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剛

中國現代傑出的新聞工作者，在中國革命的洪流中，才華橫溢的她被譽為“浩烈之徒” ^[2]  和“金箭女神” ^[5]  。

抗日戰爭時期，楊剛與彭子岡，浦熙修、戈揚被譽為後方新聞界的“四大名旦”(她與前二人還被人稱作“三劍客”)。

其父楊會康在北洋政府時期曾任湖北省代省長，她的兄長就是著名左翼作家羊棗。

民國12年（1923），入江西南昌美國教會辦的葆靈女子學校讀文科。 ^[1] 

1928年至1932年就讀於北平燕京大學英國文學系，受進步思想影響，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2年初，楊剛自北平來上海。她介紹同在上海的四哥羊棗閲讀馬列著作和一些進步書籍，向他宣傳所謂“實業救國”和西方的民主在中國行不通，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才能救中國。使羊棗逐漸認清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本質，拋棄了個人主義的立場，立志“絕不離開中國共產黨一步”。

1933年用英文寫了短篇小説《日記拾遺》，收入斯諾編譯的中國現代短篇小説選《活的中國》。此後在《國聞週報》、《文匯報.世紀風》等報刊發表短篇小説、詩歌、散文和文藝評論。1938年任香港《大公報》副刊《文藝》主編。在這一時期，她的婚姻破裂，與丈夫鄭侃離異（後來鄭在福建時死於侵華日軍的轟炸）。那以後，楊剛和女兒鄭光迪一起生活。

1943年赴美國學習文藝。1944年至1948年，她擔任《大公報》駐美國特派員，在美國從事新聞採訪，並根據黨的安排做國際統戰工作。

1948年11月，楊剛奉命歸國,經香港到西柏坡，在平津戰役中參加接收天津，擔任天津《大公報》副總編輯、黨委書記。同年5月上海解放，楊剛南下，任上海《大公報》軍代表。次年，楊剛調回北京，擔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秘書，同年10月調任周恩來總理辦公室秘書。1953年，她任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處長，1955年春調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分管國際報道。成為《人民日報》編委中唯一的女性。 ^[6] 

1957年5月6日，人民日報社成立“整風領導小組”，成員共7人：鄧拓、胡績偉、楊剛、王揖、黃操良、陳浚、蕭風。楊剛名列第三把手。進入6月，“整風”轉為反右，原整風領導小組即轉變為“反右領導小組”，還加上了新來的總編輯吳冷西。

1957年10月7日清晨,《人民日報》工作人員發現，楊剛衣着整齊，在自己住處的房間裏靜靜地躺着。

聞得楊剛自殺，社長鄧拓大驚，馬上派人將她送到協和醫院搶救，並派編委林淡秋、袁水拍到醫院瞭解搶救情況，編輯葉遙也跟着去了。醫檢發現，楊剛吞服了大量安眠藥，已經離世。她是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和中共八大代表。

楊剛，原名季徽，家中排行老七，1905年1月出生於江西萍鄉。楊剛繼承了母親的果敢、父親的智慧和堅強的意志。開明的家庭、嚴厲的家教、迂腐的私塾和動盪的年代交織在一起，構成了楊剛童年的生活畫面。

1922年，楊剛進入英文授課的南昌葆靈女子學校，改名楊繽。在“葆靈”幾年中，楊剛已經開始寫作，曾用筆名貞白、李念羣、左洛伊、楊剛全，是學校公認的才女。楊剛在入校後不久接受了洗禮，但“五卅慘案”的發生動搖了楊剛對基督教的信任。

1928年秋，楊剛免試進入北平的燕京大學，主修英國文學。當年冬天加入中國共產黨，編入清華燕京支部，作學生工作，兼作農民工作。1930年，楊剛在五一反內戰示威遊行活動中不幸被捕。她是這次遊行中被捕的唯一的女性黨員，但卻表現出和男性一樣的堅強革命意志。夏衍曾給楊剛下過一個評語，稱她為“浩烈之徒”。 ^[4] 

1933春前往上海，楊剛投奔胞兄楊潮，結束了這段在北平戰鬥的年輕時代。同年，楊剛應邀作為燕京大學新聞系美籍教授斯諾的助手，編譯一本當代中國新文藝作品選集《活的中國》，負責推薦和翻譯工作；同時用英文寫了《日記拾遺》，收進該選集，署名“佚名”。後翻譯成中文改名為《肉刑》，於1935年4月發表在《國聞週報》上。

她還在《國聞週報》、《榴花文藝》上發表了《肉刑》、《殉》、《愛香》、《母難》等短篇小説，翻譯並出版了英國女作家簡·奧斯汀的長篇小説《傲慢與偏見》（商務印書館出版）。楊剛的創作十分注重對人物生活環境的細緻描寫，着重反映當時人民生活的狀態。

1936年10月，楊剛被介紹到《大眾知識》擔任編輯職務。在創刊號上，她發表了《境與真》一文，討論文學作品的境界與生活的真理之間的關係。《大眾知識》雖然出版的時間不長，楊剛在上面發表的新聞性通訊和評論也僅各兩篇，但已經足以證明，楊剛具備了成為一名出色記者的潛質。 ^[4] 

1938年，楊剛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她把毛澤東的名著《論持久戰》譯成英文出版，把中國共產黨人對勝利的堅定信念傳達給全世界人民。

而楊剛的文學創作也展現了一次高潮，撰寫大量散文，出版了散文集《沸騰的夢》，其中一些篇章還被有關人士建議編入中學語文課本；其後出版的歷史小説《公孫鞅》、長篇小説《偉大》、政治諷刺詩《我站在地球中央》，均是她在這一時期的傑作。 ^[4]  因為《我站在地球中央》這首詩，她在文化圈中被贈予“金箭女神”的美稱。 ^[5] 

1939年9月1日，楊剛正式開始在香港《大公報》工作，接替蕭乾，擔任《文藝》和《學生界》兩個副刊的主編。在她的主持下，兩個副刊增加了來自敵後游擊區作家的戰地生活報告等內容。據統計，《大公報》香港版《文藝》副刊共發表延安作品118篇，其中蕭乾主持期間發表44篇，其餘74篇都是由楊剛編輯發表的。

除了正面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方針，歌頌敵後軍民的感人事蹟之外，楊剛在主編《文藝》副刊期間，還敢於大膽揭露反動派的黑暗統治和腐敗黑幕。另外，她負責的《學生界》副刊特別重視關注香港學生的學習和思想狀況，通過互動的方式將副刊與學生之間的距離拉近再拉近。

楊剛這塊好鋼在擔任副刊主編的這兩年零九個月裏，在香港《大公報》副刊上刻寫了一段難以抹去的歷史。楊剛的文字、工作方法與工作熱情，至今仍值得新聞工作者學習和借鑑。 ^[4] 

1941年12月25日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她與茅盾、鄒韜奮等文化界人士由周恩來安排營救離港，1942年6月抵桂林《大公報》，繼續編《文藝》版。

楊剛的記者工作，大約由1942年7月開始，她以《大公報》特派記者身份，與澳洲記者貝卻敵到東南前線戰地採訪，作為戰地記者，她從湖南、江西、福建、廣東發出新聞通訊十餘篇，反映國民在日寇鐵蹄下悲慘狀況，大眾強烈抗日的要求，中國必勝理念，前方將士英勇拼命殺敵的精神。這一系列的報道，載於《大公報》重慶及桂林版，在讀者中激發起抗日決心。 ^[4] 

1943年，《大公報》任命楊剛為外交記者，兼《文藝》版主編。她的主要精力放在外交記者工作，她的才華引起周恩來關注，在周恩來的影響下，楊剛以《大公報》記者身份，與美國駐華使館官員和美國記者來往，從事國際關係工作，她一口流利英語，談笑風生，外國人士喜與她交往，她的表現受到周恩來賞識。

1944年，楊剛進入美國哈佛大學女子學院學習。1945年3月，楊剛接受美國自由世界協會邀請，到美國南部考察旅行。從美國南部回來後，楊剛擔任《大公報》駐美國特派記者。此後，她以特派記者身份出席美國總統杜魯門記者招待會，成為第一位參加美國總統舉行的記者招待會的中國女記者。她的報道亦比較透徹分析美國對華政策趨向，使她成為名記者，“美國通訊”也成為《大公報》馳名專欄。 ^[4] 

1948年8月，楊剛從美國歸來，回國後接受的第一項重大任務就是推動《大公報》走向人民陣營。楊剛住到總編輯王芸生的上海家中做工作。接着楊剛進入華北解放區，1949年天津解放後進駐天津《大公報》，擔任副總編輯和黨組書記，隨後將其更名為天津《進步日報》。上海解放，楊剛再次隨軍南下，主持瞭解放後上海《大公報》的工作。

1949年10月1日，楊剛作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委員，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出席開國大典；二十四小時後，用激昂的文字寫下《毛主席和我們在一起》。

1950年楊剛獲任外交政策研究委員會主任秘書，後任總理辦公室主任秘書，在周恩來身邊工作，一九五四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處長，同年四月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

新中國成立，外交工作一切從“零”開始，楊剛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員會主任秘書，協助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周恩來出謀劃策，深受器重，後轉任周恩來總理辦公室主任秘書。在中美談判期間，楊剛憑藉對美國社會、美國人民和美國政府運行機制的深刻了解，對美國政治經濟的透徹分析，成為周總理指揮談判的重要依據。

1955年春，楊剛調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分管國際報道。成為《人民日報》編委中唯一的女性。

1957年夏，楊剛參加整風反右運動，6月9日以“金銀花”的筆名發表詩作——《請讓我也説幾句氣憤的話吧》，同年10月7日突然告別人世，享年52歲。 ^[4] 

1948年，周恩來把剛到西柏坡的楊剛介紹給毛澤東時稱：“她是我們黨內少有的女幹部”。

1983年9月，鄧穎超欣然為《文集》題詞：“《楊剛文集》的出版，是對黨和人民的忠誠的優秀女兒——楊剛同志的最好紀念”。

胡喬木為《楊剛文集》作《序》，稱她是中國文學界“一位富有熱情又富有獨特風格和見識的難得的作家。”

1997年10月7日，是楊剛逝世40週年，首都女記者協會舉行了紀念座談會，會上愛潑斯坦、蕭乾、馮亦代、吳冷西等人在發言中，以“才華橫溢、思想新鮮活潑，學貫中西，對社會、文化和人生的思考敏鋭透徹，一生追求真理與光明，清純如蓮，剛正不阿”，高度評價了她。

女兒鄭光迪談到自己和母親的通信時：“每一張紙都散發着強烈的愛，從第一行一直到最後一行。她稱我為‘最親愛的孩子’，掛念我告訴她的每一件事，回答我提的每一個問題，按照她的世界觀指導我對每一件大事、小事的認識，糾正我她察覺得出來的每一個偏差。我曾是媽媽生活的一部分——重要的一部分，歡樂的一部分，而她卻為了更重要的事而割捨了。她那割捨了的青春、美麗、才華、愛人、女兒、家……這都是為了一個目的、理想、追求，為了她視為比生命還重要的神聖的革命事業，為了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和億萬人民的幸福，她甘心捨棄了她幾乎全部的個人生活，而把每一分鐘都獻給了革命工作和進步事業。” ^[2] 

斯諾著《活的中國》的英譯本中除選有魯迅、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外，其中還有一篇以“佚名”署名的《日記拾遺》。這位“佚名”即是楊剛。斯諾曾這樣介紹作者：“佚名是中國一位女作家，為了不讓人知道她的真名而使用的筆名。她出身於湖北望族，即中國一個上層舊式家庭。父親是個有勢力的地主，又是省政府的官員。佚名所寫的小説不甚為人所知，但她對中國最年輕有為的幾個作家頗有影響。她大膽地運用迄今被中國文藝界視為禁區的社會題材，她的勇氣顯示出一種解放精神，勢必使那些認為中國藝術不能以革命氣概斷然與過去決裂的人大為震驚”。 ^[5] 

《沸騰的夢》(散文集) 1939，上海美商好華圖書公司

《公孫鞅》(歷史小説) 1939，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我站在地球中央》(長詩) 1940，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桓秀外傳》(中篇小説集) 1941，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東南行》(通訊、報告文學集) 1943，桂林文苑出版社

《美國札記》(通訊集) 1951，世界知識出版社

《楊剛文集》1984，人民文學出版社

《傲慢與偏見》（譯作 美國著名女作家奧斯登的代表作），1935年，商務印書館 ^[5] 

其它還有：

1987年在上海《小説界》第四期上發表的英文長篇小説《挑戰》和散見於解放前後報刊上的詩歌、散文、通訊、國際社評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