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齊純

樸齊純於咸豐八年戊午十二月初七日（1859年1月10日，朝鮮哲宗九年）出生於朝鮮京畿道龍仁，他的父親樸洪壽是宿儒俞莘煥的門人，與名臣金允植是同學。後來樸齊純在朝廷任職時，就與金允植一直保持着“世叔世侄”的特殊關係。光緒九年（1883年，朝鮮高宗二十年），樸齊純以吏員入仕，任統理交涉通商事務衙門（外衙門）主事，從此踏入政界。樸齊純剛從政，就被派往中國天津，任朝鮮駐津大員南廷哲的從事官。回國後，樸齊純於光緒十一年（1885年，高宗二十二年）參加科舉考試，獲庭試文科丙科及第，除授弘文館副校理。他在當時是“事大黨”的人物，而且還會講漢語。 ^[1] 

光緒十三年（1886年，高宗二十三年）二月，樸齊純被任命為駐津大員，再赴天津。次年六月歸國，歷任吏曹參議、成均館大司成、參議內務府事、仁川監理等職務。光緒十六年（1890年，高宗二十七年），樸齊純被特擢為協辦內務府事，並接替趙臣熙出任朝鮮駐歐洲五國全權大臣，但朝鮮的宗主國清朝對於朝鮮派使臣常駐外國一向非常不滿，認為是對其宗主權的挑戰，因此樸齊純在清廷駐朝大臣袁世凱的阻撓下沒有成行。

光緒十九年（1893年，高宗三十年），樸齊純轉任吏曹參判，其間東學道徒數萬人在忠清道報恩郡舉行大會，揭開“斥倭洋倡義”的大旗，令朝鮮政府十分恐慌。樸齊純在國王高宗李熙的指示下與袁世凱接洽，希望能借助清朝兵力鎮壓東學道的集會。但朝中多數人對借兵清朝表示反對，袁世凱也不贊同，因此朝鮮政府改用軟硬皆施的手段壓平了這次羣體性事件。

此後樸齊純被外放為驪州牧使、長興府使等職務。光緒二十一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控制朝鮮政府以後，樸齊純升任全羅道觀察使，七月調任忠清道觀察使，九月以後配合日軍鎮壓東學黨起義，並擒殺了大院君一派與東學黨的聯絡人樸世綱、樸東鎮等。十一月，東學黨基本平定以後，樸齊純被調回中央，任外部協辦。此後他就一直從事朝鮮的外交事務，並且成為親日派人物。

建陽元年（1896年）2月“俄館播遷”以後，親日派政權倒台，樸齊純由於有親日的背景，被調任為中樞院議官，這是一個虛職。 ^[2]  大韓帝國建立後，樸齊純於光武二年（1898年）8月復任外部協辦，並署理外部大臣事務。10月正式成為外部大臣，正式躋身中樞。獨立協會運動期間因對獨立協會表示同情，一度免職，又很快歸任外部大臣，並先後署理多部事務，一時成為高宗的寵臣。光武三年（1899年）9月與清朝代表徐壽朋締結《中韓通商條約》，實現了中韓關係正常化。光武五年（1901年）加授陸軍參將，同年3月與比利時簽訂修好通商條約。11月訪問日本，被授予勳一等旭日大綬章。歸國後改任議政府贊政。

光武六年（1902年）1月31日，樸齊純被任命為駐華公使，9月末動身去中國北京，10月31日向清廷遞交國書。臨行前高宗皇帝在咸寧殿召見他並對他説：“卿曾經駐津督理，習熟此務。新約以後，今行是初有事也，期必以交鄰有道使兩國和好。而四千年後，今為對等國，雖是快事，而及今之務，惟在善為交濟，須惕念也。” ^[3]  表現了高宗對於中國與朝鮮半島四千年來首次實現平等交往後，派出的第一任駐華公使的特別重視。因此高宗專門下賜十五萬元給樸齊純，讓他在北京蓋一座豪華的公使館，但這點經費遠不足以蓋一座新公使館，所以樸齊純到北京後用十四萬元從美國人那裏買了1862年修建的美國舊公使館，作為大韓帝國駐華公使館。 ^[4]  但樸齊純並未立即搬入，而是在美國舊公使館後門外的崇文門內城根的一座破屋內住了半年，然後經過整修才搬入美國舊公使館。 ^[5-6]  據説當時的韓國駐華公使館“頗宏傑”，然而當韓國公使館人員與其他國家駐華使館往來時，“見其所居皆仙苑琅圃，不覺餒乏”。 ^[4] 

光武八年（1904年）春，樸齊純歸國，任元帥府會計局長，並署理法部大臣事務。其時日本挑起日俄戰爭，再度控制了韓國政府，親日派再度在韓國政壇活躍起來。作為親日派的樸齊純在日本的支持下，地位不斷提高，歷任議政府贊政、法部大臣、署理議政大臣（總理大臣）、農商工部大臣等職務，兼任陸軍副將，賜勳二等太極章。光武九年（1905年）9月被任命為外部大臣。 ^[7]  樸齊純任外部大臣時，並非對日本唯馬首是瞻，比如1905年10月他就針對英國承認日本有權支配韓國的“第二次英日同盟”分別向英國和日本提出抗議，要求收回該約，但英日兩國都不予理睬，此事遂無果而終。 ^[8-9] 

這時，日本已經同俄國締結了《朴茨茅斯和約》，使日本對韓國的支配權得到俄國承認，進一步就是強迫韓國簽訂保護條約，剝奪韓國的外交權，正式將韓國變為其保護國。光武九年（1905年）11月9日，日本特使伊藤博文來韓，用各種手段逼迫韓國簽訂日本一手炮製的保護條約。高宗皇帝對此堅決拒絕，參政大臣韓圭卨亦誓死反對，學部大臣李完用等人則被日本人逐一收買，要他們贊同締約。作為主管外交的外部大臣樸齊純，自然是日本人收買的重點對象。11月16日，伊藤博文招大韓帝國各部大臣來自己下榻的孫澤賓館（貞洞俱樂部），威逼利誘他們贊成締約。下午3點，日本公使林權助又單獨召請樸齊純，並交給了照會和條約草案。樸齊純雖然有親日傾向，但面對這種喪權辱國的保護條約，仍然表示反對，他説：“關於該約定案的實際權利，事實上日本早已據為己有。事到如今，要約定這個，想讓陛下受苦，給政府造成困難，而且國民遭受騷擾之類，又是何必呢？好像幾乎沒有這個必要。” ^[10]  可見樸齊純雖然表示反對，但其實是消極的，這也奠定了他後來模糊態度的基調。

光武九年（1905年）11月17日下午，韓國政府各部大臣在日本的要求下，在漢城慶運宮（今德壽宮）漱玉軒召開御前會議，韓圭卨在高宗面前泣陳締約之不可，樸齊純也哭着説道：“參政之言，切實切實！” ^[11]  據韓圭卨回憶，樸齊純還聲稱決心要用生命來交換籤署條約的印章。 ^[12]  當晚，伊藤博文急忙進宮干涉，高宗以生病為由沒有出席，命政府大臣負責處理對日談判之事。伊藤博文蠻橫地逐個要求韓國政府八大臣寫下“可”或“否”字，表明他們對締約的態度。韓圭卨因誓死反對，而被日本軍強行拖出會議場所。樸齊純則説：“非命令也，乃是交涉，則不可無可否。而我見帶外交之任，外交移去，豈敢曰‘可’？”但伊藤博文卻説：“既有協商妥辦之聖敕，則豈非命令乎？外部大臣則‘可’邊也！” ^[13]  就這樣，樸齊純在會議中首鼠兩端，言語含糊，最終使他成為贊成締約的五人之一，他在會議結束後放聲痛哭。 ^[14] 

在應樸齊純及李完用的要求、對條約草案作出幾點修改以後，日本憲兵又從韓國外務部奪取了大印，他們原本希望讓參政大臣韓圭卨與日本方面締約，但由於韓圭卨的堅決反對，所以將締約的權利移到外部大臣樸齊純身上。光武九年（1905年）11月18日凌晨1時30分，樸齊純在慶運宮重明殿與日本公使林權助正式簽訂了《日韓保護協約》（第二次日韓協約，通稱“乙巳條約”）。至此，大韓帝國的外交權被剝奪，淪為了日本的保護國，也就是日本事實上的殖民地。當時的學者李沂對樸齊純的行徑痛心疾首地作詩抨擊道：“司外部者小才是，平居讀字聲譽溢。盜名欺世何能久？本相露儘可題筆。誰料五百年宗社，此奴手裏送交畢！” ^[15] 

樸齊純與日本簽訂《乙巳條約》，如同捅破了馬蜂窩，立刻引來韓國官民的攻擊。他與李完用、李根澤、李址鎔、權重顯共計5名贊同締約的大臣被時人稱為“乙巳五賊”，主持簽約的樸齊純是“乙巳五賊”之首，因此他遭受的非難最多。首先發難的是他的同宗樸箕陽，他在光武九年（1905年）11月21日上疏道：“（樸齊純）以世家大族，偏被恩造，位至大官，不思報效，半夜之間，不稟聖裁，不採輿論，怵威戀爵，乃將五百餘年祖宗基業、三千餘里疆土生靈，雙手付與外人，而不少留難。自古以來，亂臣賊子何代無之？而豈有如此賊者乎？凡我國中戴髮含齒者，孰不欲手刃之寢處之？” ^[16]  元老大臣趙秉世（後自殺殉國）率文武百官伏闕上疏，指出：“樸齊純之罪可勝誅哉？身為主務大臣，雖或陛下允許而使之調印，猶當以死爭之，以報國恩，以盡臣分可也。乃者不體聖意，擅自締約。賣國之賊何代無之，而豈有如此賊之甚者乎？……伏乞赫然斯怒，亟斬齊純之頭，懸諸藁街。” ^[17]  著名儒生崔益鉉更是要求將樸齊純“裂以五車、屠其十族” ^[18]  ，但由於此時日本控制了韓國政權，因此上疏運動失敗了，樸齊純也因為簽訂《乙巳條約》的“功勞”，受到伊藤博文的鉅額賄賂，因而“驟富” ^[19]  ；而他在條約簽訂11天后（11月28日）更是被任命為議政府參政大臣（即總理大臣），成為了韓國政府的首相。 ^[20] 

光武十年（1906年）3月，日本根據《乙巳條約》相關內容建立了韓國統監府，伊藤博文出任第一任韓國統監。韓國政府完全是統監府的傀儡。樸齊純政權非常軟弱，雖然受到統監府的庇護，但在內部羣臣不斷上疏、外部義兵運動蜂起的情況下，處於極不穩定的狀態。樸齊純的宅邸也被大批日本軍警和憲兵重重守護，防止刺客行刺。有人曾向樸齊純家秘密裝炸藥，但因被發現而未遂。 ^[21]  樸齊純也並非完全像李完用那樣死心塌地追隨日本，光武十年（1906年）底伊藤博文回到日本時，他按照高宗皇帝的指示換掉了幾名親日派大臣。日本駐韓司令長谷川好道詰責樸齊純，説統監不在時不可更迭內閣成員。樸齊純辯解説，統監離韓之前曾完全委任他不得已時可以撤換2—3名大臣。 ^[22]  這實際上是在掩護高宗的旨意。因此李完用等鐵桿親日分子戰戰兢兢，生怕統監不在時皇帝會除去自己。 ^[23]  樸齊純也因此事遭到了日本的猜忌，他的參政大臣地位更加不保。

到了光武十一年（1907年）初，隨着愛國啓蒙運動的展開，《皇城新聞》、《大韓每日申報》主導攻擊樸齊純政權的輿論，他們“表面上標榜攻擊政府，其實意味着排日” ^[24]  ，地方上“國債報償運動”興起，韓國國內排日運動重新抬頭，軟弱的樸齊純政權對此一籌莫展，處於四面楚歌的境地，令伊藤和長谷川十分惱火。因此他們打算重新扶植一位代理人。樸齊純此時也不斷露出辭職之意，史載：“齊純於五賊，有文而黠，久耐全國之唾罵，又患外逼之日亟，雖位尊祿厚，嘗蚤夜彷徨……對眾嘻曰：‘吾不知死日，寧避賢路，少泄公憤。’遂力辭”。 ^[25]  恰在此時，韓國的親日團體一進會透過演説、評論、建議書等，叫嚷樸齊純政府全部辭職。日本雖一再規勸樸齊純與一進會相提攜，需要在親日政權面臨危機時團結一致承擔“施政改善”，但一進會不聽，仍我行我素；樸齊純也堅持要辭去參政大臣的職務。 ^[26]  就這樣，日本人順水推舟，讓樸齊純下台，並在同年5月扶植了李完用任議政府參政大臣（很快改稱內閣總理大臣），建立強有力的親日內閣，以加強對韓國的控制。樸齊純在下台以後轉任中樞院顧問，做了閒職。

光武十一年（1907年）7月，高宗因為“海牙密使事件”被日本人及李完用內閣逼退位，太子李坧即位，改元隆熙，是為純宗。李完用等逼宮大臣被稱為“丁未七賊”，而樸齊純則由於退居二線而沒有被列入“丁未七賊”的名單中。隆熙二年（1908年），樸齊純與尹德榮、閔泳綺發起了“觀進坊會”，以振興教育和改善衞生為目的，樸齊純任會長。

隆熙三年（1909年）2月底，樸齊純接替宋秉畯出任內部大臣，重新出山。同年12月，李完用被李在明伏擊受重傷以後，樸齊純署理內閣總理大臣。隆熙四年（1910年）6月24日與日本簽訂條約，將韓國的警察權交給日本。6月30日解任，歸任內部大臣。 ^[27]  8月22日在御前會議上贊成日韓合併，同日李完用與統監寺內正毅簽訂《日韓合併條約》，大韓帝國滅亡。朝鮮半島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樸齊純因此被列入“庚戌國賊”之中。日本的殖民機構——朝鮮總督府任命樸齊純為中樞院顧問、經學院大提學，並授予他日本帝國子爵爵位。大正五年（1916年，純宗九年）6月20日，樸齊純去世，其子樸富陽承襲爵位。

樸齊純精通漢語，據説當時有一個日本記者穿着清朝服裝，從新義州進入韓國，在火車上遇到韓國社會活動家李甲，冒稱是中國革命黨的一員，請求介紹一名漢城知名的政客。李甲給他介紹了樸齊純，當這名日本記者前去拜訪時，樸齊純操着一口流利的漢語接待他，那名日本記者無法應付，便中途匆匆辭別了。 ^[28] 

樸齊純原為儒林中人，但《乙巳條約》以後愈發親日，生活方式開始發生轉變。時人記載“樸齊純作為學者與君子而知名，而如其衣食住都極為儉約質素，毫無輕佻浮薄之跡，實存古人之俤。儘管如此，渠今於（漢城）北部齋洞之丘上建起巍峨的洋館，蓄妾愛貨，漸媚時流，正逐漸帶上近代的色彩”。 ^[29] 

光武十年（1906年）3月29日，鬱陵郡守沈興澤向大韓帝國政府報告日本島根縣當局所派人員強行登陸其管轄下的獨島（日本稱竹島）並宣稱該島為日本領土的突發事態，這也是“獨島”之名首次被使用（之前叫石島）。同年5月10日，大韓帝國政府的參政大臣樸齊純批示道：“來報閲悉，獨島領地之説，全屬無根，該島形便、日人如何行動，更為查報事。” ^[30]  此事作為韓國對獨島領有主權及實施管轄的重要證據而備受重視。

樸齊純作為“乙巳五賊”、“庚戌國賊”之一，他在後世遭到了一系列的清算。2002年發表的“親日派708人名單”、2008年民族問題研究所發表的親日人名辭典收錄預定者名單，他都榜上有名。韓國政府將他定性為親日反民族行為者，2006年大韓民國親日反民族真相糾明委員會將他列入親日反民族行為106人名單中。

樸齊純雖然親日，但並非像李完用那樣徹底投靠日本，他算是比較温和的親日派。此外，樸齊純“有文華，嫺外交” ^[4]  ，是當時朝鮮儒林的重要人物。清朝外務部評價他“明白事理，頗能華語”。 ^[1]  他的書法也相當不錯。

韓國統監府評價樸齊純為“讀書之士……為人寡言，以公平之心擔當國事，可謂當代人物中傑出者也。無論做何事，也決不讓人知道，頗有守口如瓶之氣質”。 ^[31]  日本人細井肇則把樸齊純描述成一位外表温良恭儉讓、而對家人態度冷酷嚴厲的人物。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