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仙得

夏爾·威廉·勒讓得爾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1830年—1899年）中文譯名李仙得，李讓德。原籍法國，巴黎大學畢業，後認識美國知名律師的女兒克拉拉·維多利亞，兩人在布魯塞爾結婚後，勒讓得爾隨妻子移居美國，併成為美國公民。美國內戰爆發後，他參加了紐約第51步兵團，1862年負重傷，傷愈後晉升中校，在第9軍指揮一個團，在格蘭特手下參加維克斯堡戰役，後來在莽原之役中再次負傷，在醫院養傷的時候還經歷了南軍最後一次突襲，戰後退役的時候是准將。

清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出任美國駐廈門領事。同治六年（1867年）二月，美國商船羅妹號（the Rover，又譯羅發號）在中國台灣東部外海紅頭嶼（今蘭嶼）觸礁沉沒，其生還者被琅嶠（清季鳳山縣下林邊以南，今恆春 地區）原住民殺害，引發美國與清政府交涉，以及美軍自行前往攻擊原住民部落的「羅發號事件」。李仙得於此期間奉命來台察看，但因為琅嶠位在屬於「生番」地界的土牛線外，中國台灣地區官員不願介入，李仙得與官方的交涉無任何成果，於是在同治八年（1869年）10月10日自行進入琅嶠與十八社總頭目卓杞篤談判，協議原住民不再傷害漂流於此的西方船難人員。也因為這番經歷，並能説台灣話，李仙得遂被視為「台灣番界」通。

李仙得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辭去廈門領事之職，搭船返美途中過境日本橫濱，在美國公使介紹下，與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會面。當時日本有海外擴張企圖，又因為明治維新後大量士族（舊武士）失業造成巨大社會問題，更積極謀求以對外戰爭轉移內政問題。適有琉球宮古島漂民五十四人在同治十年（1871年）於琅嶠遭原住民殺害，日本打算以保護國民、質問生番為藉口出兵中國台灣。對這個送上門來的幫手如獲至寶。日本許諾給他以陸軍大將相應的官銜，如果佔領台灣島，還可以讓他當台灣總督。

李仙得以處理羅妹號的經驗指出，中國政教不及「番地」，日本可用「番地無主論」作為出兵台灣的大義。李仙得提供台灣島的地圖與照片，並説只需兩千兵力便可輕易佔領中國台灣。副島聞言大感興奮，外務省遂在當年十一月以準二等官聘任李仙得為顧問。李仙得併為日本規劃詳細的出兵、殖民計畫。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明治七年），日本政府成立台灣蕃地事務局，任命西鄉從道為事務局都督，率兵三千六百攻打台灣島琅嶠地區以牡丹社為主的原住民部落，是為牡丹社事件，日方稱為「台灣出兵」。

日本蠢蠢欲動之際，奇特的一幕出現了：美國官方正式表態，不鼓勵日本侵台，可李仙得和另幾位退休的美國外交官卻使勁慫恿，向日方鼓吹出兵中國台灣的重要性。日本出兵後，李仙得擔任隨軍輔翼官，制定規劃，還介紹美國軍人蔘加。李仙得在牡丹社事件中為日本擬定外交策略以矇蔽國際視聽，並幫日本僱用外籍軍人、承租船艦、購買軍火。其目的在於日本佔領台灣島後，美國人可獨佔貿易利益，甚至擁有實際的殖民權。

中國方面得知李仙得在此事件中扮演關鍵角色，欲做釜底抽薪之計。李鴻章上總理衙門「論日本圖攻台灣」一函中便指出，日本依賴美國人，促美撤回人員船隻，即能迫使日本罷兵。於是清廷向美國提出抗議。九月十二日，李仙得前往廈門與清廷談判時，遭到美國水兵逮捕。同年十一月日軍撤離中國台灣，美方遂以李仙得未帶兵為由予以釋放。於是他又跑到北京當日本議和大使大久保利通的參贊，回東京後，擔任日本政府的外交顧問。1890年經日本政府推薦，當上了朝鮮外衙門協辦，同年轉任內府協辦，1899年死於漢城（今韓國首爾）。著有《關於廈門和福摩薩島的報告》 ^[1]  。

1874年日本以琉球難船事件為由出兵“徵台”，拉開了近代日本侵略中國的序幕。此事件與美國人李仙得有着密切的關係。李仙得時受僱於日本政府，充任“準二等出仕”。他向日本政府提出幾十件備忘錄及意見書，教唆日本政府接受台灣番地為無主之地的主張，並幫助副島種臣使用奸計騙得了出兵台灣的口實。他還僱船僱員協助日本出兵“徵台”，所以，日本此次侵台，從策劃到實施，李仙得都積極參與，起了很大的作用。

日本第一次侵台，是中國台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開創了近代以來中日關係的第一個篇章。這次事件，與美國人李仙得關係密切。研究中日關係史和台灣史的學者，以往對這次事件有所關注，但往往語焉不詳。不管是從中日關係史角度還是台灣史角度，這都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日本關於李仙得的文章主要是介紹性的，如吉野作造的《日本外交的恩人將軍李仙得》、小説家裏見淳的《李仙得年譜》、我部政男、慄原純編纂的《李仙得台灣紀行》等。研究性的文章最早應當是中村尚美的《李仙得》、《李仙得外交意見——英俄的遠東政策和日本外交》等。《李仙得》一文篇幅極短，主要指出李的最大功績是在台灣事件上，同時，認為台灣事件後，李為大隈重信提出的諸如“日本富強策”、“日本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華士族秩祿處分”、“蝦夷地開拓意見”等很多的意見書，起到了作為外交顧問的作用。就李仙得與侵台的關係而言，所見只有莊司萬太郎的《1874日本徵台時Le Gendre將軍的活躍》一文。此文對李仙得與侵台之役的發端等都有涉及，但只停留在對事件的敍述上。出於日本人的立場，此文認為李仙得的台灣番地所屬論，在國際法上是沒有疑義的，由於李的策劃奔走，竟使清廷承認日本的軍事行動為義舉，對李的這些努力，就日本人而言，不能不表示感謝。在台灣方面，關於台灣近代史的著作凡涉及到此階段的，一般都會簡單地提及李仙得與日本“徵台”的關係。論述較為詳細的是黃嘉謨的《美國與台灣》和藤井志津枝的《近代中日關係史源起》。就專題性研究論文來説，只有吳蕤的《李仙得C.W. Le Gendre與台灣》和林君成的《李仙得與日軍侵台》兩篇。吳蕤的文章發表得較早，視角雖是從台灣人的立場出發，但僅停留在敍事上，史料方面也沒有超越莊司萬太郎的文章。林君成的文章主要從琉球問題的由來等方面進行了論述，沒有使用新的史料，更沒有對李仙得教唆日本政府出兵、使用奸計騙得出兵口實的過程、李僱船僱員協助出兵等進行詳述。大陸還沒有一篇專文論及李仙得，《日本侵華七十年史》、《台灣歷史綱要》等一些涉及中日關係史和台灣史的論著中，只是簡單地提及李仙得與日本侵台的關係。本文將使用第一手檔案資料，對李仙得與台灣的關係、日本侵台之役策劃中李仙得所起的作用，以及中日、中美關係等，進行新的全面分析探討，試圖使日本謀取佔領台灣的過程真實地再現出來，並從中探尋美國與此事件的關係。

1.文中之日期均為陽曆。

2. 關於「琅（王喬）」的地名，由於現代中文已不使用「（王喬）」一字，電腦中沒有內建字形，因此網路上多以「琅嶠」或「琅喬」代替。但當時的奏摺與公文書往來，均作「琅（王喬）」，「（王喬）」方為本字，不宜以其他文字表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