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建儲

戊戌政變以後，慈禧太后重新垂簾聽政，但是，建立在慈禧太后垂簾聽政體制上的頑固派當權是十分不穩固的。慈禧太后已六十四，光緒才而立之年，一旦太后駕崩，光緒帝馬上可以重攬大權。面對這樣一張時間表，難免使參與鼓譟太垂簾聽政的大小官吏對自己未來的政治命運憂心忡忡。慈禧太后於光緒帝成年之後重新垂簾聽政，也不合傳統“家法”，必須尋找新的理由以鞏固她垂簾聽政的地位。 ^[1] 

從這個意義上説，1898年9月的政變只是整個政治格局變動的開始。政變發生之後，圍繞着光緒帝的存廢，清王朝的最高統治權力面臨重新再分配的形勢。 ^[1] 

廢立陰謀在“百日維新”期間即已風傳，有所謂天津閲兵即行廢立之説，但系無稽之談，不足深論。但廢立在戊戌政變之後的甚囂塵上，則並非空穴來風。9月23日，京師即傳出消息，“皇上病勢沉重，恐致不起。” “不起”，則不需廢立，徑選後嗣繼大統即可。因此，外界最擔心的是謀害光緒帝。於是即有 “駐京各國使臣聞聖躬不豫，均詣總署問安，並叩致病之由” ^[2]  ，又有疆臣反對之奏。廢立之意，出自慈禧：

戊戌訓政之後，孝欽堅欲廢立。貽穀聞其謀，邀合滿洲二三大老聯名具疏速行大事。 ^[71]  榮祿諫不聽，而恐其同負惡名於天下也，因獻策曰：“朝廷不能獨立，賴眾力以維持之。疆臣服，斯天下莫敢議矣。臣請以私意先覘四方動靜，然後行事束晚。”孝欽許之。遂以密電分詢各省督臣，言太后謁太廟，為穆宗立後。江督劉坤一得電·一·電覆榮祿曰：“君臣之義至重，中外之口難防。坤一所以報國者在此，所以報公者亦在此。”道員陶森甲之詞也。 ^[3] 

榮祿以坤一電入奏，孝欽懼而止。阻撓廢立，英國的態度最為積極。戊戌政變之後，英國兵艦就開到大沽口外，《字林西報》則發佈種種消息，懷疑光緒帝已經被謀害，認為各國使節有權知道真相，“這些人都是被遣到中國皇帝的宮廷中充當代表的，而不是被派遣到一個竊居中國宮廷的僭篡攝政那裏的。” ^[4]  這種否定慈禧太后統治合法性、為列強瓜分中國製造理論根據的言論引起了清政府的擔憂。10月16日，慶親王和總理衙門的大臣們正式向英國公使竇納樂表示，光緒帝還健在，竇納樂當場表示，消除外界疑慮的有效辦法，“便是找一位外國醫生為光緒看病，並簽署一份光緒的健康證明書。” ^[5]  清政府立即照辦，於18日請法國使館醫生德對福(Dr. Detheve)給光緒帝看病並證明病況，結論是 “病勢無大礙，惟患血虛之症。 ^[5]  19日，太后召集宗室親信大臣開會，“某親王已預遣其子人宮，以便陟位，後有大臣謂恐外人干預，遂止。” ^[6-7]  顯然，要實現“廢立”，必須排除列強的干擾。 ^[1] 

在廢立光緒以後，入嗣大統的人選幾乎是非端王載漪之子溥俊莫屬。光緒帝即位之時，清廷曾一度發生“禮儀”之爭。同治死後無嗣，慈禧太后定以醇親王奕譞之子載湉承繼咸豐帝為子，人承大統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繼同治帝為嗣。但光緒帝無子嗣，廢立之後，必須在近支王公溥字輩中物色後嗣。道光帝遺子九，四子即位為咸豐帝外，長子奕緯有孫溥倫、溥侗。次子奕綱、三子奕繼早殤，均無子嗣，五子奕誴子載濂 ^[8]  、載漪、載瀾、載瀛、載津，僅載漪、載津有子。六子奕訢有子四，載澄、載瀅、載濬、載潢，僅載澄有子溥偉。七子奕譞，子載湉過繼咸豐外，載洸無嗣，載灃尚無子嗣。八子奕詥子載濤，尚無子嗣。九子奕譓有子載沛、載澍，沛子溥伒，因此，在道光後代中，當時有嗣皇帝資格的有長子奕緯之孫溥倫、溥侗；五子奕誴之孫溥、溥侗、溥修；六子奕訢之孫溥偉；九子奕譓之孫溥伒。在此七人之中，溥倫、溥侗父載治至郡王，早於光緒六年薨；溥伒父載沛僅至貝勒，早於光緒四年薨，且三人均已成年，無論誰即位，太后即不能聽政。因此，實際上只能在道光五子奕誴、六子奕訢孫輩中選擇後嗣。奕誴一系載津已於光緒二十年卒，爵僅至鎮國將軍加不入八分輔國公，其子溥修自然不可能人選。奕訢去世不久，孫溥偉年屆十八，已屆婚齡，如入嗣大統，慈禧太后即不久於聽政之位。因此，在慈禧看來，端王載漪的次子溥俊是最為合適的人選 ^[9]  。9月25日，逃亡到上海的康有為向英國駐滬領事班德瑞敍述了有關“廢立”的共同秘聞：“關於廢立之議已經醖釀了一年了，西太后常威脅皇上，説如果他不順從她的意思，她便廢掉他。將來的局勢是，除非英國出面干涉，一位小孩子（按：指大阿哥溥俊）將要繼皇上登基，西太后將成為真正執掌實權的皇上，而她卻是沙俄的走狗。恭王的孫子，一位十八歲的孩子，拒絕繼承皇位。” ^[10]  據莫理循在 10月得到的消息：“選定的繼承人是端王的年方十歲的孫子。” ^[11] 

溥俊這種明顯的政治地位，吸引了“一班薰心富貴之徒” ^[12]  ，使得清王朝最高統治集團內部迅速地形成了一個以端王載漪為中心的 “大阿哥黨”。 ^[1] 

載漪為道光第五子奕誴次子，咸豐十年襲貝勒，光緒十四年加郡王銜，至二十年晉端郡王。光緒十六年、二十四年叔輩醇親王奕譞、恭親王奕訢相繼去世，載漪的地位仍然無法與光緒帝之弟、襲醇親王銜的載灃相比，因此在政治上很少有所建言或行動。戊戌政變之後的 “廢立”，把他推到了前台，而他為了抓住這一稍縱即逝的機會，便以百倍的瘋狂竭力培植自己的政治勢力，以圖把兒子扶上寶座。而外國的阻撓“廢立”，成了他的心頭之病。

“大阿哥黨”的核心人物是剛毅。戊戌政變以後，榮祿以大學士兼直隸總督並掌武衞軍，入值軍機處，權傾一時。協辦大學士剛毅在朝中地位僅次於榮祿，與榮祿積不相能。 “立端王載漪之子溥俊為大阿哥，將於庚子正月行廢立，剛毅實主之，力引載漪居要職，寵眷在諸王上。” ^[13]  大學士徐桐、禮部尚書啓秀、户部尚書崇綺等人均投靠剛毅 ^[14]  。此外，還有莊親王載勳，載漪的兄弟載濂、載瀾等人，慶親王奕劻雖不屬“大阿哥黨”，但也一度依附載漪。慶親王奕劻控京師神機營，為榮祿所忌，頗受壓抑，乃投靠端王，力主“廢立” “慶王之意欲皇上讓位，榮祿之意欲皇上親政，兩人大相齟齬” ^[15]  。

在“大阿哥黨”的積極活動下，1899年冬，“廢立”之議復起。而在此前，清廷突然頒佈了一道意味深長的諭旨：

近來各省撫，每遇中外交涉重大事件，往往預梗一和字於胸中，遂至臨時毫無準備。此等錮習，實為辜恩負國之尤。茲特嚴行申諭：嗣後儻遇萬不得已之事，非戰不能結局者，如業經宣戰，萬無即行議和之理。各省督撫必須同心協力，不分畛域，飭將士殺敵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於口，並且不可存諸心。 ^[16] 

這裏所謂的“萬不得已之事”，顯然與“廢立”有着直接關係，暴露了慈禧太后與 “大阿哥黨”們不惜與列強開戰而“廢立”的決心。但臨到出籠，卻是定為“大阿哥”。 ^[1] 

其中曲折，惲鼎是這樣敍述的：己亥（1899），上春秋二十有九矣。時承恩公崇綺久廢在私第，大學士徐桐覬政地綦切，尚書啓秀在樞廷與徐殊洽，威思邀定功。而大學士榮祿居次輔，雖在親王下，最為孝欽所親信，言無不從，大權實歸之。三公者，日夕密謀，相約造榮第，説以伊、霍之事。崇、徐密具疏草，要榮署名，同奏永寧宮。十一月二十八日，啓朝退，先詣榮，達二公意。榮大驚，佯依違其詞，速啓去。戒閽者毋納二公至，閽者辭焉。

次日朝罷，榮相請獨對，問太后曰： “傳聞有廢立事，信乎？”太后曰：“無有也。事果可行乎？”榮曰：“太后行之誰敢謂其不可者？顧上罪不明，外國公使將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懼也。”太后曰：“事且露，奈何？”榮曰：“無妨也，上春秋已盛，無皇子，不如擇宗室近支子，建為大阿哥，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宮中，徐篡大統，則此舉為有名矣。”太后沉吟久之曰· “汝言是也。 ^[17] 

遂於二十四日召集近支王公貝勒、御前大臣、內務府大臣、南上兩書房、翰林部院尚書於儀鸞殿。上下驚傳將廢立，內廷蘇拉且昌言曰：“今日皇上矣。”迨詔下，乃立溥傳為大阿哥也。在徐、崇、啓三人造訪榮祿和榮祿與慈禧獨對之先，榮祿就拜訪了李鴻章。

合肥李文忠公方以大學士入閣辦事。入閣辦事者，優言不辦事也。閒居賢良寺，門可張羅。一日，門外騎從喧赫，有賓客過訪，則榮文忠也。深談晚餐，屏退左右，從容言 “太后將行大事，天位當易，惟亡命者肆意鼓吹，恐友邦為所惑，夙知公嫺習外情，煩一探其向背。”李對曰：“我辦外交數十年，皆人先謁我，且此糸內政，先詢人，失國體。如必詢，當授我以兩廣總督，我先於泰晤士報傳其風説，屆時外賓必來賀我，詢我以國事，我可就而探之。”榮喜，報太后，乃命餚兩廣。外賓果來賀，且詢報言，李文忠轉叩其意，外賓謂無理干涉，唯國書糸致光緒帝，今易帝位，是否繼續承認，尚須請示本國雲。當時政府多舊人，不習外交，李文忠又或權詞，以保帝位，故隻立大阿哥，內禪之議暫止。而端、莊、剛毅輩仇洋之説，由此起矣，遂有庚子之變。 ^[18] 

據説，當時榮祿告知廢立陰謀後，李鴻章 “大聲起曰：此何等事，詎可行之今日。試問君有幾許頭顱，敢於嘗試此事？若果舉行，危險萬狀。各國使臣，首先抗議，各省疆臣更有仗義聲討者，無端動天下之兵，為害曷可勝。東朝聖明，更事最久，母子天倫，豈無轉圜之望。是在君造膝之際，委曲密陳成敗利鈍，言盡於此。”榮祿即以此言密陳於太后， “幸迴天聰” ^[19]  。因此，由“廢立”而變為“建儲”，是西太后權衡利害後採取的緩衝之策。因為只是“建儲”，大阿哥黨只能是大阿哥黨，而無法蜕變為新“帝黨” ^[20]  。

為使廢帝名正言順，慈禧太后與其親信榮祿、剛毅、崇綺、啓秀、載漪等人在宮廷內外大造輿論，於是頓時光緒帝體弱多病，不能視事的謠言便風靡朝野。1900年1月24 日，慈禧太后召集王公大臣會議，會後以光緒帝的名義發佈詔書，內稱光緒孱弱多疾，久無後嗣，負祖宗社稷，下誤黎民百姓，決定立端王裁漪之子溥儁為皇儲“大阿哥”， 31日舉行光緒帝退位儀式。 ^[21] 

“朕以沖齡入承大統，仰承皇太后垂簾聽政，殷勤教誨，鋸細無遺。迨親政後，復際時難，亟宜振奮圖志，敬報慈恩，即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託之重。乃自上年以來，氣體違和，庶政殷繁，時虞叢脞。惟念宗社至重，是已籲懇皇太后訓政一年有餘。朕躬總未康復，郊壇宗社諸大祀弗克親行，值茲時事艱難，仰見深宮宵旰憂勞，不遑暇逸，撫躬循省，寢食難安。敬念祖宗締造之艱難，深恐弗克負荷，且追維入繼之初，恭奉皇太后懿旨，待朕生有皇子，即承繼穆宗毅皇帝為嗣，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乃朕痼疾在躬，艱於延育，以致穆宗皇帝嗣繼無人，統系所關，至為重大，尤思及此，無地自容，請病何能望愈，用是叩懇聖慈，就近於宗室中慎簡元良，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為將來大統之歸。再四懇求，始蒙俯允，以多羅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承繼穆宗毅皇帝為子。欽承皇旨：感幸莫名，謹當仰遵慈訓，封載漪之子浦儁為皇太子，以綿統緒，將此通諭知之。”

決心不惜一戰以實現“廢立”，反映了 “大阿哥黨”的狂妄；由“廢立”而退至“立大阿哥”，又暴露了慈禧太后對現實危險的恐懼和“大阿哥黨”的無奈。時勢造“英雄”，也能造“小人”。1900年春天北方形勢陡然變化，使得這批宵小之徒又突然變成了順應民意、抗拒外辱的“英雄”。 ^[1] 

1899一1900年之交的廢立陰謀再度為列強所挫，“孝欽後乃大恨，載漪自以為將為天子父，方大快意，聞各國阻之，乃極恨外人，思伺時報此仇。” ^[22]  “適義和拳起，詡其術謂槍炮不人，乃大喜，以為天助，欲倚之盡殺使僑，以促行廢立。” ^[23]  1900年春天，義和團運動向直隸發展，利用義和團的力量驅逐外國勢力，成為“大阿哥黨”的基本政策。這種政策的實施與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發動存在着鮮明的互動關係。 ^[1] 

涿州事件的處理，是整個局勢發展的樞紐。1900年5月27日，萬餘名義和團眾控制了順天府南部重鎮涿州，當地政府陷於癱瘓，近畿形勢陡然緊張。29日，列強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要求派兵進京保護使館。從5月31日到6月6日，列強增援駐京使館的兵力約有 450人。在義和團運動進一步高漲、列強人侵危機空前加劇的情況下，清廷進退維谷，如何防止侵略戰爭的爆發，成為清廷應付局勢的關鍵。30日，刑部尚書趙舒翹、順天府尹何乃瑩上奏，請增兵彈壓，同時認為義和團“誅不勝誅，不如撫而用之，統以將帥，編人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氣，化私忿而為公義，緩急可恃，似亦因勢利導之一法”，旨在 “約束不令滋事” ^[24]  。這個政策，具有兩方面的意圖：一是避免清政府與義和團處於直接對立的地位，通過招撫義和團以維繫民心，加強清政府的力量；一是抵制列強要求嚴厲懲辦義和團的要求，同時又避免義和團的失控而遭致列強的大舉侵略。因此，清廷在決定派趙舒翹等前往涿州時，並未喪失理智。但到6月6日晚的御前會議以後，安撫義和團政策的立意已明顯發生了變化 ^[25]  。

皇太后昨晚在宮內召集各大臣，密議團匪亂事，為時極久。旋即議定，決計不義和團匪剿除。因該團實皆忠心於國之人，如與以上等軍械，好為操演，即可成為有用勁旅，以之抵禦洋人，頗為有用。當定議時，祗榮相[祿]、禮王[世鐸] 不以為帙又因勢力不及他人，故不能為功。餘如慶王[奕劻]、端王[載漪]、剛相[毅]、啓[秀]、趙[舒翹]二尚書等，俱同聲附和，謂斷不可剿辦團匪，王中堂[文韶]則默然無語 ^[26]  。

御前會議之後，剛毅等前往涿州，“一意主撫”，直隸總督裕祿“初非袒拳者·一“知朝貴主用拳，遂縱拳以自固矣。” ^[27]  山西巡撫毓賢 ·則“日與端、剛通密函” ^[28]  。關於御前會議前後的變化，袁昶寫道：

五月間，剛毅、趙舒翹奉旨前往豕州解散拳匪，該匪勒令跪香，語多誣罔。趙舒翹明知其妄，語其隨員人等，則太息痛恨。終以剛毅信有神術，不敢立異，僅出告示數百紙，含糊了事，以業經解散覆命。 ^[29] 

列強對義和團運動的對策，在“ 1900年5 月20日以前，列強雖然叫囂武裝鎮壓義和團，但主要還是把鎮壓義和團的希望寄託在清政府身上，威逼清政府取締義和團。” ^[30]  5月20日以後，列強大量陳兵大沽口外，增兵天津，並陸續派兵進駐使館，一是繼續威逼清政府加強對義和團的鎮壓，二是防止使館受到義和團的直接攻擊，三是應付形勢的突變，並沒有完全放棄對清政府的希望。但自剛毅前赴涿州“安撫”以後，義和團開始大量進人北京，京師局面日益失控。列強也已看清非直接干涉已無法保證駐京使團的安全，作出了向北京大舉增兵的決定。6月6日御前會議召開的同時和以後不久，英、德、俄、美等國相繼授權本國駐華公使和軍隊司令官可以與其他國家協同便宜行事。而到6月9日，英、俄等國公使都得到情報，清政府非但不能保證駐京使館的安全，而且將派軍隊進攻使館，根據英國公使竇納樂的緊急請求，當天晚上，各國在津部隊指揮官聯席會議決定組成以西摩爾為首的聯軍，於第二天清晨由大沽口趕到天津，然後乘火車進京，由此拉開了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序幕。

需要注意的是，西摩爾聯軍之進京，固然侵犯了清政府的行政主權，但並非是直接針對清政府的宣戰。而是什麼原因促使清軍直接參與與西摩爾聯軍的作戰的呢？

在西摩爾聯軍出發的當天，清政府任命載漪兼管總理衙門，禮部尚書啓秀、工部尚書溥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那桐在總理衙門大臣上行走。這個直接與外國公使館打交道的衙門為“大阿哥黨”所控制了。第二、三天，義和團大舉進入北京，併發生了董福祥甘軍士兵刺殺日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的事件。在這種情況下，清政府一面派員至使館勸阻聯軍進軍，並下令聶士成等佈防禁阻聯軍人京。另一方面下令嚴懲為匪作亂的拳民。但是，從實際執行情況看，禁阻聯軍人京的命令，是嚴格執行的。6月18日，聶士成的軍隊與義和團民一起在廊坊成功地狙擊了西摩爾聯軍；而懲辦義和團民，卻徒具虛文。這種對於諭旨有選擇地執行，反映了“大阿哥黨”對於政局的實際控制。 ^[31] 

論者謂，義和團在北京城內的巨大力量，已經使清政府無法加以鎮壓。其實，在6月10日以前，義和團在京師雖然已有活動，但其大舉進入北京城內，還是在6月11、12日以後。人城之時，並無阻攔，“有夜來者，城門已閉，至城下叫門，守城兵並不攔阻，即刻開城放人。” ^[32]  京師重地，聽任大批團民武裝進人，“終日任其街市往來，砍殺不絕。地面官兵，不敢阻止” ^[33]  這在列強已經增派援軍進京的情況下，其嚴重後果是不難預料的，而 “大阿哥黨”就是要把事態引向與列強的直接軍事衝突。

[剛毅自豕州]回朝，極言團民義勇可恃，並帶團首晉謁端邸，甘言誘蛞，端邸信尤深，日與團首計議，以為殺教民、毀教堂，洋人決不甘休，從此將洋人一網打盡，何難之有？而老成謀國者，以為亂民不可恃，兵端不可開。端王等決計惟團首之言是聽。五月以來，團民三五為羣，手持刀劍，逍遙城市，官兵不敢誰何，遂至無廟不設壇。於是焚教堂、殺教民，無日無之。 ^[34] 

團民在北京的“滔滔而行”，為“大阿哥黨”所利用和控制，不僅嚴重地破壞了京城的社會秩序，而且使“廢立”和列強幹涉的危機空前地增加了。北京城內，並不像華北鄉村地區那樣存在着尖鋭的民教衝突，團民人京之後不分清紅皂白地濫殺教民，焚燒教民房產和各種洋物，不僅偏離了鬥爭的方向，而且累及北京普通市民，引起了人們的疑懼。一位迷信而又排外的士大夫寫道：

看其連日由各處所來團民不下數萬，多似鄉愚務農之人，既無為首之人調遣，又無鋒利器械；且是自備資斧，所食不過小米飯玉米麪而已。既不圖名，又不為利，奮不顧身，置性命於戰場，不約而同，萬眾一 況只仇殺洋人與奉教之人，並不傷害良民；以此而論，似是仗義。若看其請神附體，張勢作威，斷無聰明正直之神，而附形於醃髒愚蠢之體；更焉有殺人放火之神靈乎；且楚燒大柵欄老德記一處之房，遂致漫延如此大火，何以法米無靈；以此而論，又似匪徒煽惑擾亂耳。 ^[35] 

與義和團大舉人城的同時，在京城還出現了一批所謂的“王團”、“公主團”等，與義和團混合生長，在政治上逐漸受“大阿哥黨”的控制。端王載漪不僅在邸中設壇立團，而且經常召義和團首領等“赴端王府議話。” ^[36]  在他們的鼓動之下，“兩宮諸邸左右，半系拳會中人，滿漢各營亦皆大半，都中數萬，來去如蝗。” ^[37]  李蓮英甚至“召義和團人宮，列八卦陣，太后拜受靈符。” ^[38]  與此同時，對於義和團“神術” 的迷信，也迅速地在京城蔓延開來。

攻打使館之議，早在戊戌政變以後不久就有風傳。1898年10月6日熙禮爾報告英國公使竇納樂：“我的買辦[吳懋鼎]告訴我：昨晚街談巷議中有某些值得注意的説法，據説是軍機處的一個成員講的，要趁這留住北京的外國人為數很少的時際，將他們全部根除，燒燬各國使館。我的部下昨晚是尾隨在一羣總理衙門屬員身後，聽到了這種十分令人擔心的交談。” ^[39]  因此，在1900年6月21日對外宣戰之前，清政府首先向各國駐京使館攻擊並不是偶然的。

孝欽納榮文忠言已命護送使僑出京，勿任攻殺。榮預調旗兵二千以待，且言必先解直裕祿任，乃免生他變。孝欽亦許之。其與克使商洽者即是事。端邸知之，乃潛使章京連某偽造使團照會，請歸政於帝，廢大阿哥，並許洋兵萬人入衞。偕啓秀入宮奏進。孝欽果為所中，盛怒曰：“吾前此違眾遏拳，皆為彼等安全計，乃以此報我耶！吾誓亦必報之，雖死不受其侮。”於是幡然主戰，雖榮亦莫能進言。 ^[40] 

因此，17日召開的御前會議便呈一邊倒的態勢，“諸王貝勒及崇綺等二十餘人痛哭，合詞面奏，雲非戰不可，皆主張端邸之説。” ^[41]  至19日，第四次御前會議，慈禧太后決定進攻使館，並於21日正式向列強宣戰。雖然在進攻使館和對外宣戰的動機方面，慈禧太后與 “大阿哥黨”之間可能存在着區別 ^[42]  。但是，作為一種歷史的“合力”，“大阿哥黨”所起的推波助瀾的作用是不能忽視的。

對於進攻使館、對外宣戰與廢立陰謀之間的關係，有的學者提出異議，認為“廢立問題是中國的內政，本無需外國支持。西太后之所以在處理這個問題時要看外國使臣的臉色，是因為她怕影響同洋人的關係。如果西太后為了達到廢帝立儲的目的不惜與外國決裂，那麼，她儘可以對外國使臣的態度置之不理，徑自實行廢立。為什麼一定要攻打使館？為什麼一定要等‘夷平使館’後才能實行廢立？這在邏輯上是説不通的。” ^[43]  從形式上看，問題的確是這樣，但是，“廢帝立儲”不僅受到列強的干涉，事實是即使作為一個內政問題，慈禧太后也受到各種政治力量的制約，不可能一意孤行。光緒皇帝反對對外宣戰。在御前會議上和戰兩派的激烈爭論，劉坤一、張之洞等地方督撫強烈反對宣戰的奏摺，都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光緒帝的政治力量。在這種形勢下，徑行廢立，會導致非常嚴重的政治後果，這一點，具有豐富統治經驗的慈禧太后應該十分清楚。宣戰而不廢帝，以爭取京外官僚對於朝廷的政治支持，恰恰是慈禧太后政治上老練的表現。“使館朝夷，皇位夕易”，只是“大阿哥黨”的一廂情願，而這個一廂情願也是當時慈禧太后不得不考慮的政治現實。在列強大舉入侵之時，慈禧太后如果馬上向列強妥協，與列強聯手鎮壓義和團，那麼已經成為京城義和團實際領導的“大阿哥黨”騎虎難下，挺而走險亦並非不可能。由此看來，宣戰而不廢帝，又是慈禧太后不得不繼續走下去的一段“鋼絲”。6月30日，朝廷這樣向各省督撫解釋“宣戰”之由來：

此次義和團民之起，數月之間，京城蔓延已遍，其眾不下十數萬，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處處皆是，同聲與洋教為仇，勢不兩立。剿之，則即刻禍起肘腋，生靈塗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圖挽敦。奏稱信其邪米以保國，亦不諒朝廷萬不得已之苦表矣。 ^[44] 

從6月21日宣戰到8月巧日凌晨慈禧太后和光緒帝兩宮倉皇出逃北京，這五十多天，既是“大阿哥黨”政治上的又一高峯，又是他們末路的開始。

與對外宣戰的同時，清政府又頒佈了招撫義和團，“借御外侮”的詔令。“自載漪倡剿夷之説，莊親王載勳、輔國公載瀾、怡親王溥靜、貝勒載濂、載瀅、貝子溥倫，皆起言兵。朝廷既招撫拳匪為團民，恐諸團遊散無歸，命載勳為統率義和團大臣，載瀾、剛毅、英年佐之，於是莊王府設立總壇，聚眾至三四千人，傾公帑贍養之。凡五城散團，及新從匪者，皆令赴王府報名註冊。” ^[45]  不在註冊之列的義和團皆為“偽團”，照土匪嚴拿懲辦，其目的在於完全將在京城的義和團控制起來，供其驅使，並派往各衙門把守站崗。

宣戰之後，“大阿哥黨”又迫不及待地企圖實現廢立，甚至公然與慈禧太后爭吵起來。慈禧太后後來回憶説，“這時太監們連着護衞的兵士，卻真正同他們（義和團）混在一起了，就是載瀾等一班人，也都學了他們的裝束。載瀾有一次，居然同我抬扛，險些兒把御案都掀翻過來，連皇帝都擔着很大的危險。 ^[46]  ”

7月14日，天津為聯軍攻破，庚申（1860）之役的慘劇即將重演，京城局勢更趨緊張。不堪因戰敗而見笑於臣下的慈禧太后開始對主和派官僚大開殺戒 ^[47]  。7月27日，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以“莠言亂政”、 “語多離間”下獄，於次日被處死。8月6日，聯軍攻楊村，直隸總督裕祿兵敗自殺，11日，聯軍突破張家灣防線，主帥李秉衡自殺，北京淪陷在即，慈禧太后又令逮捕兵部尚書徐用儀、內閣學士聯元，與先期人獄的户部尚書立山一併處死，徐桐之子徐承煜得意洋洋地到刑場監斬，並且拒絕按照大臣處死的規格行刑。五大臣或反對廢立，或反對宣戰，與“大阿哥黨”的矛盾很深，他們在被處死之前，幾乎都未經過審訊。“大阿哥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據惲鼎言：“先是載漪力主外攘，累攻戰，不得逞，欲襲桓温枋頭故智，多誅戮大臣，以示威而逼上。 ^[48]  ”把誅戮大臣與“大阿哥黨”的廢帝陰謀聯繫了起來，並非毫無根據。

8月巧日，聯軍攻人北京，兩宮出逃， “大阿哥黨”開始走上了他們的末路。大學士徐桐懸樑自盡，其子徐承煜、啓秀被聯軍捕獲。崇綺逃至保定蓮池書院，聞子葆初全家及老妻在京活埋自殺，悲痛自盡。

但隨兩宮西行的“大阿哥黨”還在朝中具有相當的影響。隨行的軍機大臣有榮祿、王文韶、剛毅、趙舒翹、英年等人。後載漪補軍機大臣，留出的御前大臣一缺由載瀾遞補 ^[49]  。8 月18日，兩宮狼狽地逃到懷來，懷來知縣吳永接駕，才勉強得到供應，稍後甘肅藩司岑春煊率二千兵丁前來扈駕，剛毅等人以岑違旨擅行，還極表不滿。但行在的政治關係由此發生了微妙的變化。20日，光緒皇帝下“罪己詔”，但是，只敢將罪責推諸“大小臣工”，不敢涉及尚在左右的“王大臣”，但畢竟開始否定朝廷已定的政策。接着，清廷又下詔求言並決定前往西安，於是，吳永上奏十條，包括下罪己詔、派王大臣留京善後、鎮壓義和團和選拔通達時務人才，尤其是留洋學生 ^[50]  等內容，預示着清廷政策將發生重大的變化。9月7 日，清政府正式下令剿滅義和團，認為義和團 “為致禍之由”，把罪責推到了義和團身上。9 月15日，為響應列強的“懲兇”要求，奉旨來京“議和”的李鴻章在上海與兩江總督劉坤、湖廣總督張之洞、山東巡撫袁世凱聯名上奏，要求懲辦載漪、載勳、載瀾、剛毅、趙舒翹、英年等人，把矛頭直接指向“王大臣” ^[51]  。

9月25日，在內外壓力之下，清政府不得不“分別輕重”，革莊親王載勳、怡親王溥靜、貝勒載濂、載瀅爵職，端郡王載漪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嚴加議處，輔國公載瀾、左都御史英年、協辦大學士剛毅、刑部尚書趙舒翹議處 ^[52]  。這樣的“懲處”列強自然不能滿意，經過反覆討價還價，1901年2月，根據列強的要求，清政府被迫“懲單”：莊親王載勳賜自盡。端郡王載漪及載瀾改為降輔國公，發往新疆，永遠監禁。山西巡撫毓賢處死。甘肅提督董福祥革職。左都御史英年革職、斬監候；刑部尚書趙舒翹革職、斬監候，嗣改為賜自盡。禮部尚書啓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處斬立決。剛毅、李秉衡、徐桐均追奪原職，撤去卹典 ^[53]  。

在這場“廢立”、“建儲”的鬧劇中的主角 “大阿哥”溥儁，在兩宮到西安不久，即“斥退出宮 ^[54]  ”。他並不是一個“呆且鄙，知者知其不稱” ^[55]  的角色，雖“不喜讀書，所好者，音樂、騎馬、拳棒三者而已”， 音樂學問極佳” ^[56]  。如果沒有己亥建儲的鬧劇，他或許也會像紅豆主人溥侗一樣聞名於世。無論如何， “大阿哥黨”的政治前途隨着這位十幾歲的少年走出禁宮，終於劃上了句號。

慈禧、榮祿、剛毅、崇綺、啓秀和載漪等人之所以產生“建儲”之謀，既有其遠因，又有其近因。具體地説來，有如下三個方面。 ^[21] 

第一，光緒帝的覺醒，威脅着慈禧的獨裁，為永攬大權計，她便決心廢黜光緒。1875年1月，葉赫那拉氏的親生兒子、年僅19歲的同治帝因患天花而逝。由此在清廷內部引起一場軒然大波。作為生母的慈禧太后固然為兒子的早死而傷心萬分，但她畢竟不同於一般的女人，同治帝的屍骨未寒，她就已經在醖釀新的權謀。因同治帝無後，故圍繞着由誰來繼皇位的問題，使慈禧着實費了一番腦筋。她既不立年齡較大的王公，以礙她的鉗制，又不肯立遠支子弟，以使自己垂簾聽政師出無名。經過幾度苦思冥想，她最後選了年僅四歲的載活，這是因為載湉的生父是咸豐帝的胞弟、醇親王奕譞之子。奕譞在幫助“祺祥政變”中慈禧，曾立下汗馬功勞；載湉的生母又是慈禧的胞妹。所以無論從那方面考慮，載湉都是最中慈禧下懷的人選。於是在1875年1月13日，載湉便成為清朝入關後的第九代皇帝，是為光緒帝。同時，慈禧又給載湉的繼位附上特殊條件。這可從宣佈他繼位的懿旨中看到， “（同治）皇帝龍馭上賓，未有儲貳，不得已以醇親王奕譞之子載湉承繼文宗顯皇帝（咸豐）為子，入承大統為嗣皇帝。俟皇帝生看皇子，即承繼大行皇帝（同治）為嗣” ^[57]  。這就是説，光緒帝是以咸豐皇帝的過繼兒子的身份出現的。他所起的作用只是為早逝的同治帝生一兒子，使龍種得以延續。無情的宮廷爭鬥的網羅就這樣悄然無聲地套在年僅四歲的光緒帝的頭上，從踏上龍墩之日起，便已經註定了他今後乖蹇的命運。

光緒帝入宮後，處處遭到慈禧太后的呵斥與責罵，得不到父母的温暖與關懷。據《戊戌政變記》記載：“有義烈之宦官寇連材者，嘗有筆記記宮中軼事雲，中國四百兆人中境遇最苦者，莫如我皇上，蓋凡人當孩童時，無不有父母以親愛之，顧復其出入，料照其飲食，體慰其寒暖，雖在孤兒，亦必有親友以撫之也。獨皇上五歲即登極，登極以後，無人敢親愛之，雖醇邸之福晉亦不許親近，蓋限於名分也。名分上可以辛愛皇上，惟西后一人。然西后驕侈淫法，絕不以為念，故皇上伶仃異常，醇邸福晉每言及輒涕泣雲。 西后待皇上無不疾聲厲色，少年時每日訶斥之聲不絕，稍不如意，常加鞭撻，或罰令長跪。故積威既久，皇上見西后如對獅虎，戰戰兢兢，因此膽為之破。至今每聞鐘鼓之聲，或聞吆喝聲，或聞雷輒變色。 ^[58]  ” 另一方面光緒帝又得到老師翁同龢與夏同善的諄諄教誨。尤其是翁同和，他把滿腔希望寄託在光緒帝身上，常常講及中國歷史上的英明君主，乾綱獨攬，治國安邦；時時鞭撻朝政的腐敗和列強的欺凌。這種特殊環境，造就了光緒帝的逆反心理，他決心擺脱慈禧的掣肘，獨攬朝政，勵精圖治，做一個英明的君主，以求上對得起祖宗，下不負黎民。

可是慈禧是一個權力慾強的女人，當初之所以立載湉為帝，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獨掌清廷大權。前十多年，慈禧太后對光緒帝的控制還比較得心應手，但到1891年光帝緒年滿二十歲。按照規定，慈禧太后再繼續聽政就已經師出無名了，迫不得已，她便宣告退居頤和園，讓光緒帝獨掌天下。但實際上她仍是清王朝的主持者，所有軍國大事，必須得到她的首肯方能施行， “皇上有親裁大政之名，而無其實，一叨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之手。” ^[59]  隨着年齡的增長，閲歷的增多，光緒帝便欲脱出慈禧的窠臼，真正成為一國之君。此種念頭，與日俱增，對慈禧太后的不滿也便漸露端倪，“光緒二十年，祝西后六旬萬壽，先期演習禮儀， “皇上與百官鵠立三時之久，以待一奄豎。演禮既畢，皇上大怒，因廷杖李蓮英四十。” ^[59] 

光緒帝的覺醒，使慈禧太后難以容忍，尤其一想到自己將要從清朝最高權位上滑落下來，昔日的一諾千金，將變成無用的囉嗦，門庭若市將為蕭條、冷清所替代。這對權慾薰心的慈禧來説，不能不是一種致命的打擊。為維護昔日的尊威，繼續其養尊處優的生活，慈禧太后要廢掉羽翼漸豐的光緒帝，便成為情理之中的事了。 ^[21] 

1898年是光緒帝一生中的一大轉折點，也是清廷各派政治勢力爭奪政權白熱化的開端。甲午戰後，民族危機日甚一日，光緒帝目睹甲午戰敗之後急劇惡化的形勢，痛心疾首，決心效仿明治天皇、彼得大帝，鋭志變法維新，他內恃老師翁同龢，外依康梁維新派，在103天之中，頒佈了大量的詔書、御旨，將甲午戰後掀起的這場民族自救運動推到了頂峯。光緒帝要乘人心思變的動盪時機，奪回久違的皇權，成為真正的一國之君。所以， 維新運動一開始就帶有濃重的爭奪清廷最高統治權的色彩。光緒帝先是提拔重用康有為、梁啓超和“軍機四章京”，接着又對阻撓變法的李鴻章等人嚴卯訓斥，最後把他們驅逐出宮門。 ^[21] 

維新與反維新，奪權與反奪權，交織在一起，互相制約，互相影響。失意的舊官僚們紛兮集結在慈禧太后的周圍，形成一個強大的頑固陣地，向光緒帝發起反撲。1898年9月12 目，慈禧太后闖進皇宮，囚禁光緒帝，宣佈第三次垂簾聽政。儘管如此，光緒帝的所為仍使慈禧盛怒難平，她覺得如不採取斷然措施，常此以往，光緒帝還有把自己從最高權位上推下來的可能。於是，廢黜光緒帝，另立傀儡，以穩操清廷大權，便成為慈禧太后的當務之急。 ^[21] 

光緒帝的在位，引起頑固派的恐慌，為根絕危險，榮祿、載漪等人極力睃使、支持慈禧太后廢黜光緒帝。慈禧太后依靠清廷內部以榮祿、載漪、剛毅、啓秀、那桐等為代表的守舊勢力的支持，取得了政變的成功，因此，戊戌政變後，慈禧就不遺餘力地提拔重用親信，以鞏固其權位。她任命榮祿為軍機大臣上行走，節制北洋各軍並管理兵部事務，啓秀為禮部尚書，後調軍機大臣上行走，剛毅為內大臣，那桐為內閣學士。“榮祿、剛毅相繼入相。榮以懿戚八樞密，又將大兵。剛則附和掌軍機， 端邸以近支王公，謀竊神器，周旋二相之間” ^[60]  。這些人是慈禧能夠維持清廷局勢的基石，慈禧則是這批守舊官僚不倒的旗幟。戊戌政變後，光緒帝雖被囚禁瀛台，但卻仍是清朝名義上的皇帝。對此，榮祿、載漪等人不免後怕，“滿洲人之意，以為太后既老，皇上方壯，若太后一旦死，恐皇上覆政，不利於己，故不如及太后在時絕其根也。” ^[60]  這夥守舊派保官晉爵的私利，同慈禧太后獨攬大權的慾念結合在一起，因而在廢黜光緒帝的問題上很自然地達成默契，慈禧太后是獲得這夥人的慫恿支持，才敢於將廢帝的陰謀曝光。

第三，為使康梁維新派發動的保皇風潮師出無名，慈禧太后決定儘快廢黜光緒帝。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後，康有為倉皇出京，輾轉至香港，又離港赴日，不久赴加拿大，鼓吹“惟我皇上聖明，乃能救中國”。旋赴英國，幻想英國政府幹預中國內政，扶助光緒前重享大權。這些活動失意後，他又重返加拿大，亍1899年7月20日組織了“保救大清光緒呈帝會”，簡稱“保皇會 ，狂熱鼓吹慈禧歸政，光結復辟。在康梁的鼓動下，東南沿海，南洋、歐美華僑紛紛響應，“歐美旅民奔走來歸， 會者數百萬人，廾會者幾數十埠” ^[61]  。

康有為、梁啓超等人的鼓動宣傳，實給慈禧太后的統治造成莫大威脅，歐美洋諸地華僑，同國內的保皇勢力，裏應外合，形成一片討逆浪濤，衝擊着戊戌政變的變後的清朝政局。1900年8月唐才常領導的漢口“自立軍”起義，不啻如驚天霹靂，嚇呆了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勢力。為消弭來自國內外的保皇風潮，使康梁派師出無名，慈禧太后等人決定儘快廢除光緒帝。 ^[21] 

本想扶助光緒帝復辟，反而加速了慈禧太后的廢帝立儲的步伐，這是康梁等人萬萬沒有料到的。 ^[21] 

第一，列強的反對是“己亥建儲”被廢止的重要原因。

近代中國社會的特殊性，決定了任何重大事件，無一不帶有殖民奴役的痕跡，“己亥建儲”自然也不例外。

在“已亥建儲”問題上，列強自始至終都持反對意見。早在慈禧、栽漪、榮祿等籌劃直接廢黜光緒帝時，列強就表示反對。當時謠傳皇上病重，“而八國公使合詞以法國名醫某為薦，太后拒不納；又固清，不可已，遂入診。審辨良精，奏言某經當有患，然決於聖壽無慮也。” ^[62]  當“己亥建儲”的帷幕拉開時，各國駐華公使明確表示，決不出席新皇帝的登基儀式，“皆言未洞內情，不知所賀”。 ^[31]  當然，列強不贊成廢黜光緒帝，決不是對光緒帝本人有何好感，他們關注的是在光緒朝20多年間所簽訂的歷次不平等條約，害怕條約會隨着皇帝的廢立而作罷。各國駐華公使對奉命前來探測消息的李鴻章説： “今帝以二十餘年君主，歷與我立約，將焉置之？隱示以不認廢帝意。” ^[31]  列強公開表示反對，就給慈禧太后導演的“己亥建儲”蒙上了一層濃重的陰影，儘管慈禧等人還是敲響了廢立皇帝的鑼鼓，但其中總有些不和諧的鼓點夾雜着，使人聽起來不那麼整齊。

當清廷內部的爭鬥同義和團運動交雜在一起時，列強們就更加痛恨“已亥建儲”，痛恨主持導演該劇的慈禧、榮祿、載漪等人，堅持將懲辦戰爭禍首列人不平等條約，堅持以廢止“建儲”為停戰議和的前提。這樣，“己亥建儲”的廢止便成為理所當然的事。

第二，載漪、溥儁父子的胡作非為，引起慈禧太后的反感，是“已亥建儲”最終被廢止的又一重要因素。

溥儁之所以被選為皇儲，主要是因為他的家庭與慈禧有着特殊關係。其祖父諄親王奕諒，是道光帝的第五子，咸豐帝的親弟弟．其父載漪是奕誴第二子，後封為端郡王。其母是慈禧的親侄女。奕誴與載漪父子，都是慈禧太后的忠實合作者。早在決定慈禧太后命運的“祺祥政變”中，奕誴就是慈禧奕訴集團的重要成員，他身兼步軍統領，留守京師，為幫助慈禧除掉肅順等八大臣立下大功，故史書上説：“或傳其父忄享親王有隱德於太后，故太后親之。” ^[60]  載漪更是慈禧的得力干將，“戊戌之變，漪與其兄載濂、其弟輔國公載瀾告密於太后，故太后尤德之，使掌虎神營” ^[60]  ，在捕殺康梁維新派，囚禁光緒帝的政變中為慈禧太后所倚重。祖先們為慈禧所奉獻的犬馬功勞，成為溥儁被選為大阿哥的重要條件。

在道光帝的九個兒子中，除咸豐帝外，其第二、第三、第八、第九子皆無後嗣。只剩下第五子奕誴、第六子奕訴和第七子奕譞有子。其中奕譞是光緒帝的生父，慈禧自然不會再立其子為大阿哥。奕訴雖有四子，但他早在戊戌維新之初就病死，他的子孫自然也就失去可以利用的價值，因之，被立為大阿哥的殊榮當然也就落在奕誴的孫子們身上了。奕誴共生五子，只有載濂、載漪有子，而載濂的兒子又已過繼給別人，所以有希望立為大阿哥的也就只有載漪的兒子了。載漪生有兩子：長子溥價、次子溥儁。1899年溥儁已經15歲。溥價的年齡，至少要在16-17歲之間。儘管15歲的溥儁對於慈禧説來也不是十分合適的人選，但綜合皇室溥字輩中的具體情況，慈禧最後便選中溥儁為大阿哥了。其實，溥俊“呆且鄙，識者知其不稱” ^[63]  。其父載漪擔心夜長夢多，極力敦促早日舉行登基儀式，義和團運動的高漲為他提供了方便。 ^[21] 

1900年首起山東地區的義和團運動，波及京津，席捲北中國。清朝無力鎮壓，且義和團打着“扶清滅洋”的旗幟，清廷內部一部分官員便想承認義和團的合法存在，利用義和團打擊列強，以實現個人的私慾，載漪就是其中的代表。“當是時，朝廷之上討論不合，事權不一。主其事者，端郡王載漪、軍機大臣剛毅為之首，而莊親王載勳、怡親王溥靜、貝勒載濂、載瀅、輔國公載瀾“等附和之。” ^[64] 

在借用義和團抗擊列強問題上，慈禧太后起初還猶豫不決，但當聽到列強“勒令太后歸政”的通牒後，一氣之下，她便發佈對外宣戕詔書，發兵攻擊東交民巷使館區。殊不知，載漪等人是在利用戰亂大作文章，“載漪自以將為天子父，方大快意，聞各國阻之，乃極恨外人，思伺時報此仇。適義和團以滅洋為幟，載漪乃大喜” ^[58]  。“載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計非藉兵力懾使臣，固難得志也。義和拳適起， “載漪遂利用之，以發大難。” ^[65]  後經查實，所謂列強“勒令太后歸政”的通牒，是載漪為激怒太后捏造出來的。由此，慈禧對外宣戰的激情漸漸下降，對載漪等人的行為逐漸懷疑，直至反感。

載漪、溥儁父子利用宣戰後的混亂，內外勾結，欲圖逼宮篡位。據《景侍郎日記》： “溥儁於官中肆行無忌，一日呼帝為'鬼子徒帝'，為帝所聞，奏知太后。太后 立命鞭仉二十，以小罰。” ^[63]  載漪等人竟敢率領60名義和團“侵曉入宮大索”，太后曉起用早茶，聞外間喧噪聲，羣呼'殺洋鬼子徒帝'，亟出立階上，諸王貝勒及拳到麇聚階下，見太后行義和拳禮。太后大怒，斥端曰：汝以為汝子即皇帝耶！須廢過乙權在我。汝子雖為大阿哥，立時可廢也。若誤謂乘此紛擾，即可任意妄為，則大謬矣。速退！” ^[63]  目睹載漪等人的行徑，慈禧知其潛懷不軌，欲乘時監國，益怒，諭之口：“我一日在世，決無汝干政之望，若再不安分則逐出玉牒，家產充公。” ^[63] 

慈禧對載漪、溥儁父子的厭惡、憤恨，隨着西逃，達到了頂點。進入北京城的八國聯軍，又強烈要求懲辦禍首，否則決不議和。內外交加，惱恨難消，載漪自然成為慈禧世對和推卸罪責的替死鬼，廢棄大阿哥溥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第三、張之洞、劉坤一、王文韶等地方大臣的反對，也是慈禧決定廢止“己亥建廢儲”。的重要因素。張之洞、劉坤一、王文韶等漢族大官員對廢黜光緒帝本來就表示異議。劉坤一曾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貅防” ^[63]  為理由反對“建儲”。當“己亥建儲”愈演愈烈，最後發展到國破家亡時，反對派的呼聲便日漸高吭。據《庚子西狩叢談》的作者昊永記載，他曾奉命前去兩湖地區催徵糧餉，多次與張之洞交談， 一日忽談及大阿哥，公謂：“此次禍端，實皆由彼而起，釀成如此大變，而現在尚留處儲宮，何以平天下人心？且禍根不除，尤恐宵小生心，釀成意外事故。彼一日在內，則中外耳目，皆感不安，於將來和議，必增無數障礙。此時亟宜發遣出宮為要着” ^[66]  受張之洞委託，吳永回到西安，斗膽上言，請求廢止“建儲”，“太后稍凝思曰：'爾且謹密勿説，到汴梁即有辦法。'予遂叩頭起立，默計這一張頭狀子，已有幾分告準也。” ^[66] 

當時， “八國聯軍”為懲辦禍首在北京吵吵不休，地方大臣為平息事端強烈要求廢止大阿哥。精於權謀的慈禧清晰地意識到， “己亥建儲”已經由鞏固統治的法碼，變成眼下保權的累贅，為重新贏得列強的歡心和羣臣的擁護，只有廢止“己亥建儲”。

1901年2月，清廷發佈諭旨： “載漪倡率諸王貝勒輕信拳匪，妄言主戰，致肇釁端，罪實難辭” ^[67]  “若不嚴加懲處，無以服天下之心，而釋列邦之憤，端郡王載漪著革去爵職” ^[68]  ，“戍新疆” ^[69]  ，11月30日，慈禧在開封宣，“溥儁著撤去大阿哥名號立即出宮 ^[67]  。綜觀“己亥建儲”的前前後後，不難發現，“己亥建儲”並不是什麼積極意義上的政治變故，而是清廷內部的一場權力之爭。“己亥建儲”的出籠與收場，都是慈禧為滿足其難填的權欲，平衡其心理上的變態而一手操縱導演的鬧劇。不論是光緒帝，還是大阿哥溥仉，實際上都是慈禧手中任意擺佈的玩物。可悲的是，由於這出陰謀劇與拳匪之亂交織在一起，從而被蒙上了一層奇異的雲霧，顯得撲朔迷離，真偽難辨。慈禧、載漪等人為報私仇，火中取栗，竟不顧國家、民族的安危，輕言硤事，使中華民族蒙受了空前的屈辱。這就使得“己亥建餡”由原本為司空見慣的宮廷爭鬥，變成了帶有某種神秘性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上承戊戌維新，下啓義和團運動，在近代中國的歷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探清它的原委，對於更好地認識近代中國的複雜性縣有極大的作用。

義和團運動起來以後，統治者對於義和團採取什麼政策，首先必須權衡政治上的利弊得失。用羣眾運動自身的訴求來衡量或評價執政者的對策，往往會背離最起碼的政治常識，引出十分荒謬的結論。

當義和團運動初起之時，幾乎從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官吏都認識到，這是以往地方官“袒教抑民”的惡果。即使到趙舒翹赴涿州安撫義和團之前，仍持這一看法：

入教之民，良莠不齊。其奉教安分者，固屬不少，而倚教士為護符，欺壓鄉里者，亦復所在皆是。往往以錢財細，動輒涉訟；甚且頰倒是非，混淆黑白，地方官亦明知審斷束平，不得不含糊了事；小民受其魚肉，積不能平。此等情形，各國主教焉能得知。無非聽教民一面之詞，動謂民曲教直。於是，小民之冤無處申訴，釀而為義和拳會矣。 ^[70]  因此，此前的清政府對義和團“剿撫不定”，這是對以往“袒教抑民”對策的一種否定，是在對社會矛盾激化原因準確認識基礎上產生的政策猶豫。如果由此而逐步形成嚴格控制義和團對於教民、教會的盲目報復，堅持在民教衝突案件中政府應有的公正立場，以避免列強的直接武裝干涉，造成國家民族利益的巨大損害，仍不失為一種正確的政治選擇。但是，廢立問題已經造成了最高統治集團內部重大的分裂，對於義和團運動的政策選擇，已經分裂的各個政治派系只能根據自身的利益權衡利弊，提出各自的對策。在廢立問題上與列強發生尖鋭矛盾、並在戊戌政變以後在中央政府中具有極大影響力的“大阿哥黨”最終選擇支持義和團，以達到自身的政治目的，絕不是一種偶然的政治失誤。當時就有人評論道，庚子較，“起於守舊，成於訓政，迫於廢立，終於排外，四者相因，大禍遂作”六這是對於清政府應負政治責任的比較準確的看法。

由於帝國主義侵略的加劇、民族危機的深重，華北千千萬萬的民眾奮勇而起，憑藉民間既存的組織、信仰等武器，走上反帝鬥爭的前線，無疑具有正義性。但是，正義的鬥爭一旦失去控制，演變成不加區別、不計後果地屠殺教民、教士，破壞鐵路電線乃至一切涉洋之物，使他們融“義民”和“亂民”於一身，折射到清政府，發生“剿撫不定”的政策，也就不難理解了。6月30日趙舒翹上奏請兵彈壓，重點在於防範而不是鎮壓，所提出的將義和團編入行伍，目的是為了有效地控制義和團，防止事態的擴大。根據這份奏摺，清政府馬上命令趙舒翹前往涿州，説明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採納了趙舒翹的主張，即以宣慰為主、防範為輔的策略。這樣做，既能保護義和團的愛國熱情，又能防止義和團運動越軌而釀成惡果。而一旦越軌，必須“彈壓” 這仍不失為一個理智的對策。但6月6日“大阿哥黨”在御前會議的大鬧以及剛毅親自前往涿州之後，整個形勢急轉直下。他們把義和團所採取的一切行為都褒獎為“義舉”，無疑大大張揚了民眾運動中的落後面，並且企圖利用來抵抗外侮、達到廢立。這使得京畿地區義和團表面上走向新的高潮的同時，也種下了走向失敗的惡果。因此，對於義和團運動最終的失敗，“大阿哥黨”無疑同樣負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責任。 ^[1] 

戊戌政變以後，慈禧太后與“大阿哥黨” 的政治關係十分微妙。一方面，她與“大阿哥黨”同取廢立的主張，但她的“訓政”地位只是受到封建專制體制道義上的壓力，而沒有受到現實的政治挑戰，因此，“廢立”對她來説需要選擇適當的時機。而“大阿哥黨”則迫切需要憑藉已經獲得的政治權力，把“廢立”變為現實。另一方面，作為最高統治者的慈禧太后雖然有自己的特定的政治利益，但不能不受最高統治利益所左右，而“大阿哥黨”以還未獲得最高統治權之前，則更多地是為特定政治集團的利益所驅動。在義和團向京畿地區日益發展的同時，在中央政府內，以光緒帝為代表的主剿派力量日益減弱，“大阿哥黨”的政治能量得到擴充，作為最高統治者的慈禧太后的政策選擇多少會滑向“大阿哥黨”一邊，但是東南督撫的態度仍然明顯地制約着慈禧太后對 “大阿哥黨”的傾斜態度。這位精於權術而缺乏政治主見的老太太自始至終不能承擔起政治家的責任。 ^[1] 

在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爆發的羣眾自發的反帝鬥爭，難免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越軌行為，帝國主義國家動輒使用武力進行干涉，是一個非常嚴酷的現實。如何妥善處理和引導民眾的反帝正義鬥爭，防止列強的武裝干涉，避免民族災難的發生，是這些國家的政治家們必須認真思考和應付的重大政策問題。“大阿哥黨”出於本派系的私利，慈禧太后玩弄政治權術，縱容義和團的盲目排外，導致了極其嚴重的後果。這是義和團研究中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百年前在中國大地發生的慘劇，清晰地展現了這樣一個事實：統治者的 “失誤”，總是由統治者們特殊的政治利益所造成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