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

14歲第一次買了一本冰心的詩集《繁星》，從此對新詩發生興趣。

1929年畢業於上海市浦東中學，考入北京大學英文系。

1930年開始寫詩，此後不斷髮表新詩和翻譯文章。

1933年出版詩集《三秋草》。

1935年出版《魚目集》。

1936年與李廣田、何其芳合出《漢園集》，因此三人又被合稱為漢園三詩人。

抗日戰爭時期，卞之琳先後在四川大學、西南聯合大學任教。

1938－1939年去延安和太行山區抗日民主根據地訪問，並一度任教於魯迅藝術文學院。此行促成他創作詩集《慰勞信集》與報告文學集《第七七二團在太行山一帶》，作品歌頌了抗日戰士和羣眾，記敍了抗日根據地部隊的生活。

1940年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

1942年《十年詩草》出版。

1946年到南開大學任教。次年應英國文化委員會邀請，赴牛津從事研究。

1947年赴英國牛津大學做研究員。

1949年回到北京，先後任職於北京大學、北大文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等機構，主要從事外國文學的研究、評論和翻譯。

1951年出版詩集《翻一個浪頭》。1979年出版自選詩集《雕蟲紀曆1930～1958》。

1949年起，任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1953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1964年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長期從事W.莎士比亞等外國作家作品的翻譯、研究，着譯有《莎士比亞悲劇論痕》《英國詩選》等。此外還出版詩論集《人與詩：憶舊説新》。

卞之琳1929年畢業於上海浦東中學入北京大學英文系就讀，接近英國浪漫派、法國象徵派詩歌，新詩創作。193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英文系，就學期間曾師從徐志摩，深受賞識，徐志摩不僅將卞之琳的詩歌在其編輯的《詩刊》上發表，還請沈從文先生寫題記。因為這段經歷，卞之琳被公認為“新文化運動”中重要的詩歌流派"新月派"的代表詩人。

卞之琳於20世紀30年代出現於詩壇，曾經受過"新月派"的影響，但他更醉心於法國象徵派，並且善於從中國古典詩詞中汲取營養，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他的詩精巧玲瓏，聯想豐富，跳躍性強，尤其注意理智化、戲劇化和哲理化，善於從日常生活中發現詩的內容並進一步挖掘出常人意料不到的深刻內涵，詩意大多偏於晦澀深曲，冷僻奇兀，耐人尋味。

卞之琳曾任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1949－1952），中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二級）享受終身制待遇；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二屆外國文學評議組成員；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副會長；歷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現任顧問；曾作客英國牛津（1947年－1949年）。抗日戰爭初年曾訪問延安從事臨時性教學工作、並訪問太行山區前方、隨軍；回西南大後方後在昆明西南聯大，任講師，副教授，定級教授，1946復員至天津南開大學任職一年。

卞之琳原受“新月派”的影響，但其很快就走向了現代詩風。他的詩精巧玲瓏，聯想豐富，跳躍性強，尤其注意理智化、戲劇化和哲理化，善於從日常生活中發現詩的內容並進一步挖掘出常人意料不到的深刻內涵，詩意大多偏於晦澀深曲，冷僻奇兀，耐人尋味。

其前期詩作，內容多寫下層社會生活，並探索宇宙與人生哲理。卞之琳以“我”為主，將傳統的“意境”與西方的小説化、典型化、非個人化的“戲劇性處境”融匯在一起，並且將傳統的“含蓄”與西方的“重暗示性”和“親切感”融匯在一起，形成了“平淡中出奇”，“用冷淡掩深摯，從玩笑出辛酸”的特殊風格。他的詩顯示出一種着意剋制感情的自我表現，追求思辨美的“非個性”傾向的特色。在語言上，他則追求在口語基礎上實現歐化詞彙、句法與中國文言詞彙、句法的雜糅。另外，他的詩由於重意象創造而省略聯絡，因而詩意大多晦澀。

卞之琳的新詩廣泛地從中國古詩和西方現代派詩吸取營養，自成一格，充滿智慧的閃光和哲理的趣味，是30年代中國文壇“現代派”詩歌的重要代表人物。抗日戰爭期間曾前往延安和太行山區訪問，詩風有所轉變，歌唱人民的戰鬥生活。詩作講究音節的整飭，追求文字的奇巧，表現出當時青年知識分子對現實的不滿與思考。

詩人主張“未經過藝術過程者不能成為藝術品，我們相信內容與外形不可分離”。卞之琳創作態度嚴謹，孜孜不倦地探索“藝術過程”中的轉化與表現，即使對新詩的外部形式也刻意追求變化和創新，更不用説在詩的意象、內容方面。有些詩作被譯成多種文字，併成為海外學者專題研究的物件。在半個多世紀中，詩人堅持不懈地進行詩歌創作和理論研究，成功地實驗和引進了西方多種現代詩歌形式，對中國象徵主義、現代主義詩歌的發展開拓了新的景觀，有着很大的啓蒙意義和重要的貢獻，並取得了相當的藝術成就。

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詩刊》社主編、詩人高洪波説：“卞之琳先生是中國詩壇的琢玉者。他一生寫的詩歌沒有超過五千行，惜墨如金，是個很特殊的例子，真有點兒像當年唐代的孟郊、賈島這樣的苦吟詩人，‘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詩的寫法有兩種，一種是才華橫溢式的，寫得很多，像龔自珍：另一種是披沙揀金式的，拙於言語，但有耐心和耐力，寫得持久，不以數量取勝，如卞之琳。他把詩當成一塊玉來雕，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詩作錚錚然有金玉之聲。卞之琳長於內心思考，短於社會交往，把自己封閉起來，絕對不是公眾人物，不是表演式的公眾人物，就像孫犁，是遠距離征服式的作家。但他卻是文化和精神意義上的真正的公眾人物。其詩，表現了人生深層次的痛苦、孤獨、命運和思索，博採中西各家之所長，又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深層挖掘，沉着、大氣、精光內藴同時也靜氣內斂，並直接影響了當時的九葉詩人等詩作者。他是一個純粹的詩人。” ^[1] 

1936年10月，在青島突然接到母親薛萬芝病危的電報，當趕回家時，母親已病故，他痛不欲生。1946年6月從昆明轉道香港、上海回到家鄉，探望已闊別10年之久的父親。

最後一次是1972年，時處“文革”時期，卞之琳回到家鄉，心情十分憂鬱：“到了目的地，卻見改名大新鎮的湯家鎮早不存在，因受江水威脅，已內遷二三里外，只剩下一些零星住户，家屋還未拆完。”滿目荒涼，飛鳥無蹤，池水污染，游魚絕跡。然而他還思念着家鄉，1984年，他得知編纂《湯家社志》時，欣然寫了2000多字的代序《讀志志感》。1991年，應約為《江蘇縣邑風物叢書·海門卷》寫了4000餘字的《滄桑瑣話》的序言，字裏行間，充分反映了卞之琳對家鄉的懷念之情和寄予厚望。 ^[2] 

卞之琳苦戀的對象是張充和。1933年，卞之琳虛歲23，夏天在北京大學英文系畢業，秋天認識了來北大中文系唸書的張充和。因為張充和，卞之琳詩創作也發生了很有意味的變化。當初聞一多先生曾經當面誇他在年輕人中間不寫情詩，他自己也説一向怕寫私生活，“正如我面對重大的歷史事件不會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激情，我在私生活中越是觸及內心的痛癢處，越是不想寫詩來抒發。事實上我當時逐漸擴大了的私人交遊中，在這方面也沒有感到過這種觸動。”“但是後來，在1933年初秋，例外也來了。”——他在《〈雕蟲紀曆〉自序》中坦言——“在一般的兒女交往中有一個異乎尋常的初次結識，顯然彼此有相通的‘一點’。由於我的矜持，由於對方的灑脱，看來一縱即逝的這一點，我以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顆朝露罷了。不料事隔三年多，我們彼此有緣重逢，就發現這竟是彼此無心或有意共同栽培的一粒種子，突然萌發，甚至含苞了。我開始做起了好夢，開始私下深切感受這方面的悲歡。隱隱中我又在希望中預感到無望，預感到這還是不會開花結果。彷彿作為雪泥鴻爪，留個紀念，就寫了《無題》等這種詩。”但事情並不到《無題》詩時期為止，“這番私生活以後還有幾年的折騰長夢”。説得更鄭重一些，這其實是一個人一生中刻骨銘心的經驗和記憶。其中不乏一些感情的細節，如《無題三》所寫——

我在門薦上不忘記細心的踩踩，

不帶路上的塵土來糟蹋你房間

以感謝你必用滲墨紙輕輕的掩一下

叫字淚不玷污你寫給我的信面。

門薦有悲哀的印痕，滲墨紙也有，

我明白海水洗得盡人間的煙火。

白手絹至少可以包一些珊瑚吧，

你卻更愛它月台上綠旗後的揮舞。

香港的張曼儀女士是卞之琳研究專家，她編選的《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卞之琳》一書附有《卞之琳年表簡編》，極其簡單的年表，許多事情只能略而不記，卻特別在意地記下了與張充和相關的“細小”信息，如1933年的初識；如1936年10月，回老家江蘇海門辦完母親喪事，“離鄉往蘇州探望張充和”；如1937年，“3月到5月間作《無題》詩5首”，又，“在杭州把本年所作詩18首加上先兩年各一道編成《裝飾集》，題獻給張充和，手抄一冊，本擬交戴望舒的新詩社出版，未果，後收入《十年詩草》。”如1943年，“寒假前往重慶探訪張充和”，其時距初識已經10年。年表雖然是張曼儀所編，這些事情卻一定是卞之琳講出來並且願意鄭重編入年表中的。

1955年，卞之琳45歲，10月1日與青林結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