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學

新文學指“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現代文學體系。新文學是以白話文寫作，具備“五四”精神，並依賴於新媒介傳播的文學樣式。新文學在思想上強調人本意識，在體裁上以新詩、小説、散文為主，既積極吸收西方的文學資源，亦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學的精華。

以一九一五年《新青年》雜誌（第一卷名《青年雜誌》）創刊為開端、作為新文化運動一部分的新文學運動，表現出強烈的反傳統姿態；其主要代表人物如陳獨秀、胡適、周樹人（魯迅）、周作人

新文學包括現代文學（1917—1949）與當代文學（1949—今）。

文學革命正式發生於1917年，根據其發展的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

1917年1月以前，為文學革命的醖釀階段。《新青年》同人在宣傳新思潮，開展啓蒙運動的同時，已經注意到了文

陳獨秀學革命的必要性。《新青年》創刊後不久，針對國內文壇狀況，陳獨秀就發表了《現代歐洲文藝史譚》等文，介紹西方近代文藝思潮從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浪漫主義）到寫實主義（現實主義）、自然主義的演進過程，並在與張永言的通訊中明確表示了文學改革的願望：“吾國文藝，猶在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時代，今後當趨向寫實主義。文章以紀事為重，繪畫以寫生為重，庶足挽今日浮華頹敗之惡風。”(陳獨秀：《答張永言信》,《青年雜誌》1915年12月第1卷第4號。)這一主張曾得到一些人士的贊同。1916年10月，在美國留學的胡適給陳獨秀寫信，在批評舊文學腐敗的同時，從“言文一致”的要求出發，首先提出“文學革命”的概念和改革舊文學的“八事”主張，即：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陳套語。三曰，不講對仗（文當廢駢，詩當廢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作詩詞）。五曰，須講求文法之結構。六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八曰，須言之有物。(胡適：《寄陳獨秀》，《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第32頁，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對胡適文學改革的“八事”，陳獨秀“以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除對“五八二項”提出不同見解，其餘六事他都“十分贊同”。以上這些討論雖然在當時沒有引起大的反響，但可視為文學革命的醖釀階段。? 胡適1917年初到1918年初，是文學革命的倡導時期。1917年1月《新青年》發表了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一文，這是文學革命公開發難的第一個信號。此文是胡適1916年文學革命“八事”思想的系統闡述，儘管文章語氣比起《寄陳獨秀》的信已變得委婉，“革命”已變成“改良”，但是胡適以歷史進化的眼光，反對舊文學言文分離的現象，主張文學語言同口語的接近，提出白話文學應為“中國文學之正宗”的思想還是得到了新文學倡導者的積極響應和較高評價。陳獨秀宣稱：“文學革命之氣運，醖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新青年》1917年2月第2卷第6號。)蔡元培也曾説：“民元前十年左右，白話文也頗流行，……主張以白話代文言，而高揭文學革命的旗幟，這是從《新青年》時代開始的。”(蔡元培：《中國新文學大系·總序》，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6年版。)可見胡適當時的影響。但是真正高張文學革命大旗的是陳獨秀，他在1917年2月《新青年》上發表的《文學革命論》，可以説是文學革命的綱領和宣言。他説：“餘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陳獨秀把矛頭直接對準封建主義文學，他不僅反對舊文學形式上的“雕琢”等毛病，而且着重地反對了“黑幕層張、垢污渾積”的封建思想內容。他把文學革命當作“開發文明”，改變“國民性”並藉以“革新政治”的“利器”。他反對“文以載道”的封建文學觀，要求作家“代表時代”，以真誠的態度，“赤裸裸的抒情寫世。”後來他還表示：“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説，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陳獨秀：《答胡適之》，《新青年》1917年5月第3卷第3號。)這種堅決的態度，擴大了文學革命的影響，很快得到一些同道和青年的響應。錢玄同寫信最早表示“絕對贊同”的態度，並對封建舊文學的種種弊端進行了猛烈的抨擊。1917年3月他在致陳獨秀的信中第一次把專事擬古而風行一時的駢文和散文大家們指斥為“選學妖孽”和“桐城謬種”。他還從語言文字演化的歷史事實為“言文一致”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劉半農也發表了《我之文學改良觀》等文，探討了應用之文與文學之文的界説，對於破壞古文的迷信，建立美的白話散文，破壞詩歌舊韻，重造新韻，以及使用新式標點符號等，都進行建設性的探討。這些文章和意見，猛烈地衝擊着封建文學的堡壘，促進了文學革命的發展。 1918年夏到1921年春，為文學革命的發展階段，其發展的標誌為：首先是文學革命的性質發生了變化。1918年以前的文學革命，就其指導思想來看，還是屬於激進的小資產階級發動的舊民主義思想啓蒙運動的範疇。到了1918年特別是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之後，文學革命的性質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一批先進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受到十月革命曙光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逐漸轉變成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他們同一些激進的民主主義知識分子一起，成為新文化運動統一戰線的領導和骨幹。文學革命的主張帶有更為鮮明的徹底的反帝反封建色彩。1919年初，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更高地舉起科學和民主這一既是思想革命也是文學革命的旗幟，向封建專制和封建文化作了堅決的鬥爭。魯迅在鬥爭中看見了新世紀的曙光，以他最勇猛熱忱的戰鬥，成為文學革命的偉大旗手。1919年夏秋李大釗發表了《新紀元》 、《什麼是新文學》等文章，

李大釗

不僅批判了封建主義舊文學的殭屍，也批評了剛剛萌櫱的資產階級文學的“新毒”，深刻地論述了新文學的實質。他指出：“剛是用白話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學。剛是介紹點新學説，新事實，敍述點新人物，羅列點新名詞，也算不得新文學，”“我們所要求的新文學，是為社會寫實的文學”，它必須具備“宏深的思想、學理，堅信的主義，優美的文藝，博愛的精神”。聯繫到半年前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這裏所謂“堅信的主義”是隱含着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的。因此五四運動前後，文學革命的性質是屬於新民主義性質的。?其次是文學思想理論的發展。如果説文學革命倡導時期主要注重對舊文學特別是對形式方面破壞的話，那麼這時主要注重新文學的建設。1918年4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把新文學建設的目標概括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雖然胡適的這種主張只是從形式方面考慮，並且“國語的文學”也有其模糊性，但是卻引起了大家對新文學建設的思考。魯迅顯然注意到了文學革命中思想革命的重要性。1918年11月他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渡河與引路》一文中説：“倘若思想照舊，便仍然換版不換貨；……所以我的意見，以為灌輸正當的學術文藝，改良思想，是第一事”。周作人則注重新的文學價值觀的闡述，1918年12月他在《新青年》上發表《人的文學》一文，首次提出了“人的文學”主張，即以人道主義為本，觀察、研究分析社會“人生諸問題”，同時堅決反對宣揚“儒教道教”以及鴛鴦蝴蝶派、黑幕派等“非人的文學”。1919年初周作人又發表了《平民文學》一文，把“人的文學”具體化，即以普通的文體，真摯的思想，反映“世間普通男女的悲觀成敗”。接着李大釗、沈雁冰等人對文學革命的理論都有新的要求。1920年沈雁冰發表了《現 在文學家的責任是什麼？》等文，提出了為人生的新文學主張。他認為“文學家所欲表現的人生，決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會一民族的人生”，文學家“積極的責任是欲把德莫克拉西充滿在文學界，使文學成為社會化，掃除貴族文學面目，放出平民文學的精神。下一個字是為人類呼籲的，不是供貴族階級賞玩的；是‘血’和‘淚’寫成的，不是‘濃情’和‘豔意’做成的，是人類中少不得的文章，不是茶餘酒後消遣的東西”，表現了文學為人生理論的成熟。 魯迅第三，新文學創作的初步開展。隨着文學革命的倡導和深入發展，新文學的創作也逐步開展起來。從1917年2月《新青年》首次發表胡適1916年試作的《蝴蝶》等8首白話新詩以後，經過劉半農、劉大白、沈尹默、魯迅、周作人等人的努力，特別是郭沫若後來收集在《女神》裏的新詩等，以其強烈的叛逆精神和不拘一格的新形式，奠定了現代文學白話新詩的基礎。1918年5月《新青年》上發表了魯迅的《狂人日記》，宣告了現代白話小説的誕生，後來魯迅又陸續發表了《孔乙己》、《藥》等小説，不僅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也奠定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基礎。 第四，白話文終於成為“國語”。以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為初衷的文學革命，在這一時期內語言形式上獲得了大的解放。1918年4月《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話，隨後又有新白話刊物如《新潮》、《每週評論》等出現，特別是在五四愛國運動的推動下，白話文已越出純文學的範圍，幾乎席捲了整個文化領域，從1919年下半年起，全國白話文刊物風起雲湧，據統計有400多種，包括當時有名的三家著名的副刊即北京《晨報副刊》，上海《民國日報·覺悟》、《時事新報·學燈》等都是白話文的重要陣地，甚至連《東方雜誌》、《小説月報》等舊派文人掌握的期刊，也都改用了白話。到1920年，在白話取代文言已成事實的情況下，北洋政府教育部終於承認了白話，通令國民學校採用，實現了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正宗地位的歷史性變革。 ^[1] 

本世紀之初興起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帶來了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文學從思想內容、語言、藝術形式和表現手法上全面革新，形成了各種流派百舸爭流的新局面，從此，建立起了現代意義上的新文學。新文學在小説、詩歌、散文、戲劇等各個領域都取得了巨大成績，湧現了大批傑出的作家。三十年代左翼文藝的興起，推動着新文學的深入發展，文學與人民、與時代的聯繫進一步加強；在民族危難的時期，作家與國家民族同呼吸共命運，創造了許多受到人民歡迎、具有強烈感染力的優秀之作。四十年代，以表現新的思想、新的人物和新的生活為特點的解放區文學，同國民黨統治區的揭露黑暗、嚮往民主自由的文學創作交相輝映；這二者的匯合，為新中國文學事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新文學的發生和發展，適應了現代社會變革的需要，它推動着社會的進步，也創造了自身的輝煌。

《新文學》雜誌系2010年創刊，2010年度獲全國最佳百種文學閲讀期刊稱號，自2012年開始和《綠城文學》雜誌社聯手出版《綠城文學.新文學版》，國際標準刊號：ISSN1811—9945，國內統一刊號：CN15—1766/Z，由世界華文作家聯合會主管、主辦，並由國內知名文藝家主編的大品牌類純文學雙月期刊，自2010年創刊以來，深受讀者喜愛，被國內外文藝界人士稱為“中國文壇第一刊”，被青年文學作者稱為作家與詩人的搖籃，被老年文學作者稱為晚年生活精神家園，其電子版也先後收入龍源期刊網、讀覽天下網等 ^[2]  。

雜誌內容多元、受眾面廣，現設有“小説閲讀”、“精美散文”、“國際詩壇”、“麻辣雜文”、“風采人物”等諸多欄目 ^[3]  。

《綠城文學.新文學版》由世界華文作家聯合會主管、主辦，面向海內外公開發行。現任執行社長、總編輯的是中國著名現代詩人聶鑫先生，名譽社長是享譽海內外的著名詩人、諾貝爾文學獎入圍獎獲得者蔡麗雙博士，主編是詩人作家吳秀雲女士，並在世界各地等地設有80多個辦事處，出版的雜誌均被世界著名的圖書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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