瘴氣

瘴氣是多種疾病的綜稱，可能包括瘧疾、痢疾、腳氣病（維生素B1缺乏症）、沙蝨病、中毒、喉科病、出血熱、黃疸等。這其中有些病南北皆有，另外一些則具備南方特色，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瘧疾，尤其是惡性瘧，幾乎是瘴氣的“總代表”。 ^[1]  元明清以後包括各種山林沼澤毒氣、有害氣體以及青藏高原上的高原反應。 ^[1] 

古代人們對瘴氣的認識非常有限，實際的致病的瘴氣大多是由蚊子羣飛造成的。大量帶有惡性瘧原蟲的蚊子聚集在一起飛行，遠遠的看就像一團黑沉沉的氣體。人畜被它們叮咬過之後，便會感染惡性瘧疾。我們在電影中常常看到森林裏烏煙瘴氣過後，人就倒下了，實際上瘴氣就是蚊蟲羣飛而成的，而這些蚊子能傳播惡性瘧疾。中國人稱瘧疾為瘴氣，在意大利語當中，瘧疾叫“陰風”，可謂如出一轍。中國西雙版納有幾句民謠：“十人到勐臘，九人難回家；要到車佛南，買好棺材板；要到菩薩壩，先把老婆嫁”非常生動地描述了瘧疾對人類的危害。

瘴氣的“發生學”，與其説是一個自然問題，不如説是一個“觀念誕生史”問題。它的出現與消失，就是中國歷史上南北方碰撞、交融的歷史。

瘴氣與南方明確相聯繫始自馬援南征。東漢初，交阯發生徵側、徵貳造反，附近各地紛紛淪陷。劉秀任命馬援為伏波將軍南征交阯。馬援雖然完成任務，立銅柱而還，但軍隊卻損失慘重，《後漢書·馬援傳》：“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馬援自己也説：“下潦上霧，毒氣重蒸。”這是長期征戰於中原的軍隊從未遇到過的新問題，後世由此甚至誕生出“鬼門關”的傳説。唐《十道志》記載：“鬼門關在北流縣南三十里，兩石相對，狀若關形，闊三十餘步，昔馬援討林邑，經此立碑，石碣尚存，昔時趨交趾皆由此關。已南尤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故諺曰：‘鬼門關，十人去九人還’。”從伏波將軍南征交阯開始，中原人士不得不頻繁與“瘴氣”打起了交道。傅斯年在《夷夏東西説》中指出：“自東漢末以來的中國史，常常分南北。”先秦地域之爭是東西問題，漢三國以後則轉為南北問題，而瘴氣恰恰出現在此時，並非偶然，這是中原主流文化圈的人士面對南方地方病產生的觀念，是南北方越來越頻繁的交流與碰撞帶來的結果。南方悶熱潮濕，自然環境與北方迥異，很多地方病對於北方人士來説聞所未聞，而且北方人士常常由於水土不服、缺乏對南方地方病的抗體、缺乏規避當地地方疾病的經驗等原因，更容易受到這些疾病的侵害，由此誕生出恐懼感。而古人善於歸納的思想方式把這些未知疾病統統歸為“瘴氣”，蕭璠在《漢宋間文獻所見古代中國南方的地理環境與地方病及其影響》一文指出，最早的“瘴”寫法是“障”，意即“阻障”，是大自然冥冥中阻擋北方人的一隻手，魏晉以後才逐漸有了新字“瘴”，這個字形充分體現出其歷史來源與後世附加的疾病性。

《嶺外代答》卷四《瘴》記載：“南方凡病皆謂之瘴。”瘴氣是多種疾病的綜稱，可能包括瘧疾、痢疾、腳氣（維生素B1缺乏症）、沙蝨病、中毒、喉科病、出血熱、黃疸等。這其中有些病南北皆有，另外一些則具備南方特色，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瘧疾，尤其是惡性瘧，幾乎是瘴氣的“總代表”。唐代《外台秘要》卷五《山瘴瘧方一十九首》記載：“瘴與瘧分作兩名，其實一致，或先寒後熱，或先熱後寒，嶺南率稱為瘴，江北總號為瘧，此由方言不同，非是別有異病。”可以從中看出，唐代“瘴”字適用於南方，“瘧”字適用於北方。

這與瘧疾種類有關，中國南方的瘧疾主要是惡性瘧，而北方主要是卵形瘧、間日瘧、三日瘧。氣候足夠温暖，水資源足夠豐富，就可能導致惡性瘧原蟲廣泛分佈，嗜人按蚊、微小按蚊是惡性瘧原蟲的宿主，多生存於北緯33°以南，從而使惡性瘧疾在南方廣泛傳播。惡性瘧患者畏寒、頭痛、高燒，繼而嚴重貧血，死亡率極高，古人最為恐懼，而且具有較強的“南方特色”，所以就成了瘴氣的最重要病患之一。

早期古人們所認定的“瘴鄉”是嶺南等地，因為那裏是漢軍首先遭遇到瘴氣之害的地方，但後來瘴鄉“北上”了，而且分佈區域與北方人的遊歷路線有關，左鵬《漢唐時期的瘴與瘴意象》一文注意到了所謂瘴氣分佈地域與當時南方交通路線的關係：“出現瘴氣記載的地點，大抵沿河流分佈，如瀘水、瀘津、禁水、盤江等，此或與當時交通線路多沿河流兩岸而行頗有關係，而其更深入的地區還沒有進入北來的人們的視野。”

諸葛亮《出師表》就描繪過瀘水的瘴癘：“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唐李賢注《後漢書》曰：“瀘水……特有瘴氣，三月四月經之必死。五月以後，行者得無害。故諸葛表雲‘五月度瀘’，言其艱苦也。”章懷太子在這裏有點道聽途説了，瘴氣夏季盛行，不存在五月以後無害説，諸葛亮強調五月渡瀘，實際上是在強調全軍冒險南征的悲壯。

在宋代以前，北方文化一直領先於南方，對於南方風土人情的描述往往出於北方人的手筆，即便是南方知識分子，出於對北方文化的仰慕，往往也會不自覺地按照北方主流價值觀看待本土。這樣我們也就理解土生於南方的知識分子為何照樣有對瘴氣的恐懼。

後來瘴氣分佈區域進一步泛化，成了幾乎整個南方的代名詞，這裏有現實疾病的因素（惡性瘧等疾病分佈的北緯33°以南正是秦嶺——淮河以南，恰恰是地理上的南方），也有主觀的惡意在裏面。《魏書》卷九六《僭晉司馬叡傳》記載：“巴、蜀、蠻、獠、谿、俚、楚、越，……地既暑濕，多有腫泄之病，障氣毒霧，射工、沙蝨、蛇虺之害，無所不有。”這是北魏官方對南方的描述，瘴氣已經儼然是南方落後的象徵，北魏大臣楊元慎與南朝大將陳慶之在辯論南北方誰代表文化正統時也是拿瘴氣説事：“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濕蟄，攢育蟲蟻，□土瘴癘。”（《洛陽伽藍記》）古人的思維是一種整體思維，現代人會把疾病與地域文化相區分，因為現代人是接受科學主義薰陶長大的，但是古人並非如此，在“天人合一”大框架內，主客一體相通，道、氣、太極之屬將一切聯繫在一起，在這種思想之下，地域疾病當然與人有關，與文化有關，不正之地有不正之疾，疾病就這樣讓南方蒙羞。

瘴氣問題發展到元明清時期概念內涵在擴大，在概念先行背景下，瘴氣變得越來越具體，原本“氣”不過是歸納性思維的一種泛指，但元明以後瘴氣一詞越來越具體，包羅萬象，各種山林沼澤毒氣、有害氣體均可能被指為瘴氣，甚至青藏高原上的高原反應也被稱為“煙瘴”，有關這一點可參看周瓊撰寫的《清代雲南瘴氣與生態變遷研究》一書。

雖然多數時間無奈，但古人有應對瘴氣的措施。首先，規避容易產生瘴氣的季節。例如冬季是南方動兵的好季節，因為此時惡性瘧等疾病處於低發期。唐代天寶以後，南詔崛起，對唐用兵多選在冬季瘴氣減弱之後，故唐朝專門在邊境設立防冬兵，冬來春去，因為暮春以後基本無警情。其次，規避容易產生瘴氣地帶。例如古人雖然不知攜帶瘧原蟲的蚊子是瘧疾病源，但是卻能憑直覺意識到潮濕地界多瘧疾，從而保持對“卑濕”環境的警覺。例如，宋代許洞撰《虎鈴經》卷一○《疫氣統論》曰：“結營須相山川卑濕之地。其濕燉毒氣襲人口鼻者，則山瘴之瘧癘生焉。”人們發現，可以通過改造城市死水面，或者搬遷遠離死水，達到躲避瘴氣的目的，這實際上就是遠離蚊蟲孳生地。《文苑英華》卷八三一唐舒元輿《鄂政記》記載：“鄂城置在島渚間，土勢大凹凸，凸者頗險，凹者瀦浸，不可久宅息，不可議制度。……公命削凸堙凹，廓恢閭巷，修通衢，種嘉樹，南北繩直，拔瀦浸者升高明，湖澤瘴癘，勿藥有愈。《全唐文》卷五一三《漳州圖經序》記載：“（漳州）初在漳浦水北，因水為名，尋以地多瘴癘，吏民苦之，耆壽餘恭訥等乞遷他所，開元四年（716年）敕移就李澳州置郡，廢故綏安縣地也。”第三，古人有他們認為行之有效的醫療方法。例如，孫思邈《千金方》記載：“凡人吳蜀地遊官。體上常須三兩處灸之。勿令瘡暫差。則瘴癘温瘧毒氣不能著人也。”歷代醫書中都有大量關於瘴癘的藥方和治療方法。

比起這些措施，瘴鄉消失更大的原因是觀念的改變。歷史上瘴氣和瘴鄉的涵蓋區域隨着時間不斷修正，龔勝生在《2000年來中國瘴病分佈變遷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曾指出，二千年來瘴氣地域的變化與南方的經濟開發歷程存在着明顯的因果關係。有關瘴氣的所有研究幾乎都注意到了一個現象——瘴氣分佈區域隨着時間推移在不斷縮小，很多“瘴鄉”不知不覺中擺脱了污名。左鵬對此的解釋是：“筆者相信，‘瘴’觀念的產生與衍化，‘瘴’分佈區域的伸張與收縮，不僅描畫了中原諸夏對異地的地理觀念的形成與轉換，而且勾勒了諸夏文化向周邊地區傳播、中原民族向周邊地區轉移的過程……這也是諸夏文化不斷涵化周邊少數民族文化，將其納入諸夏文化的過程。”什麼時候擺脱“瘴鄉”其實取決於兩點：一是當地融入主流文化圈的程度。當一個地方被主流文化圈所接受，自然也就擺脱了野蠻的象徵——瘴氣。二是腳踏實地的感受。

南北朝隋唐至少有部分人已經意識到不是所有南方地區都如傳聞所言那般恐怖。張謂撰《長沙土風碑銘（並序）》：

郡臨江湖，大抵卑濕，修短疵癘，未違天常，而云家有重膇之人，鄉無斑白之老，談者之過也。地邊嶺瘴，大抵炎熱，寒暑晦明，未愆時序，而云秋有爀曦之日，冬無凜列之氣，傳者之差也。巴蛇食象，空見於圖書。鵩鳥似鴞，但聞於詞賦。則知前古之善惡，凡今之譭譽焉，可為信哉?

此處所言乃是長沙風貌，漢代賈誼去之前聞其卑濕，“自以壽不得長”，但張謂卻認為乃是傳言的誇張，用親身的實踐告訴世人這裏並沒有那麼可怕。賈、張之差異寧非漢唐之差異耶?如前揭所示，漢至南北朝眾口一辭，皆指南方卑濕可致夭亡，為南方開脱者蓋寡。唐以來此觀念出現動搖，此可視為北方人對南方地理全新認識之開端，至宋代，這種認識更加成熟，例如蘇軾。東坡是一個非常有趣充滿好奇心的人，他勇於嘗試一切新鮮事物，永遠相信用自己的眼睛感受世界而不是依靠書本，所以他可以改良古人煉丹法，可以嘗試自制蜂蜜酒。古人視嶺南為畏途。韋執誼、李德裕之類到了海南不久就鬱鬱而終，但蘇軾前往海南卻四處遊歷，發現了百歲之鄉。《書海南風土》雲：“然儋耳頗有老人，年百餘歲者，往往而是，八九十歲者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在人人厭惡的嶺南蘇東坡發出了“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的快樂聲音。對於瘴氣，他也相信自己的實際感受。《與王庠序》雲：“瘴癘之邦，僵仆相屬於前，然亦皆有以取之，非寒暖失宜，則飢飽過度，尚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也。以此居之泰然，不煩深念。”《與吳秀才三首》雲：“夫南方雖號為瘴癘地，然死生有命，初不由南北也。”蘇軾認為，只要注意寒暖飢飽，不冒犯瘴癘，均可泰然處之，人生死有命，“不由南北”。這應該被視為時代疾病觀的進步。

宋代以後，隨着嶺南日漸開發，出現過多次中原人口南遷，許多中原士民輾轉南逃而入粵，客家人就是其中的代表，這些移民的到來充實了嶺南地區人口。人口遷移和開墾荒地的客觀需求，帶動了瘴氣疾病的研究，出現了醫學文獻中的“嶺南方”， ^[2]  瘴鄉之污名從這裏逐漸褪去。清人屈大均已經隱約意識到了文化融合與人們心目中南方自然之害逐漸消弭之間的關係，《廣東新語》雲：

在今日嶺南大為仕國，險隘盡平，山川疎豁。中州清淑之氣，數道相通。夫惟相通，故風暢而蟲少，蟲少，故煙瘴稀微，而陰陽之升降漸不亂。

在清代，廣東地區早已擺脱了那些神秘可怖的陋名，對此屈氏做出了自己的解釋，其中最關鍵的是“在今日嶺南大為仕國”、“中州清淑之氣，數道相通。夫惟相通，故風暢而蟲少，蟲少，故煙瘴稀微”云云，將嶺南自然之害消弭與嶺南地區融入主流文化圈（嶺南大為仕國）相聯繫。清代持類似觀點者不乏其人，道光年間張際亮在拜謁韶關唐宰相張九齡祠時也留下一番耐人尋味的論述：

劉禹錫貶連州，乃追怨張曲江昔曾言流官不宜與善地，故卒無後云云。然唐時嶺南節度已為雄鎮，其僚佐多一時名流，未聞有瘴鄉之感。然則諸臣過嶺而憤限不平者，皆為遷謫故耳，豈必果其地水土惡劣哉!今中外一家，南北富庶，然南方實樂於河朔，以今推昔亦可知也。

張際亮談到了清代南北文化的融合（中外一家）、南方生活條件優於北方（南方實樂於河朔），指出唐代的嶺南惡名實際上來源於被貶謫者的惡劣心情，並非因為南方環境惡劣，這則又涉及到了史料的“話語權”問題。此可謂以清人之“嶺南觀”駁唐人之“嶺南觀”。千年以來南方風貌變化的曲折歷程隨着南北文化的交流，完全熔鑄與中華大一統的文化認知視域之中了。

綜上，瘴氣起自於對多種南方地方病的恐懼，在口耳相傳中變得越發神秘恐怖，甚至成為了南方不開化的象徵，但南北方的交融和南方最近一千年的長足開發，以及人們應對疾病能力的增強，使得恐懼感逐漸消退。而現代醫學概念對於瘴氣這個概念進行了最後的拆分，疾病終於迴歸疾病，再也不是神秘恐怖的符號 ^[1]  。

指南部、西南部地區山林間濕熱蒸發能致病之氣。《後漢書·南蠻傳》：“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氣，致死者十必四五。”南朝宋鮑照《苦熱行》：“瘴氣晝燻體，菵露夜沾衣。”公劉《太陽的家鄉》：“鄰家有個孩子病了，顯然是因為衣衫單薄，營養不良等外因誘發的瘧疾，人們卻議論紛紛，説他一定是遇到瘴氣了。”

瘴氣，是古代壯族地區的常見病，廣西素有“瘴鄉”之稱，正如《桂海虞衡志》所説：“瘴，兩廣惟桂林無之，自是而南，皆瘴鄉矣”，廣西氣候炎熱、多雨潮濕，是導致瘴氣的主要原因，宋代壯醫不僅對瘴氣的病因病機有所認識，而且進行了初步的分類，並運用當地的方藥進行治療。壯醫所説的瘴氣包括許多疾病，並不是專指某一個病，故《嶺外代答》説：“南方凡病，皆渭之瘴”，瘴氣，壯醫按發病季節分為青草瘴、黃梅瘴、新禾瘴、黃茅瘴；按症狀表現及性質分為冷瘴、熱瘴、啞瘴，在與瘴氣作鬥爭的實踐中，壯醫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除了唐宋時期的本草著作收載不少嶺南治瘴的藥物外，《嶺南衞生方》記載了大量的嶺南人治瘴經驗，《嶺外代答》則記載了壯族地區使用針刺療法治療熱瘴的經驗：“南人熱瘴發一、二日，以針刺其上、下唇，……發瘴過經，病已入裏而瀕死者，刺病人陰莖而愈”。壯醫對瘴氣的認識與治療，豐富了祖國醫學的內容，可以説，在當時是處於領先地位的。

南方多瘴，瘴氣是山林惡濁之氣，發於春末，斂於秋末。各路的瘴氣都是清明節後發生，霜降節後收藏，獨有自南交（越南南部）以南以西的瘴氣卻不如此，可以説四時都有的。四時不絕，尤其以冬天、春天為最厲害，與別處不同。

多瘴的地方，它那個山嶺差不多是純石疊成，一無樹木，雨淋日炙，濕熱重蒸，加以毒蛇、毒物的痰涎、矢糞，灑布其間，所以那河流溪水不是綠的，就是紅的，或是腥穢逼人的，這種都是釀成瘴氣之原因。此地山上，林樹蓊翳。空氣新潔，瘴氣自然無從而生了。

按發病季節分，春天叫作青草瘴，夏天叫作黃梅瘴，秋天叫作新禾瘴，冬天叫作黃茅瘴。按症狀及性質分為冷瘴、熱瘴、啞瘴等。依植物命名的桂花瘴、菊花瘴，依動物命名的有蚺蛇瘴、孔雀瘴、蚯蚓瘴、鴨蟲瘴、黃蜂瘴等，還有瘴田、蒙沙、水瘴等。

有兩種。一種是有形的，一種是無形的。有形的瘴如雲霞，如濃霧。無形的瘴或腥風四射，或異香襲人，實則都是瘴氣。還有一種，初起的時候，但見叢林灌林之內燦燦然作金光，忽而從半空墜下來，小如彈丸漸漸飄散，大如車輪忽然進裂，非虹非霞，五色遍野，香氣逼人。人受着這股氣味，立刻就病，叫作瘴母，是最可怕的。有些地方瘴氣氤氲，清早起來，咫尺之間人不相見，一定要到日中光景，霧散日來，方才能辨別物件，山中尤其厲害。所以居民曉起行路，必須飽食；或飲幾杯酒，方可以抵抗瘴氣，否則觸着之後，一定生病。夏天甚熱，揮汗如雨，但是居民終不敢解開衣裳，當風取涼，夜間就卧，必定密閉門户，這些都是為防有瘴氣侵入的原故。

一種是薏苡仁，久服之後，可以輕身闢瘴。還有一種是檳榔子，亦可以勝瘴。其餘如雄黃、蒼朮之類，時常拿來燒了燻，亦可以除瘴。

病症名。温病之一。感受山林間濕熱瘴毒所致，多見於南方。《諸病源候論·瘴氣候》：“夫嶺南青黃芒瘴，猶如嶺北傷寒也。南地暖，故太陰之時，草木不黃落，伏蟄不閉藏，雜毒因暖而生。故嶺南從仲春訖仲夏行青草瘴，季夏訖孟冬，行黃芒瘴。量其用藥體性，嶺南傷寒，但節氣多温，冷藥小寒於嶺北，時用熱藥，亦減其錙體，三分去二。但此病外候小遲，因經絡之所傳，與傷寒不異。然陰陽受病，會同表裏，需明識患源，不得妄攻湯艾。假令宿患痼熱，今得瘴毒，毒得熱更煩，雖形候正盛，猶在於表，未入腸胃，不妨温而汗之。已入內者，不妨平而下之。假令本有冷，今得温瘴，雖暴壯熱煩滿視寒，正須温藥汗之，汗之不歇，不妨寒藥下之。……其一日二日，瘴氣在皮膚之間，故病者頭痛惡寒，腰背強重。若寒氣在表，發汗及針必愈。三日以上，氣浮於上，填塞心胸，使頭痛胸滿而悶，宜以吐藥，吐之必愈。五日已上，瘴氣深結在髒府，故腹脹身重，骨節煩疼，當下之。”

瘴氣，惟東南之域乃有之。蓋嶺南地氣卑濕，霧多風少，且以冬時常暖，則陰中之陽氣不固，夏時反涼，則陽中之陰邪易傷，故人有不知保重而縱慾多勞者，極易犯之，以致發熱頭痛，嘔吐腹脹等證。蓋重者即傷寒，輕者即瘧疾，第在嶺南病此，則均謂之瘴耳。然陽氣外浮之鄉，必內多真寒而外多假熱；陰氣不固之人，雖外有邪證而內必多虛，此則嶺南瘴疫之大概也。但予未經其地，此不過億度之見耳。及閲諸家之論，最多得理，足徵予言之不誣也，謹詳錄在下，以資擇用，庶臨證者可無惑，而病此者得所賴矣。又細察諸論，亦已詳悉，第病其用補之法猶有未盡，若值內傷虛損之甚而病此將危或難愈者，必以前瘟疫門治法參而用之，則庶乎有濟。

間歇熱似乎多在夏季發生，瘧疾似乎總在多水的池沼地區發生，嚴重腸疾多發地區的人似乎愛喝涼水。他們進一步觀察，試圖尋找其中的邏輯聯繫。例如，無論什麼人進入池沼地區，都容易患瘧疾。於是，人們猜測瘧疾的病因是池沼地中的濕熱之氣，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説的“瘴氣”。不僅如此，由於許多傳染病的發生地大都環境污濁，氣味難聞，人們認為其病因是污濁之氣，也稱“瘴氣”。所以，無論東方西方，古代醫學家最初都認為傳染病是由“瘴氣”所致。古羅馬著名的醫生蓋倫、中世紀意大利醫生夫拉卡斯特羅和十九世紀德國醫生海勒等在論述傳染病時，都認為其主要原因是“瘴氣”所致。中國古代醫生也認為“此病生於嶺南，帶山瘴之氣”（《諸病源候論》），“南方嵐濕不常，人受其邪而致病者，因名瘴瘧”（《景嶽全書》）。但是，無論“瘴氣”、“異氣”還是“戾氣”，都看不見摸不着。人們只能間接説明它們的存在。對於古代醫學家而言，他們擺脱了各病因説法，實為很大進步。但不是現代科學意義上的進步，因為這些所謂的“氣”沒有能直接被科學家目證，即不能清清楚楚地看見真正的致病物，也就無法對其進行完全控制和預防，以及發現針對性的治療藥物。

到19世紀40年代，研究傳染病的英國醫生巴德對“瘴氣致病説”表示懷疑。他詳細觀察了發病地區的環境，認為傷寒病不是“瘴氣”引起。1839年7月至11月，他觀察到英國某村莊同一家庭內連續出現了3—4例傷寒病人，因而推論傷寒是由傳染物引起，而不是“瘴氣”感染，同時，他觀察到傷寒流行期間有人離開本村到其他村莊，把傷寒傳到許多村莊。巴德觀察到了人與人之間直接接觸傳染的例證，從而認為傷寒是一種接觸傳染病。後來，19世紀80年代，法國科學家巴斯德和德國科學家科赫等人先後在有病的生物體內發現了大批微生物，並證實它們是傳染病的病因，如家禽霍亂桿菌、結核桿菌、霍亂弧菌、麻風桿菌、傷寒桿菌、肺炎桿菌、破傷風桿菌等。通過顯微鏡直接看見了這些病菌，並依靠嚴格的實驗證明它們與相關傳染病的因果關係。看不見的“瘴氣”從此從傳染病學中消失，代之的是能被科學家目證的病原微生物，現代意義上的傳染病由此成為獨立發展的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