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嘉鎮

金嘉鎮出身名門安東金氏，系丙子胡亂時殉節名臣金尚容的十一世孫。他是禮曹判書金應均的庶子，當時金應均曾納安東一名姓樸的妓女為妾，先後生了兩個兒子，因為安東又稱“永嘉”，所以長子取名永鎮，次子取名嘉鎮（“鎮”為安東金氏的字輩）。 ^{[1]  [2]}  其中金嘉鎮在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年，朝鮮憲宗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生於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雖然其兄金永鎮也出入朝鮮政界，但地位和名氣遠不及金嘉鎮。

金嘉鎮由於出身庶孽的緣故，早年落魄不得志。他雖遍覽四書五經，精通琴棋書畫，卻因庶孽禁錮法而無從參與科舉，故與漢城的一干失意文人結成詩社，彼此酬唱，抒發鬱悶，尤其與同為庶孽出身的李祖淵過從甚密。金嘉鎮於光緒三年（1877年，高宗十四年）以吏員入仕，歷任奎章閣參書官、司憲府監察、掌禮院主簿等職。甲申政變以後得到重用，在朝鮮高宗和閔妃面前力主聯俄排清，爭取朝鮮的獨立自主。光緒十一年（1885年，高宗二十二年）九月作為齎諮官赴華，向清朝禮部呈送國王李熙（朝鮮高宗）請求清廷派兵駐紮朝鮮的諮文。 ^[3-4]  光緒十二年（1886年，高宗二十三年）三月參加科舉考試，獲庭試文科丙科及第，授弘文館修撰。同年七月，朝鮮發生第二次“朝俄密約事件”，清朝出面干涉。內務府主事金嘉鎮作為親俄派，被清廷駐朝大臣袁世凱斥為“小人”。 ^[5]  在袁世凱的壓力下，金嘉鎮與趙存鬥、全良默、金鶴羽等“小人”同時遭到流放，金嘉鎮被髮配到全羅道南原府。 ^[6-7]  但風頭過了以後，金嘉鎮等人獲得釋放。 ^[8] 

光緒十二年（1886年，高宗二十三年）十月，金嘉鎮獲任駐天津從事官。光緒十三年（1887年，高宗二十四年）六月，金嘉鎮作為參贊官隨駐日辦理大臣閔泳駿赴日本東京。這年八月，閔泳駿歸國，由金嘉鎮代理，翌年十月升任駐日公使（辦事大臣）。按照有關規定，朝鮮駐外使節必須向當地中國使館報到，但金嘉鎮仍然和清政府作對，除接任及過年時兩次到中國使館門口投遞名片以外，根本不去報到。清朝駐日公使黎庶昌對此感嘆道：“朝人胸中橫一‘自主’二字，牢不可破”。 ^[9]  後來在袁世凱的壓力下，金嘉鎮才在光緒十四年（1888年，高宗二十五年）三月中旬勉強去中國使館報到。在日本期間，金嘉鎮的對華獨立意識更加明確，同時受到日本人的影響，也鼓吹起東亞三國聯合論。在某次聚會場合，清朝駐日公使汪鳳藻發表演講，其中説東洋的獨立國只有中國和日本，金嘉鎮聽了後氣不打一處來，當即反駁道：“朝鮮是獨立國，是保存着悠久歷史和社稷的獨立國，誰的荒誕無稽之語敢把我國家侮辱得如同隸屬他國一般！”當時日本千方百計想讓朝鮮脱離中國，所以金嘉鎮的這番話正中日本人下懷，引起了日本政客的注意。 ^[10]  因此，金嘉鎮後來在甲午中日戰爭期間與日本狼狽為奸，成為了“日本黨”的頭目。

光緒十六年（1890年，高宗二十七年）正月，金嘉鎮為引薦旅日法裔美國人李仙得而回國，隨後被任命為內務府參議。 ^[11-12]  但他回國後就私自拜謁且送禮給流落民間的高宗寵姬，閔妃得知此事後懷恨在心，金嘉鎮嚇得一個多月不敢入宮，並被外放為驪州牧使。 ^[13-14]  次年三月調任安東府使，兩個月後再次被派往日本做公使。當年九月，金嘉鎮從日本歸國，此後他除了在光緒十九年（1893年，高宗三十年）六月短暫出任左副承旨以外，基本處於賦閒的狀態。

光緒二十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夏，清日兩軍以東學黨起義為契機進駐朝鮮，戰爭一觸即發。金嘉鎮投靠日本，開始作為日本駐朝公使館的線人而積極活動，他與安駉壽、趙羲淵、金鶴羽、俞吉濬、權瀅鎮、權在衡等屬於甲午戰爭前夕朝鮮的親日派（日本黨）勢力，金嘉鎮則被袁世凱評為“附日之尤黠者”。 ^[15]  五月十九日，金嘉鎮被起用為內務府參議，日本黨氣勢提升。 ^[16-17]  六月二十一日，日本出兵攻佔朝鮮王宮，顛覆朝鮮政府，金嘉鎮等事先就已和日方秘密約定要為日軍“盡力周旋” ^[18]  ，等到日軍攻入王宮後，金嘉鎮果然大力協助日軍，並引導日軍找到國王高宗。隨後爆發甲午中日戰爭，日本驅逐清朝勢力而控制朝鮮，朝鮮在日本的影響下開始實行“甲午更張”。金嘉鎮得到重用，於六月二十二日被“特擢”為協辦交涉通商事務（外衙門協辦），兩日後兼任兵曹參判，步入朝鮮政治舞台的中心。六月二十五日建立軍國機務處，作為近代化改革的決策機關，金嘉鎮參與了這個機構，並同改革派官員俞吉濬、安駉壽擔任起草委員，負責起草各種改革政令。七月十三日，金嘉鎮又被“特擢”為刑曹判書。七月十五日，金弘集內閣正式建立，金嘉鎮被任命為外部協辦。由此可見，金嘉鎮已成為甲午更張的中堅力量。

甲午更張期間，朝鮮內鬥劇烈，金嘉鎮遊走於各派系之間，得以屹立不搖。開國五百四年（1895年，高宗三十二年）四月，金嘉鎮被擢升為農商工部大臣。然而這年閏五月閔妃發動政變，解散親日內閣，八月十七日，金嘉鎮左遷為中樞院議官，從此失去權勢，農商工部大臣由親俄派的李範晉擔任。但此次人事變動三天後閔妃就被日本人刺殺，是為“乙未事變”。八月二十七日，金嘉鎮被任命為駐日特命全權公使。次年2月免職，歸國任中樞院議官。

建陽二年（1897年）5月，金嘉鎮被任命為黃海道觀察使。史載“嘉鎮藉口開明，嗤罵舊習。及到海州，駕八人轎，出入闢除，侈然類昔日監司，營廚徵索，悉按舊例。” ^[19]  次年3月回京任中樞院議官。建陽元年（1896年）7月，金嘉鎮參與發起獨立協會，並任委員。光武二年（1898年）獨立協會運動達到高潮時，金嘉鎮支持獨立協會。此後他歷任宮內府特進官、中樞院議長等職位，但都是虛銜。在任中樞院議長期間，金嘉鎮經常販賣議官的職位，然後在白雲洞修了一座別莊，於是“賣官別莊”之名膾炙人口。 ^[20]  同時，金嘉鎮也投身於社會活動和教育事業之中，於光武六年（1902年）建立國文學校，對韓文的普及作出貢獻。 ^[21] 

光武八年（1904年）2月，被冷落多年的金嘉鎮被重新起用為議政府贊政，3月被任命為農商工部大臣，再度躋身中樞。9月調任法部大臣，在任期間奏請廢除斬刑，得到允許。次年改任中樞院副議長。光武九年（1906年）調任忠清南道觀察使，任內鎮壓當地活躍的義兵運動，抓獲了義兵巨頭閔宗植。光武十一年（1907年）4月調回中央，任中樞院贊議。純宗李坧即位後任奎章閣提學，此後再度退出政界。

此時金嘉鎮開始響應當時如火如荼的愛國啓蒙運動，隆熙元年（1907年）冬，他與金允植、俞吉濬等人組織了“興士團”，並創辦了《大韓民報》。隆熙三年（1909年），金嘉鎮出任大韓協會的會長，“大韓協會”系由大韓自強會演變而來，是一個啓蒙團體。金嘉鎮擔任會長時，已面臨日本吞併的民族危機，他企圖在承認保護國體制的前提下以和平請願的方式來挽回國家主權。金嘉鎮於隆熙三年（1909年）7月1日上書韓國統監府，提出了包括縮減韓國政府中的日本官吏、停止派遣日本兵、尊重韓國人民輿論、獎勵殖產興業等建議。 ^[22]  隆熙三年（1909年）冬，親日團體“一進會”掀起合邦請願運動，日韓合邦論甚囂塵上。金嘉鎮率大韓協會帶頭反對，並被推舉為國民大會會長，聲討一進會的日韓合邦論，但在日本的壓力下很快停止了活動。隆熙四年（1910年）8月22日《日韓合併條約》簽訂，日本正式吞併朝鮮半島，開始實行殖民統治，大韓協會被強制解散。是年10月1日，朝鮮總督府正式成立，10月7日日本頒佈朝鮮貴族令，金嘉鎮接受了日本所封的男爵爵位，並得到了授予的恩賜金。

金嘉鎮自甲午更張以來就是親日派，後來雖然有温和的抗議，但依然與日本持合作態度，並在國家滅亡後成為日本人封的貴族。然而大正八年（1919年，純宗十二年）“三一運動”以後，金嘉鎮深受感動，開始改變親日派的形象，決定與日本一刀兩斷，參與韓國獨立運動。大正八年（1919年，純宗十二年）4月，金嘉鎮被秘密成立的獨立運動組織“大同團”推為總裁。同年，他和“大同團”發起人全協及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特派員李鍾郁等商量把原大韓帝國義親王李堈誘往臨時政府所在地——中國上海，推為領袖，發表獨立宣言。在此之前，他先前往上海，為此他拔光了自己的假牙，喬裝為一老農民，與其子金毅漢和李鍾郁乘坐汽車，由陸路前往中國，10月29日抵達上海。不幸的是，11月間李堈出逃中國未遂，其計劃遂未能完全實現。 ^[23] 

金嘉鎮來到上海後，於大正九年（1920年，純宗十三年）3月與樸容萬、羅昌憲、孫永稷、高光元共同發表了《醵金勸告文》，號召國內外人士為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捐款，支援韓國獨立。大正十一年（1922年，純宗十五年）7月4日，金嘉鎮在上海去世，享年七十七歲。

金嘉鎮有一子金毅漢，與金嘉鎮同時逃出朝鮮，並在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中擔任要職。1945年朝鮮半島解放後回到南朝鮮，朝鮮戰爭期間被俘往北方。1964年在北朝鮮去世。

金嘉鎮漢學功底深厚，同時又是當時朝鮮著名的書法家，工米芾及董其昌體，漢城多處宮殿名勝的匾額和楹聯均為其題寫。

金嘉鎮留下的詩文在2014年被韓國延世大學國學研究院編為《東農金嘉鎮全集》兩冊。

金嘉鎮原本評價並不高，被時人稱為“邪妄狡猾，為一時羣奸之魁。粗攻翰墨，號東農散人，以名官自處”。 ^[1]  袁世凱評價金嘉鎮：“此人薄有文才，外若儒生，而心極陰險，識量褊淺，頗有寵於其君”。 ^[24]  韓國統監府評價金嘉鎮“會説日語、擅長應酬，乃所謂趨時（ハイカラ）之人物，有薄志弱行之評。……雖然韓人方面批評他是沒有一定主見的男人，但其善於交際，乍看上去是一個無懈可擊的人物。” ^[20]  安重根説：“有人説金嘉鎮是親日黨，也有説是社會黨，弄不清楚他的真實想法。他所主宰的大韓協會是變相的親日黨，又其機關報紙如《大韓民報》者或裝成排日，其實是親日的頭目。” ^[25] 

金嘉鎮棄暗投明、參與韓國獨立運動使他改變了形象，得到了很高的讚許。不過，由於金嘉鎮並未正式拒絕日本授予的男爵爵位，因而他在去世時仍是日本所封的朝鮮貴族的身份，所以他沒有被後來的韓國政府授予“獨立有功者”的稱號及勳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