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理性

在“物質極大豐富、思想極大提高”這兩個前提條件沒有能夠實現以前,那麼，在下可以説，人類的“生命和鮮血”遠遠沒有付出夠。雖然“曾經付出的、現在付出的、將來付出的”，不一定都是“好人或者壞人”的“生命和鮮血”，但是，他們都是一個個“有血、有肉、有思想、有靈魂”人。提倡“歷史理性”着眼點是“理想和現實”的反差。認識也罷，不認識也罷；理解也罷、不理解也罷，這是隻能面對的人類發展進程中的過程。

不妨藉助數學方式的解法，簡約一些思考。假定這個世界，這個社會，只有兩個人，這兩個人又是截然不同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有不同的理想和抱負，而大自然能夠提供的資源又僅僅可以基本保障一個人生存所需，那麼，可以有幾種前景和辦法？A：同歸於盡（包括理性的共生死、也包括非理性的決鬥同歸）。B：適者生存（包括理性的非適者的自我犧牲，也包括非理性的決鬥中適者勝出）。在這樣的殘酷的前景出現的時刻，如何選擇（包括理性的人如何選擇，也包括非理性的人如何選擇）？

沒有“生命和鮮血”的“歷史理性”，依在下看，不過是一個虛無的袈裟，一個夢幻的理想，或者就是一種精神的鴉片而已。只是人類社會的進展還不會那麼簡單，好在還在共同創造着滿足人類的生理或精神需求的物質財富，也同時給人類創造的思想和精神財富共存提供了物質基礎。

19世紀的哲學家用歷史理性取代聖經中的上帝,上帝給每一個人的應許被變換為歷史理性賦予一部分人的歷史意志。這一概念與文化人類學的出現緊密相關，文化人類學的有些學者斷言，任何文化精神都只能在自己的根處才能找到更生的根源。每一民族都有自己文化心理的歷史結構，生活的體驗形式和生命形式不可避免地受制於自己民族的文化心理的歷史建構和文化傳統的塑造，要擺脱它們是不可能的。生命的價值意義只能從歷史決定的文化心理結構中提取，歷史建構的文化心理結構具有人類學理性的不可抗拒性。反駁任何文化的歷史理性，都是幼稚笑的妄念或多愁善感的想象。

“不是土地生長的概念、觀念和形式不能為我們的心，只能為我們的腦所理解。甚至我們的思維也不能清楚地領會它們，因為從來就找不到這種東西。這是一箱子偷來的贓物，不會帶來昌盛。這些觀念對於我們不過是派生的，為此感到滿足只是一種愚蠢的自欺。這樣一種代用品使得利用它們的人們想入非非，把空洞的字詞置於生活現實的地位，不是忍受對立物的重負，而是把自己捆在一個黯淡的、兩維的、鬼怪的世界裏，在那裏，一切生物枯萎、死亡了。” ^[1] 

這裏的“土地”概念並非指民族性，卻讓人乘機斷然否定民族改宗的可能性。這些民族“土生土長”的文化也許並不高超，在文化的第一個“軸心時代”，其價值形態仍然滯留在原始的血緣關係之中，離真實的價值形態的確有距離；這些民族的文化精神可能並沒有觸及到人的存在的真實深淵，一直處於首先形而上學的矇蔽之中，由於歷史或地理的因素，這些民族的個體生命也許並沒有感領到讓破碎的靈魂得救的象徵形式；於是，生長在這種文化心理結構中的個體生命只好抱殘守缺，命中註定“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不普得到安慰的靈魂命中註定孤苦無告，溢滿血淚的呼籲命中註定得不到迴應；於是，生長在這些文化傳統中的生命，由於他們的祖先毅然離棄了不可靠的天神就再沒有去找真實可靠的天父，僅僅廝守住人的道德本性，就命中註定永世承受精神的虛妄，在傳統的文化心態中自欺欺人。一句話，歷史文化的心理結構宣判了這些民族中蒙難的靈魂命中註定在劫難逃。

這難道不令人恐怖？在如此命定中，這些民族中的生靈甚至連康拉德那樣目睹了自己內心深處的黑暗後驚呼“Terrible，terrible”的權利也沒有，命中註定只有自認命苦！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