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協會

1876年朝鮮被日本打開國門、簽訂《江華條約》而開港以後，朝鮮的民族資本主義就逐漸誕生並發展起來，1885年—1886年就有織造局、造紙局、礦務局、電報局等官辦民族企業創立，此後的機器廠、捲煙局、轉運局、三湖玻璃局等企業也有不同程度的發展，尤其是從事海運的轉運局（後改稱利運社），1886年到1892年間已居朝鮮海運業的首位。隨着朝鮮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不斷髮展以及外國資本的大量流入，朝鮮的經濟社會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傳統的自然經濟迅速解體，土地兼併空前嚴重，導致大量農村人口流入開港城市，使市民階層不斷壯大。當時的開港城市釜山、仁川、元山、南浦、木浦等沿海通商口岸都已經成為擁有5萬人口以上的近代城市，而漢城、平壤、開城等傳統都市的市民階層規模也變得相當龐大。朝鮮資產階級和市民階層隊伍的不斷壯大為後來的獨立協會運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然而，朝鮮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又是非常不充分的，它在本國封建主義和外國資本主義的雙重壓迫下艱難成長。外國的經濟侵略十分嚴重，尤其是日本，嚴重摧殘朝鮮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如在日本郵船株式會社傾軋下的朝鮮民族企業利運社沒落就是典例。除了經濟侵略以外，外國入侵造成的長期以來極度動盪、風雨飄搖的局面也使朝鮮民族資本主義面臨巨大的壓力和困難。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以後到1896年“俄館播遷”，朝鮮陷入了空前動盪時期，雖然朝鮮表面上脱離中國獨立，但卻陷入了日俄競爭的漩渦中。1894年開始實行的甲午更張是朝鮮全面近代化的起點，但局勢不曾穩定過，東學黨起義、乙未事變、春生門事件、俄館播遷等混亂接踵而至，親俄、親日各派官僚你方唱罷我登場，日俄等列強也藉機攫取了朝鮮大量的利權。此時的朝鮮正蒙受着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機，這成為獨立協會愛國運動發生的外部條件。

在國內經濟基礎發展、國外列強入侵刺激的環境下，朝鮮的資產階級逐漸登上歷史舞台，成為了重要的政治勢力。早期資產階級雛形建立了開化黨，並在1884年發動甲申政變，企圖藉此使朝鮮走上近代化道路，但在當時朝鮮的宗主國——清朝的介入下以失敗告終，倖免於難的開化黨人流亡海外，其中的徐載弼經由日本流亡美國，在美國潛心讀書，獲得了醫學學士的學位，取得了美國公民權，甚至還娶了一位美國太太。但是他心繫祖國，從未忘卻自己的未竟志向和朝鮮的獨立富強，因此深入研究西方啓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鳩等人的書籍，使自己腦海中的資產階級民主意識更上層樓。另一名開化黨人——尹致昊在甲申政變失敗後在中國和美國的學校接受西式教育，甲午更張期間返回朝鮮，參與近代化改革，1896年又隨閔泳煥訪問俄國，是一個對西方世界有着較廣眼界的政治家，因此有人稱他為“朝鮮開眼看世界第一人”。還有一名開化知識分子——李商在，系朝鮮大臣樸定陽的門生，早年隨樸定陽出使美國，後來退隱研讀西方啓蒙書籍多年，對朝鮮的發展有較深的認識。這三人就是後來獨立協會的“三巨頭”。1894年朝鮮開始實行全面的近代化改革——甲午更張，更是從政治、經濟和思想上為資產階級愛國運動創造條件。1895年，在美國華盛頓訪問的開化黨人樸泳孝勸告徐載弼歸國，為祖國的近代化服務。1895年12月，徐載弼在甲午更張的感召下歸國參與改革，就任中樞院顧問，準備聯合國內開化派知識分子大展宏圖。就這樣，獨立協會運動終於在朝鮮發生了。

徐載弼歸國以後，並未放棄美國國籍，而是一直以“外臣”自居，因此他以外國人身份而授予中樞院顧問之職。徐載弼在他向政府提出的建議未被採納的情況下，決定以前內部大臣俞吉濬提供的5000元國庫補助金，於1896年（建陽元年）4月7日創辦了《獨立新聞》。《獨立新聞》是朝鮮最早的民間現代報刊，其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是報紙內容全部用朝鮮文，不夾雜任何漢字，這正寄託着徐載弼等開化派人士對於祖國獨立的追求。而它宣傳的內容更是革命性的，包括西方的天賦人權説、法治思想以及拒絕任何外來干涉的獨立自主精神等，並以社論形式發表。徐載弼曾總結甲申政變的失敗原因，認為甲申政變最大的敗筆就在於沒有得到國民的支持，對國民的近代文明普及嚴重缺乏。 ^[1]  因此他決定用通俗易懂的朝鮮文（諺文）創辦《獨立新聞》，系統、大規模地向朝鮮官民普及西方啓蒙思想。《獨立新聞》果然大受歡迎，創刊號的發行量僅為300份，後來增加到500份，再後來超過了3000份 ^[2]  ，對朝鮮的近代化啓蒙立下汗馬功勞，也加速了獨立協會這種資產階級社會團體的建立。因此史學界將《獨立新聞》的創刊作為獨立協會運動的開端。

隨着《獨立新聞》影響的擴大，徐載弼開始考慮組建相應的社會團體。1896年5月21日，徐載弼在美國人創辦的培材學堂進行每週一講，他在那天向160多名學生提議建立討論會這樣的知識分子沙龍。隨後，前“建陽協會”和親西方官員組成的“貞洞俱樂部”等組織的成員聯合起來，以籌建獨立門為契機，於1896年7月2日在漢城（今首爾）中樞院建立了“獨立協會”。獨立協會的首批成員為安駉壽、李完用、金嘉鎮、李允用、金宗漢、權在衡、高永喜、閔商鎬、李採淵、李商在、玄興澤、南宮檍、李根澔等30餘人，其中選舉安駉壽為會長，李完用為委員長。徐載弼雖為獨立協會的發起人，但由於自己是美國籍，所以“自處以外國人，不為會員，而會中諸般事只應顧問”。 ^[3]  不過，徐載弼仍然是獨立協會的實際領導人，獨立協會創立後的活動如建立獨立門便是遵照他的意志，獨立協會的機關刊物《大朝鮮獨立協會會報》也隸屬他主辦的《獨立新聞》旗下。

獨立協會最開始是鼓吹民族思想，呼籲朝鮮獨立。他們主張的核心內容在於指出甲午戰爭後朝鮮的“獨立”空有其名而無其實，即國家在形式上獲得了獨立，但民族意識的近代性轉變並沒有與之相隨。不言而喻，甲午戰爭後朝鮮的“獨立”是日本獲勝的結果，而不是朝鮮自身爭取來的。一個民族爭取真正獨立本來是要在國家、國民意識孕育成長的基礎上展開的，而此時朝鮮取得獨立完全緣於外部原因，獨立並未建立在培植國民意識的基礎之上。所以獨立協會便是要通過鼓吹“獨立”來填補當時朝鮮絕大多數民眾仍欠缺的“國家認同”意識即獨立國意識這一空白。而他們第一個靶子就是朝鮮的前宗主國——中國。這主要是因為當時朝鮮為親俄政府主導，君主尚在俄國公使館中，日本亦保持在朝鮮的勢力，與俄國形成均勢。如果甫創辦就攻擊日本和俄國的話，那麼正犯了朝鮮政府的大忌，也會使獨立協會中的政府要員離心，難免使獨立協會被扼殺於搖籃中；另一方面，朝鮮數千年來盛行事大主義，以“小中華”標榜，儘管甲午中日戰爭後已經脱離中國獨立，但其餘毒仍然存在。獨立協會會員撰文向來蔑稱為“支那”，視為半開化國家，決心割裂與中國的關係，而他們在1896年7月2日建立獨立協會時，其名義就是建立獨立門。他們在漢城外部官署前舉行第一次集會，向民眾募集建立獨立門的資金。到1896年11月21日，在萬眾集會的歡慶聲中，獨立門終於開工。獨立協會在過去迎接中國“天使”的迎恩門的基礎上策劃建造象徵朝鮮獨立的“獨立門”，而迎恩門附近用以“迎敕”的驛館——慕華館，也被改建為“獨立館”，用作獨立協會的辦公室。1897年11月20日，獨立門竣工。有史料對當時人們的心態形容道：“半島江山，自白頭山至漢拿山，自鴨綠江至洛東江，數千年來所謂事大恥辱一洗淨盡。當時情況，人人肩臂欲與獨立門爭其高，人人胸襟欲與獨立館較其廣。” ^[4]  建立獨立門也成為了獨立協會創辦以來的第一個成果。

1896年11月30日，獨立協會的機關刊物——《大朝鮮獨立協會會報》由獨立新聞社刊行，作為《獨立新聞》下屬的半月刊。它宣稱其編輯的方針是：“一以闡揚幽沈、一以開豁知見、一以補闕治化、一以外御人侮，洵及時之要務，不世之盛事也。” ^[5]  獨立協會最初的性質只是標榜文明開化的朝鮮高官的社交沙龍，除了建造獨立門以外未有其他建樹。但隨着越來越多的市民、學生、知識分子被吸收入會，獨立協會開始廣泛討論起近代文明的學術問題和啓蒙問題，乃至現實政治問題，其啓蒙團體性質也愈發明顯。在徐載弼的倡導下，從1897年8月29日開始，獨立協會於每週日下午3點在獨立館舉行討論會。每次討論會討論一個專題，在前一週選定討論題目和四名主講人，分為左議和右議各二名，使之“精熟研究”所定專題。會上四名主講人以專題進行演説和辯論，並且動員會員和旁聽人自由參加討論，最後投票表決。每個會員不論其社會地位的高下，都以平等的立場討論各種話題，均可各抒己見。這實際上是徐載弼導入了西方議會模式，可謂是朝鮮半島歷史上的一個創舉。截止到1898年2月20日，獨立協會先後討論了21個專題，其內容包括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國際形勢和社會風俗等問題。

通過日益深入的討論，獨立協會中的少壯派日益崛起，逐漸取代高官而成為獨立協會的主導力量。少壯派的構成分為三個部分。其一是尹致昊、李商在等接觸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開化派官員和歸國留學生，他們比較徹底地接納了近代文明，已完成從地主階級世界觀到資產階級世界觀的轉化；其二是南宮檍、鄭喬等從儒生中分化出來的人士，他們大多是甲午更張科舉停止後所產生的新知識分子，在保留舊文化的基礎上接受新文化，民族主義非常強烈，是少壯派的中堅力量。其三是在朝鮮新式學校接受美式教育和近代文明的青年學生和教員，他們表現得最為激進，是少壯派的先鋒。少壯派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迫切要求改革。於是獨立協會的發展導致了內部“批判和攻擊國政的積極派”（即少壯派）與反對批判政府的“温和派”（即官僚派）的分裂與對立，以致“高官會員逐漸退出、民間人士大量參加” ^[6]  ，最後演變為完全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的團體。

獨立協會剛創立時，只反中國，不反日俄，再加上內部有許多政府要員，與政府的步調基本一致，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朝鮮政府的支持。朝鮮君主李熙（朝鮮高宗）於1897年2月從俄國公使館遷出以後，在朝野的一致呼籲下建元稱帝。1897年8月，高宗改元“光武”，10月12日，高宗自稱皇帝，改國號為“大韓帝國”。大韓帝國的建立使國威在形式上得到提振，但並未改變受外國侵略的事實。獨立協會的主要批判矛頭也從中國轉移至日俄，在1897年9月4日的《獨立新聞》社論中宣稱要“將親俄、親日兩派的政客全部罵倒”。 ^[7]  當時俄國正嘗試向朝鮮半島擴張，不僅通過派遣財政顧問和軍事教官控制韓國，還設立韓俄道勝銀行，並強迫大韓帝國政府將絕影島租借給自己。1898年2月13日，獨立協會如往常一樣召開討論會，徐載弼給的題目是對奴隸制的批判，但會員們的討論愈發激進，延伸到現實政治問題。有人暗示高宗皇帝是俄國人的奴隸，有人則指出沙俄正在奴役韓國，韓國人可能會被抓去修西伯利亞大鐵路等等，反俄情緒一下被調動起來。尹致昊則提議向皇帝上疏請願，最後投票表決，除了李完用等4人投反對票外，其他都表示贊成。 ^[8]  於是，獨立協會在1898年2月20日以會長安駉壽的名義上疏高宗，闡明本會的宗旨是“上而尊皇上之位，下而固人民之志，確立萬億年無疆之基礎”，進而痛陳“全國之權，俱讓於人”的現狀，呼籲高宗“確執聖衷，以三千里一千五百萬赤子之心為心，共其憤而同其憂，內以實踐定章，外以毋依他國，自立我皇上之權，自立我一國之權”。 ^[9]  此次上疏雖未產生太大影響，但標誌着獨立協會經20餘次討論會的醖釀後，由單純的啓蒙活動轉化為參與政治，以實際行動踐行自己的主張，從而在1898年掀起了外爭主權、內護民權的愛國運動。

1898年2月27日，獨立協會進行改選，李完用接替安駉壽出任獨立協會會長，尹致昊當選副會長。3月11日，由於李完用外放為全羅北道觀察使，尹致昊代理會長，7月17日，獨立協會開會聲討李完用任外部大臣時的賣國罪行，將其開除出會，8月28日尹致昊正式當選會長，李商在當選副會長，至此獨立協會完全掌握在少壯派手裏。與此同時，獨立協會的組織建設也日益完備。首先是在各地建立支會，1898年2月，獨立協會建立公州支會，7月建立平壤支會，9月建立大邱支會，到這一年年底，義州、宣川、江界、北青、木浦、仁川均建立支會；其次是不分階層招納會員，僅在漢城的獨立協會會員就達到4000多人，並改定《獨立協會規則》為59條，新訂《支會認可條例》7條和《支會細則》7條；第三是完善組織結構，在獨立館設常務機關“事務所”，選定100名幹部晝夜輪流值班，協會內設評議員、司法委員、查察員、制疏委員等具體負責人員，又有會計、演説員、奉疏委員等名目繁多的工作人員，此外因事臨時選“總代委員”作為獨立協會代表，使之與政府和其他社會團體談判交涉，組織生活上堅持民主原則，幹部任免等一切組織事項都是投票表決。在獨立協會的影響下，其他民間社會團體也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建立，湧現出總商會、協成會、國民協會、光武協會、教育會、縉紳會、順成會等等進步組織。這些人事的變動和組織的建立為獨立協會展開愛國運動做好準備。

1898年以後，獨立協會運動的主要方向是：（1）保衞國家的獨立，反對外國勢力的干涉，反對政府出賣國家經濟權益，主張國家對外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2）提倡廣開言路，效仿歐美，使“大小政令，上達百僚，下至庶民，廣詢博採，措諸所為”。 ^[10]  （3）要求民眾參與立法，將中樞院由諮詢機構改造為近代化的議會，實現政治民主和君主立憲。（4）興辦學校教育，開設工廠，推進民族自強運動。

為了實現以上目標，獨立協會走出獨立館，以羣眾集會的形式發動自下而上的改革運動，不懈地進行針對守舊大臣及政府惡政的鬥爭。獨立協會的鬥爭首先體現於守護國家主權上。獨立協會自改選以後，就以排俄為目標，而徐載弼則建議獨立協會採取羣眾集會的方式。1898年3月10日，獨立協會在漢城市中心召開“萬民共同會”，李承晚、洪正厚等會員向一萬多名漢城市民發表演説，聲討沙俄的侵略，要求政府頂住俄國壓力，收回國家主權。這是朝鮮半島歷史上規模空前的集會請願和羣眾鬥爭，大韓帝國政府由此以“全國公議物論”和“眾情實為不協”為由拒絕俄國，俄國不得不撤出財政顧問和軍事教官，關閉韓俄道勝銀行，停止了對絕影島的租借要求。俄國暫停對韓國的侵略滲透，主要是由於國際關係的牽制，但獨立協會領導的韓國人民反俄鬥爭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獨立協會領導人之一的鄭喬曾謂“自獨立協會之興，俄國不敢復為干預我國政治” ^[11]  ，雖不無誇大之嫌，但反映出了獨立協會在維護韓國主權上所起到的積極作用。隨着獨立協會的愛國運動取得初步勝利，招來了大韓帝國統治者和列強的注意，獨立協會的幕後指揮徐載弼迫於壓力，準備離韓去美。獨立協會曾在1898年4月30日召開第二次萬民共同會，請求政府挽留徐載弼。但徐載弼執意要走，遂於1898年5月中旬遠赴美國。徐載弼走後，獨立協會並未因此受挫，愛國運動的規模更加壯大。

除了守護主權以外，獨立協會還重視人權和財產權的保護。在獨立協會的彈劾下，1898年6月，企圖勒索獨立協會會員洪在旭的法部大臣李裕寅被罷官，肆意拷問並掠奪民財的警務使申奭熙也被解任。1898年9月發生“茶毒事件”，前俄語通譯金鴻陸企圖毒殺高宗未遂，金鴻陸及其同黨孔洪植等人被捕。法部大臣兼高等裁判所所長申箕善等人主張恢復甲午更張時期廢除的連坐法和孥戮刑，將金鴻陸一族男女老幼全部處決。獨立協會認為此舉野蠻殘忍，有違人權保護，因此在1898年10月7日組織萬餘人在慶運宮仁化門接連數日伏闕上疏，彈劾申箕善、沈舜澤、尹容善、沈相薰、閔泳綺、李載純、李寅祐7名政府大臣，聲稱“七臣一日不去，則臣等一日不退；七臣百日不去，則臣等百日不退” ^[12]  ，最終高宗迫於壓力而將他們全部免職，樸定陽、閔泳煥等開明官員上台。

獨立協會最重要的活動是議會設立運動，這是獨立協會孜孜以求的奮鬥目標。徐載弼多次在《獨立新聞》上強調設立議會的好處和必要性，獨立協會也在1898年4月3日召開過論題為“設立議會乃政治上第一要務”的討論會。1898年7月3日，獨立協會上疏高宗，請求設立議會，高宗皇帝對此持消極態度，在7月9日下達的御批中寫道：“所陳雖若出於憂愛，朝廷之事不可出位妄論”。 ^[13]  7月11日，獨立協會再次上疏強調其主張，又被駁回。獨立協會仍繼續堅持設立議會，不過他們並不主張開設民選議會（即下議院）。7月27日《獨立新聞》刊登的一篇名為《不要急於開設下議院》的評論文章指出韓國民眾因缺乏教育，故對政治不感興趣，不理解自由、民權等詞彙的含義，因此主張仿效日本的先例，緩設下議院，“我們在自己本分之內行使其權利，政府在皇帝陛下的統御下擔當起應盡的職分，如此對內廣設學校，對年輕施以教育，對外向歐美各國派出學生以習得有用之學問，如此儘速開發人民之智力，而經四五十年取得進步以後，再考慮下議院才更為穩妥”。 ^[14]  1898年10月獨立協會成功彈劾申箕善良等七大臣後，樸定陽、閔泳煥等開明大臣上台，獨立協會也就更積極地提出自己的訴求。10月15日，南宮檍等5名獨立協會代表與樸定陽政府展開談判，提出了關於禁收苛捐雜税和將中樞院改組為議會的兩條改革方案，其中改組議會的方案中規定一半由皇帝敕選，一半在獨立協會中選舉產生，並仿照外國議會制定章程。雖然獨立協會的主張得到樸定陽的首肯，但高宗卻在10月20日忽然下詔稱：““蓋聞外國之例，有協會焉，有國會焉。協會者，民人之所私設，職不過共同講談之稱也……若乃評論政令，與聞黜陟，原非協會之規也。至如離次開會（即非法集會），封章守闕，脅迫大官，蕩無防限，雖國會亦無此權，況協會乎。” ^[15]  因而嚴禁獨立協會參與政治。樸定陽、閔泳煥等也迫於守舊勢力的壓力而一度辭職。獨立協會不屈不撓，上疏反駁高宗詔敕。 ^[16]  高宗在獨立協會的強硬態度下不得不屈從，重新起用樸定陽等人，並下詔改定中樞院官制。獨立協會抓住機會，向政府提出了自己擬定的將中樞院改造為議會的方案，但未得到高宗同意。於是獨立協會決定重新召開萬民共同會，向高宗施壓，以達到開設議會的目標。

1898年10月28日，獨立協會組織漢城市民在漢城市中心的鐘路舉行萬民共同會，商議包括開設議會等在內的全盤國政改革問題。史載當天開會時“廣大遮日，蔽於半天。太極國旗翻於西風，木柵周匝於會場。數千名會員靜坐於柵內，觀光者如雲”。 ^[17]  下午1點，獨立協會會長尹致昊到會，向羣眾説明開會的宗旨。獨立協會本邀請了樸定陽等政府大臣與會，但政府以10月20日皇帝詔敕中禁止獨立協會參與政治為由拒絕參與。而後高宗傳召尹致昊與李商在兩人，兩人解釋開會本意後得到高宗許可，於是改在第二天（10月29日）開會。這天開會時樸定陽等一干政府大臣全部與會，與萬民一道共商國是，故這次萬民共同會又稱“官民共同會”。大會通過了6項決議，由樸定陽上奏高宗皇帝，稱為“獻議六條”。其內容是：

一、不為倚附於外國人，官民同心合力，堅固專制皇權事。

二、礦山、鐵道、煤炭、森林及借款、借兵，凡政府與外國人約條事，若非各部大臣及中樞院議長合同着銜捺印，則不得施行事。

三、全國財政，則毋論某税，並自度支部句管，而他府部及私會社則毋得干涉，預算、決算人民處公佈事。

四、自今為始，凡乾重大罪犯，另行公辦，而被告到底説明究竟，自服後施行事。

五、敕任官則大皇帝陛下諮詢政府，從其過半數任命事。

六、實踐章程事。 ^[18] 

“獻議六條”是獨立協會的綱領，具有鮮明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性質，代表了當時韓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要求。第一條的“專制皇權”不是指過去封建社會乾綱獨斷的絕對皇權（absolute monarchy），而是與日本明治憲法中所規定的“天皇大權”相同的“皇帝大權”、“君主大權”（imperial prerogative）之意，是在君主立憲制下的皇帝權力。 ^[19]  第二條表現出對國家主權的守護，第三條和第四條分別是完善近代財政和法制，第六條則指的是實行獨立協會所提出的中樞院章程，將中樞院改造為議會。從“獻議六條”來看，獨立協會的主張與甲午更張的改革措施一脈相承，並增加了維護主權和設立議會兩個內容。官民共同會的召開及“獻議六條”的公佈，標誌着獨立協會運動進入高潮。

獨立協會自建立以來，就是守舊大臣和儒生攻擊的對象。1896年7月9日，儒生鄭惺愚首先發難，上疏攻擊獨立協會創建者徐載弼，稱：“兇徒載弼，身被萬古罔赦之罪，肆還本國，安敢頭戴天日，手弄國柄，又況自稱外臣於陛下之前。渠若外臣，何關於朝鮮國之事務乎。渠所謂《獨立新聞》，不過誹訕，都蔑義理，此非為國，亦非為民，只欲改先王之法制，專欲為本國之傾覆。如此凶逆，豈可容貸於覆載之間乎。”要求將徐載弼等人“明正典刑”。 ^[20]  此後這類攻擊獨立協會“大逆不道”、“目無君父”的上疏源源不斷，雖然都被高宗一一駁回，但高宗及守舊大臣對獨立協會愈發激進的行為自然是無法容忍的。

1898年以來，韓國政府迫於輿論壓力基本應允了獨立協會的要求，但是暗中已經磨刀霍霍，準備將其鎮壓下去。1898年7月，法部民事局長李基東召集各地褓負商，成立了所謂“皇國協會”，被獨立協彈劾免職的大臣趙秉式又建立了“皇國中央總商會”。這兩個團體以修訂商務規則為幌子，實際上充當政府的打手，與獨立協會對抗。獨立協會展開議會設立運動期間，皇國協會就暗中破壞，以致高宗對獨立協會的疑慮，樸定陽等一度辭職也是皇國協會脅迫所致。 ^[21]  1898年10月29日獨立協會召開官民共同會、通過“獻議六條”以後，高宗皇帝對此表示全部認可，並頒佈了所謂的“詔敕五條”以回覆獨立協會，稱：“一、諫官廢止後，言路壅滯，上下無勤勉警勵之意。亟定中樞院章程，以為實施事。一、各項規則，既有一定，各會與新聞亦不可無防限。會規令議政府、中樞院參酌時宜。裁定新聞條例，令內部農商工部，依仿各國例裁定施行事。一、觀察使以下地方官及地方隊長官等，無論現任與已遞，若有乾沒公貨者，依贓律施行。騙奪民財者，這這推給本主後，按律懲勘事。一、御史、視察等員之作弊者，許令本土人民赴訴於內部及法部，以為査究懲治事。一、設立商工學校，以勸民業事。” ^[18]  獨立協會聽説後，山呼萬歲，同時決定印刷“獻議六條”和“詔敕五條”10萬張散佈於韓國十三道城鄉，同時讓各校學徒認真學習。11月2日，朝廷又按照獨立協會的要求公佈了中樞院新官制，韓圭卨為議長，尹致昊為副議長，半數為官選議官，半數為民選議官，民選的由獨立協會中投票選出。 ^[22]  獨立協會遂決定於11月5日在獨立館舉行投票，史載“滿城人民聞此報，莫不欣喜，以為我國初有之盛舉，而從此中興政治，拭目可睹，會員亦踴躍歡喜”。 ^[23]  獨立協會的改革運動似乎取得了勝利。

正當獨立協會會員做着議會夢的時候，以趙秉式、閔種默和李基東為首的守舊大臣並不善罷甘休，他們很快製造了“匿名書事件”來打擊獨立協會。1898年11月4日夜晚，趙秉式指使手下的褓負商在光化門外的朝房及漢城各通衢粘貼匿名書，稱獨立協會將陰謀廢除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國。趙秉式等前去奏對時，更是利用高宗對獨立協會的不滿心理，將匿名書事件加以潤色，誣稱獨立協會在11月5日的投票中將建立共和國，選舉樸定陽為總統，尹致昊為副總統，其餘獨立協會會員均有一官半職，欲置獨立協會於死地。高宗聞訊後大怒，下令將李商在、南宮檍、鄭喬等獨立協會要人17名全部逮捕投獄，樸定陽等人罷官，尹致昊逃走。漢城市民聽説了政府的暴行以後十分憤慨，在當天召開萬民共同會，強烈要求釋放獨立協會被捕會員。高宗迫於人民的抗議，不得不於11月10日下令釋放李商在等17人，宣佈匿名書為捏造，並將趙秉式革職查辦。然而獨立協會仍然不滿意，於11月15日在仁化門外舉行萬民共同會，譴責政府的鎮壓政策，要求“誅羣奸、施六條、任賢能、允民會”。在高宗本人的授意下，皇國協會的褓負商們於11月21日在吉永洙、洪鐘宇的率領下突然衝進萬民共同會的集會場所中，對集會羣眾亂棒毆打，釀成大規模的流血衝突事件。人民失望之極，奮起反抗，據當時日本駐韓代理公使日置益説：“現今韓國輿論皆以向獨立協會傾注同情之姿態，完全站在協會一邊”“一般人民將帝（高宗）比作殷之紂王，或絕叫自己早已非帝之臣民”。 ^[24]  鄭喬也記載道：“是時城內外人民鬱憤所激，晝閉廛門，號天叫呼，羣聚於貞洞屏門者如山，拾取小石子積成城郭，將欲打殺負商，負商輩逃出新門外，人民追擊以石子，頗有被傷者”，又載高宗派警務使閔丙漢等曉諭市民時，“道路巿民皆曰：‘此是不為保護人民之警務使’，亂投石子，丙漢遂避入高等裁判所附近民家。城外賣柴商民入城中賣柴，歸路毀李基東家宅。而萬民不勝憤恨，爭往毀破趙秉式、閔種默、洪鐘宇、吉永洙、俞箕煥、尹容善、閔泳綺之家，又破壞信義商務所（褓負商的老巢）”。 ^[25] 

在漢城陷入獨立協會與皇國協會、民眾和政府之間的大規模衝突的亂局下，為了避免事態進一步惡化而引發民變，高宗不得不下令懲罰洪鐘宇等人，又赦免了尹致昊，任命他為漢城府判尹。1898年11月26日，高宗皇帝又與各國公使一道，破天荒地親自接見了萬民共同會的羣眾代表200人，表示接受他們的要求，曉諭他們不要“越權犯分”，並宣佈“有罪無罪，不計輕重，一併盪滌，洞釋疑阻，鹹與維新”。 ^[26]  於是獨立協會在這“四千年初有之事”的感化下解散了萬民共同會，暫時平息了政治風波。這時獨立協會發生分化，上層領導人如尹致昊、南宮檍等人主張妥協，他們明確反對再次召開萬民共同會 ^[27]  ；而李承晚、崔正德等少壯派則主張繼續鬥爭，他們甚至還主張召回亡命日本的開化黨人樸泳孝。 ^[26]  事實上獨立協會不少會員都與亡命中的樸泳孝保持聯繫，希望樸泳孝回國主政。 ^[28]  樸泳孝在甲午更張時因謀逆而逃亡，獨立協會召還樸泳孝正中高宗大忌，為不久後高宗武力鎮壓獨立協會埋下伏筆。

1898年11月29日，韓國政府重新頒佈中樞院新官制，議官仍然為50人，可是皇國協會29人，守舊官員4人，獨立協會只有17人。獨立協會不服，於12月6日召開萬民共同會，在之後10餘日的時間內4次上疏，要求高宗遵守諾言，實施獨立協會的要求。保守派官僚和儒生李南珪、安泰遠、李文和、金奭濟等也在此時紛紛上疏，要求追究獨立協會擾亂秩序的責任，聲討其“欲用他國民主共和之俗，變我邦君主專制之規”“以歐美共和之政，欲移我專制舊規”。 ^[29]  在此期間，中樞院於12月16日無記名投票選舉政府大臣，結果樸泳孝以10票當選。12月18日又有李錫烈等30餘人聯名上疏請求召還樸泳孝。高宗本來就深恐獨立協會運動釀成“法國革命之亂” ^[30]  ，又看見召還樸泳孝之議甚囂塵上，於是對獨立協會失去了最後的信任與耐心，於1898年12月22日下令動員軍隊，將獨立協會所召開的萬民共同會用武力強制解散。1898年12月25日，高宗親赴端門曉諭漢城市民，將11項罪名強加給獨立協會，宣佈取締獨立協會。 ^[31]  至此，獨立協會宣告解散。1899年1月17日，韓國政府又指示各地鎮衞隊用武力對獨立協會支會“痛禁之”，獨立協會會員李承晚等人被捕，鄭喬等人躲進外國租界，尹致昊則被懷柔政策收買並任命為德源監理兼德源府尹。 ^[32]  李商在亦“特免懲戒”。 ^[33]  《獨立新聞》也在這一年停刊。獨立協會運動在大韓帝國政府的鎮壓下以徹底失敗告終。

獨立協會被資產階級開化派視為大韓中興的“最後希望”（the last hope of Korea） ^[34]  ，獨立協會被鎮壓意味着韓國又一次錯失了實現近代化的機會，與之對立的大韓帝國專制政府雖然實施了“光武改革”，但只是經濟和軍事方面的近代化改革，政治方面仍然延續腐敗的封建君主專制政體，並透過1899年的“大韓國國制”以憲法形式確定了“無限君權”，對外則“竭吾國財諂事外人，朝秦暮楚，擇強而交”。 ^[35]  這使韓國國勢並無法得到根本性的轉機，最終失去獨立地位，被日本控制直至吞併。在日本控制下的韓國民族資產階級又興起了愛國啓蒙運動，但已無法企及獨立協會運動的效果，難挽亡國的頹勢了。

獨立協會運動是朝鮮近代史上第一次自下而上的資產階級愛國運動，所以有學者認為它是韓國版的“自由民權運動”，同時也是繼甲午農民戰爭之後又一次羣眾性愛國運動，所以獨立協會這一組織及其掀起的愛國運動具有鮮明的進步性。綜觀獨立協會的進程，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1896年7月2日到1897年8月29日的獨立門建設期，這個階段為高官社交沙龍；二是1897年8月29日到1898年2月20日的討論會啓蒙期，這一階段為啓蒙團體；三是1898年2月20日到1898年12月25日的政治改革運動期，這一階段為民權運動的領導勢力，而該階段又可細分為2月20日到10月28日的自主民權自強運動期、10月28日到11月5日的官民共同會運動期和11月5日到12月25日的萬民共同會鬥爭期。獨立協會在政治上伸張民權，倡導民主，使身份等級森嚴的朝鮮社會在這一時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平等狀況，史載“時流品既混，漫無名分之限，士大夫與舊日廝役對椅抗禮，而猶為其所榨拶，往往有不虞之辱” ^[36]  ，保守派也攻擊獨立協會説“老少婦女，雜處會中，豫論國政，蔑絕倫常，同人道於禽獸” ^[29]  ，這種性別和階級上的平等現象雖然只是曇花一現，但卻鮮明地體現出獨立協會的民主性。在經濟上，獨立協會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主張“擴張商路以振國力，永保獨立之基礎” ^[37]  ，不僅不少會員投身實業（如會長安駉壽就參與創建多個民族企業），其守護國家主權的運動也是為了保護民族經濟，指出“外人買佔土地，賃造房廛，商民之權利、農户之產業，日耗月損，土為外人所有，户為外人所佔，則國名雖存，國計實空”，因此要求政府“截禁外人買佔土地之弊，使本土人種保存農商之業” ^[38]  ，這些都反映獨立協會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在文化上，獨立協會提倡近代文明與新風俗，反對四書五經所代表的儒家文化，抨擊其“政治學問與富國之術全無，白白耗費青春歲月” ^[39]  ，並鼓吹獨立自主的新學問，通過《獨立新聞》、《皇城新聞》等近代報刊對民眾進行啓蒙。總之，獨立協會是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的社會團體，以獨立自主為核心思想，以政治民主和經濟富強為奮鬥目標，由此展開一系列啓蒙活動和改革運動，雖然最後失敗了，但因其源源不斷地向民眾灌輸民族主義和民權思想，因而對韓國人的近代民族意識及國民意識的形成產生關鍵性的作用，具有相當深遠的歷史意義。

獨立協會運動作為一次近代化的政治運動，區別於之前的甲申政變和甲午更張的是這次運動具有更廣泛的階級基礎和羣眾基礎，從而擴大了這次運動的影響；作為一次羣眾性的愛國運動，又比先前的甲午農民戰爭更加代表歷史發展的方向，直接推動了朝鮮社會的進步和人民思想的啓蒙。然而獨立協會又是朝鮮民族資產階級早熟的表現，不符合歷史發展規律及朝鮮資本主義極不發達的現狀，所以它的侷限性還很大，也註定了獨立協會的短命。正如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第2代總統、歷史學家樸殷植所指出的那樣：“吾國民黨號為有力者三，即甲午東學黨、丁酉獨立黨（指獨立協會）、甲辰一進黨（指一進會）是也。東學之暴動，一進之賣國，其狀襮著天下，毋庸論之。惟獨立黨由紳士組織，最有精神之足尚，故其敗為吾民之深惜焉。然獨立黨之知識根基亦不免幼稚粗淺，急於虛榮，騖於狂躁，能無蹶乎。” ^[35] 

後世大韓民國對獨立協會評價較高，姜萬吉教授將獨立協會定性為“門户開放以後20餘年期間發展起來的近代政治勢力、新知識分子階層和民眾勢力為中心所展開的民權運動達到的一個高峯”。 ^[40]  慎鏞廈曾有專著《獨立協會研究》，多次再版，是研究獨立協會最高水平的著作。他認為獨立協會是19世紀末由於列強的侵略而造成韓國自主獨立的損毀和民族的危機之際，韓國人展開自主民權自強運動、以民眾之力解決民族面臨的問題和打開民族危機的社會團體。 ^[41] 

雖然獨立協會基於民權的民主主義性質是普遍看法，但也有韓國學者提出質疑，如崔德壽通過考察獨立協會的君權觀和民權觀，主張不能簡單視之為成熟的民主主義思想。他指出獨立協會並未否定君權本身而反倒強調君權的絕對性與實質性強化，其民眾觀始終囿於愚民觀而否認普通國民的參政能力，就是説獨立協會的所謂民主是以被限定的極少數社會人才為對象，他還指出獨立協會雖然標榜獨立自主，但其外交論明顯傾向於親日、親英美和拒俄，對帝國主義的認識存在明顯的侷限性，是造成日俄戰爭後的韓國親日派形成的重要原因。 ^[42]  李泰鎮則指出：“獨立協會的萬民共同會主辦方不聽皇帝的勸告，皇帝雖然發佈瞭解散令，但他們仍繼續集會，皇帝不得已讓皇國協會用武力去解散集會”，即獨立協會解散的錯在於獨立協會自己而不在高宗皇帝身上，並認為獨立協會是日本利用來攪亂韓國的，反而對近代化起阻礙作用。 ^[43]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史學界對獨立協會的觀點是否定的，指出獨立協會是美國侵略朝鮮的工具，批判獨立協會成員“急忙把自己打扮成最堅強的‘獨立鬥士’、‘憂國之士’，令人矚目地提出一些攻擊政府的口號，想利用人民羣眾不斷高漲的愛國運動，來實現其醜惡的政治野心”。 ^[44]  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朝鮮全史》（第14卷）則將萬民共同會和獨立協會分開看待，將萬民共同會視為人民的反封建反侵略鬥爭而給予高度肯定，對獨立協會則持否定評價，寫道：“美帝通過他們豢養的賣國奴徐載弼來進行親美事大主義的説教，同時讓萬民共同會中的李承晚等親美分子來策動反對帝國主義的朝鮮人民的鬥爭矛頭轉到其他方向去”，又説“人民強烈譴責妨害萬民共同會反侵略鬥爭的獨立協會會長、親日親美分子尹致昊的陰謀策動”。 ^[45]  這明顯是根據獨立協會領導人徐載弼、尹致昊、李承晚等人後來的親美反共立場而從現實政治角度作出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