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致昊

尹致昊1865年1月23日（舊曆同治三年甲子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生於朝鮮忠清道牙山郡，本貫名門海平尹氏。他的父親尹雄烈是朝鮮王朝的重臣。母親全州李氏。尹致昊聰明伶俐，從小接受儒學教育，有紮實的漢學功底，同時他又耳濡目染國內興起的開化運動，1881年，他參與了朝鮮政府派出訪問考察日本的“紳士遊覽團”，成為魚允中的隨員。16歲的尹致昊深深為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所打動，開始接受開化思想，立志改造朝鮮。魚允中一行考察了3個月後就離開日本，但尹致昊及另一名隨員俞吉濬卻留在日本，在日本留學。在魚允中及日本外務卿井上馨的斡旋下，尹致昊進入日本名校同人社學習，1882年又師從東京帝國大學哲學教授夫人米利特和東京大學英語講師神田乃武學習英語，他在留學日本期間，還與金玉均、徐光範、樸泳孝等考察日本的朝鮮開化黨人及日本維新思想家福澤諭吉、中村正直等人交遊，大大開闊了視野。

1882年7月23日，朝鮮爆發了反對閔妃集團和日本勢力的“壬午兵變”，朝鮮國王李熙（朝鮮高宗）之生父興宣大院君李昰應利用兵變上台執政。閔妃集團遭到清算，尹致昊的父親尹雄烈被認為是閔妃集團官僚，遭到起義軍民的攻擊，尹雄烈被迫逃到日本，與尹致昊會合，並與他住在一起。尹致昊與俞吉濬於8月6日聯名上書日本太政大臣，要求日本政府“派送軍艦於仁川近海，徐觀時變，以救敝國主上與東宮，以處安地，然後明正昰應之罪”。 ^[2]  後來中國和日本同時介入，壬午兵變被鎮壓。壬午兵變的鎮壓雖然符合尹致昊的願望，但隨之而來的清朝的干涉卻是尹致昊非常反感的，認為“若非豚尾（對清兵的蔑稱），則李逆（指大院君）難抑，後（指閔妃）駕難返矣，然則謂之豚兵有功可也，感謝可也，而深究事情，辱莫大焉，恥不小焉！” ^[3]  他還説“清國竊我國人之懦弱，百事抑強，可恨！” ^[4]  這類反清自主的言論還有很多。

1883年4月，尹致昊作為翻譯官，隨美國首任駐朝公使福特（L. H.Foote）回到朝鮮。他當時只有18歲，卻已經開始從事政治和外交活動。他被朝鮮政府任命為統理交涉通商事務衙門（外衙門）主事，直接參加了《朝美修好通商條約》的換約事宜，並透過他父親尹雄烈被閔妃重用的這層關係，時常出入宮廷，與高宗和閔妃過從甚密。他還經常與金玉均、洪英植、樸泳孝等開化黨人交往談論，並利用自己的通譯身份協助他們與美國公使館溝通，以增強其力量以對抗守舊派。

1884年12月4日，金玉均等開化黨人發動“甲申政變”。尹致昊目睹了政變過程，他參加了開化黨組織了郵政局落成宴會，次日晨又陪同美國公使福特入景佑宮謁見高宗，並瞭解了政變經過。他還被開化黨新政府授予外衙門參議的官職，其父尹雄烈除授刑曹判書。但是尹致昊並未直接參與甲申政變，而且他也對開化黨之魯莽表示反對，極不願意與聞政變，稱：“乾坤不知我清白心懷，必想以為那輩同黨也，豈不可冤且痛哉！” ^[5]  甲申政變只持續了3天就被袁世凱率領的清軍鎮壓下去，尹致昊由於與金玉均等人關係極為親密，自己雖未直接參與，但也是開化黨的一員，在朝鮮政府大舉清洗開化黨的血雨腥風中，尹致昊不得不流亡海外。而來不及逃走的尹雄烈則被罷免官職，被流放邊地。 ^[6] 

1885年1月，尹致昊乘船離開朝鮮，再次到了日本。在日本長崎停留期間，他從美國軍官史泰爾（GeneraI Stahl）那裏得知史泰爾的朋友林樂知（Young J. Allen）在中國上海傳教，不久前還開辦了一所叫做中西書院的新式學校，教授西學及英語。尹致昊聞之心動，遂由史泰爾推薦到上海入學。 ^[7]  另一方面，尹致昊原本打算去日本或美國留學，但囊中羞澀，於是決定先留學中國，再圖後計。 ^[8]  1月26日尹致昊抵達上海以後，進入了美國傳教士林樂知創辦的中西書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中學習。尹致昊到上海後雖然認真學習，但也沉湎酒色，不僅經常狎妓，更是好酒貪杯，據其日記顯示，他在1885年到1886年酗酒多達63次 ^[9]  ，可見他仍保持着兩班公子的奢靡習氣。

尹致昊來到中國，並不是因為仰慕大清帝國，也不是嚮往中華文化，而是為了儘可能多的接觸西方文明。在林樂知和其它傳教士的影響下，尹致昊的思想在上海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他徹底拋棄了東方儒家思想，對其強烈批判，指出儒學是反進步潮流的“倒退主義”（Go-backism）。 ^[10]  同時他又努力學習英語和其它西學課程，熱烈追求西方新學問、新思想，成為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 ^[6] 

尹致昊的轉變是從批判中國人開始的，尹致昊還在朝鮮時就對清朝干預朝鮮內政十分不滿，他在初到上海時給友人的一封信這樣寫道：

“中國就如同一棟老屋，雖然它曾經有很好的結構，但由於老屋擁有者的漫不經心，現在它的牆面已經脱落，它的棟木也已經腐朽不堪……中國非常像一個盲聾的老人，但他的舌頭卻很靈活。他的聲音非常大，事實上，他還能製造很大噪音來恐嚇鄰里的孩子（比喻朝鮮）” ^[11] 

他還在日記中記下了對上海和中國人的印象：

“道路上到處放溺，惡臭滿城。男女老少，隨其等分，爪有長短。假令上等貴人爪長五寸，其次二寸五分，其次一寸五分。常不磨齒，齒屎積至二三寸之厚，色如黃金，開口醜（臭）如狗糞，以多年不洗齒為貴。晝夜工作，似頗勤業，而以其粗陋推之，其惰怠亦可見。人民甚好廣張虛勢，大尚浮文，俗好噪叫，不顧國體之如何，只求分錢之利。飲食之不精，令人嘔吐。外國人輕侮，不啻若狗豚一般，為猶自以為中國人民，目他人為夷狄。噫！甚哉，天何不救此國人民？” ^[12] 

他還説中國人是無恥的、粗魯的、自高自大的，留下許多類似記錄。相反，他對歐美人士的印象相當不錯，他在中西書院學習期間，與林樂知結下深厚的友誼，是林樂知最喜歡的學生之一。尹致昊努力學習西方文明，在中西書院首年的學習之中，尹致昊致力於學習英語和其它西學課程。由於他的成績遠遠超越了其它的中國學生，以至於“支那同學生有猜嫌者，有密譏餘看冊對題者” ^[13]  ，尹致昊因為他的好成績而深得林樂知及其它教員的賞識。同時由於林樂知和其它傳教士的關懷和校內基督教氣氛的薰陶，尹致昊逐漸對自己的好色貪杯的生活行為有多次的反省與自責，因而伴隨老師在禮拜日上教堂，聽基督教的道理。在基督教的影響下，尹致昊還在1887年初為自己定下一連串戒條，如起寢條、洗手條、禁午睡條、戒酒條、謹戲條、直言條、鎮怒條等。 ^[9]  1887年4月3日，尹致昊在上海正式受洗，成為朝鮮歷史上第一批基督新教信徒。

在中西書院修學的三年中，尹致昊的西化越來越厲害，他從1886年9月開始計劃赴美留學。在林樂知的建議下，尹致昊於1888年離開中國，前往美國深造。他進入美國南部的範德比爾特大學留學，學習神學及各種西洋學問。1891年畢業，進入埃默裏大學學習。埃默裏大學是林樂知的母校，尹致昊在林樂知的斡旋下，在該校五年裏學習英語神學，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算術、代數等課程，同時又與該校校長坎德勒（Warren L. Candler）主教保持親密良好的關係。尹致昊在美國期間，積極參加各種校園活動，完全接受美國價值觀，更加堅定了基督教信仰，對傳教事業產生濃厚興趣，並提出了在朝鮮建立教會的計劃。在基督教思想、民主主義、科學文明的思想指導下，他對朝鮮的體制感到失望，提出了“力量的正義”和社會進化論的主張。然而尹致昊在種族歧視嚴重的美國社會中，又開始感到失望，“他覺得自己在美國，尤其是在南方，處於一個尷尬的境地，因為他是個異族。這種缺乏心靈歸屬感的情感在他的日記中也有體現”。 ^[14] 

1893年11月，尹致昊重返中國上海，在中西書院任教。其間短暫地與金玉均再敍友情，同時暗示他注意安全，然而很快金玉均就在上海被刺殺。1894年3月他與美國南監理會運營的女子學校畢業的中國女子馬愛芳戀愛並結婚，生有2男2女。尹致昊在留學中美期間，對朝鮮政府已經絕望，曾説：“我已經不關心朝鮮獨立不獨立的問題了。只要現政府維持不變，那麼一切免談”。 ^[15]  1894年7月，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在日本的武裝干涉下，閔妃集團垮台，開化派組成的親日政府建立，並開始效仿日本實行近代化改革——“甲午更張”。尹致昊的父親尹雄烈終於獲得釋放，並於12月出任警務使。他寫信給尹致昊，希望他回國為改革效力。於是尹致昊辭去了在中西書院的助教職務，離開中國，於1895年2月13日返回朝鮮。 ^[6] 

尹致昊作為開化黨一員，最先是一名親日派。他對中國人印象很差，而對日本人卻頗抱好感，認為日本人有禮、好客又幹淨，曾表示：“如果能隨心所欲地選擇祖國的話，我會選日本。我不想生活在惡臭瀰漫的中國、種族歧視嚴重的美國或是地獄般的政府統治下的朝鮮。願上帝保佑日本，這東方的伊甸園、世界的花園！” ^[16]  甲午中日戰爭期間，尹致昊傾向於日本獲勝，希望朝鮮能借此機會擺脱中國的影響，在日本的幫助下實現自強。 ^[17]  因此他欣然回國，並被金弘集內閣授予內閣總理大臣秘書官兼內閣參書官，6月被任命為學部協辦，7月改任外部協辦。回到朝鮮以後，他才發現日本對朝鮮的輕蔑態度和粗暴干涉，開始對日本產生惡感。尤其是1895年10月8日發生乙未事變，日本浪人入宮暗殺了親俄的閔妃，尹致昊非常震驚於日本的暴行，他雖然反對閔妃的“陰謀詭計和邪惡愛好”（intrigues and evil favorites），但對日本進行強烈譴責，同時對於親日內閣為虎作倀的行徑尤為痛恨。 ^[18-19]  1895年11月，尹致昊和他的父親尹雄烈參與了李範晉等“貞洞派”（親俄親美派）推翻親日內閣的密謀，但事泄失敗，是為“春生門事件”，尹致昊流亡美國公使館。1896年2月11日，“俄館播遷”發生，金弘集的親日內閣垮台，貞洞派組織新政府，尹致昊恢復了官職，並轉任學部協辦。 ^[6] 

1896年4月1日，尹致昊作為通譯，隨特使閔泳煥前赴俄國，參加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禮。使命完成後，尹致昊並未立刻歸國，而是訪問了法國、德國，並於1897年1月回到朝鮮。經過這次旅行，尹致昊進一步堅定了用西方資產階級啓蒙思想改造朝鮮的決心。

當時，開化黨人徐載弼從美國回到朝鮮，於1896年4月創辦了《獨立新聞》，7月組建獨立協會。1897年初，尹致昊歸國以後，受徐載弼的邀請加入獨立協會。但尹致昊最開始對獨立協會印象不佳，因為獨立協會最開始是被安駉壽、李完用等政府大官控制的，其活動除了建立獨立門以外很有限。尹致昊決心將獨立協會改造為啓迪民智、抨擊時弊的愛國政治團體，立志要“在人民中喚起和灌輸愛國主義思想” ^[20]  。尹致昊的想法得到了徐載弼的支持。在尹致昊、徐載弼、李商在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努力下，1897年5月以後，獨立協會開始發生變化，特別是從8月29日開始，每週日下午都在獨立館（原慕華館）舉行討論會，全體會員就某個熱點專題進行演説和辯論，最後舉行投票，以聽眾之多數意見來決定是非，這是尹致昊等人引入的歐美式沙龍的成果。隨着討論會的深入進行，尹致昊等獨立協會民間人士逐漸佔據主導地位，獨立協會的活動也就日趨激烈。

當時，朝鮮高宗已經將國號改為“大韓帝國”，自稱皇帝，儼然有自主之名，而國家的命脈卻仍掌握在日俄等列強手中，尹致昊等獨立協會人士深感主權喪失之現狀，便從1898年初開始上書高宗，反對俄國租借絕影島及建立“韓俄道勝銀行”，聲討親俄派官僚閔種默等人的賣國舉動。與此同時，獨立協會於1898年2月27日舉行改選，李完用接替安駉壽任獨立協會會長，尹致昊等人走上領導崗位，3月11日，尹致昊代理會長。5月，徐載弼在俄國的壓力下離開韓國去美國，委託尹致昊接管《獨立新聞》，尹致昊欣然應允。8月18日，獨立協會開大會聲討李完用在擔任外部大臣時的賣國行徑，尹致昊當選正式會長。至此，尹致昊成為了獨立協會名副其實的領導人。

此後，尹致昊更加積極地投入民權運動中，1898年10月15日，尹致昊要求改革皇帝的諮詢機構——中樞院，將其轉變為近代議會，又彈劾申箕善等人恢復孥戮刑，要求罷免守舊大臣。10月29日，尹致昊等人組織漢城（今首爾）10000多名市民和樸定陽等十多名政府高官，在鍾路召開“萬民共同會”（又稱官民共同會），尹致昊登台演説，慷慨激昂；與會者各抒己見，商議國是，最終將各種意見歸結為“獻議六條”，具體鮮明地體現了獨立協會外爭主權、內護民權的宗旨。高宗頒佈“詔敕五條”，表示同意，11月2日又頒佈了中樞院新官制，尹致昊成為中樞院副議長，獨立協會投票選舉出了半數（25名）中樞院議官。獨立協會的鬥爭似乎取得成功。

然而，11月4日發生的匿名書事件卻使形勢逆轉，守舊派誣陷獨立協會將選舉樸定陽、尹致昊為正、副總統，建立民主共和國，高宗決定立即逮捕尹致昊等獨立協會領導人。尹致昊為避免政府的迫害，長期躲藏在美國傳教士亞扁薛羅（Appenzeller）家中。政府為籠絡他，在11月23日和12月15日兩度任命他為漢城府判尹，尹致昊一直疑懼不敢應。而尹致昊的想法也發生變化，他主張停止示威活動，保存實力，與獨立協會激進分子和羣眾分道揚鑣，他的領導地位也因此逐漸喪失，獨立協會活動的主導權開始掌握在李承晚等激進派手中。1898年12月23日，獨立協會的集會被高宗派遣的軍隊鎮壓和取締，獨立協會運動以失敗告終。獨立協會被鎮壓後，尹致昊“對自己所發揮的作用進行了反思，他承認協會有過一些不明智的行動，但他為自己曾是其成員而自豪”。 ^[21] 

尹致昊參與領導的旨在啓蒙民眾和爭取國權的獨立協會運動失敗以後，獨立協會會員或被捕，或亡命，但作為會長的尹致昊反而倖免，在1899年1月7日除授為德源（今朝鮮元山）監理兼德源府尹。 ^[22]  尹致昊對皇帝下達的這一命令感到非常痛苦，因為他已經看透了韓國政府的腐敗，不願與其同流合污，而且他被外放後也無法管理徐載弼託付的《獨立新聞》。有史料記載，尹致昊之所以得到任命，是因為“致昊之父尹雄烈厚賂於宮中”，而尹致昊“至是得外除，獨得脱，故人多唾罵之”。 ^[23]  尹致昊陷入掙扎之中，他向高宗皇帝請求出國，但高宗皇帝堅持要他去元山做官，並令他走海路 ^[24]  ；同時在父母的壓力和外國友人的勸告下，尹致昊於3月5日抵達元山赴任，重啓他的從政生涯。

尹致昊在元山做了1年多府尹以後，又於1900年6月25日調任三和（今朝鮮南浦）監理兼三和府尹。1901年7月24日再度被任命為德源監理兼德源府尹。1903年4月降職為天安郡守，1904年2月任務安監理。1904年3月12日被調回中央，升任外部協辦，結束了他5年之久的地方官任期。1904年8月20日署理外部大臣。1904年8月22日，尹致昊代表大韓帝國政府與日本駐韓公使林權助簽訂了《外國人傭聘協定》，又稱“第一次日韓協約”或“日韓新協約”。在這個條約中，規定韓國政府必須以日本人為財政顧問，日本政府推薦的其他外國人為外交顧問，財政和外交的一切事項務必按照顧問意見辦理，同時與與外國締約等外交事務必須與日本政府商議。這是一個在日本強迫下籤訂的不平等條約，對韓國的主權造成極大損害。尹致昊儘管有所不快，但是“在內心中相信這樣一份協定對於韓國和日本都是無損的”。 ^[25] 

1905年5月25日，外部協辦尹致昊被授予勳三等八卦章，7月14日受高宗皇帝之命與閔丙奭等人訪問日本。9月，他又從日本出發，親赴夏威夷考察當地韓國勞工情況。因為缺少旅費而於11月初歸國。此時韓國已陷入淪亡的邊緣，日本已在日俄戰爭中打敗俄國，自此獨佔朝鮮半島，並在1905年11月17日強迫韓國簽訂《日韓保護協約》（乙巳條約），將韓國變為日本的保護國。尹致昊對這個喪權辱國的條約極為反對，條約簽訂時他對外交顧問美國人斯蒂芬説：“條約簽訂後日本會罷黜那些它利用過的卑鄙傢伙嗎？它會懲罰那些欺負韓國的日本人嗎？它會在與韓國的交往中變得公正善良嗎？它説它會，但我們不相信它。日本對韓國做過什麼好事還有待觀察，而他對韓國做的壞事卻是實實在在的。因此無論誰簽訂這個條約都只會是為日本毫無價值的承諾而出賣國家。沒有哪個正常人會這麼做。” ^[26]  乙巳保護條約簽訂後，他又在1905年12月1日上疏高宗皇帝，痛陳時弊，並請求高宗“放出僨誤之徒，以慰輿情；招延公正之人，亟圖治安。停土木之役，屏巫卜之妖。宮房之私帑，嚴懲誅求；婦寺之幹囑，勿使前進。” ^[27]  由於對國勢已徹底失望，尹致昊在不久後就辭去了官職，重新投身教育和啓蒙事業。

1906年4月，尹致昊與張志淵、尹孝定等知名人士組織了“大韓自強會”，尹致昊出任會長。該會標榜擴大教育、開發產業，促使國民自立自強，並效仿原獨立協會展開討論會。5月又一次去日本，任留學生監督，10月解職。1907年8月，大韓自強會因帶頭遊行示威，反對被高宗皇帝被日本逼迫退位而被韓國統監府下令取締。同年尹致昊與安昌浩、梁起鐸、李東輝、金九等人組建了“新民會”，尹致昊任會長，安昌浩為副會長，隨後又做了安昌浩在平壤創立的大成中學校長。尹致昊此時已成為朝鮮愛國文化啓蒙運動的活躍分子。

尹致昊在投身政治和教育事業的同時，也沒有忘卻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和傳教事業。1903年，他和李商在等人蔘與發起“皇城基督教青年會”，任理事；1905年任副會長，這個組織延續至今，是現今韓國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前身。1907年春，尹致昊還代表韓國參加了在中國上海舉辦的世界基督教青年會議。1908年，尹致昊還創辦了基督教監理會在韓國開城松嶽山的實業學校——韓英書院，並就任院長兼理事長。韓英書院可以説是尹致昊模仿恩師林樂知的中西書院而建立的，該書院強調“敬天愛人”的基督教信條，將“實事求是”和“實業教育”作為該校辦學的基本理念。尹致昊還親自為韓英書院編寫了《英語文法捷徑》的教材。 ^[6] 

1910年初，尹致昊前往美國考察基督教會。同年8月22日，日本強迫大韓帝國簽訂《日韓合併條約》，至此韓國滅亡，朝鮮半島徹底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尹致昊當時在美國，得知消息後對國家滅亡非常憤慨。歸國後，他拒絕與日本合作及朝鮮總督府的邀請，隱居在開城。1911年初，發生了謀殺日本總督寺內正毅的事件，尹致昊被指控為幕後兇手而被逮捕，與之同時被捕的有105人，史稱“105人事件”。不僅尹致昊捲入了這次事件，整個朝鮮基督教會也被株連，遭到日本的鎮壓。尹致昊於1912年10月18日宣佈判處10年有期徒刑。

日本人在鎮壓尹致昊以後採取懷柔政策，1911年9月22日，接受日本男爵爵位的尹雄烈去世後，日本命尹致昊承襲爵位，並特別指示優待在獄中的尹致昊。 ^[28]  1913年又改判6年有期徒刑。關於獄中生活，尹致昊諱莫如深，幾乎沒留下任何記錄。1915年2月13日，由於日本大正天皇即位式舉行，尹致昊等105人獲得特赦。尹致昊出獄以後，態度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在出獄後不久對官媒《每日申報》表示先前一切都是誤會，並説：“以後我將與日本維新士紳交際，參加對日鮮民族的幸福和日鮮兩民族的同化計劃”。 ^[29]  1915年5月20日《每日申報》刊登了一則名為“尹致昊五十而覺”的消息，報道了尹致昊的一次演講，尹致昊又強調：“我朝鮮民族惟有信靠日本，必須必須極盡努力，最終達到彼我間的區別消失為止……我甚願為日鮮民族的幸福或在促進日鮮民族的同化這些方面盡心盡力、鞠躬盡瘁。” ^[30]  從此以後，尹致昊就開始與日本合作。

尹致昊晚年一直從事教育和宗教事業，他出任朝鮮基督教青年會會長，又擔任延世大學、梨花女子大學等學校的理事和松都高等普通學校（由韓英書院1917年改名）和延禧專門學校的校長。1919年3月1日，朝鮮爆發了反抗日本的“三一運動”，孫秉熙等朝鮮民族代表寄希望於巴黎和會及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原則”，並請求尹致昊參與這次運動，爭取民族獨立，但遭到尹致昊的拒絕。尹致昊列出了3個反對理由：1、朝鮮問題不可能出現在巴黎和會的議題中。2、沒有任何歐美列強會為朝鮮獨立而冒着與日本開戰的風險。3、當一個弱小民族受制於強大民族時，對於弱小民族來説最佳的策略就是贏得強大民族的好感。 ^[31]  其後剛成立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邀請他來中國上海，參加獨立運動，也遭到拒絕。

在日本殖民時期，尹致昊提出了所謂“實力養成論”，主張藉助日本力量大興實業和教育以提高朝鮮民族的實力，這種論調的初衷是為了恢復國家主權，但尹致昊在實踐過程中卻逐漸偏向親日，導致他徹底成為日本殖民政策的工具。1920年代以後，尹致昊參與了矯風會、朝鮮體育會、朝鮮人產業大會、啓明俱樂部等一連串親日團體。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尹致昊響應日本政府號召，積極為日本的“戰時體制”服務，進行各種親日的演説和祈禱，併為日本軍工業捐款。1938年，尹致昊出任國民精神總動員朝鮮聯盟常務理事。1940年，尹致昊響應日本殖民當局“創氏改名”運動，將自己的名字改為伊東致昊（いとう ちこう）。

隨後，尹致昊改變了不參與政治的教育和宗教人士形象，正式接受日本的官職，於1941年5月出任朝鮮總督府中樞院顧問。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朝鮮組織了最大的親日團體——朝鮮臨戰報國團，尹致昊擔任該團體的顧問。其間他不斷以撰文、演説、座談、祈禱等形式鼓吹大東亞共榮圈，祈禱日本在“大東亞戰爭”中的勝利，鼓勵朝鮮人蔘與日本侵略軍隊。尹致昊在與日本合作之路上已漸行漸遠，他的晚節最終沒有保存下來，成了徹頭徹尾的親日派。 ^[6] 

1945年2月，尹致昊被選為日本貴族院朝鮮敕選議員，獲得很高的地位。但此時的日本已經在盟軍的打擊下節節敗退，即將陷入崩潰的絕境，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朝鮮半島隨之獲得解放。作為日本殖民時代頭面人物的尹致昊在光復以後不斷遭到朝鮮人的攻擊，甚至於走在路上都有人丟石頭。而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遷回南朝鮮以後，也將親日派清算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尹致昊不堪忍受羞辱，為此專門在1945年10月20日用英文寫了一篇文章為自己辯解，名為《一位老者的沉思》（An Old-man's Ruminations），文章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中，尹致昊談了他的政治觀點。他認為朝鮮前需要的是家長制統治而非民主政治，因為後者的條件尚未具備。同時，他也表達了反對共產主義的立場。第二部分中，他着重論述了那些曾為日本殖民當局服務的人應當受到公正的待遇，同時批評那些自我吹噓是“救國功臣”的做法。他認為，朝鮮過去受到日本控制，人們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利，所以沒有理由對這些人進行指責。他也強調那些曾在日本殖民當局中做事的人在朝鮮新政府中將會發揮新作用。 ^[32]  11月上海臨時政府的主要人士回國，尹致昊幾次拜訪金奎植，尋求赦免支持，並通過從弟李承晚的秘書尹致映交渉。

1945年12月9日上午9時左右，尹致昊親日派譴責大會後病情惡化，最後因腦溢血在京畿道開城府松都面高麗町而去世 ^[33]  ，享年80歲。一説他是因為不願接受南朝鮮當局對他作為親日派的指控和審判而自殺的。 ^[34-35]  尹致昊的一生貫穿了整個朝鮮近代史，他的去世，可以説是一個時代的謝幕，而他本人也足以象徵那個痛苦、彷徨、扭曲的歲月。

尹致昊的父親是尹雄烈（1840年—1911年），母親是全州李氏（1844年—1936年）。

尹致昊先後娶了3個妻子，他的原配夫人是1879年迎娶的晉州姜氏（1868年—1886年），屬於傳統的包辦婚姻。1894年，尹致昊在中國上海娶了中國蘇州人馬愛芳（1871年—1905年）為妻，這是當時東亞傳統社會鮮有的自由戀愛結婚。馬愛芳也是基督教徒，為其生了3子2女。1905年2月在漢城去世。

1907年，在母親的勸告下，時年42歲的尹致昊又娶了第三任妻子、出身南浦白氏的白梅麗（1890年—1943年），他們二人年齡相差達25歲。白梅麗為其生了3子7女。

此外，他還有兩個妾，一個叫白嬢（一名貞洞嬢，1884年納於尹致昊在貞洞的住所），另一位姓名不詳，在上海滯留期間改嫁他人。 ^[6] 

尹致昊共有6子9女。兒子為：尹永善（1896年—1988年）；尹鳳成（夭折）；尹光善（1898年—？，朝鮮戰爭間失蹤）；尹璋善（1920年—2005年）；尹琦善（1921年—）；尹珽善（1928年—2008年）。

女兒為：尹鳳姬（1894年—？）；尹龍姬（1903年—？）；尹文姬（1907年—？）；尹武姬（1912年—1914年）；尹恩姬（1917年—）；尹明姬（1918年—？）；尹寶姬（1923年—）；尹英姬（1926年—）；尹貞姬。 ^[6] 

尹致昊是大韓民國第四屆總統（第二共和國）尹潽善的叔父，又是韓國著名政治人物尹致映的從兄。 ^[6] 

尹致昊留下的著作有《尹致昊日記》、《尹致昊書翰集》、《英語文法捷徑》、《幼學字聚》、《可笑之聲（우스운 소리）》等，還有多篇文章發表在《獨立新聞》、《每日申報》上。《尹致昊日記》和《尹致昊書翰集》是研究尹致昊生平和思想的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也是記錄朝鮮近代史的重要史料之一，具有非常高的價值。《尹致昊日記》自1883年1月1日開始，一直寫到1943年。其中尹致昊在1883年1月1日到1887年11月24日用漢文撰寫，1887年11月24日到1889年12月6日用韓文，1889年12月7日以後就一直用英文寫日記。《尹致昊書翰集》則收錄了尹致昊在1910年以前的書信和公函，包括65通私信和87通公函（公函時間僅限於1883年到1884年），書信主要是寫給林樂知和坎德樂兩位尹致昊的校長和恩師的，同時附錄了尹致昊在1945年所寫的文章《一位老者的沉思》。1968年和1971年，大韓民國文教部國史編纂委員會先後將《尹致昊日記》和《尹致昊書翰集》作為“韓國史料叢書”系列之十九和二十刊行於世。然而，由於某些原因，1906年以後的《尹致昊日記》部分內容至今尚未公開，導致人們對他晚年生活和思想的瞭解有限，成為一大缺憾。

除了著書以外，尹致昊還曾將《伊索寓言》、《格列佛遊記》、《讚美歌》（歌曲讚頌集，1913）等西方童話和詩歌翻譯為韓文。 ^[6] 

尹致昊是朝鮮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他早年是開化黨的重要人物之一，中年領導獨立協會運動，倡導自由民權和法治思想，而後又是朝鮮愛國文化啓蒙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有力推動了朝鮮近代教育啓蒙事業，是朝鮮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先驅。作為基督教信仰者，他也為普世價值在朝鮮的傳播作出貢獻。然而最終採取與日本合作的態度，背離本民族的利益，晚節不保。總之，他是一個非常複雜且爭議很大的歷史人物。

21世紀以後，韓國開始大規模清算曆史上的親日派，尹致昊自然不會例外。他被定性為親日反民族行為者。2002年韓國政府發佈的親日派708人名單、2008年民族問題研究所發表的《親日人名辭典》及2009年公佈的親日反民族行為704人名單中，都有尹致昊列入其中。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