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圭卨

韓圭卨本貫清州韓氏，咸豐六年丙辰（1856年，朝鮮哲宗七年）二月十七日出生於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是府使韓承烈之子。其家世代習武，韓圭卨在光緒二年（1876年，朝鮮高宗十三年）武科及第，28歲時擢為晉州兵使，隨後又在中央和地方擔任多個武職。當時韓圭卨的哥哥韓圭稷身居要職，深得朝鮮高宗和閔妃的寵幸，但是韓圭稷在光緒十年（1884年，高宗二十一年）的“甲申政變”中被開化黨的刺客暗殺，韓圭卨既而取代了他哥哥的地位，開始得寵。光緒十一年（1885年，高宗二十二年），韓圭卨被特擢為禁軍別將，後被任命為右捕將，光緒十二年（1886年，高宗二十三年）與閔泳翊分別任親軍左右營使，兼管內務府軍務司。其後又兼任商理局總辦、機器局總辦、壯衞使、刑曹判書、漢城府判尹等職務，是當時朝鮮政壇炙手可熱的人物。當時清廷駐朝大臣袁世凱對韓圭卨評價較高，認為他在閔妃集團中“品行稍修”“其才識十倍於乃兄（韓圭稷）” ^[1]  ，韓圭卨亦與袁世凱往來密切，充當着袁世凱與宮中的溝通人的角色。不過也有韓圭卨“為人狹隘無能，比其兄尤無可觀”的相反評價。 ^[2] 

韓圭卨雖然屬於閔妃集團的官僚，但對於開化勢力抱同情態度。光緒十二年（1885年，高宗二十二年）底，留學多年的開化黨人俞吉濬從美國回到朝鮮，卻被當局抓捕，韓圭卨時任右捕將，他利用職權將俞吉濬轉移到漢城白鷺洞翠雲亭的自傢俬第中軟禁，藉以保全俞吉濬的性命。俞吉濬得以在這7年軟禁時光中寫下著名的《西遊見聞》，傳播開化思想。故韓圭卨多被認為是一個好人。 ^[3] 

光緒二十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韓圭卨由壯衞使調任統御使，同年六月，日本以挑起甲午中日戰爭為契機出兵控制朝鮮政府，推翻閔妃集團把持的政權。韓圭卨作為閔妃集團的重要人物而被朝鮮親日政權罷免。此後他隱居兩年，建陽二年（1896年）俄館播遷後，親日政權倒台，韓圭卨得以復出。同年4月被任命為法部大臣，後又兼任高等裁判所所長，負責處理司法事務。

大韓帝國建立後，韓圭卨歷任中樞院議官、中樞院議長、法部大臣等職。光武二年（1898年）獨立協會運動期間，韓圭卨對獨立協會持同情態度，曾作為官員代表出席獨立協會召開的萬民共同會。但是高宗皇帝后來對獨立協會進行武力鎮壓，韓圭卨也於當年12月21日遭解除法部大臣的官職，改任閒職宮內府特進官。

被冷落數年後，韓圭卨又於光武八年（1904年）3月被任命為議政府贊政，重新登上政壇。而他這次重出的背景則是日俄戰爭爆發、日本透過《日韓議定書》控制韓國，高宗皇帝自然不甘心受日本控制，於是將韓圭卨、閔泳煥等退居二線多年的反日大臣調任要職，以抵消朝中親日派的勢力。在韓圭卨及閔泳煥的主導下，高宗還秘密派遣前獨立協會會員李承晚向美國求援，爭取擺脱日本的控制。

光武九年（1905年）8月，韓圭卨被任命為議政府參政大臣。參政大臣是議政府的二把手，地位僅次於議政大臣，而大韓帝國時期，高宗皇帝為強化君主專制，往往不任命議政大臣，因此參政大臣實際上相當於總理大臣的職位。此時日本已經打敗俄國，開始着手對韓國實施吞併。他們對於韓圭卨政權自然十分不滿。在日本的壓力下，韓圭卨政府中的內部大臣尹用求被撤換為李址鎔、外部大臣閔泳煥被撤換為樸齊純，農商工部大臣趙同熙被撤換為權重顯，李址鎔等三人都是親日派，日本藉以對參政韓圭卨進行牽制。

光武九年（1905年）11月，日本特使伊藤博文來韓，準備強迫韓國政府締結保護條約，剝奪韓國的外交權，使韓國成為日本的保護國。韓圭卨聽説後，堅決表示反對。高宗皇帝也拒絕締約，但李完用等親日派已經被日本收買，竭力促成保護條約的締結。11月16日，伊藤博文招來除外部大臣樸齊純以外的韓國政府各部大臣，來他下榻的孫澤賓館（貞洞俱樂部）談話，威逼利誘他們贊成締約。伊藤博文稱各位大臣為“諸君”，並親自握住韓圭卨的手，千方百計勸説他同意締約。韓圭卨作為韓國政府首腦，面對伊藤博文軟硬兼施，仍然堅持原則。他説：“希望在形式上保留一點餘地。我們韓國當前已經氣息奄奄，等於瀕臨死亡。僅存的一縷餘命，完全就在於外交關係的自主。因此，倘將外交委任給貴國，將會陷於命脈斷絕的逆境。” ^[4]  因此堅持反對締約。

11月17日下午3時，韓圭卨在日本駐韓公使林權助的要求下在慶運宮（今德壽宮）漱玉軒召開御前會議。會議從下午3時一直開到晚上8時，韓圭卨在會議上慷慨陳詞，誓死反對締約。眾大臣在韓圭卨的感召下，紛紛表示反對，而李完用等親日派雖然早已從了日本要求，但也不得不表示反對締約。於是韓國政府會議否決的日本的締約要求。高宗皇帝李熙卻要求不要立刻與日本翻臉，指示大臣們和日本繼續協商下去。林權助見韓國政府採取拖延態度，事態不妙，急忙請伊藤博文及日軍駐韓司令官長谷川好道率大軍入宮干涉。伊藤博文闖進漱玉軒後，要求謁見高宗，但高宗以身體不適為由拒絕出席，要韓圭卨等政府八大臣與日本人周旋。伊藤博文入宮後，強迫韓圭卨開會決議條約，韓圭卨不肯同意，隨後他來不及戴上禮帽就起身離開會場，欲奔向高宗所住的“至密之地”（內廷寢殿），卻被日本人給抓回來了。 ^[5]  韓圭卨再次拒絕了伊藤的要求，與伊藤爭吵起來，悲憤地説：“吾志已決，何論禍福！”“此身可殺，此心不可屈！” ^[6]  伊藤惱羞成怒，下令將韓圭卨帶走。於是一羣日本兵挾持韓圭卨，將他強制拖到漱玉軒別室中拘禁起來，而伊藤博文自己則“主持”起會議。

韓圭卨被拖走時，長谷川好道和林權助也跟着來到別室，長谷川將劍舉在韓圭卨頭上，要求他同意締約。但韓圭卨仍然反對締約。隨後長谷川和林權助回到漱玉軒，韓國政府諸大臣都以為韓圭卨已死，徹底屈服於日本人的淫威。隨後李完用等5人表示贊成締約，伊藤博文便以韓國政府中多數同意為由通過了保護條約。最終由日本公使林權助和韓國外部大臣樸齊純簽訂了《乙巳條約》（又稱日韓保護協約、第二次日韓協約），至此，韓國淪為了日本的保護國，也就是事實上的殖民地。

韓圭卨聽説條約訂立的消息後，放聲痛哭。就在《乙巳條約》簽訂當天，韓圭卨被扣上“宮禁咫尺，舉止失當”的罪名而被判處3年流放徒刑。 ^[7]  但在高宗的暗中保護下，韓圭卨被“特免懲戒”。由於在當時韓圭卨誓死抗爭的內幕並未流傳出去，只知道他對條約持“否”的意見，所以一些不明真相的韓國人甚至還批評他沒有盡力，在《乙巳條約》簽訂後，韓國著名記者張志淵在《皇城新聞》上發表的著名文章“是日也放聲大哭”中寫道：“名為參政大臣者，政府之首揆也，但以‘否’字塞責，而圖要名之資，既不能如金清陰（金尚憲）之裂書而哭，又不能如鄭桐溪（鄭藴）之以刃剚腹，偃然生存於斯世，何面目更對我強硬之皇上陛下，何面目更對我二千萬同胞乎？” ^[8]  不過後來張志淵在讀了韓圭卨手記以後又説：

“……公（指韓圭卨）之受任，不幸值大勢終決之局，艱危萬狀，寧毋出。既臨危，義不可去之，惟以性命爭，固其分也。故人或以不死疑之，固宜也，如不疑是無責也，毋責慊而棄之也，公豈至於斯耶？僕亦曩嘗以人疑疑之，蓋凡異於公而責之職也，然當時禁密夜深，兵刃以圍之，人莫與聞，但憑塗聽而已，未詳其真狀之何居。今而閲此，然後始覺公心跡所在而死不能得也。嗚呼！向使具寮諸人鹹可而諱之，必藉人之口實，而欺其要盟，無以有辭於天下後世也。幸由公而得發其情，傳播世界，俾知有韓參政一人能抗力不屈，而使人不敢於藉口，此異日金石之證案也。然則不死，非公之愧，而反有以幸也，僕於是犂然釋疑……” ^[9] 

獲得赦免的韓圭卨在光武十年（1906年）12月被任命為中樞院議長，但自此以後他已經遠離政壇，也無法阻止日本對韓國的吞併了。

隆熙四年（1910年），日本強迫韓國簽訂《日韓合併條約》，大韓帝國滅亡，朝鮮半島正式淪為日本的殖民地。10月7日，日本封前大韓帝國皇族及大臣70多人為日本貴族。韓圭卨被授予男爵爵位，但他拒絕接受。此後他主要從事教育活動，大正九年（1920年，純宗十三年）與李商在發起“朝鮮教育會”，後又發起“民立大學期成會”。韓圭卨自《乙巳條約》締結以後20多間絕口不提當年事，自稱“未冷屍”，直到去世前一年才接受《東亞日報》採訪，詳細披露了《乙巳條約》締結時的情況。昭和五年（1930年）11月8日，在韓末政界叱吒風雲的韓圭卨離開人世。他的宅邸被完整地保存在韓國首爾的長橋洞。

韓圭卨是朝鮮王朝末期政壇上一個比較正派、開明的人物，尤以反對《乙巳條約》而流芳後世。1894年清朝將領聶士成形容韓圭卨“有儒將氣” ^[10]  ，1896年日本駐朝公使原敬稱韓圭卨為“才子” ^[11]  ，韓國統監府方面評價他“硬骨而自信厚，在職中沒有不正之行為”。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