法華經》。 ^[33] 

楊嗣昌為懸賞張獻忠，填《西江月》一首，內容是：“不作安安餓殍，效尤奮臂螳螂。往來楚蜀肆猖狂，弄兵潢池無狀。雲屯雨驟師集，蛇豕奔突奚藏？許爾軍民綁來降，爵賞酬功上上。”並貼出告示説：“能擒張獻忠者，賞萬金，爵封侯。”張獻忠看到後，笑着對他的部下説：“有獲楊嗣昌者，賞銀三錢。” ^[17] 

楊嗣昌死後某日，崇禎帝夢見楊嗣昌穿着官服來見他，控訴言官議論不公。崇禎帝説：“昨見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一疏，持論稍平。”楊嗣昌説：“也不見得。”崇禎帝醒了後，覺得此夢不尋常，便下令給楊嗣昌諭祭一罈。 ^[52] 

（以上資料來源： ^[25]  ）

他身後爭議極大，這不僅是由於他在處理國家大事上的做法，還因為他與大儒黃道周、忠臣盧象昇等的恩怨。他死後雖然崇禎帝不予追究，但士大夫普遍唾罵，可謂謗滿天下，多將他與温體仁相提並論，儒臣劉宗周更是在南明弘光朝要求“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以謝九廟之靈”。 ^[45] 

在這種情況下，楊嗣昌的兒子楊山松作《孤兒籲天錄》、楊山梓作《辨謗錄》，以澄清社會上流傳的種種攻擊楊嗣昌的傳言。楊嗣昌玄孫楊超曾入仕清朝，他看到《明史》史官以否定基調為其父所作的傳記後也上書辯誣。 ^[39]  這些辯誣活動使楊嗣昌形象有所改觀，越來越多的人對楊嗣昌抱理解性的同情。

新中國成立以後，馬克思主義階級史觀佔壟斷地位，作為農民起義軍對立面的楊嗣昌自然受否定評價。改革開放後，隨着史學研究的多元化，對楊嗣昌的正面評價逐漸增多，非但其忠心和才幹得到重視，也肯定了他的文學才能和對家鄉常德的貢獻。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