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永喜

高永喜在1849年12月16日（舊曆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十一月初二日）出生於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他出身中人，其父名高鎮豐，是一名漢語譯官。高永喜自幼學習日語，1867年參加科舉考試（雜科），獲式年譯科及第，在司譯院倭學任職。高永喜活躍於政界是在朝鮮開港以後。1876年《江華條約》簽訂後，高永喜隨第一次修信使金綺秀出使日本，考察明治維新之後的變化。元山港被開闢為通商口岸後，高永喜被任命為事務官處理。1881年，高永喜作為朝士洪英植的隨員參與紳士遊覽團，再度赴日考察。翌年（1882年）出任差備譯官，負責仁川租界的勘測事務。當時正趕上“壬午兵變”爆發，高永喜在日本駐朝公使花房義質逃離和再度來朝時均擔當接待事宜，由於他在外交周旋過程中功勞卓著，因而在兵變後獲得嘉獎。 ^[1]  隨後歷任參議交涉通商事務（外衙門參議）、參議內務府事等職。 ^[2] 

高永喜曾與開化黨過從甚密，但1884年以後刻意與開化黨保持距離。開化黨的一員尹致昊曾詢問他與洪英植等人往來的情況，高永喜説：“甚稀，且不要頻頻，只知其心事則足也。頻頻往來，亦無一事之可成,，卻恐後日之有禍。”尹致昊對此評論説“其謹身之法，有可取焉”。 ^[3]  果然，金玉均、樸泳孝、洪英植等開化黨人在1884年12月4日發動“甲申政變”，但很快遭駐朝清軍鎮壓而失敗。高永喜雖能明哲保身，但由於其與開化黨的關係仍不免失勢，他先後被左遷為杆城、朔寧、高陽等地的郡守，後一度辭職閒居。1885年後，再度出山，擔任機器局幫辦。1894年，高永喜參與“甲午更張”，歷任內部參議、學務參議、農商協辦等職，並曾隨赴日報聘大使義和君李堈訪問廣島大本營。

1895年6月，高永喜被朝鮮政府任命為駐日特命全權公使，7月登程赴任，10月辭職回國。翌年（1896年）任農商工部協辦、外部協辦，成為獨立協會的發起人之一。1903年再度受任駐日公使，同年冬回國任度支部協辦、中樞府贊議等職。1904年外放黃海道觀察使。1905年出任帝室會計審查局長、經理院卿。 ^[2] 

1907年5月，樸齊純內閣集體辭職，李完用上台組閣。當時高永喜的兒子宮內府禮式院外務課長高羲敬會説英語，精於外交，尤其與韓國統監伊藤博文關係匪淺，在這層關係下，高永喜得以躋身中樞，成為新內閣的度支部大臣。 ^[4]  兩個月後，伊藤博文借海牙密使事件脅迫高宗皇帝退位之際，高永喜正在大邱旅行，聽到消息後急忙趕回漢城，堅決反對高宗退位，農商工部大臣宋秉畯則勸其以大局為重，稱高宗退位是消解日本憤怒的唯一方法，只有如此才能避免把韓國人民置於炮火之下，高永喜也就不再反對，與其他內閣大臣共同逼宮，終於迫使高宗退位。 ^[5]  韓國民眾稱高永喜與李完用、宋秉畯、趙重應等七名逼宮的內閣大臣為“丁未七賊”。

1909年，高永喜任法部大臣、署理內部大臣、度支部大臣等職。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以後，一進會掀起“合邦請願運動”，李完用痛恨一進會搶了自己的頭籌，對“合邦請願運動”加以破壞阻撓，同時又派高永喜訪日，名義上是參觀大阪鑄幣局的貨幣鑄造，實際上是代表李完用向日本首相桂太郎提出合邦案，以壓住一進會的風頭。但高永喜提出的合邦案很快就走漏了風聲，被韓國媒體《大韓每日申報》公開。 ^[6]  高永喜遭到朝野的強烈抨擊，他本人甚至因刺客傳聞而杜門不出。 ^[7]  不管怎樣，日韓合併已是勢在必行了，到了1910年8月，高永喜作為內閣成員贊成締結《日韓合併條約》，又被韓國人詈為“庚戌國賊”。

日韓合併後，高永喜被日本帝國封為子爵，獲得十萬日元恩賜金，擔任朝鮮總督府中樞院顧問。1916年1月25日，高永喜死去，由其子高羲敬承襲爵位（1920年升格為伯爵）。

韓國統監府評價高永喜“為人甚淳厚、對人無愛憎且公平者也。略解外交之事而受信於先帝（高宗），甲午以來官不離身”。 ^[8]  日本人細井肇則認為高永喜是一個反映出朝鮮中人特性的非常圓滑而沒有主見的人物，稱“彼既非政治家，也無經綸之大抱負，唯因受大皇帝之寵、累進官僚的經歷，得以佔有今日之地位。故此所以彼雖與金（玉均）、樸（泳孝）等同時親日而其名不甚顯也。” ^[9]  尹致昊則稱高永喜為“一個運氣很好的朝鮮人”、“富貴多男子”。 ^[10] 

高永喜作為“丁未七賊”和“庚戌國賊”的一員，被後世韓國定性為親日反民族行為者。2002年“樹立民族正氣國會議員聚會”發佈的“親日派708人名單”和2008年韓國民族問題研究所發佈的《親日人名辭典》收錄預定者名單中，高永喜、高羲敬父子皆榜上有名。韓國政府方面的親日反民族行為真相糾明委員會在2006年發表的“日帝強佔期初期親日反民族行為106人名單”中也將其包含在內。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