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軍

鄒容（1885-1905年），原名紹陶，字蔚丹，四川巴縣人。

上海的革命刊物《蘇報》，刊登了鄒容寫的《〈革命軍〉自序》，和評論《革命軍》的文章，這一來，人們爭相閲讀《革命軍》，交口讚譽它應成為“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

鄒容的《革命軍》，主以西方的民族革命理論為主要武器，從正面闡述革命的正義性和必要性，宣傳革命排滿和民主共和是它的主旋律。章太炎的文章，以文筆典雅深沉，展現在讀者面前。我們在閲讀鄒容的《革命軍》時，可同時研究章氏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1901年夏天，鄒容為了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決定自費去日本學習。1902年春，鄒容東渡日本，進入東京同文書院學習。

在這期間，鄒容如飢似渴地閲讀了大量的新書籍，如資產階級啓蒙思想家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理》、約翰·穆勒的《自由原論》，以及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的歷史書籍。鄒容所憧憬的是歐美民主共和國。

鄒容一邊學習，一邊積極地參加留日學生的反清宣傳，不久被迫離開日本，於1903年春回到上海。他回國後，加入蔡元培、章太炎等人主持的愛國學社，積極參加拒俄運動。

鄒容在日本時，已着手撰寫《革命軍》，回到上海後，即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革命軍》的最後定稿上。1903年5月正式出版，章太炎為之作序，章行嚴（即章士釗）為它題簽。

第一教科書

這部被譽為中國近代《人權宣言》的公開問世，嚇得清政府惶惶不安，勾結帝國主義查封了愛國學社和《蘇報》，逮捕了章太炎和鄒容等人，這就是1903年震驚中外的“蘇報案”。鄒容在獄中受盡凌辱，於1905年死於獄中，年僅20歲。

第一部宣傳民族民主共和國思想的名著

《革命軍》，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統地、旗幟鮮明地宣傳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思想的名著。全書2萬多字，共分七章敍述：一、緒論；二、革命之原因；三、革命之教育；四、革命必剖清人種；五、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六、革命獨立之大義；七、結論。

歌頌革命事業的偉大

《革命軍》一開頭就熱烈地歌頌了革命事業的偉大：“偉大絕倫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鄒容從資產階級進化論的觀點出發，認識到資產階級革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這一道理，明確地指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爭存爭亡過渡時代之要義也。革命者，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敗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蠻而進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隸而為主人者也。”鄒容指出，中國自秦始皇統一天下，稱皇帝，建立專制政體以後，這種視國家為一家一姓的私有財產的封建專制制度，就是中國兵連禍結，國病民窮以及一切罪惡的根源。因此，鄒容得出結論説：“革命！革命！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

欲御外侮，先清內患

在中國面臨封建主義的壓制和列強驅迫的處境下，鄒容得出一個與康有為、梁啓超保皇派截然不同的結論：“欲御外侮，先清內患”。《革命軍》在揭露清政府貪酷無度和統治者的荒淫無恥時説：“乾隆之圓明園，已化灰燼，不可憑藉。如近日之崇樓傑閣，巍巍高大之頤和園，問其間一瓦一礫，何莫非刻括吾漢人之膏脂，以供一賣淫婦那拉氏之笑傲。夫暴秦無道，作阿房宮，天下後世，尚稱其不仁，於圓明園何如？於頤和園何如？我同胞不敢道其惡者，是可知滿洲政府專制之極點。”

磨吾刃，建吾旗

鄒容在《革命軍》中，不僅無情揭露清王朝是國內被壓迫民族的監牢，而且是帝國主義忠實的走狗。他説：“‘量中華之物力，結友邦之歡心’，是豈非煌煌上諭之言哉！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割我同胞之土地，搶我同胞之財產，以買其一家一姓五百萬家奴一日之安逸，此割台灣膠州之本心，所以感發五中矣！”因此，鄒容主張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專制統治，他豪邁地説：“磨吾刃，建吾旗”，同清王朝“馳騁於槍林彈雨中”，然後，掃除干涉中國主權的“外來之惡魔”。鄒容堅決地宣佈：與帝國主義血戰到底，“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鄒容吸取了戊戌變法和義和團的教訓，在爭取中華民族生存的鬥爭時，不再維護清王朝，而主張堅決地推翻清王朝這個“洋人朝廷”，這顯然是一個歷史的進步。

比較徹底的民族民主主義思想

鄒容在《革命軍》中，還提出了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具體方案，共25條綱領。例如，“定名中華共和國”，“建立中央政府為全國辦事之總機關”，“於各省中投票公舉一總議員，由各省總議員中投票公舉一人為暫時大總統，為全國之代表人，又舉一人為副總統，各府州縣又舉議員若干”，“凡為國人，男女一律平等，無上下貴賤之分”，“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論、思想、出版等事”等等。由此可見，鄒容已經具備了比較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

巨大進步

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鄒容這個建立共和國的綱領，體現了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去取代地主階級的封建專制制度，用民主選舉的總統去更換一家一姓的君主，這使中國社會發生一個巨大的進步。鄒容在革命的根本問題上，提出了具有完整的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綱領，不但擺脱了千百年來農民的“皇權主義”，而且還摒棄了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君主立憲方案，具體回答了當時中國革命的關鍵問題，真不愧是“雷霆之聲”，驚動中國，驚動全世界。

勸動天下造反

《革命軍》以高昂的革命激情，把長期藴蓄在人民羣眾心中的階級仇、民族恨，無所顧忌地呼喊出來，它旗幟鮮明、大膽潑辣地“勸動天下造反”，猶如一聲春雷，炸開了萬馬齊喑的中國大地，受到廣泛的歡迎。自從《革命軍》出版以後，反清革命運動的政治前途就是建立共和國，已成為定論了。

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史上最重要的文獻

鄒容的《革命軍》和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幾乎同時出現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大地，二文雙璧輝映，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史上最重要的文獻。正如章太炎在為《革命軍》所作序言中所指出的，這兩篇文章風格各異，功效不同。章文詞意高古，很為文人墨客所稱道，在上層文化界流傳很廣，影響很大；而鄒文則詞意淺顯，文辭激烈，在下層民眾社會中更加膾炙人口，當然也就更加易於啓蒙、發動普通百姓從事反清鬥爭。

《革命軍》一書，為腐朽的清王朝敲響了喪鐘，是反清革命史上一篇重要的戰鬥檄文，它的價值將永垂青史。

1903年5月，《革命軍》由上海的大同書局印行。《革命軍》的作者鄒容，當時署名為“革命軍馬前卒”。章太炎的名著——《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同時出版，以後曾合在一起刊行，稱《章鄒合刊》。這兩篇名著，是當時宣傳辛亥革命最有力的姐妹篇。

《革命軍》一書的出版，啓迪了一代愛國志士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如炸清政府五大臣的著名烈士吳樾，得到《革命軍》後“三讀不置”。四川著名會黨首領佘英，在家鄉瀘州讀到鄒容的《革命軍》和陳天華的《警世鐘》“大受感動”。

魯迅評價　《革命軍》充滿着熾烈的革命熱情，氣勢磅礴，振聾發聵，有如一聲震撼大地的驚雷，把皇冠震落於地。它的巨大作用和影響，正如魯迅所評價的：“便是悲壯淋漓的詩文，也不過是紙片上的東西，於後來的武昌起義怕沒有什麼大關係。倘説影響，則別的千言萬語，大概都抵不過淺近直截的‘革命軍馬前卒鄒容’所做的《革命軍》。”（《魯迅全集》第一卷《雜憶》）

清末鄒容著。《革命軍》的政治色彩極為鮮明，富有戰爭精神。鄒容在文中號召人們起來推翻滿清政府，建立“中華共和國”，言辭激烈，在宣傳革命，教育羣眾方面極富鼓動性。《革命軍》五月在上海出版單行本，“不及一月，數千冊銷行殆盡”，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巨大的反響，使得清政府咬牙切齒、恨入骨髓。

《革命軍》定稿後，鄒容在書前寫了一篇自序，序末署名為“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記”。在《革命軍》印行單行本的同時，這篇《革命軍自序》就刊登在《蘇報》上。五、六月份，《蘇報》相繼發表了一系列評論《革命軍》、《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的文章，為之推波助瀾，加以聲揚。其中最絕妙的評論文章，當屬五月十四日章士釗撰寫的書評《介紹〈革命軍〉》一文。其文如下：“卓哉！鄒氏之《革命軍》也。以國民主義為主幹，以仇滿為用，驅以犀利之筆，達以淺直之詞，雖頑懦之夫，目睹其字，耳聞其語，則罔不面赤耳熱，作拔劍砍地、奮身入海之狀。嗚呼！此誠今日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也！”這篇短短百十來字的書評，精要地介紹了《革命軍》一書，使得讀者爭相先睹為快。

《革命軍》與《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風靡一時，影響廣遠。清廷深為忌恨，決心鎮壓。於是《蘇報案》乃發（詳情見本書《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五月，《蘇報》案結，章太炎、鄒容被正式判處監禁。在拘役中，章太炎曾作一首《獄中贈鄒容》：鄒容吾小弟，被髮下瀛洲。快剪刀除辮，幹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摻手，乾坤只兩頭。

鄒容亦有《獄中答西狩》和詩一首：我兄章枚叔，憂國心如焚。並世無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淪地獄，何日掃妖氛？昨夜夢和爾，同興革命軍。

兩首詩都寫得非常真摯，感人至深，充分反映了章、鄒二人的高尚情操和深沉友誼。

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正月，由於監獄中的非人待遇，鄒容不幸病發，多次昏厥。二月二十九日，鄒容去世，這位年輕的革命先行者離開了人間。此時離監禁期限，僅有七十來天。

鄒容雖然早逝，但其《革命軍》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這本書雖然只有兩萬多字，但它卻是清末第一部系統闡述革命理論的鉅著。全書共分七章：一、緒論，二、革命之原因，三、革命之教育，四、革命必剖清人種，五、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六、革命獨立之大義，七、結論。在書中鄒容痛斥歷代滿清皇帝都是“獨夫民賊”、“無賴之子”，慈禧更是“賣淫婦”，揭露所謂皇恩皇仁，不過是“盜賊之用心，殺人而曰救人。”鄒容還在書中從官制、兵制、田賦、捐税等各個方面，憤慨揭露了滿清對於漢族人民的壓迫，指出當時的清政府已成為洋人的奴隸，而漢人則是奴隸的奴隸。他揭示被滿清捧為“文正”的湯斌不過就是一個“馴靜奴隸”而已。因此，他大聲疾呼革命，認為革命是天演之公理，世界之公理，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他一再強調，中國要自由、富強、獨立，不可不革命。最後，鄒容在書中旗幟鮮明地號召人們以華盛頓為榜樣，高舉盧梭等人宣傳的自由、民主旗幟，徹底推翻清朝統治，建立一個獨立、民主的“中華共和國”，並且滿懷激情地高呼“革命獨立萬歲”、“中華共和國萬歲”。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鄒容雖然年輕，但其思想水平已遠超出當時一些較多着眼於種族問題的革命家。這些革命家只是一味強調明末清初清兵對漢族人民的屠殺以及清代前期君主的嚴酷統治，以激起人們對清王朝的痛恨，這樣就在某種程度上忽略了君主封建和人民共和這兩種政體問題的重要性。而鄒容的《革命軍》一書，雖然也有排滿的偏激言論，但其根本目的在於“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脱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建立起一個民主的人民共和國。可見鄒容把排滿反清提高到了一個新的境界，他對滿清王朝的揭露是在民主革命思想的高度來進行的，因此這種揭露也就進一步論證了民主革命的必要性。

《革命軍》出版後，翻印流傳極廣，風行海內外。據估計，它在辛亥革命時期，共印了20幾版，總印數超過110萬冊，佔清末革命書刊銷售量的第一位。孫中山十分重視《革命軍》的作用，他在《革命原起》一文中追述説：《革命軍》一書，宣傳革命，“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甚大，此則革命風潮初盛時代也”。

字蔚丹，四川巴縣人。生於光緒十一年（公元1885年）。少年時就敢於“指天畫地，非湯武，薄周禮”，鄙視功名。雖他曾經跟從四川名儒呂翼文學習經史，因言辭過激，不久即被辭退。戊戌政變後，鄒容非常欽佩譚嗣同的學問、思想和人格，特別是崇敬他那種捨身取義、殺身成仁的氣概。鄒容曾作詩歌頌譚嗣同，並寄自勉之意：“赫赫譚君故，湘湘士氣衰。惟翼後來者，繼起志勿灰。”光緒二十八年春（公元1902年）春，鄒容東渡日本，自費留學。在日本留學時期，鄒容成為留日學生愛國革命運動中最激進和最活躍的人物之一。他首先受到了清初反滿志士民族思想的強烈影響，同時西方進步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也給他以初步薰陶。因此，儘管鄒容當時還不到二十歲，但他的思想水平在當時的中國思想界已達到很高的層次。

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鄒容因為帶頭反對清政府派往日本的學生監督姚某，被迫離開日本回國，到達上海，寄住在泥城橋福源裏的愛國學社內。愛國學社是南洋公學學潮爆發後開辦的。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中旬，為反對教習不準閲讀進步書報，議論時政及校方無理開除學生，上海南洋公學二百多名學生同時離校表示抗議。這是清末廢科舉、辦新學後的第一次大規模學潮，一時成為輿論關注的中心，又經過《蘇報》的介紹，更加推波助瀾。學潮發動時，任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的蔡元培曾從中調停，不果，遂毅然與學生們一起退出南洋公學，與章太炎等人開辦了自己的學校，即愛國學社。這是一所富有資產階級民主色彩和時代氣息的新型學校，師生們大膽議論時政，聲名日大。

在這所學校裏，鄒容與章太炎結為至交。他們二人曾在日本見過面，但來往不深，此次上海重逢，交往日密。鄒容當時還不到二十歲，比章太炎小十六歲，他把章太炎當作自己的革命導師看待，遇有疑難即加以請教，虛心向章太炎學習。而章太炎也非常欣賞鄒容的才華與志向，二人結為兄弟，常在一起暢談反清革命的道理。這樣鄒容在章太炎的影響之下，其革命民主思想日漸成熟起來，形成了比較系統的革命理論。大約在光緒二十九年的三月間，鄒容寫成了他在東京時就開始創作的宣傳革命的小冊子《革命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