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葆華

《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2張)

在清華大學讀書期間，曹葆華閲讀了大量優秀文學作品，打下了深厚的文學基礎，開始了白話詩撰寫。1929年，出版詩集《抒情十三章》。1930年，出版詩集《寄詩魂》，受到聞一多、徐志摩、朱湘等新格律詩派詩人的關注。1931年，他進入清華大學研究院繼續深造。在此期間，他堅持創作詩歌的同時，翻譯了大量外國詩歌並介紹西方文學理論。1932年，出版詩集《靈焰》《落日頌》。1934年起，陸續在《北平晨報》的“詩與批評”專欄翻譯介紹外國文藝理論，包括艾略特（T. S. Eliot）的《詩與宣傳》、裏德（Herbert Read）的《近代英國詩歌》《論隱晦》《詩的界説》等。1935年，畢業後到中華文化基金董事會從事專職翻譯工作。同年，在《文學季刊》翻譯發表了塞門斯的《法國文學上的兩個怪傑》《兩位法國象徵詩人》《詩人拉佛格》等。1937年，出版詩集《巉巖集》《無題草》，翻譯出版了I. A. 瑞恰慈的《科學與詩》，同時編譯了收有T. S. 艾略特、I. A. 瑞恰慈、瓦雷裏等人文學理論的《現代詩論》。

這一時期，曹葆華的詩歌創作才華進一步展現，先後嘗試過新月派、象徵派、現代派詩歌創作風格，均獲得不菲成績，成為清華園內“一般人所公認”的詩人。此外，他還大量翻譯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理論和文藝批評，彌補了當時國內詩壇在理論方面的不足，增進了人們對西方詩歌創作的理解。這一時期的他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展現了對現實的關懷，這為他投身民族解放事業奠定了思想基礎和專業基礎。 ^[1] 

1937年“盧溝橋事變”的爆發，猶如一聲驚雷，驚醒了沉浸於詩意表達中的曹葆華。隨着對現實關注的深入，他內心中的民族危難之痛蓋過了單純的個人文藝理想，民族性的苦痛激發了他的愛國主義熱情，讓他的詩歌從張揚創作個體的轉向中找到了着力點，他開始創作大量抗戰詩歌，以喚起全民族的抗戰熱情。在進步文藝界“到大後方去開闢文藝”的號召下，他離開北平南下，回到成都，於石室中學任英語教師。在課餘，他走上街頭，走進百姓生活，積極參與集會、遊行，與進步青年深入交流，迸發出無限的戰鬥熱情。1938年元旦，他和沙汀、周文等作家成立了“文藝界聯誼會”，以加強文藝界、新聞界愛國人士之間的聯繫，擴大抗戰文藝陣地。同年，發表了《我們是詩作者》《未定題》等抗戰題材的詩歌。在《我們是詩作者》中，他疾呼“我們是詩作者，/我們是文化人，/我們是戰鬥的一員。/我們崢嶸的頭顱，/貯着五千年民族思想，/自由，博愛與平等；/我們寬厚的肩膀，/擔着四萬萬人的志願，/公正，幸福與和平”。（陳俐、陳曉春編：《詩人、翻譯家曹葆華（詩歌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版）詩歌內容深刻、節奏鮮明、生命力蓬勃，展現了一個青年詩人為祖國前途發出的深沉怒吼，表達了民族、國家、人民遭受外辱的危難情形，詮釋了中華民族不屈與抗爭的堅強信念。同時，詩歌藴含了他對自身和知識分子羣體使命擔當的思考，要為戰士輸送精神食糧，為羣眾敲響警鐘，成為“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要通過書寫和吶喊凝聚最磅礴的力量，喚起全民族的反抗。他徹底改變了以往偏好幻想和表達苦悶的空虛風格，放棄了純粹個體的自我表達，不再追求形式上的隆重，而是追求言之有物，成了為團結抗日呼喊的革命戰士。

1938年1月，中共四川工作委員會在成都建立。中共四川工作委員會積極利用《大聲》《星芒報》《戰時學生旬刊》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學校和救亡羣體中產生了積極反響，影響力迅速擴大。曹葆華在與《戰時學生旬刊》的接觸中，對延安有了初步認識和了解，對中共產生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認同。1938年10月，武漢失守，抗日形勢日趨嚴峻。1939年1月，國民黨通過《限制異黨活動辦法》，進一步限制國統區共產黨的進步活動，中共四川工作委員會開展工作面臨諸多困難。1939年下半年，四川頻繁遭到日軍轟炸。面對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的雙重壓力，四川開始轉移革命力量。1939年12月，在川康特委的精心策劃和嚴密部署下，一批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藉由“第二戰區民族革命大學”來川招生的機會，撤離四川，奔赴山西，曹葆華即在此列。後因第二戰區發生“晉西事變”，他們將目的地改為延安。臨行前，他寫道：“我仰向西北，/呼吸着新鮮空氣；/我扛上行囊，/盼待那汽笛一吹；/靈魂燃燒着，/生命澎湃着”（陳俐、陳曉春編：《詩人、翻譯家曹葆華 （詩歌卷）》），反映出他對擁抱新世界的渴望。 ^[1] 

1940年夏天，曹葆華到達延安，在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任教。這一時期，他真正走進了勞動人民中間，化身為其中一分子，獲得了思想的新生。他將延安讚歎為“偉大的西北/二十世紀的耶魯撒冷”。詩集《生產之歌》記錄了延安秋收、開荒的火熱場景，雖然“手迸裂了/腳僵凍了/而心是熱騰騰的”，他切身感受到了革命的烈焰越燒越旺，更加堅定了革命理想，“嶺上有野火/正是希望/照亮上山小徑/年輕輕快的腳步”。他決定“你不僅用筆/而且用手/在現代史頁上/記下你的名字”。《生產之歌》還記錄了百姓的生活，表現了民族蒙難時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透視出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必將恢復河山、必將不可戰勝。《生產之歌》更記錄了他對中共的讚美，對中國革命必將取得勝利的堅定信心，充滿了革命的現實主義和戰鬥的浪漫氣息，“我望見/黃河/無數民族好兒女/伸起臂膀/扛着旗幟/爬過你的背脊/走向中原/戰鬥/而流血/為了祖國/永遠的呼吸”。更是在這一時期，他接觸並加深了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與理解，他在《生產之歌》中寫道：“剎時回窯洞/一顆燈下/將翻讀馬克思……”

隨着對中國革命的認識越發深刻、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瞭解越發深入，曹葆華決定把自己的一切獻給中國共產黨，獻給偉大的革命事業，遂於194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0年，曹葆華開始翻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同年，新華書店發行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藝術》。1941年，激流社出版了曹葆華、藍天翻譯的拉波治和哈查瓦著《演員與導演》。1943年，華北書店出版了曹葆華翻譯的高爾基著《蘇聯的文學》。

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前一個月，毛澤東約請延安文藝界人士交談。曹葆華參加了毛澤東和魯迅藝術學院教師的集體談話。在談話中，毛澤東開門見山地提到，“你們是主張歌頌光明的吧？聽説你們有委屈情緒。一個人沒有受過十年八年委屈，就是教育沒有受夠”。當曹葆華提到自己是四川嘉定人時，毛澤東説：“中國有兩個嘉定，一個在四川，一個在浙江。四川的嘉定是一個水陸碼頭。”（於俊道、李捷編：《毛澤東交往錄》，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聽聞曹葆華曾在成都生活工作過，毛澤東又詢問了成都名人“五老七賢”具體是哪些人？由於曹葆華只在成都居住半年就去了延安，只聽説過“五老七賢”的總名稱，並沒有具體打聽過是些什麼人。毛澤東很快將話題轉移到延安知識分子身上，強調要想創作出反映抗日戰爭的感人作品，就要深入百姓生活去觀察、去思考、去沉澱，站在人民百姓的立場上才能寫出好作品。隨後，毛澤東還談到了自己對於“人性、人類愛和同情”的理解，藴含了對大愛和小愛的辯證思考，突破了對同情的狹義理解，強調了革命性和人民性。這次談話對曹葆華可謂振聾發聵，讓他對“什麼是藝術”產生了更為深刻的思考，摒棄了所謂“精英意識”，他的創作更加貼近人民大眾，更加服務於工農羣眾，自覺用馬克思主義信仰指導自己的全部創作實踐。1942年5月，曹葆華受邀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他更加明確了文藝為什麼人服務的問題，堅定了文學藝術服務於人民大眾的原則。 ^[1]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作政治報告《論新階段》，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問題，強調學習的重要性。他指出，我們的任務“是領導一個幾萬萬人口的大民族，進行空前的偉大的鬥爭。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的任務，對於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並須着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並呼籲在全黨開展學習競賽。在此背景下，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成為一項重要工作。這一工作需要對馬列經典著作進行翻譯和傳播，需要一批精通外語的知識分子加入。1943年5月，中共中央做出《關於一九四三年翻譯工作的決定》，強調“翻譯工作尤其是馬列主義古典著作的翻譯工作”的極端重要性，要求將翻譯工作“當作對黨最負責並必須按時完成”的高度對待。這為曹葆華從詩人向翻譯家的轉變提供了契機和基礎，他個人思想的轉變和黨的需要形成了內在契合。

1944年1月至1949年，曹葆華到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他將全部精力投入到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翻譯工作中。1946年，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出版了他翻譯的《新時代的曙光》。1947年，華北新華書店出版了他翻譯的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1948年，華北新華書店出版了他翻譯的斯大林的《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和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1949年，華東新華書店出版了何理良翻譯、曹葆華校對的《蘇聯合作社》。同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曹葆華翻譯的列寧的《土地問題理論（上）》《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和《列寧、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出版了曹葆華、于光遠翻譯的《勞動在從猿到人過程中的作用》，解放社出版了曹葆華翻譯的斯切潘諾夫主編的《聯共（布）歷史研究提綱》，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了曹葆華翻譯的斯列波夫主編的《黨的建設教程大綱》。這一時期，曹葆華所翻譯內容涉及革命道路的選擇、土地問題、關於黨和國家的學説等，大大促進了革命工作的開展。

曹葆華為了翻譯嘔心瀝血，隨時隨地投入到緊張工作中，始終奮鬥在文化戰線上。據嚴有強、曹忠侃回憶，“有時在老鄉的窯洞裏工作；有時乾脆在窯洞外面的空地上。他就這樣不停的翻譯着。從陝西轉移到山西臨縣，又遷徙到河北阜平縣陳蘭莊，1948年之後到了西柏坡……他走到哪裏，就把翻譯工作帶到了哪裏，從未間斷過”。（陳俐、陳曉春編：《詩人、翻譯家曹葆華（史料·評論卷）》）即使在最艱苦的環境中，他也堅持着高強度的翻譯工作；即使在最危急的條件下，他也隨身攜帶着大量馬克思主義理論經典著作。可以説，翻譯馬克思主義理論經典著作幾乎成為了他生命的全部。 ^[1] 

新中國成立後，中共中央發佈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理論教育的決定（草案）》，強調“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育，必須極大地加強起來。這是提高幹部、改進工作的根本方法”。部署了三步走的學習計劃，即“第一級，學習政治常識。第二級，學習理論常識。第三級，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著作和毛澤東的理論著作”。因此，翻譯出版更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形成系統化的理論體系，是學習工作展開的必要前提。在此背景下，曹葆華以更大的熱情，投入到了翻譯工作中。

1950年，解放社出版了曹葆華和施賓翻譯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提綱》以及曹葆華和于光遠翻譯的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導言》，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曹葆華和張企翻譯的斯大林的《略論黨內意見分歧》、張仲實和曹葆華校譯的《列寧、斯大林論中國》、曹葆華和謝寧節翻譯的斯特羅果維契著的《形式邏輯與唯物辯證法》。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曹葆華和關其侗翻譯的《恩格斯論住宅問題》、季羨林和曹葆華翻譯的《馬克思論印度》，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了曹葆華和毛岸青翻譯的《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曹葆華和毛岸青翻譯的《聯共（布）關於青年工作的兩個決議》。195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曹葆華和毛岸青翻譯的列寧著的《我們究竟拒絕什麼遺產》、曹葆華翻譯的《恩格斯軍事論文選集第六分冊：普法戰爭》和斯大林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195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曹葆華翻譯的《蘇聯文學藝術問題》和馬克思的《論文藝》。195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曹葆華翻譯的赫路斯托夫的《戰爭》和列寧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及尤夫楚克的《杜布洛留波夫》、曹葆華和曹岷英翻譯的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序言》、曹葆華和林木翻譯的齊林的《鼓動》，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曹葆華和張禮修翻譯的列寧的《關於無產階級對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態度的報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了曹葆華翻譯的帕·費·尤金等的《〈共產黨宣言〉一百年》，新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曹葆華翻譯的《研究高爾基創作的幾個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曹葆華翻譯的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大工業國內市場形成過程》及曹葆華和徐雲生翻譯的伊凡諾夫的《蘇聯文學思想鬥爭史：1917—1932》，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曹葆華、王易今等人翻譯的斯大林的《回憶列寧》，時代出版社出版了曹葆華翻譯的卡爾加洛夫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論戰爭、軍隊和軍事科學》。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曹葆華翻譯的高爾基的《文學論文選》、曹葆華和程代熙等翻譯的《馬克思恩格斯論浪漫主義》。195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曹葆華翻譯的《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與共產主義》《列寧論文學》《斯大林論文學與藝術》。196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曹葆華翻譯的席勒的《論樸素的詩和傷感的詩》。

從上述翻譯成果可以看出，新中國成立後的10年是曹葆華翻譯的黃金期，他工作量之大和涉獵範圍之廣令人讚歎。他翻譯的成果有的成為當時學校的重要教材，有的成為幹部培訓的重要資料和新中國文藝理論體系建構的重要支撐。可以説，他不僅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經典著作的翻譯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傳播方面作出重要貢獻，更對推動理論教育，深化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探索作出重要貢獻。

據曹葆華之子曹中德回憶，曹葆華在和毛岸青共同翻譯馬恩列斯經典著作時，二人對譯文的要求極高，經常彼此切磋，字斟句酌。毛岸青在蘇聯學習、生活多年，俄文十分流利，閲讀理解能力超出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翻譯室的工作人員，但中文相對薄弱。而曹葆華的俄語是在延安窯洞裏學的，雖然在1953年到哈爾濱外國語專科學校專門進修俄語，但口語較為薄弱。兩人在相互學習、相互配合下，翻譯了一批包含科技思想、文藝理論、書信等介紹斯大林的重要成果。 ^[1] 

1962年，曹葆華調到中國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任研究員。在中國科學院工作的十餘年，他將精力集中於文學理論研究，翻譯了大量社會主義文學理論著作。196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曹葆華翻譯的布拉德的《莎士比亞悲劇的實質》和日丹諾夫的《論文學與藝術：關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報告》。196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曹葆華翻譯的席勒的《美育書簡》。196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曹葆華和徐仙洲翻譯的莫爾根的《論約翰福斯塔夫爵士的戲劇性格》，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立三、曹葆華、齊望署、毛岸青翻譯的《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了曹葆華翻譯的普列漢諾夫的《論藝術》。196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曹葆華和渠建明翻譯的高爾基的《文學書簡（上冊）》和《文學書簡（下冊）》。1973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了曹葆華翻譯的普列漢諾夫的《論藝術：沒有地址的信》。這一時期，曹葆華的成果不僅翻譯介紹了作品內容，還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去審視、反思所翻譯作品，對作品進行了深入的剖析與評述。他所翻譯的作品及其作出的評價，對今天的翻譯與文化創作依然有重要的啓發意義。

“文革”期間，近三十年沒有寫詩的曹葆華又一次拿起了筆，寫下數十首詩痛斥“四人幫”。之後，曹葆華又振奮精神，拖着病體全身心投入工作，直到1978年9月病逝。據巴金回憶，“就在他逝世前十天，出版社的同志來告訴他這本書已列入出版計劃”。（“這本書”即《普列漢諾夫哲學通信第五集》，出版時更名為《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五卷》——編者注）曹葆華得知這一消息後夜不能寐，連夜將散亂的篇頁一一核對並整理好。高強度的工作讓本就病痛纏身的曹葆華吃不消，但即使眼睛看不清楚了，腳站不穩了，拿着書稿的手顫抖了，甚至於心臟病發作了，他也沒有休息，靠服藥堅持到把全稿整理完畢。“他去世前一天晚上還説要校對另一部譯稿（席勒的《美育書簡》）。臨終前一個小時他還興致勃勃地説：‘我的書已經列入國家計劃。要早日交稿，如果身體吃不消，每天看五分鐘，也要堅持下去。’説完他便走進裏屋坐在藤椅上休息。”他在休息時保持着手拿眼鏡的姿態，好像隨時準備投入到工作中。然而，這次他再也沒能醒來，這位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翻譯家在他最鍾愛的工作中永遠合上了雙眼。1984年，曹葆華遺著《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五卷》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發行。

曹葆華逝世後，《人民日報》給予他高度評價：“長期致力於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和無產階級文藝理論的翻譯介紹工作。為在我國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繁榮社會主義文化事業作出了貢獻。在黨的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中，曹葆華同志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粉碎‘四人幫’後，曹葆華同志心情舒暢，精神振奮，頑強地帶病堅持工作，努力以自己的翻譯為實現四個現代化作出貢獻。”曹葆華在1975年6月的詩作中曾這樣概括自己的一生，“一顆紅心走西北，/出沒烽火四十年。/山腰揮鋤闢天地，/窯洞點燈翻經篇。/炮火轟殺不知死，/靈魂改造似登天。/世界戰鼓又催緊，扛着紅旗列隊前”。

曹葆華的一生是真正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奮鬥的一生，尤其是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普及宣傳研究、為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興旺繁榮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他所編譯的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對新時代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及現實意義。 ^[1] 

30年代初開始發表作品。1953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譯有專著《馬恩列斯論文藝》、《蘇聯的文學》、《蘇聯文學問題》、《列寧》、《斯大林論文化》、《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辯證法》、《莎士比亞論》（莫羅佐夫著）等。

出版了《寄詩魂》、《落日頌》等詩集，翻譯了梵樂希的《現代詩論》、瑞恰慈的《科學與詩》等。

曾任俄文翻譯室主任，先後翻譯出版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高爾基、拉波泊、斯列波夫、尤金、伊奧夫立克、伊凡諾夫等人的政治理論或文藝理論著作數十本。1962年任中國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1978年9月翻譯普列漢諾夫文學藝術論文集《哲學選集》第五卷時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