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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明
（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原研究員）
鎖定
- 中文名
- 王淑明
- 國 籍
- 中國
- 民 族
- 漢族
- 出生日期
- 1902年
- 逝世日期
- 1986年7月29日
- 代表作品
- 《論文學上的樂觀主義》
王淑明人物生平
王淑明，又名王鑄，1902年出生於一箇舊知識分子家庭，其父王之甫是無為縣內聞名的老儒宿學，私塾先生。淑明自小隨父讀私塾，後去蕪湖讀中學，畢業後回無為城，先後在縣小學和無為中學執教。“五四”運動後，王淑明漸漸對新文學運動產生了興趣，接受了白話文，以及民主與科學的新思想，進而逐漸傾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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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正當日本帝國主義準備侵略我國關內，蔣介石對江西中央蘇區瘋狂進行第五次“圍剿”，並在上海加強白色恐怖之際，王淑明不平靜了，再也不願安於一個教師的平靜生活，萌生了以寫作為職業，接觸革命活動，參加進步文藝團體的願望，於是隻身來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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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七八平方米的亭子間，讀書寫作，並陸續向發表過自己文章的刊物和報紙寄去稿件。這期間和王淑明接觸的文人和作家逐漸多起來。一次在一家書店裏，與詩人雷濺波相遇，雷濺波是雲南思茅縣人，中共黨員，1932年參加“左聯”活動。倆人在書店的角落悄悄交談起來，談到當時的一些進步刊物和文藝團體，王淑明表示自己想參加“左聯”的願望。雷濺波答應與“左聯”人士聯繫。隔幾天，王淑明又在書店見到雷濺波，雷濺波立即對王淑明説：“你不是要求參加‘左聯’嗎？去找徐懋庸。”並把徐懋庸的住址告訴王淑明。於是，王淑明直奔花園坊，找到了徐懋庸的住處。徐表示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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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了一段日子，王淑明又見到徐懋庸，徐懋庸説：“負責擔任宣傳工作的夏徵農要到廣西去，你來接替他的工作並已得到上面領導同意。”於是王淑明爽快地答應所分配的工作。很快，夏徵農把工作交代給了王淑明。從此，王淑明正式擔任宣傳工作，並參加“左聯”領導小組。徐懋庸是召集人，何家槐是組織部長，王淑明為宣傳部長，周立波、麗尼二人是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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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環境惡劣，經常有國民黨特務盯梢，影響人身安全，領導小組開會，常改時間，地點也常換，大都在小飯店裏，每人買一碗陽春麪，或一杯冰淇淋之類，邊吃邊談着，聲音很小，為防止有人盯梢和偷聽，也經常更換地址。開會的內容，一般都是關於刊物、稿件來源、校對、印刷等問題。也談到“左聯”內部事務；遇上有急事需要碰頭，就在馬路上，談上幾句話後立即分頭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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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左聯”執委會經過研究，認為“左聯”迫切需要一個公開的宣傳陣地，於是決定委派王淑明等人負責編輯出版一本刊物作為“左聯”新的機關刊。專刊定名《每週文學》。王淑明及在“左聯”執委會工作的徐懋庸、周立波、何家槐等人都是該刊的主要撰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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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文學》出版後，得到魯迅先生的支持，特地擠出時間，為該刊撰寫了批判林語堂“性靈”説的《雜談小品文》和肯定拉丁化新文字的《論新文學》。《每週文學》出刊之後，更是受到讀者的歡迎和好評。該刊在開展理論批評活動、宣傳革命文藝理論、指導左翼作家進行創作、號召作家為抗戰服務方面都作出了顯著成績。 1936年2月“左聯”解散，但《每週文學》編輯人員未散去，專刊繼續出版，此時它已不是“左聯”機關刊，卻仍然在發揮它的戰鬥作用。它的編輯出版是“左聯”後期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左聯”鬥爭史上有着不可忽視的地位。 後來國民黨的檢查機關也嗅出《每週文學》的氣味，開始對它注意起來。一些反動文人也在上海的小報上無中生有，造謠中傷，發表無聊的消息來向國民檢查機關告密。這使得其中的編輯朱曼華產生畏懼和不安，就向王淑明等提出文章不能過分露骨，以免老闆找岔子，保不住飯碗。在這種情況下，《每週文學》於1936年5月停刊。此時的王淑明已是一個相當成熟的文學評論家，發表了上百篇論文、評論和雜文，成為後期最富活力最有鋭氣的撰稿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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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這時，位於上海的中國圖書雜誌公司所屬的一書店找到王淑明，希望他能接下該書店出版一種刊物。王淑明抓住時機出版了《希望》文學半月刊。雖然“左聯”解散，但在《希望》刊物上寫文章的，絕大多數還是一些原“左聯”的成員，如第一期有胡喬木的《作家需要一個新運動》，周揚的《藝術與人生》，郭沫若的小説《君子國》以及沙汀、唐弢、周木齋、何家槐、羅峯、林淡秋、梅益、徐懋庸、立波、楊騷等人的作品和翻譯。該刊第一期由徐懋庸和王淑明共同主編，第三期由王淑明單獨主編。不料該刊只出了三期，就被反動當局禁止出版了。但是王淑明等左翼文人並不屈服，為了擴大自己的陣地，連外國人在上海辦的刊物等報紙，如《評論報》《大美晚報》《立報》等報紙的副刊上，王淑明和左翼文人也去發表創作和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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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王淑明來説，結識魯迅先生是他的極大幸運，魯迅給予他的支持和影響，在他的心靈上刻下難以磨滅的印記。 早在1925年初，才23歲的王淑明就給魯迅先生寫了一封信，探討魯迅翻譯的日本文藝理論家廚川百村的著作《苦悶的象徵》，對魯迅在作品前面的自序，提出幾則“未曾作準的見解”，請求給予“明白而徹底的指導”。該信引起一向關心青年作者的魯迅的關注，並且立即寫信答覆。魯迅先生的覆信，對王淑明無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從此，他一面認真領悟回信的每句話，一面深思如何從事寫作。 王淑明對魯迅的崇敬，是建立在對魯迅精神深刻理解的基礎上，不久，魯迅先生被人誤解招致謾罵和攻擊，王淑明立即在《京報》副刊上發表了《魯迅先生被人誤解的原因》，文章引證確鑿，有理有據，筆鋒犀利，令人信服地闡述魯迅先生“生命力極強”，愛國“入世感最迫切”，愛人民，所以他迸出呼聲，不滿當時反動政府的統治，批駁了一些人污衊魯迅的胡言；文章還從幾個方面説明魯迅先生之所以被人誤解的原因。當時，王淑明挺身而出，力排眾議，推崇魯迅的為人及其作品，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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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著名作家曹聚仁先生髮表題為《適然史觀》的文章，王淑明讀後覺得曹的觀點不對，就在《時事新報》副刊上寫了《所謂〈適然史觀〉》的短論，對曹的觀點進行了反駁。魯迅先生從報上讀過王淑明的文章，十分讚賞。但考慮到曹是一箇中間人士，要團結他，就對徐懋庸説：“你轉告王淑明，不要繼續爭下去了。”王淑明尊重魯迅的意見，沒有再寫批駁文章，魯迅逝世後，王淑明為紀念魯迅學習魯迅寫了不少文章，他對魯迅的思想品格和鬥爭精神有着深切的感受，其間可見他對魯迅先生的瞭解和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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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變以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王淑明回到家鄉無為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不久又去武漢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隨着形勢的發展，“參加新四軍，打鬼子去”的抗日呼聲震盪着每位愛國者的心。1938年由徐特立介紹，王淑明來到皖南參加新四軍。在解放區的歲月中，王淑明為革命隊伍培養了大批人才，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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