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

北魏國號本是“魏”，因“魏”字具有美好偉大之意並且是“神州上國”之名而定為國號 ^[3]  ，“魏”字前加方位“北”字，稱呼北魏，乃指北部“中國”之故，同時也區別於三國曹魏政權， ^[1]  因此還別稱為後魏， ^[4]  又以其皇室姓拓跋，後改姓元，故又別稱拓跋魏 ^[5]  、元魏 ^[6]  的稱呼。因北魏皇族出身的拓跋部有辮髮的習俗，所以被南朝蔑稱為索頭虜，簡稱索虜，或稱魏虜。 ^[7] 

據歷史學家田餘慶考證，拓跋珪最初改稱代王，不久改號魏王，可能跟他與慕容永爭奪屬於魏地的河東地區有關，意在表示代地、魏地都應當由他統轄。 ^[8]  398年正式定國號為“魏”，並含有向江左東晉誇示自己是“神州正統”的意圖，儘管如此，在孝文帝之前仍有相當多的人私下使用“代”為國號，時人稱大魏、皇魏，亦稱大代，皇代。 ^[9] 

鮮卑族拓跋部原來居住於今黑龍江、嫩江流域大興安嶺附近，過着遊牧生活。東漢以前，北匈奴被打敗西遷後，拓跋部在部落首領拓跋詰汾的率領下，也逐步向西遷移，進入原來北匈奴駐地，即漠北地區。 ^{[7]  [10]} 

到拓跋力微時期，拓跋部又南下游牧於雲中（今托克托）一帶，後又遷居到盛樂（今和林格爾），與曹魏、西晉發生往來，但這時拓跋部仍處於氏族部落聯盟階段。 ^[7] 

西晉末年，拓跋部首領拓跋猗盧，被西晉封為代公，進而封為代王。

315年，拓跋力微之孫拓跋猗盧因幫助西晉幷州刺史劉琨與匈奴族劉聰、羯族石勒相對抗有功，被西晉封為代公，進而封為代王。東晉鹹康四年（338），拓跋什翼犍即代王位，都於盛樂，設官分職，制定刑法，國家機構逐步完備。拓跋部已經地進入奴隸主佔有制的階級社會。拓跋部建立北魏後，邁入封建社會，逐漸強大起來。 ^{[7]  [23]} 

376年，前秦天王苻堅攻代，拓跋什翼犍戰敗，不久被其子拓跋寔君所殺，前秦又來攻代，代國滅亡。 ^[11] 

在淝水之戰後，前秦瓦解，以前為苻堅征服的各族紛紛獨立，建立自己的王國。386年，拓跋什翼犍之孫拓跋珪（guī）糾合舊部，在牛川（今興和縣西北東洋河南）召開部落大會，即代王位，正式恢復了代國。 即位不久，因牛川偏遠，便遷都盛樂。同年四月，改國號為魏，自稱魏王。 ^[7] 

鮮卑族所居的地區，原是匈奴故地。匈奴族大部分西遷和南移，但不是所有的匈奴人都西遷和南移了，還有一部分留在原地，鮮卑族來了以後，就與這一部分沒有遷移的匈奴人融合起來，建立起部落聯盟關係，把匈奴部落編入鮮卑部落聯盟內，並以婚姻為紐帶加強兩族的關係。在氏族部落時代，通過征服是仍然可以建立部落聯盟關係的。自然在這個聯盟中，征服族和被征服族的地位不一定是完全平等的。

苻堅進攻什翼犍時，鐵弗部首長劉衞辰曾與苻堅合作，向什翼犍進攻。什翼犍失敗後，劉衞辰和另一鐵弗族首長劉庫仁兩部強大起來。苻堅使他們以黃河為界，分別佔有拓跋氏的故地，劉衞辰部居西，劉庫仁部居東。劉衞辰、劉庫仁都出自南匈奴。因漢與匈奴和親，以宗女嫁匈奴單于，故匈奴人多冒姓劉。這兩部匈奴又都與拓跋鮮卑聯姻。劉庫仁母是拓跋鬱律（平文帝）之女。什翼犍以宗女嫁給劉庫仁，把女兒嫁給劉衞辰。

拓跋珪要復興拓跋氏，首先就要與匈奴的劉顯（劉庫仁之子）、劉衞辰兩個部落爭奪部落聯盟的領導權。劉顯在拓跋珪即位前就謀害拓跋珪，拓跋珪即位後不久，劉顯派兵護送什翼犍的少子拓跋窟咄和拓跋珪爭國。拓跋氏原有立少子的習俗，窟咄之來，對拓跋珪構成很大威脅。諸部落都有動搖，引起騷動，拓跋珪的左右也陰謀活捉拓跋珪以響應拓跋窟咄。拓跋珪畏懼，北逾陰山，依於賀蘭部，派人向慕容垂求救。慕容垂派慕容麟領兵救拓跋珪，大敗窟咄，窟咄投奔劉衞辰，被其殺死，部眾歸拓跋珪所有；翌年（387年）拓跋珪在馬邑彌澤大破劉顯，劉顯部落最後被慕容垂消滅。拓跋珪也和劉衞辰展開了鬥爭，最後衞辰失敗被殺，其子赫連勃勃率殘部南逃依附後秦姚興。於是黃河以南諸部皆平，拓跋珪虜獲畜產名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

拓跋珪恢復了鮮卑拓跋氏的部落聯盟領導地位後，開始向南北發展。這時期，在拓跋氏北面的是文化上更為落後的高車族和柔然族，在南面的是鮮卑慕容垂所建立的後燕。登國四年（389年），拓跋珪擊敗了高車族。高車是遊牧部落，是善戰的騎兵。對高車族的征服，增強了拓跋氏的戰鬥能力。

北魏統一北方的戰爭，是在五胡十六國之時諸侯紛爭條件下進行的。它雖然面臨諸多對手，情況複雜多變，但能審勢度勢，確定先後打擊的目標，採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達到各個擊破的目的。

北魏登國十年（後燕建興十年，395），後燕攻北魏，拓跋珪面對後燕軍的進攻，針對其恃強輕敵，採取示弱遠避、待疲而擊的方針，同時注重瓦解對方軍心，奮勇追擊，在參合陂（今涼城縣）決戰中殲滅四五萬燕軍。從此改變了兩國力量對比，北魏勢力進入中原。

登國十一年（396），拓跋珪乘勝進擊，親率40餘萬大軍南下進攻後燕，拓跋珪率大軍出馬邑，克晉陽，取幷州，東下井陘關，收降後燕將領李先，封其為徵東左長使。繼而長驅直入，直抵滹沱，在常山城（今石家莊市郊區東古城一帶）下安營布壘，準備一舉克城。當時，後燕常山太守苟延率眾守城。拓跋珪勸降不成，便令將士大舉攻城。苟延倉惶應戰，但因他不甚懂兵法，指揮無方，加之雙方力量懸殊，燕軍死傷慘重，北魏軍隊破城而入，擒俘苟延。繼之，魏軍連佔數十縣。只有中山、鄴（今臨漳縣）、信都（今冀州市）三城仍為燕軍控制。十一月，魏王珪集結大批兵力攻打燕都中山。同時，命東平公拓跋議率兵五萬攻鄴城，命冠軍將軍王建、左將軍李慄攻信都，準備一舉滅燕。

後燕高陽王慕容隆守中山南門，率眾力戰，打退魏軍的輪番進攻。魏軍傷亡慘重。拓跋珪看中山城堅固森嚴，於是引兵向南，以優勢兵力很快攻下信都。繼之，兵臨鄴城，幾次強攻不克，魏軍營壘反遭慕容青的夜襲，拓跋珪只好暫時率軍退駐楊城。此時，魏國幷州監軍醜提聞其叔父沒根降燕，便督率所部人馬殺回魏國都城作亂。拓跋珪聞知，準備撤兵北還，平息內亂。但又恐燕軍窮追，腹背受敵。

於是，派國相涉延與後燕議和，並願以其弟為人質留於燕。燕主慕容寶聞魏國內部有難而不許。同時，發步兵12萬、騎兵3.7萬屯於滹沱河北岸的柏肆塢（今藁城縣），邀拓跋珪在此決戰。拓跋珪求和不成，憤而應戰。數日內統兵北上，在滹沱河南岸安營紮寨。慕容寶趁魏軍立足未穩，遣精兵萬餘人夜襲魏營，企圖先發制人。燕軍過河之後，潛至魏營，利用北風縱火燒營，併發起猛攻。魏軍營壘紛紛起火，兵將大亂。此時，拓跋珪正在睡覺，忽聽軍營大亂，慌忙棄營赤腳逃走。燕將乞特真率百餘人飛馬趕到拓跋珪大帳內，只見拓跋珪丟棄的衣靴，不見其人。拓跋珪逃出軍營之後，立刻擊鼓收眾。

夜幕之下，乞特真聞鼓聲以為中計慌忙鳴金收兵。燕兵聞鑼鼓齊鳴，不知其故，以為遭到魏軍伏擊，頓時驚惶大亂，自相踐踏，互相砍射。拓跋珪立即將全軍集合起來，下令步兵在營外點燃火炬，騎兵向燕軍猛衝猛殺。燕軍四面受敵，又遭到魏軍騎兵的輪番攻擊，死傷慘重，亂作一團，燕將高長被俘。慕容寶只得收拾殘兵，渡河北逃。魏軍士氣高漲，在拓跋珪的統領下窮追不捨。當時，正是風雪交加的夜晚，燕軍士兵涉水渡河，加之多帶傷殘，凍死者屍體相枕。丟棄袍仗、兵器無數。慕容寶為保住性命，棄下大軍，率步騎兩萬逃回中山。魏軍連夜追擊，兵臨中山城下。後燕尚書郎慕容皓謀殺慕容寶未遂。斬關出城降魏。慕容寶見中山難保，便率一萬騎兵殺出重圍，逃奔龍城（今朝陽市）。繁華一時的後燕國都中山，終於在皇始二年（397）十月甲申日被魏軍佔領。

天興元年（398），拓跋珪遷都平城（今大同市），正式稱帝。拓跋珪擊敗後燕進入中原後，鼓勵農業生產，其奴隸主貴族也逐漸漢化轉化為封建地主。拓跋珪招納漢族大地主參加統治集團，加快了鮮卑拓跋部的漢化進程。 ^[12] 

此後數年，北魏注重於鞏固內部及既得地域，也時而與北部的柔然和關中的後秦交戰。如北魏天興五年（402年），北魏大軍以圍城打援、分而殲之的戰法，於柴壁（今襄汾西南）大敗後秦軍，殲滅3萬餘人。

永興元年（409），拓跋珪被殺，其子拓跋嗣繼位，史稱明元帝。泰常七年（422），魏明元帝乘宋武帝劉裕病卒之機，憑藉強大軍力，沿黃河流域全面開戰，重點進攻，奪取黃河以南虎牢（今滎陽市）、洛陽、滑台（今滑縣東）等軍事重鎮。由於南朝宋軍善於守城，頑強抵抗，也使魏軍付出了重大的傷亡代價。 ^[7] 

泰常八年（423），拓跋嗣卒，太子拓跋燾繼位，史稱魏太武帝。此時，北方除大夏、北涼、西秦、北燕和柔然外，皆為北魏所佔。拓跋燾雄才大略，通曉兵法，在歷次戰爭中，常親自率軍出征，臨陣勇猛，多獲勝利。

魏始光三年（426）至四年，拓跋燾趁夏王赫連勃勃薨逝，諸子相殘殺之機，二次率軍進攻夏都統萬城（今靖邊東北白城子）。以佯弱誘夏軍出戰，引而疲之，然後隱軍出夏軍陣後，順風衝擊，大敗夏軍，克統萬城，俘夏王、公、卿、將、校及后妃、宮人等以萬數，獲馬30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

夏被北魏攻陷，夏王赫連昌被俘，其弟赫連定逃往平涼（華亭）繼位。在431年趁北魏兵團回撤之機攻下西秦繼續西擴，在青海湖被鮮卑吐谷渾汗截擊，赫連定被生擒獻於北魏。 ^[13] 

始光元年（424）八月，柔然可汗大檀（即牟汗紇升蓋可汗）聞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去世，率6萬騎攻入北魏雲中（今和林格爾西北），殺掠吏民，攻陷北魏故都盛樂，包圍了雲中城。拓跋燾當太子時，十二歲遠赴河套保衞長城抗擊柔然的入侵，把邊塞軍務整頓的有聲有色。對柔然的戰術也頗為熟悉，於是他力排眾議，親自率2萬騎兵急赴雲中救援。柔然依仗人多，將趕來救援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及所部，竟包圍達五十餘重。起初，北魏將士十分恐懼。但是少年皇帝拓跋燾卻“臨敵常與士卒同在矢石之間，左右死傷者相繼，而帝神色自若”。 ^[14]  因此使得北魏的將士們“是以人思效命，所向無前”。 ^[14]  先是柔然的兩位大將大那、社侖所發動的進攻被北魏軍擊退。之後，柔然大將於陟斤被北魏軍射殺，拓跋燾趁勢率軍大縱深地向前穿插，北魏奮力突擊柔然軍，柔然軍頓時被攪得一片混亂，大敗而逃。次年十月，北魏大舉征討柔然，分兵五道並進，越大漠擊之，柔然驚駭北逃。

魏帝為徹底擺脱北面柔然與南朝宋兩面夾擊的威脅，並雪雲中被圍之恥，在大敗赫連夏，克其都城統萬（今靖邊東北白城子）後，決心集中力量打擊柔然。神麚二年四月，與眾大臣商議擊柔然，公卿大臣及保太后擔心宋軍進攻，均竭力勸阻。太常卿崔浩認為：宋聞陛下克統萬，內心深懷恐懼，必不敢動；柔然自恃遙遠，謂我力不能制，防備鬆懈已久，故夏則散眾放牧，秋則聚眾南掠，今乘其放牧無備出擊，可一舉滅之。 ^[15] 

魏帝對其見解極為讚賞，遂決定留太尉長孫嵩、衞尉樓伏連鎮守京都；命司徒長孫翰領兵由西道向大娥山，自率軍由東道向黑山（今巴林右旗北罕山），越過大漠，合擊柔然可汗庭（今蒙古國哈爾和林西北）。

神麚二年（429）五月，拓跋燾抓住柔然夏則散眾放牧之機，魏帝領軍至漠南（今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地區），捨棄輜重，率輕騎兼馬（每一騎兼有副馬）奔襲，直逼慄水（今翁金河）。柔然無備，臨戰震怖，民畜驚駭奔散；大檀忙焚穹廬，絕跡西遁。大檀弟匹黎先在東部聞魏軍至，率兵欲救其兄，途中遭長孫翰騎兵截擊而敗，其渠帥數百人被殺。大破柔然，威服高車，為穩定北方創造有利條件。從此，柔然勢力大減，主動攻魏較少。

延和元年（432）五月，拓跋燾感覺部隊已經休整完畢，便在平城南郊調集兵馬，屯積糧草準備進攻北燕。同年六月，拓跋燾率軍親征討伐北燕。七月魏軍行至濡水（今河北東北部灤河）後，後方供給出現危機。拓跋燾當即派遣安東將軍奚斤徵發幽州和密雲的民眾及丁零族（高車）一萬多人充當魏軍的民夫，給魏軍運送攻城的器具，這才解決了燃眉之急。

魏軍主力繼續東進，拓跋燾和奚斤在北燕都城龍城外會師。兩路魏軍在途中基本沒有受到什麼抵抗，沿途的北燕守軍和官員接連向北魏投降，魏軍沒費多少功夫就合圍了龍城。拓跋燾在和龍外又徵發了3萬多民眾為其挖圍塹，企圖困死龍城內的守軍。

是年八月，北燕皇帝馮弘不甘心就此投降，便派了3萬人出城向魏軍挑戰，戰敗。北魏昌黎公拓跋丘和河間公拓跋齊率部合圍北燕軍，燕軍死傷近萬人。遭此一敗，北燕的官員和將領們都老實了不少，只有尚書高紹仍然率部抵抗，不久後也被殺死。馮弘見形勢不利，便邀請高句麗軍保護他，率龍城百姓東渡遼水，投奔高句麗。不久，馮弘因為自大被高句麗長壽王殺死，北燕滅亡。

太延五年（439）， 北魏帝遣使至北涼，得悉北涼主沮渠牧犍喜於傳播柔然可汗妄言：去歲魏帝伐我大敗，不能復振。知其稱藩懷有二心，經朝議，決定依從謀主崔浩之言，出其不意，乘虛攻涼。六月，魏帝率兵從平城出發，使侍中、宜都王穆壽輔助太子拓跋晃監國，又令大將軍、長樂王嵇敬，輔國太將軍、建寧王拓跋崇領兵2萬屯漠南，以防柔然。同時命公卿草書遣責北涼主沮渠牧犍，列數其12項罪狀，勸其親率羣臣遠迎魏軍，才是上策。隨後自雲中渡過黃河，於七月至上郡屬國城，留下輜重，部署諸軍：以撫軍大將軍、永昌王拓跋健，尚書令劉吉與常山王拓跋素為前鋒，兩道並進；驃騎大將軍、樂平王拓跋丕，太宰、陽平王杜超為後繼；以平西將軍源賀為嚮導。 ^[16] 

源賀為故南涼主禿髮傉檀之子，南涼原據姑臧，後為北涼所佔。源賀對魏帝言道：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願勸其歸附。魏主稱善。八月，拓跋健獲得河西（即河西走廊與、泊水流域一帶）畜產20餘萬。北涼主未肯出迎，一面遣使求救於柔然，一面派其弟徵南大將軍董來領兵萬餘出戰於姑臧城南，北涼兵望風奔潰。魏帝遣使曉諭北涼主出降，沮渠牧犍得報柔然將攻魏邊塞，猜測魏帝可能還師，遂閉城固守。其堂弟沮渠祖城出降，魏帝俱知城內情況，於是分兵圍攻。由於源賀引兵招慰城附近諸部下3萬餘落，故魏帝得專攻姑臧。九月，北涼主沮渠牧犍之侄沮渠萬年率部降於魏。姑臧城潰，沮渠牧犍率文武5000人出降。北涼歷39年而亡。繼之，魏軍又攻克張掖、樂都、酒泉等地，皆留將鎮守。 ^[16] 

16歲的拓跋燾即位，即位之初就以少勝多，頂住了北方柔然的入侵。後來拓跋燾主動反擊柔然，先後13次出兵柔然，征服了漠北一帶，使柔然臣服。拓跋燾於427年，用3萬騎兵攻破了堅不可摧的胡夏統萬城。431年滅胡夏，平山胡，西逐吐谷渾，又於436年滅北燕，439年滅北涼，使北方的分裂割據局面復歸統一。

至此，北魏統一了北方，繼前秦苻堅後再度使北方歸為一統。從而與南方的劉宋政權並立，形成南北朝對峙的格局。 ^[17] 

拓跋燾憑藉祖父和父親留下的基業，加之自己的雄才大略、軍事才幹，經過近20年的統一戰爭，最終統一了北方，加強北魏的封建化進程，使北魏政權更為鞏固。在與劉宋交戰時，北魏禦敵於國門之外，並遠征至長江北岸，使得劉宋“北伐敗辱，數州淪破” ^[18]  ，對劉宋的江北六州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19]  加重了劉宋治下人民的苦難。此外，北魏大臣、軍事謀略家崔浩，深為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所器重。作為謀主，他參與北魏王朝三代帝王重大軍事決策，多謀善斷，屢建功勳，在北魏統一中國北方的一系列戰爭中起了重要作用。

北魏前期落後的統治方式，引起各族人民連綿不斷的反抗鬥爭。其中規模最大的，是太平真君六年（ 445）九月，雜居在今陝西、山西等地的漢、氐、羌、屠各等族人民在盧水胡人蓋吳領導下於杏城（今黃陵西南）爆發的起義（見蓋吳起義）。諸少數族和漢族被壓迫人民爭相響應，起義軍很快發展到十餘萬人，東起潼關，西至隴西（今陝西、甘肅交界處）。一年後，起義雖被太武帝親自率軍鎮壓而失敗，但各族人民的共同鬥爭促進了民族的融合。 ^[23] 

拓跋燾死後，文成帝拓跋濬、獻文帝拓跋弘、孝文帝拓跋宏相繼登基，逐步實施了改革，使社會經濟由遊牧經濟轉變為農業經濟。孝文帝即位後，為了緩和階級矛盾，限制地方豪強勢力，在馮太后的輔佐下進行了大範圍的改革。諸如實行俸祿制、均田制、三長制、遷都、漢化政策等，極大地促進了北魏經濟社會的發展，促進了民族大融合，也為隋唐統一全國創造了條件。

太和十四年（490年），馮太后死，魏孝文帝開始親政。他親政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都城從平城遷到洛陽。魏初，鮮、漢官號雜用。遷都後，改定官制，一依魏晉南朝制度。 ^[20] 

北魏統治者迫切要求同漢族地主進一步合作，為此，他們需要進一步消除民族界限，實行漢化政策。但在鮮卑貴族集中的舊都平城，推行漢化政策阻力很大。 ^[20] 

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以南伐名義，率二十萬大軍南下。到洛陽後，他聲言繼續南下，羣臣跪在馬前勸阻。他利用羣臣不願南伐的心理，宣佈定都洛陽。 ^[20]  翌年冬，正式遷都洛陽。 ^[69] 

孝文帝改制遭到了一部分保守的拓跋貴族的反對。他們不僅在改制前進行抵制，在改制中和改制後也不斷反抗。496年，太子拓跋恂企圖逃回平城發動叛亂，被孝文帝處死。同年冬，舊貴族在平城發動兵變。孝文帝派軍平服了叛亂，保證了改制的順利進行。 ^[20] 

北魏建國後，其社會躍入封建制，生產力逐步發展。但在統治方式上，北魏前期仍然保留着濃厚的奴隸制殘餘，特別是在統一北方以前，繼續將戰爭中擄掠的人口沒為奴婢，賞賜給諸王貴族和有戰功者，從事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勞動。

中國北方自西晉永嘉之亂（310年）以後，經過十六國時期的戰爭破壞，許多百姓死於兵革，斃於饑饉，中原地區一派凋敝景象。在北魏王朝一個半世紀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社會生產力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北魏統一北方後，經過各族人民長期的辛勤勞動和共同努力，生產關係得到了調整，生產有明顯的發展。特別是孝文帝改革後，自耕農民顯著增加，孝明帝正光以前，全國户數已達五百餘萬，比西晉太康年間增加一倍多。農業、手工業都有顯著的發展。《洛陽伽藍記》稱北魏後期百姓殷富，年登俗樂，衣食粗得保障。在手工業方面，北魏後期鍊鋼技術有新的成就，相州牽口（在今安陽）冶製成鋭利的鋼刀。商業也逐漸活躍起來。孝文帝時，元淑為河東太守，當地許多百姓棄農經商。太和以前，北方商業幾乎處於停頓狀態，錢貨無所周流。隨着商業的發展，貨幣恢復流通，太和十九年，又重新鑄造“太和五銖”錢，規定此錢在京師及全國諸州鎮都可通行。宣武帝時，洛陽的商業相當繁榮，成為國際性的商業大城市。 ^[23] 

魏孝文帝變法之後，北方的民族矛盾有所緩和。但是北魏政治的日益腐敗，吏治逐步敗壞。高陽王元雍富兼山海，其住宅、園囿像皇宮一樣豪華，僮僕多達六千，妓女五百，一餐費數萬錢。他與河間王元琛鬥富，奢侈豪華程度超過西晉的石崇、王愷鬥富。被稱為餓虎將軍的元暉作吏部尚書時，賣官鬻職都有定價，人們稱吏部為賣官的市曹，稱這些官吏為白晝的劫賊。地方州郡的刺史、太守也聚斂無已，徵收租調時，重新使用長尺、大斗、重秤。 ^[21] 

繁重的兵役和徭役使大批農民家破人亡。破產農民紛紛投靠豪強，重新淪為依附農民，或逃避賦役，入寺為僧尼。 北魏控制的編户日益減少，影響了政府的收入。 ^[21] 

由於矛盾的激化，在5世紀末至6世紀初，北方已不斷爆發叛亂。北魏除加重税收外，多次檢括逃户，搜捕逃亡的農民。延昌四年（515），冀州僧人法慶領導的大乘教叛亂，公開宣稱“新佛出世，除去舊魔” ^[22]  。北魏政府動員了十萬軍隊才鎮壓下去。 ^[23]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的大起義遍佈北方各地，名號繁多，但主要有四支：北方邊鎮起義、河北起義、山東起義和關隴起義。起義前後延續了八年之久，席捲了今河北、山東、內蒙古、寧夏和甘肅的廣大地區。起義軍在戰鬥中殺死了北魏許多王公貴族和州郡牧守，誅戮地主，摧毀塢堡，有力地打擊了北魏的統治。起義軍包括了漢、鮮卑、匈奴、氐、羌、敕勒等各族人民，各族人民在共同戰鬥中增進了彼此的聯繫和了解，對民族融合也有積極影響。

六鎮，也稱北鎮，是北魏前期為了攻擊和防禦柔然政權，沿平城北由西向東依次設置的六個軍事據點：沃野鎮、懷朔鎮、武川鎮、撫冥鎮、柔玄鎮、懷荒鎮。北魏前期，柔然是其最主要敵人。北魏將主要軍事力量集中在六鎮，每鎮設置鎮都大將，鎮將由鮮卑貴族之中傑出的軍事人才擔任，而戍防的士卒多是拓跋聯盟各部落的牧民和中原豪強地主的高門子弟。隨着北魏一統北方，柔然政權在北魏的打擊下也日益衰落，對北魏已經無法造成致命威脅，六鎮的軍事政治地位開始變輕。 ^[24] 

孝文帝改革後，實施了門閥化，六鎮的統治者們無論立了多大的戰功，總是被排斥在門閥以外，不能踏入北魏政府的高層政治舞台。六鎮的鮮卑人還依然保持着原來的鮮卑族語言、習俗，是北魏孝文帝漢化改革的最大阻礙。他們與洛陽方保持一種文化層面上的抗衡。

523年，塞北的柔然政權出現饑荒，柔然政權大汗阿那瓌率兵三十萬南侵，在六鎮進行了一場燒殺搶掠，將六鎮人的家財糧食一掠而空。 ^[25] 

北魏孝明帝年幼，年輕的胡太后聽政當家，對六鎮問題，只是簡單地發放了一些賑恤糧款，賑恤糧款本就是杯水車薪。523年四月，懷荒鎮軍民強搶官府糧倉，並殺掉了懷荒鎮鎮將於景。懷荒鎮的事情引發了多米諾骨牌效應。524年四月，沃野鎮轄區的高闕戍兵匈奴人破六韓拔陵帶着手下的兄弟們起事，揮刀殺掉了戍主，宣佈起義。六鎮軍民紛紛起義，破六韓拔陵改元“真元”，署官封爵，成為六鎮義軍的領軍人物。破六韓拔陵的義軍佔領了沃野鎮，而別帥衞可孤領導的義軍則佔領了懷朔鎮。北魏政府先後三度易帥，分別以淮王元彧、尚書令李崇、元淵為北征大都督，率軍北進，鎮壓起義軍，但與義軍的交鋒卻一再失利。524年八月，六鎮東西兩部敕勒酋長皆歸附於義軍，義軍完全控制了六鎮地區。

北魏請柔然人當僱傭軍，鎮壓六鎮人民起義。六鎮一直是柔然人眼中的障礙，525年四月，柔然大汗率軍十萬，入六鎮，從武川西向沃野，配合元淵的魏軍向六鎮義軍攻擊。在兩面夾擊下，義軍很快處於劣勢，衞可孤戰死。元淵又分化了西敕勒酋長，削弱義軍勢力。八月，柔然軍與魏軍會合，在五原大敗義軍主力，破六韓拔陵下落不明，義軍被迫降魏。六鎮20萬被俘兵民安置在河北三州之後，正逢河北遭遇水旱之災，無處就食，出現逃亡現象，二十萬六鎮軍民再度起義，關隴、河北等地各族人民也陸續起義，但最終起義失敗。

激烈的階級鬥爭使北魏政權搖搖欲墜。邊鎮豪強集團利用當時的混亂局面，各自發展勢力。肆州秀容（朔縣北）的契胡酋長爾朱榮聚集了北鎮豪強和流民，勢力發展最快。

528年，在北魏都城洛陽卻發生了靈太后為長期控制政局，毒死自己親生兒子孝明帝元詡。之後，靈太后另立3歲的元釗做了皇帝。駐紮在晉陽的柱國大將軍爾朱榮素有政治野心，他以為孝明帝報仇為藉口，率大軍南下，準備進軍洛陽。

爾朱榮系契胡部落酋長，其部善騎射，長期抵禦柔然部的南下，是北部邊防的重要軍事力量，也是當時最有實力的軍事集團。為保陰謀得逞，爾朱榮秘密派遣爾朱天光等人悄悄進入洛陽城，與彭城王元勰之子、當時聲望很高的長樂王元子攸商議裏應外合攻打洛陽，並許諾事成後立元子攸為帝。 ^[26-27] 

之後，爾朱榮便從晉陽率大軍向洛陽進發。大軍行進到河陽（今孟州）時，爾朱榮遣親信進洛陽，悄悄將元子攸接到河陽立為皇帝，這就是歷史上的孝莊帝。隨後，爾朱榮率大軍從孟津渡過黃河直逼洛陽。 ^[26] 

靈太后得知消息，急忙調集大軍與爾朱榮決戰，結果被爾朱榮打敗，京城洛陽也被攻佔。靈太后見大勢已去，下令後宮嬪妃和她一道出家到永寧寺為尼。爾朱榮脅迫靈太后、幼帝元釗和他一起退出洛陽，當大軍行進到河陰（黃河南岸）時，爾朱榮下令將靈太后和元釗投入黃河之中。後爾朱榮假裝邀請元子攸帶領朝中百官到河陰之陶渚（今孟津東）祭天。當2000多名朝中官員陪同元子攸到達陶渚時，爾朱榮下令早已守候在此的士兵將文武百官2000餘人全部殺害，北魏諸王中的元雍、元欽、元略、元巶等人也在這次殺戮中遇害，製造了河陰之變。經過這次事變，爾朱榮把遷到洛陽的漢化鮮卑貴族和出仕北魏政權的漢族大家消滅殆盡。 ^[26] 

河陰之變以後，爾朱榮稱帝的陰謀並沒有得逞，他派人將元子攸送到了洛陽，自己卻因殺人太多、民憤極大不敢留居洛陽城，一直遠據晉陽，對洛陽遙控指揮。這時的洛陽城民心浮動、一片混亂，富家大户害怕動盪危及自身，紛紛棄宅而逃，京城昔日的繁華蕩然無存。 ^[26] 

孝莊帝雖然在爾朱榮的扶持下做了皇帝，但他不甘心做傀儡，一心要剷除爾朱榮，重振北魏皇權。530年，孝莊帝下詔讓爾朱榮進京，趁機將38歲的爾朱榮手刃在明光殿。爾朱榮的堂弟爾朱世隆和侄子爾朱兆得知消息，合力調兵攻打洛陽。爾朱兆攻入城中，抓住孝莊帝，先將孝莊帝鎖在北魏皇家寺院永寧寺的塔裏，不久將他押到晉陽殺害，同時遭捕殺的還有臨淮王元誨、城陽王元徽等殘餘王公。 ^[26] 

之後，爾朱兆回到了晉陽，派爾朱世隆等留守洛陽。他們在洛陽城裏無惡不作，激起人們的憤恨。晉州刺史高歡於531年乘機攻佔洛陽，並於533年進兵晉陽，消滅了爾朱氏的勢力，控制朝政。在此期間，北魏皇位如走馬燈一般，先後出現了元曄、元恭、元朗三位廢帝。 ^[26] 

參見：北魏分裂

高歡在532年立元修為帝，即孝武帝。但元修無法容忍高歡掌握實權，在534年投奔長安的宇文泰。

534年，高歡立元善見做了皇帝，即孝靜帝，並遷都於鄴（今臨漳），這就是歷史上的東魏政權。遷都時，高歡將洛陽城內40萬户居民遷到鄴城，並大拆洛陽宮殿，將所拆的建築材料運往鄴城，致使這座300年的帝都逐漸化作一片廢墟。第二年，孝武帝與宇文泰有隙，被宇文泰毒死，雍州刺史兼尚書令宇文泰立元寶炬為帝，建都長安，這就是歷史上的西魏政權。 ^[28-29] 

東魏、西魏均沒維持多久，550年，高歡的兒子高洋接受東魏皇帝元善見的禪讓，建立了北齊政權。 ^[2]  557年，宇文泰的兒子宇文覺則接受西魏皇帝拓跋廓“禪讓”，建立了北周政權，元魏（拓跋魏）正式滅亡。 ^[30] 

北魏疆域廣闊，主要控制着中國北方地區，北至陰山南北沙漠、河套，東北至遼東半島，東至海，西至涼州、流沙。南至江淮與南朝為界，南北國界雖然時有變化，但是大部分時間大致以淮河為界。 ^[17] 

南朝劉裕死後不久，北魏攻取了宋的滑台、虎牢、洛陽等地。宋明帝劉彧時，魏又奪去淮水以北青、冀、徐、兗四州及豫州淮水以西九那，宋的防線逐步南移。 ^[55] 

北魏實行州、郡、縣三級制，其主要的州有：

北魏地圖集(16張)

幷州、肆州、建州、恆州、朔州、汾州、司州、豫州、荊州、洛州、東荊州、東豫州、南兗州、相州、冀州、幽州、平州、瀛州、安州、定州、營州、雍州、豳州、夏州、華州、泰州、東泰州、涇州、岐州、兗州、青州、齊州、徐州、南青州、濟州、河州、涼州、敦煌鎮、 武川鎮、御夷鎮、懷荒鎮、柔玄鎮、撫冥鎮。

太和十年（486）以三長制取代宗主督護制，採用鄰、裏、黨 的鄉官組織，抑制地方豪強蔭庇大量户口。三長制是地方基層行政組織，它規定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 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三長的職責是檢查户口，管理農民，徵發租調力役。三長制建立後，代替了魏初的宗主督護制，北魏的基層統治機構更完備了。

延興五年（475）為改變過去州、郡、縣爭收租調的混亂局面，政府確定只能由縣一級徵收，徵收時禁止使用大斗、長尺、重秤。

北魏統治者本身窮奢極欲，而且還縱容整個官吏集團肆無忌憚地剝奪人民。北魏自建國以來，沒有實行過俸祿制度，帶有強烈的原始掠奪色彩，一出戰就命官兵盡力掠奪，戰勝歸來，將掠奪之物予以瓜分。北方統一後，與南朝戰爭暫告平息，官兵無法從戰爭中獲取財物，就搜刮北方人民。孝文帝在一份詔書中透露：“諸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頃以來，遂各怠慢。縱奸納賄，背公緣私。致令賊盜並興，侵劫滋甚，奸宄之聲屢聞。” ^[61]  南朝人士也指出：“北境自染逆虜，窮苦備罹。徵調 賦斂，靡有止已。所求不獲，輒致誅殞，身禍家破，闔門比屋。” ^[62]  官吏貪贓枉法，成為北魏政治的一大弊病。 ^[60] 

北魏孝文帝為了緩和階級矛盾，力求限制地方豪強勢力，加強中央集權，使鮮卑貴族進一步封建化，並與漢族地主緊密結合，更有效地共同統治各族人民，在馮太后的輔佐下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延興二年（472），政以久任，滿一年升遷一級；治績不好的即使就任不久，也要受到處罰，甚至降級。

太和八年（484），頒佈俸祿制，申明俸祿以外貪贓滿一匹絹布的處死。次年頒行的均田令中，又規定地方守宰可以按官職高低給一定數量的俸田。所授公田不準買，離職時移交下任。

太和十八年（493），孝文帝排除穆泰、元丕及太子恂等鮮卑舊貴族和保守勢力的反對，把都城從平城遷至洛陽。 ^[20] 

太和年間，議定百官秩品，分九品，每品又分正、從。從品為北魏之首創。太和十九年（494），又按照家世、官爵等標準，將代北以來的鮮卑貴族定為姓、族，姓為高，族次之，其中“穆、陸、賀、劉、樓、於、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勳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言，一同四姓。” ^[31]  所謂四姓，一説為中原漢族高門崔、盧、李、鄭，一説為漢族甲、乙、丙、丁四種郡姓，後者似為確。班定姓族，使鮮卑貴族與漢士族得以進一步結合。 ^[32] 

孝文帝改革使北方社會經濟有了明顯發展，手工業生產日益活躍，商業活動也日趨活躍。加速了北方各少數民族的封建化進程，對北魏社會政治生活乃至整個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最主要的影響是促進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為結束長期分裂局面，重新走向國家統一奠定了基礎。

北魏的宮廷為了避免外戚干政，在道武帝拓跋珪時開始實施殘酷的子貴母死制度，即後宮女性只要生下男孩並被立為太子就得被賜死，以避免母以子貴的情況發生。很多人誤以為只要生下皇子就要被賜死，其實這是錯誤的觀點。但幼子還是需要人照顧，因此就有所謂的保太后，即當保姆照顧太子新君繼位後被封為太后。北魏有三種皇太后，一種是皇帝的生母，另一種是皇帝的保姆，還有一種是前任皇帝時運氣好沒生兒子而活下來的皇后。到了宣武帝元恪在位時，宣武帝並沒有賜死太子元詡的母親胡太后，實際上子貴母死制度已經終結。 ^[33] 

北魏兵民分開的，兵用於打仗，民從事耕桑 ^[35]  。而兵主要由鮮卑及其他少數民族組成，農業主要由漢人從事。兵民之分也就是胡漢之分，也是胡漢分治的體現。 ^[34]  而士兵裏面也分兩種，一種是鮮卑兵，另外一種是非鮮卑兵。鮮卑兵由代北部落的鮮卑人組成，主要擔任北魏的禁旅和邊防六鎮的士兵。這種兵帶貴族性質，地位頗高 ^[36]  ，但在魏文帝漢化之後有所改變。非鮮卑兵中，以高車兵最為重要，禁軍和六鎮邊兵都有高車人。此外還有部分少數民族和漢人軍隊。

瓜步之戰後，北魏和南朝宋之間戰事不斷，軍事上的南弱北強之勢越來越顯著。至於南朝與北魏的戰爭，梁武帝天監六年（507）的鍾離之戰，是一次相當大的硬仗。 ^[55]  先是天監五年（506），梁出兵北伐，以帝弟臨川王蕭宏將兵，“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為南數十年所未之有”。大軍進駐洛口（今安徽懷遠西南洛河鎮）。夜裏洛口遭暴風雨，蕭宏以為敵兵將至，嚇得與幾個騎士逃去。將士皆散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丟棄病員和老弱，死者近五萬人。冬十月，魏軍進圍鍾離。第二年正月，魏又發兵數十萬攻鍾離。城中才三千人，梁將昌義之督帥將出，隨方抗禦，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豫州刺史韋叡是當時梁的名將，素有韋虎之稱，奉命救鍾離。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韋叡乘機用火攻進擊。梁軍奮勇，呼聲震天，無不以一當百。魏軍全線崩潰，丟掉器甲，投水而死的有十餘萬人，被斬的人數也約略相當，被生擒者五萬。緣淮水百餘里，屍相枕籍。梁戰利所得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計其數。對梁來説，這是很重大的戰役，對於阻遏北魏南侵的勢頭和鞏固國內的統治，都有一定的意義。南北之間戰爭規模不大、和在一定條件下南朝在戰爭上的勝利，對於南方社會經濟的開發都是有利的條件。 ^[57] 

賦税方面，在推行宗主督護制的地區，平均每户每年的户調是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外加地方徵收的調外之費帛一匹二丈。且任意增加臨時徵調，動輒每户要交三十、五十石粟。當時官吏沒有正式的俸祿，貪污、賄賂、高利貸公行。太武帝統治期間，大將公孫軌到上黨（今長治北），去時單馬執鞭，回來則從車百輛。 ^[52] 

孝文帝改革之前，北魏的税收由部落貢納、牧民的畜牧税為以及一般農民的租調為主， ^[41]  其中農民的租調為最大收入。北魏規定租調税收為“户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 ^[42]  不過這是個一般辦法，政府需要的時候可以增加徵收物品的種類和數量。租調是按户收取的，户的大小沒有限制，孝文帝改革之前，三五十家組成一户的情形很普遍。除了這種一般性税收外，政府經常因為戰爭而加開新税，官吏因為沒有官俸，也常常以各種藉口徵税，給百姓帶來很大的負擔。

徭役方面，兵役方面由鮮卑人擔任，因而兵役較輕。而力役的情況因為缺少史料，無法得知。只知道，為政府工作的工、雜役非常多。他們被編為隸户、軍户、營户、府户、綾羅户、樂户等等。

孝文帝改革後，為了給官僚機構提供俸祿，以減少官吏欺壓百姓。提高了税率，魏孝文帝定每户增調帛三匹、谷二斛九鬥，充百官俸祿。 ^[43]  又在太和九年（485年）實行均田制，辦法大致有四項：

政府在均田制的基礎上重新規定了税收制度，一夫一妻應繳納的租調為：“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織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牛，以此為降。” ^[42] 

北方廣大地區由於戰亂，户口流徙，田園荒蕪，大量土地無人耕種。北魏政權為增加財政收入，穩定社會秩序，太和九年（485）頒佈了均田令，對不同性別的成年百姓和奴婢、耕牛都作了詳盡的受田規定。授田有露田、桑田之別。露田種植穀物，不得買賣，七十歲時交還國家。桑田種植桑、榆、棗樹，不須交還國家，可以出賣多餘的部分，買進不足的部分。還授土地時對老少殘疾鰥寡都給予適當的照顧。

同時實行新的租調製。太和十年（486），孝文帝對租調製度也進行了相應的改革。新租調規定以一夫一婦為徵收單位，每年交納帛一匹，粟二石。十五歲以上的未婚男女，從事耕織的奴婢每八人，耕牛每二十頭的租調，分別相當於一夫一婦的數量。奴婢和牛都可受田。均田制在當時地曠人稀的前提下施行，在不損害地主階級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施行，有益於生產發展和穩定的。北方大量的荒地被開墾，耕作技術也有了提高，農業的發展，使養蠶、牧畜、釀造等農村副業也發展起來，改變了北方荒涼殘破的景象。

吏治的改善，負擔的調整，農民可以從事生產，農業有所恢復和發展。此後，直到神龜末年，政治雖然逐漸腐敗，階級矛盾日益尖鋭，但官府的倉庫還是裝得相當充實的。

北魏的畜牧業原本就很發達。孝文帝時期，又在河南設牧揚，養戰馬十萬匹。如契胡爾朱榮的父親爾朱新興有“牛羊駝馬，色別為羣，谷景而已”。 ^[37] 

手工業也有所進步。絹布產量增加，絹價下降。魏初，每匹絹千錢，孝文帝以後降到二三百錢。榨油、釀酒、造紙、煮鹽、冶鐵等部門也有發展。

北魏後期，商業也有一定的發展。大的城市有洛陽、鄴和長安。洛陽既是北方政治中心，又是貿易中心。洛陽西陽門外有大市，周圍八里。“市東有通商、達貨二里。裏內之人，盡皆工巧屠販為生，資財鉅萬”。 ^[38-39]  當時經商的，除了列肆商販和大商人外，許多貴族、官僚也從事經商。北方貴族多喜歡“南貨”，官府於南境立互市與南朝貿易。但禁止私人交易，許多官僚、貴族因“渡淮互市”被治罪。 ^[51] 

孝文帝改制後，鑄五銖錢，但不少地區仍是“錢略不入市”。 ^[40] 

北魏初年在代北曾推行過“計口受田”制；485年（太和九年），北魏政府在以往的基礎上頒佈了均田令。均田令的主要內容是：

男子年十五以上受露田（只種穀物）四十畝，婦人二十畝。為了輪種，露田加倍或加兩倍授給。露田不準買賣，年老免課及身死還田。男子每人給桑田二十畝，作為世業，終身不還。在二十畝桑田上必須按規定種一定數量的桑、榆、棗樹。初受田時，原無桑田者，依制受田；原來桑田不足者依制補足，多餘者將多餘部分充做倍田；再多的也不充做露田來還授。隨着人口的增減，多餘部分可以賣出，不足部分可以買進，但買賣都不能超過應得分額。非桑之鄉給麻田，男子十畝，婦人五畝，還受法和露田一樣。奴婢受田與良人相同。耕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還受依奴、牛有無而定。土廣民稀之處，任力耕墾，不受限制。土狹民稠之處，增丁應受田而不願遷移者，以桑田抵應受露田數；不足者不給倍田；又不足從家人田中減量分給。願遷者，任到空荒之地，但不得逃避賦役。官吏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八頃，縣令、郡丞六頃。離職時移交下任，不得轉賣。

魏道武帝在平城設立太學，獻文帝增設鄉學，孝文帝遷洛以後私學更盛行起來，北魏各層次的文化教育機構陸續建設起來，南朝使者前來看到“禮儀富盛。人物殷阜”，驚歎不已。北魏文化是在民族融合歷程中創造出來的北國型文化，各方面都產生出有特點的代表人物與作品。經學家徐遵明，道教改革家寇謙之，佛教名僧曇曜，史學家崔鴻，文學家温子升，音樂家高閭， ^[53]  畫論家孫暢之，文學家江式，書法家崔悦、盧諶二族。天文學家晁崇、信都芳，醫學家李亮、李修，享有盛名的有大建築家蔣少遊，大農學家賈思勰，大地理學家酈道元，還有文學作品《木蘭辭》，號稱中國書法主系的魏碑，珍奇瑰麗的雲岡、龍門、麥積山、敦煌等石窟寺藝術。這些在中國文化史上都有不可磨滅的地位。北魏社會有保守的一面，但更多是開拓和創新。 ^[54] 

孝文帝時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進行漢化運動。

因此，遷都的第三年，孝文帝下令把鮮卑族的複姓改為單音漢姓，如拓跋氏改姓元氏，獨孤氏改姓劉氏，步六孤氏改姓陸氏，丘穆陵氏改姓穆氏等。

遷都後，督使鮮卑族禁着胡服，改穿漢人服裝；朝廷上禁鮮卑語，改説漢話；規定鮮卑貴族在洛陽死後，不得歸葬平城，並改他們的籍貫為河南洛陽，改鮮卑姓為漢姓；鮮卑貴族門閥化，提倡他們與漢族高門通婚等。 ^[20] 

北朝民歌充分體現了北方民族大融合的特徵，風格剛健，語言質樸，感情真摯。《敕勒歌》、《折楊柳歌》、《木蘭詩》就是當時民歌的代表。楊炫之的《洛陽伽藍記》，既是一部地理名著，又是一部文學作品，同時又是一部佛教著述，提供了北魏遷都洛陽40年間的佛教史料。《水經注》從文學角度看，也不愧為一本文字優美的遊記。 ^[23] 

北魏雕塑下的的石窟寺中，繼承了秦漢以來中國的藝術傳統，也受到國外，特別是古代印度藝術的影響。摩崖石窟分佈很廣，西起甘肅，東至遼寧，保存著名的有大同雲崗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甘肅敦煌石窟，以及甘肅天水的麥積山石窟、永靖的炳靈寺石窟，山西太原的天龍山萬佛洞，河南鞏縣的石窟寺等。在這些石窟寺中有古代藝術工匠所塑造出來的數以萬計的佛像，代表了當時中國雕塑藝術的最高水平，仍是馳名世界的藝術寶庫。 ^[23] 

北魏經歷了遊牧部落聯盟而迅速轉移到國家的歷史，拓跋鮮卑人有自己的語言而沒有文字。北魏的主要宗教是佛教、道教和瑣羅亞斯德教。

其中最重要的是佛教，僧尼的人數曾發展到二百多萬。北魏大部分時期，由於國家及私人贊助，佛教藝術十分興盛。雲崗佛教石窟約興建於460年，由上千位工匠歷時約三十五年後完工，洞窟內有雕塑及與繪畫。之後，北魏孝文帝亦於龍門興建石窟。雲崗石窟的佛像屬較靜態的罽賓風格，龍門的造像形式則較流線飄逸，開始展現中國風格的影響。北魏的陪葬陶器亦受到佛教影響，強調“正面性”（frontality） 及對稱。與此同時，位於敦煌的莫高窟也在北魏時期發展較快，如第243石窟北魏時代的釋迦牟尼塑像，巍然端坐，身上斜披印度袈裟，頭頂扎扁圓形髮髻。

北魏道教主要是經過寇謙之改良的天師道。當時佛道兩家的鬥爭十分激烈，太武帝拓跋燾曾經大舉滅佛。

瑣羅亞斯德教教在中國稱為祆教或拜火教，主神被稱為“胡天”，主要在入華的粟特人當中傳播。文成帝在平城開鑿了雲崗石窟。 ^[44-45] 

拓跋統治者推行民族歧視政策。在戰爭中，被驅迫當兵的各族人民在前衝鋒，鮮卑騎兵在後驅逼。太平真君十二年，太武帝圍攻盱眙（今盱眙東北）時，寫信給劉宋守將臧質説，攻城的都不是我鮮卑人，你殺了他們，免得他們將來造反。北魏為了鎮壓其他民族的反抗，在氐、羌、盧水胡等族聚居的地區設置軍鎮，進行嚴厲統治。魏律規定犯謀反大逆者，親族男女不論少長全部處死，甚至還在實行原始的車裂法。 僅國史一案中，被滅族的北方漢族大姓就達千餘人之多。 ^[23] 

北魏統治者帶有強烈民族壓迫色彩的殘暴統治，使人民，尤其是漢族人民無法生存，不得不揭竿而起。北魏"禁令苛刻，動加憬誅” ^[58]  。拓跋珪晚年，視殘殺為樂事，“朝臣至前，追其舊惡，皆見殺害。其餘或以顏色變動，或以喘息不調，或以行步乖節，或以盲辭失措，帝皆以懷惡在心，變見於外，乃手自毆擊” ^[59]  。對北魏政治頗有貢獻的幾個漢族大臣，如崔逞、崔浩等，最終都逃脱不了被殺的厄運。北魏每次出戰，都“驅夏人（漢人）為肉籬”。漢人成了北魏統治者殘暴驅使、蹂躪的對象。 ^[60] 

南北之間雖然戰爭不斷，但雙方聘問並沒有斷絕。瓜步戰後的數十年間，南北朝廷禮尚往來。國有大事，互派專使。如南齊高帝蕭道成之死，魏遣李彪來吊；北魏文明太后之死，齊遣裴昭明來吊。在經常聘問中，南北朝廷也妙選使者，為對方所重。在梁與北魏的聘問往來中，“梁使入，鄴下為之傾動。貴遊子弟盛飾聚觀，館門成市。魏使至梁，亦如是”。 ^[56]  由此可見，在南北朝對峙的局勢中，雙方也有友好往來，不是一味劍拔弩張的。 ^[55] 

北魏消滅夏後，迅速開始了與西域政權間的聯結，對柔然造成了威脅。隨着北涼與魏反目，北魏迅速將北涼消滅，並因此將其行政管理延伸至西域地區。北魏滅涼後，為減輕政治成本，逐步撤離在西域的直接控制，藉助反對柔然的力量以牽制柔然，繼續維持與西域間的朝貢關係。 ^[63] 

太武帝時期完成了黃河流域的統一，勢力又伸入西域，滅了五大國之一的鄯善，將其地改為鄯善鎮，當時的諸域外國懼怕北魏強大，紛紛與之同盟結好，出現了五十餘國朝貢的盛況，北魏的國勢達到頂峯。 ^[46] 

破洛那都貴山城（今烏茲別克斯坦卡散賽），《史記》《漢書》作“大宛國”。出名馬“汗血馬”。早在拓跋什翼犍二年（339年），破洛那即已“潁附”於拓跋部建立的代國。太武帝太延三年（437年）、太延五年之後，每遣使“朝貢”。 ^[67] 

者舌在今烏茲別克，都者舌（今塔什干）。太武帝太延三年（437 年）遣使朝貢”，自是不絕。悉萬斤國:在者舌國西南，位於錫爾河與阿姆河之間，都烏茲別克的撒瑪爾罕。東晉十六國時期為粟弋國之地。孝文帝延興三年（473午）十月，遣使“朝獻”。此後不絕。 ^[67] 

粟特國即粟弋，位於錫爾河和阿姆河之間。早從漢朝起即與中國有密切關係。其國商人多至涼土（今河西走廊一帶）販貨。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七月，粟特遣使朝獻。太延五年，太武帝滅沮渠氏北涼，在姑臧（今甘肅武威）的粟特人全部被虜。至文成帝拓跋浚初年（452年），粟特王遣使請續，文成帝下詔允許。此後又三次通使，直至北周保定四年（564年）又遣使“貢方物”。 ^[67] 

忸密在悉萬斤西，都忸密城（今烏茲別克斯坦布哈拉）。宣武帝永平二年（508年），忸密曾遣使訪魏都洛陽。 ^[67] 

北魏統一黃河流域後社會漸趨安定，中國和波斯等地的交往重義恢復頻繁。據《魏書》記發，在五六世紀時，中波關係非常密切。從文成帝太安元年（455）至孝明帝正光三年（522），波斯薩珊王朝遣使中國10次，中國使者亦曾通過于闐、疏勒踏上波斯的國土。波斯王常遣使獻珍物，通過於闐向北魏朝廷進貢。至於頻繁的民間往來則難以確記，但有兩件事可以看出，當時在中西大道上來往人員眾多，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繁盛。 ^[64] 

在青海、河北、山西等地考古過程中出土不少波斯薩珊王朝的銀幣和銀盤等物。 ^[66] 

通過友好往來，大秦等國的石棉布、水銀、琉璃、藥材和汗血馬等輸入到中國。中國的絲綢、銅器等輸出到大秦、波斯等國。6世紀末，中國的養蠶術通過波斯也傳入大秦。 ^[65] 

笈多王朝與中國的交往在前秦苻堅建元十七年（381年）已經發生，以後，與南朝的宋、梁、陳、北朝的北魏都有頻繁的往來。不過，與北魏的交往比南朝要晚近80年，且時間較短，從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年）起，四年、正始四年（507年）、永平元年（500年）、延昌三年（514年）的十幾年中有五次，此後再也不見使節往來。 ^[68] 

中天竺除摩揭陀國之外，尚有拘薩羅國，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年），其王曾譴使入魏。 ^[68] 

烏萇國自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年）起與北魏有使節往來，至孝明帝正光二年（521年）先後六次派使節來北魏。 ^[68] 

犍陀羅國與北魏的使節交往始於宣武帝正始四年（507年），其後永平二年（509年）、永平四年（511年）均遣使來魏都洛陽訪問，前後凡五次（永平四年有三次）。 ^[67] 

罽賓也是北天竺一國，即克什米爾。罽賓與北魏交往較早，自太武帝正平二年（451年）至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年），罽賓先後六次派遣使者訪魏，愧贈方物。 ^[67] 

東天竺的槃是國（在今孟加拉）於宣武帝永平二年（509年）正月遣使至魏。後未見再有來往。 ^[67] 

西天竺，孝文帝太和元年（477 年）曾遣使至北魏。 ^[67] 

孝文帝改制後，由於立長校户，政府控制的編户增加了。到孝明帝神龜年間，户口數目比西晉太康元年增加了一倍多，大約有五百多萬户，三千多萬口。

北魏孝明帝神龜年間（518年—520年）户口統計大約有500萬户 ^[47]  ，以户均口數6口計約有3000萬人，因學者考慮到北魏北邊軍鎮的府户、農官管理下的民屯户、國有牧場的牧户、僧尼及寺院的附户以及為官府供役的雜户、伎作户、樂户、鹽户、金户等等未納入官方統計的人羣，而認為北魏實際户數達600萬户 ^[48]  ，實際人口達3500萬人 ^[49]  。

北魏末年賈思勰所著《齊民要術》，是中國現存最古、最完整的農書。賈思勰，益都（今屬山東）人，曾做高陽郡（今臨淄）太守等官職，非常重視農業生產。中年以後，開始經營農牧業，親自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和放牧活動，對農業生產有了親身體驗，掌握了多種農業生產技術。大約在永熙二年（533年）到東魏武定二年（544年）期間，他寫成農業科學技術鉅著《齊民要術》。

《齊民要術》全書十卷，共九十二篇，集周秦至北魏農業生產知識之大成。全書內容十分豐富，其中包括土壤整治，肥料施用，精耕細作，防旱保墒，選種育種，糧食和蔬菜栽培，果樹的培植和嫁接，畜禽的飼養和醫治，食品的加工和儲藏，以及野生植物的利用等，系統地總結了6世紀以前黃河中下游地區農牧業生產經驗、食品的加工與貯藏、野生植物的利用等，反映了當時中國北方的農業生產技術水平，其中許多技術還在應用。對中國古代農學的發展產生有重大影響。 ^[23] 

北魏還出現了一位地理學家、散文家—酈道元。酈道元，字善長，范陽涿鹿（今河北省涿縣）人，大約出生在468年或472年。據史書記載，酈道元為官素以嚴猛著稱。他執法很嚴，不畏強權，因而不少權勢人物都憎恨他。因為如此，他被陷害致死。他以《水經》為綱，寫成地理名著《水經注》 ^[50]  。

《水經注》文筆雄健俊美，既是古代地理名著，又是山水文學的優秀作品，是一部具有文學價值的地理著作。《水經注》全書三十多萬字，全書四十卷。詳細介紹了中國境內1250多條河流以及與這些河流相關的郡縣、城市、物產、風俗、傳説、歷史等。該書還記錄了不少碑刻墨跡和漁歌民謠。《水經注》在中國長期歷史發展進程中有過深遠影響，自明清以後不少學者從各方面對它進行了深入細緻的專門研究，形成了一門內容廣泛的“酈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