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庶昌

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八月十五日寅時，黎庶昌出生於貴州遵義縣沙灘舊宅。 ^[19]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黎庶昌患羸弱病，終日嚎叫，一年後才痊癒。 ^[19]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黎庶昌隨庶母、生母返回遵義老家。 ^[19]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黎庶昌開始隨長兄黎庶燾讀書。 ^[19]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楊開秀於禹門寺設私塾，招黎庶昌前往就讀，不收束脩。 ^[19] 

咸豐元年（1851年），黎庶昌從伯父讀書。詩文犁然可誦，倍受激賞。 ^[19] 

黎庶昌早期從鄭珍學習，講求經世之學。咸豐十一年（1861年），貴州因地方戰亂停止鄉試，黎庶昌北上赴順天府鄉試。時值英法聯軍進攻北京，太平天國佔據南京，清廷內外交困。

同治元年（1862年），慈禧太后下詔求言。黎庶昌以廩貢生上《上穆宗毅皇帝書》，痛陳時弊，盡言改良主張。朝廷降旨以知縣補用，交曾國藩的江南大營差遣。入曾國藩幕，深得信任，黎庶昌隨營6年，與張裕釗、吳汝綸、薛福成以文字相交，並稱“曾門四弟子”。曾國藩調任，黎庶昌留江蘇候補，曾任代理吳江知縣、青浦知縣、揚州荷花池榷務等職。

光緒二年（1876年），中國向各國派遣公使。黎庶昌被薦，於10月17日隨公使郭嵩燾出任大清國駐英參贊。隨後又陸續出任英吉利、德意志、法蘭西、西班牙四國使館參贊。 ^[1]  在歐洲5年，遊歷了比利時、瑞士、葡萄牙、奧地利等10國，注意考察各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地理和民俗風情等，寫成《西洋雜誌》一書，成為清代黔北走出封閉，“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光緒七年（1881年），擢升道員，賜二品頂戴，派任駐日本國大臣。

光緒十年（1884年）， 回國丁母憂。

光緒十三年（1887年），黎庶昌服闋，再度被派駐日本。閒暇之時，黎庶昌廣交日本朝野文士，於春秋佳節，設文酒會，領首詩詞酬唱。詩作輯為 《黎星使宴集合編》共六集，存日本友好人士90餘人、中國使館人員及國內人士20餘人酬唱詩作數百首、文數十篇。黎庶昌的德行文章，深得日本人士敬慕。黎庶昌曾為日本漢學家藤野正啓作墓誌銘。後黎之趙氏夫人去世，藤野之女藤野真子於日本明治二十四年為作墓誌銘，情真意切，情同母女。碑刻現存遵義縣。

光緒十六年（1890年），黎庶昌任滿歸國。

光緒十七年（1891年），黎庶昌任川東道員兼重慶海關監督。曾出資創建雲貴會館，舉辦洋務學堂，培養出國留學人才。三年後，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黎庶昌奏請東渡排難，未能如願。每聞戰事失利，或痛哭流涕，或終日不食，以致一病不起。慨捐廉俸萬金，以酬報國之願。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家鄉大旱，黎庶昌會集在渝同鄉捐款白銀二萬兩，購米運遵義賑災。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遵義復旱，時黎庶昌已病回故里，聞訊，電請雲貴總督救災，得撥銀兩萬兩救濟。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冬，黎庶昌在沙灘老屋鬱鬱而終，時年六十一歲。 ^[1] 

光緒十年，黎庶昌曾向清廷上《敬陳管見折》，主張整飭內政，酌用西法，修鐵路，練水師，興商賈，走強國富民之路。惜未能被採納。

在新疆問題上，堅持應該維護主權，反對李鴻章放棄新疆，支持左宗棠收復新疆。為了防俄，三次寫信給曾紀澤，主動請纓，要求深入西伯利亞，中亞腹地考察，表示為此“不惜驅命”。

貴州明、清時期的文學家都不太重視文章本身的精粗，而是因人因事無意識地創作散文，唯黎庶昌一人對散文進行有意識的創作。其散文主要收錄在《拙尊園從稿》和《西洋雜誌》兩本專著中，從主題來看，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黎庶昌的政論文平易暢達，氣勢雄渾，突破了“桐城派”散文“義法”的侷限，抒寫自如。其中以兩道《上穆宗毅皇帝書》及《敬陳管見折》最具代表性。黎庶昌的第一道《上穆宗毅皇帝書》寫於同治元年（1862年），這封“萬言書”交到都察院後，便引起了當時清王朝的重視。黎氏在文中不僅論述了求賢才、振元氣這一根本大計，還明確指出了陳吏腐敗、科舉失策、捐官太濫等弊政，點明當時面臨的十二種“危道”。行文政治立場鮮明，邏輯清晰，字字珠磯，氣勢逼人。此後黎庶昌又進行了第二次上書。在第二次上書中，黎庶昌具體論列了革除弊政等多項措施。行文語氣堅定有力，愛國之情溢於言表。正是這兩道“萬言書”，使黎庶昌得到了入仕的機會，當時的朝廷將其分配到曾國藩的大營委用。 ^[20] 

黎庶昌的政論文中除了兩道 《上穆宗毅皇帝書》以外，《敬陳管見折》也是其政論文中比較重要的作品。在這篇政論文中，黎庶昌跳出了儒家思想的藩籬，開始提倡“酌用西法”。這篇作品字句分析更加精細入微，措辭更加恰當。細細讀來，語言可謂是峻切犀利，謀國慮遠之情溢於言表。 ^[20] 

除了以上提及的作品以外，《何忠誠公編年略書後》《上沈相國書》《答李勉林觀察書》《日本新政考序》等文章同樣都展現出了黎氏獨到的政治眼光和切實的經邦濟世治國才能。這些作品讀起來不僅平易暢達，而且雄奇瑰瑋。 ^[20] 

黎庶昌的傳記散文涉及的人物很多，上至將相、下至黎民百姓，都被黎庶昌一一刻畫出來了。 ^[20] 

黎庶昌往往通過選擇典型細節加以描寫，突顯人物性格，將所寫人物寫得非常生動，鮮活動人。其中《書柈湖文錄後》《鄭兩山人傳》兩篇較為典型。《書柈湖文錄後》選取了主人公吳敏樹嗜酒一節加以描述：“君故善飲，每夕必得酒而後寐……卒易盞斟酌之乃已。翼日相與大笑以為樂。其不滯於天機若此。”。這裏通過細節描寫，將吳氏嗜酒如命、率真爽朗、性急如火的性格表現出來。又如《鄭兩山人傳》，作品記述了鄭珍的兩位兄弟靠己力養活自己的故事。其中文章選擇了二人釣魚的細節加以描寫。通過“無三日不過視，……一則又腰笆簍、短蓑、岌笠、草屐，持釣竿出矣。”短短几行文字，便將一對心性淳樸、平易可親的“山人”形象刻畫得淋漓盡致。 ^[20] 

除此以外，黎庶昌所寫的大量銘墓誌、碑銘、傳記都有涉及人物立身行事的內容。如《長姬趙孺人墓誌銘》中，作者講述了趙孺人和自己一同生活25年中發生過的諸多事件，表達了對趙孺人的依依不捨之情及對生命無常的感慨；又如《工部侍郎石公神道碑銘》中，記敍了天津知府石贊清當面斥責英國侵略者的事蹟，表現了石氏凜然難犯的民族氣節；在《先大夫側室劉孺人家傳》中，作者同樣追憶了父親側室劉氏一生不育，不遺餘力地輔助母親照顧自己及其他兄弟姊妹的情景，表達了對劉氏的感激及懷念之情。筆觸親切真實、情深意裏。 ^[20] 

黎庶昌曾遍踏國內十幾行省，並觀光過許多國外的名勝。豐富的生活閲歷讓他開拓了視野，創作了很多優秀的散文遊記。這些作品，充滿異國情韻，風格華美富贍。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卜來敦記》《巴黎大賽會紀略》。如《卜來敦記》中既描寫了英國海濱城市卜來敦的景象，也表現了邦人仕女優遊閒暇的精神風采。在作品中，作者並未把筆墨侷限於山水風物與人們嬉遊方面，而是用“觀風俗以規人國”的眼光，深入一層地揭示了一國的國民，只有牢固團結，才能好整以暇。又如《巴黎大賽會紀略》，記敍了萬國博覽會盛況。行文僅僅二千五百餘字，記述卻細膩曲折，堪稱一篇上乘的報告文學。這篇作品雖然內容龐大複雜，卻簡約扼要，剪裁得法，寫得錯落有致。既不蕪亂，也不呆板。行文細細品味，令人如身臨其境，眼前琳琅滿口，應接不暇。除此以外，他在《奉使倫敦記》《遊鹽源記》 《遊日光山記》中所描繪的景色躍然生姿，充滿着異國情韻，給人以奇幻浪漫和耳目一新之感。 ^[20] 

（四）西方文化風俗類

《西洋雜誌》似乎是十九世紀西歐社會生活的一卷風俗畫，向晚清中國展示了一個繁榮富強、生機勃勃的西方現代世界。這些畫想象奇特，色彩新鮮，為當時國內的人們見所未見。其中《鬥牛之戲》是最為精彩的一篇。提到“鬥牛”，黎氏算得上是中國描寫鬥牛的第一人，之後百年，雖然有眾多文人以此為題材進行創作，卻很少有人能夠超過他。《鬥牛之戲》僅僅一千二百多字，卻細緻入微地將西方鬥牛的習俗很好地展現了出來，不僅描寫了鬥牛場地的規模、設備，還將現場鬥牛的細節真實地一一再現出來，令讀者感覺身臨其境，可見黎氏文筆之深厚。 ^[20] 

除了《鬥牛之戲》以外，《跳舞會》《賽馬之戲》《溜冰之戲》《馬戲》《敷倫賽船之戲》等都展現了西方的文化風俗。在這些作品中，黎庶昌詳盡描述了西方各種嬉遊的風俗，這也使他成為晚清中國亟需全面認知並努力學習的現代典範。 ^[20] 

1881至1884年和1887至1889年，黎庶昌先後兩度以道員身份出任中國駐日本國大臣共6年，凡外事活動，堅持維護國家尊嚴，機敏果斷的處理日本出兵朝鮮事件，維護了中國與朝鮮的宗藩關係。使日期間，保護旅日華僑正當權益，也注重睦鄰友好關係，所受外交禮遇厚重。 為促進中日友好往來做出了卓越貢獻。離任時，日本送行的人塞巷盈途，餞行至數百里外。西方各國使臣嘖嘖稱讚，説這是使臣返國從來沒有過的現象。

黎庶昌的文化外交風格並不是一蹴而就地形成。也經歷了一個逐步形成發展並且成熟的過程。未出國前，黎庶昌受社會輿論和儒家“夷夏之辯”的影響。視西方各國為不文明的“夷狄”之邦。在出使西洋過程中，黎庶昌目睹了各國政教民俗、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實況。不僅使他大開眼界，而且逐步消除了視之為“夷狄”的成見。對其政治的民主、文明的昌明、科技的發達以及經濟的繁榮，進而產生嚮往傾慕之情。這一時期，黎庶昌以其實際行動來證明了他的文化外交風格。即編撰了《西洋雜誌》形成了文化外交的雛形。而在任日本公使之時，黎庶昌與日本的朝野文士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日本研治漢學的朝野文士對黎庶昌的學問、道德和文章都十分景仰。以能與黎庶昌結識為榮。紛紛將詩文集請黎庶昌審正，賜序。黎庶昌對日本文士熱情接待，坦誠傾談。與不少人結成了莫逆之交。並從中獲取了一些可貴的外交事務情報。這一時期，黎庶昌的文化外交表現得特別成熟而且有實效。

黎庶昌的文化外交之所以在歐洲初見端倪，而在日本表現得特別成熟而且有實效。其根源在於西歐文化是與中華文化相互抵制的。對於一種不同於中國文化的西歐文化，黎庶昌只能從最表面，最表象的事物入手。希望掌握其精華，為我所用。所以黎庶昌首先尊重西歐文化，繼而瞭解西歐文化。在其《西洋雜誌》一書中詳細記載了西歐各國的文化以及風俗，但未與上層建立親密關係，而在與中國文化同宗同源的日本，黎庶昌的文化外交開花結果。日本自漢唐以來，受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極大，加之，當時的日本學術文化界仰慕華風的餘温尚存，這一切都成為黎庶昌的文化外交產生的土壤。

黎庶昌多年出任清廷駐德、意等國參贊和駐日公使，後又返回國內任職，耳濡目染，中外對照，更為深刻地認識到中國封建教育之弊端，其對教育的態度理所當然受到洋務運動的影響，因此他不但提出了很多科學的教育理念而且力圖付諸實踐之中。 ^[21] 

黎庶昌在出使了西歐諸國並出任駐日公使之後，認真考察、翔實記錄了西歐各國及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情況，編成《西洋雜誌》一書，書中對“畫院，競技，學校教育，文化教育等精神生活方面的情形，也都有大量清晰的記寫。”鑑於官方創辦的洋務學堂較少且大多集中於京師的實際情況，黎庶昌在光緒十七年（1891年）出任四川川東兵備道員兼重慶海關監督後，個人出資在重慶創設川東洋務學堂，“聚穎秀之士凡二十人肄業其中，習中文、英文、算學三科”，英語、數學為主科，聘請飽學且通洋務者為師，甚至自己親自授課，講解東西洋各國概況或講授古文等傳統文化。 ^[21] 

受洋務運動的影響，加上自身遊歷諸多國家的經驗，他不僅將自然科學引入課堂教學以培養實用人才，而且還在自己開辦的川東洋務學堂裏選拔優秀學生赴倫敦留學，開西南學子留學之先例，川東洋務學堂將算學等內容直接納入課堂教學，是在洋務運動開辦的洋務學堂的基礎上的進一步提升，對後來包括京師大學堂在內的一批國立大學的興辦有重要的啓示作用。 ^[21] 

隨着教育內容和教育制度的改革，外語及自然科學、技術等內容先後納入教學範疇，在很大程度上開拓了學生的視野，提高了他們實際操作技能。《革命軍》的作者鄒容即肄業於黎庶昌創辦的川東洋務學堂。可見黎庶昌改革封建傳統教育的實踐活動是卓見成效的。 ^[21] 

川東洋務學堂是在19世紀60年代洋務運動中興辦的洋務學堂的進一步發展，從學堂開設的課程可見與之前洋務學堂的區別，更值得一提的是，黎庶昌創辦的川東洋務學堂，比1898年國立京師大學堂尚早7—8年時間。可以説，黎庶昌創辦的新式學堂是洋務運動中創辦的洋務學堂與之後的京師大學堂之間不可或缺的一箇中間環節，代表了中國教育發展的不同階段的表現形式，對於中國封建時代傳統教育向新式教育發展具有承前啓後的重要作用，對於見證中國教育發展史具有重要意義。 ^[21] 

兩次出使日本期間，留心自唐、宋、元、明以來，在中國失傳而流失到日本的舊籍。凡在國內失傳的，不惜以重金求購。不願售者，則付資影印。對藏之於日本宮廷秘閣的珍本，則以大使身份求之於官方派人去影印。如是收集經年，先後得26種，共200餘冊。同時對楊守敬在日本大量採購古書，極為讚賞，楊守敬為他起草一篇《日本訪書緣起條例》，遂多方勤奮搜求，許多為國內久已絕跡的古代逸書殘本。如《文館詞林》《太平寰宇記》等，又有很少見的宋刻《老子》《荀子》等。他曾説秘本珍笈是乃公器，願與天下學者共之。於光緒中由楊守敬協助，彙輯刻印成《古逸叢書》共200卷，收書26種，多為國內所沒有的唐、宋、元版古籍。又經楊守敬評校，刻印極精。潘祖蔭、李鴻裔見到後，拍案稱絕。葉昌熾記其刻書“初印皆用日本皮紙，潔白如玉，墨如點漆，醉心悦目。”可與宋本相媲美。家有“拙尊園”積書2萬卷，編有《拙尊園存書目》，按照經、史、子、集、叢書五大類分類。長於古文辭，有描述國外風光的散文。

黎庶昌的文章多經世之言，其出使外國紀遊之作，尤寄深意。黎庶昌使日期間，曾蒐羅典籍，刻《古逸叢書》26種共200卷；為家鄉購南藏本佛經全帙6771卷；又與日本友人以詩文唱和，刻《日東文讌集》3編，於保存典籍和中日文化交流頗有貢獻。黎庶昌在文化方面的貢獻，主要是編印了《古逸叢書》。這部書共二十六種計二百卷，系黎庶昌在日本利用外交事務之餘，將中國早已散佚而流存日本的唐、宋、元、明珍貴古籍，以高級紙張影印編輯而成。其中包含了唐本《玉篇》零本三卷半、《文館詞林》十三卷半、宋本《史略》六卷、《太平寰宇記補闕》五卷半等。這對中國古漢語、歷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都是極為有用的。

黎庶昌的書法遺蹟皆為楷書，字體恢宏端正，用筆剛勁有力。這些楷書作品雖出自不間時期，但都用濃墨書寫，字跡清晰飽滿，深厚茂樸，筆法自然，有楷中帶行之意，頗具蘇東坡字體沉着、蒼勁、線條流暢的特點，又有歐陽詢書風的典雅和靜穆，師法多家而又不受束縛自成一派， 做到心手相應、氣力相和，顯示了黎庶昌相當深厚的書法功底。 ^[15] 

晚清政治家曾國藩：蓴齋生長邊隅，行文頗得堅強之氣，鍥而不捨，均可成一家言。 ^[7] 

晚清文學家吳汝綸：其體勢博大，動中自然，在曾門中已能自樹一幟。 ^[14] 

清末官員羅文彬：①其言多經世意，主實用。（《拙尊園叢稿》跋） ^[3]  ②特有奇氣。雖大旨遠祖桐城，近宗湘鄉，而不規規一格。 ^[2] 

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後導師王飈：近代史學界多認為薛福成屬於早期改良主義者，而黎庶昌不在此列。但考其生平，綜觀黎庶昌思想的發展，他走進近代社會早於薛福成13年，提出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思想也早於薛福成。因此，黎庶昌的思想，上承龔自珍、魏源之餘緒，中擴洋務新政的思路，下啓康、梁之端倪。黎庶昌已經突破了“中體西用”的桎梏，而強調中西交融。 ^[6] 

華中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丘鑄昌：黎庶昌通過對東西方文明的比較，不僅在經濟建設上主張效仿西方，而且在軍事、外交，甚至在政治制度上，也主張借鑑西方的成功經驗，明顯地透露出新時代的色彩，帶有較深厚的資產階級經國濟民的改良主義特色，開了康、梁變法思想的先河。 ^[6]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史革新：黎庶昌提出的“以亞經輔正經説”是破天荒地把《莊子》《楚辭》《史記》等本屬於子、史、集一類古籍稱為“亞經”，等於宣佈原來的正經已經不能滿足現實的需要，是對統治者奉行多年的“獨尊儒術”文化政策的重要變動，在封建時代是頗為罕見的，是為日趨僵化的儒學尋找擺脱困境的出路而作出的思考與探索，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有積極意義。而黎氏關於改革科舉的建議在中國近代教育改革思想史上也具有承上啓下的作用。 ^[6] 

山東大學中國近代文學研究中心主任郭延禮：黎庶昌的散文開闔自如，文筆富詞采，頗具表現力。 ^[7]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昭軍：黎庶昌學術思想是漢宋兼採，前期以漢學為主，兼尊宋學，後期以宋學為宗，不廢漢學。其學術淵源漢學主要受鄭珍、莫友芝影響，宋學思想受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湘鄉派影響。 ^[6] 

西南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徐洪火：黎庶昌是一位憂國愛民、渴望變革、有膽有識的政治家。 ^[6] 

黎庶昌一生著述達20多種。已刊行者有《拙尊園叢稿》6卷、《西洋雜誌》8卷、《丁亥入都紀程》2卷、《海行錄》1卷、《遵義沙灘黎氏家譜》1卷、《黎氏家集》40卷、《黎星使宴集合編》6冊、《曾文正公年譜》12卷。編撰《全黔國故頌》24卷、《續古文辭類篡》28卷、《古逸叢書》200卷、《古逸叢書敍目》1卷、《宋本〈廣韻〉校札》、《春秋左傳杜注校刊記》1卷、《青浦縣誌》（33卷）（此志由青浦人熊其英編纂，而創議修志並籌集經費者是黎庶昌）。另有未刊書稿多種，多已散佚。 ^[11-12] 

（以上參考資料） ^[16-18] 

黎庶昌故居(3張)

黎庶昌故居位於貴州省遵義市新舟鎮沙灘村樂安江以東，與西岸筆架山相對，為黎氏舊宅。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八月十五日寅時，黎庶昌出生於此。因黎庶昌於光緒七年至十六年（1881年—1890年）兩次以欽差大臣身份出使日本，其宅故稱“欽使第”。欽使第佔地面積2914平方米，建築面積1335平方米。坐東向西，倚山順勢而建。三進院落，第一、二重天井依次按巳向坐落在中軸線上。天井院壩為青石板鋪設。房屋為中式建築，高架水結構，一樓一底，青瓦斜坡屋面，懸山式頂，有門樓、過廳、中廳正堂。第三重天井是由正房、兩廂、下廳組成的四合院，二樓窗下架有腰檐，天井四周石階相通。院壩內靠近下廳左右各有一個石砌方形花壇，花壇四壁有浮雕裝飾，右邊花壇分別為漁、樵、耕、讀圖，左邊花壇分別為牡丹、荷、葡萄、梅圖。北廂背後靠牆為石水缸，上有“鯉魚躍龍門”浮雕。正房中間為堂屋，青磚鋪地。底層房間安裝四開六格扇雕花門。各室樓檐間均有上下重檐雕花勾欄窗。正房、下廳和兩樓的樓上臨院一面均有雕花木窗。第一重天井北側是黎庶昌於光緒十一年（1885年）營造的拙尊園。1951年土地改革後，黎庶昌故居被分配給當地百姓居住，院內建築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壞。1992年4月，遵義縣人民政府公佈黎庶昌故居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1992年5月，新舟區成立“恢復‘欽使第’領導小組”，由縣政府撥款，在黎庶昌故居外南側為院內16家住户修建住房。1993年7月，院內住户全部遷出。黎庶昌故居按修舊如舊的原則進行保護性維修。 ^[13] 

1992年10月4日至10月6日，黎庶昌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貴陽市召開。這次研討會由貴州立史研究館聯合貴州歷史文獻研究會、貴州省歷史學會，貴州省地方誌協會、貴州省對外文化交流會發起，得到中共貴州省委宣傳部、省委統戰部的具體指導。 ^[9] 

2007年9月25日一26日，由遵義市人民政府、遵義市政協主辦，遵義市政協宣教文衞委員會、遵義縣人民政府、遵義市歷史文化研究會承辦的“紀念黎庶昌誕辰170週年暨遵義沙灘文化學術研討會”在貴州遵義召開。來自北京、上海、開封、蘭州、武漢、廈門、重慶及貴州的專家學者180餘人出席會議。 ^[6] 

1989年，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黎庶昌評傳》。 ^[10] 

2014年10月，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桐城派名家文集》，系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整理項目，包括姚範等17位作家詩文集和黎庶昌等11位作家文章選集。 ^[8] 

2015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黎鐸、龍先緒點校的《黎庶昌全集》。 ^[8] 

2017年，朝華出版社推出的《清末民初文獻叢刊》，將曾國藩、薛福成、黎庶昌等數十位桐城派名家著述編輯其中出版。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