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載弼

1864年1月7日（舊曆同治二年癸亥十一月二十八日），徐載弼出生於朝鮮全羅道寶城。他出身名門大邱徐氏，是一個地方官徐光彥的次子。幼年時過繼給居住在忠清道鎮岑的族叔徐光夏為養子，與另一名開化黨人徐光範同宗。7歲時來到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在時任左承旨的舅舅金聲根家接受漢學教育，埋頭準備科舉考試。1882年，18歲的徐載弼參加科舉，獲別試文科丙科及第，被任命為校書館副正字。

徐載弼在漢城時，耳濡目染於當時方興未艾的開化思想，而他在金聲根家結識了比他大十幾歲的開化黨領袖金玉均（也是金聲根的親戚），對他的影響頗大。徐載弼受到金玉均兄長般的關懷、指導和影響，並在金玉均的介紹下與徐光範、洪英植、樸泳孝等開化人士交遊，自己也逐漸成為開化黨的一員。壬午兵變後，徐載弼深感國防近代化的急迫性，並且在金玉均的勸告和推薦下，於1883年5月前往日本留學。徐載弼後來回憶説：“對我印象最深的人是金玉均。……有一天，他勸我説國防的充實在於精鋭的軍隊，現下我們的急務無出其右者，方法何在？就是前往日本學習武藝。” ^[1]  徐載弼赴日後，先在著名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創辦的慶應義塾學習日語，其後作為朝鮮政府官費的“士官生徒”在户山陸軍學校進行近代軍事訓練和理論學習，與他一起留學的朝鮮士官生徒有14人，包括鄭蘭教、林殷明、申重模、尹泳觀、李圭完、申應熙等，他們都成為了開化黨的中堅力量。在日本的1年間，徐載弼更加堅定了開化黨的立場，決心致力於朝鮮的近代化事業。

1884年7月，徐載弼歸國。當時的他雖然是開化黨骨幹中最年輕的一位，但卻也是最激進的一位。據説他從日本回到朝鮮以後曾發表過這樣的議論：“東洋如期待與歐美共同文明，非將四十以上之老朽無用物一併屠戮，或鉅艦滿載以覆沉七山海峽，則開化不可論。” ^[2]  同時，他建議設立士官學校，得到朝鮮國王李熙（朝鮮高宗）的同意，於是朝鮮政府設立操練局，由徐載弼出任士官長。 ^[3] 

1884年冬，金玉均等開化黨人策劃政變，徐載弼積極參與其中。徐載弼等士官生徒成為金玉均等人發動政變依靠的主要力量，徐載弼則被委以政變的行動隊指揮官的重任，負責調度整個行動過程，包括指揮士官生徒、護衞國王、處決守舊派等。開化黨策動政變的目的，除了改革國政，促使朝鮮近代化以外，還有脱離宗主國清朝獨立的目的。徐載弼對於清朝在壬午兵變後干涉並控制朝鮮十分憤慨，認為這是“無法忍受的羞恥和憤慨” ^[4]  。這也成為他一生追求獨立自主的思想源泉。

1884年12月4日夜，開化黨發動的“甲申政變”拉開序幕。徐載弼按照金玉均的安排，在國王高宗遷至景佑宮後率領14名士官生徒侍立殿上，嚴陣以待。當夜共有6名守舊派大臣在景佑宮外被開化黨所殺，都是在徐載弼的指揮下進行的，其中徐載弼親手拔劍斬殺了宦官柳在賢。 ^[5]  次日，徐載弼在開化黨新政府中擔任兵曹參判兼前營正領官，掌握了兵權。 ^{[5]  [6]}  但好景不長，甲申政變在12月6日即被袁世凱率領的駐朝清軍鎮壓，金玉均、徐光範、徐載弼、樸泳孝等開化黨人被迫斷髮易服亡命日本。徐載弼人生中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就這樣結束了，晚年徐載弼也對他在甲申政變期間的激進有所反思。

甲申政變被鎮壓、徐載弼等人逃亡日本以後，朝鮮政府將金玉均、樸泳孝、洪英植、徐光範、徐載弼定為“五兇”，其中洪英植在政變中被殺，其他人雖逃亡日本，但他們的家屬卻遭殃了。徐載弼作為欽定的“國賊”而被孥戮，他的父母兄弟妻子在逮捕前全部服毒自盡，徐載弼2歲的兒子因為無人照顧而活活餓死。他的弟弟徐載昌因捲入甲申政變而被斬首示眾，就連他的家僕18歲的車弘植也因在政變當夜為徐載弼提燈送行而被處決，可謂是全族罹難。

徐載弼等人到達日本以後，日本政府對待他們十分冷淡，再加上朝鮮政府頻頻向日本交涉引渡流亡的開化黨人，因此徐載弼等人非常擔心自己在日本的人身安全。在到達日本4個月以後，徐載弼及徐光範、樸泳孝決定逃往美國避難。在前往美國前，徐載弼在橫濱遇見了美國傳教士亨利·盧米斯（Herry Loomis），兩人開始交往，徐載弼將朝鮮語傳授給欲前往朝鮮傳教的亨利，而亨利也教了徐載弼一些基礎英語，併為徐載弼寫了一封前往舊金山的介紹信，以此為契機，徐載弼開始直接接觸西方文明，併成為他西化轉折和基督教信仰的起點。

1885年5月26日，徐載弼抵達美國舊金山，此後他一方面打工，一方面為學習英語參加基督教青年會的活動，併為基督教所吸引，從此以後信仰基督新教。通過教會的關係，徐載弼被介紹給美國東部的一名富有的礦主霍倫貝克（J.W.Hollenback），後者同時也是拉法耶特學院（Lafayette College）和賓夕法尼亞大學董事會的成員。霍倫貝克資助徐載弼進入賓夕法尼亞州威爾克斯-巴里市的哈里赫爾曼高等學校（Harry Hillman Academy）學習美國高中課程，1889年6月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甚至被選舉為學生代表（valedictorian）進行畢業演講。徐載弼在那裏讀書期間，受到了非常大的影響，基本接受了美國價值觀。他後來回顧這段經歷時説：

“當時，我寄宿在該校校長家裏。至今令我特別難忘的一件事情是，我從校長丈人那裏所學到的大量的有關美國文化的知識（當時他也住在校長家裏）。他是一名已退職的法官，由於他曾在州和中央立法部多年供職，因而他對美國的法制有着非常豐富的理論知識和實踐經驗。每到夜晚，他就給我講述了有關美國的立法制度與自己在法庭上的經驗之談，這對正在如飢似渴地為了解美國的生活和社會制度而努力學習的我來説，真是受益匪淺。我想，我從他那裏學到的知識絕不亞於當時在課堂上所學到的知識。至今回顧起來，當時能遇上像他那樣有經驗有知識的人確實是我的福分。” ^[7] 

畢業後，徐載弼順利考入了拉法耶特學院，霍倫貝克希望通過對徐載弼的教育，使他將來作為一名傳教士返回朝鮮，因而在徐載弼入學時為他提供7000美元的獎學金，作為條件，徐載弼在畢業後須進入普林斯頓神學院學習神學，做一名基督教傳教士。但徐載弼謝絕了他的慷慨資助，選擇了自己的道路。同年他進入了華盛頓哥倫比亞醫科大學夜間部（今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學習醫學，同時他在陸軍醫學圖書館做助理，翻譯東洋書籍以勤工儉學。1893年6月，徐載弼從該校畢業，獲得醫學學士學位，留校擔任病理學講師。隨後又獲得了美國的醫師資格證。後來他被韓國人稱為“徐載弼博士”，其實是一個誤會，因為韓國將徐載弼的職業“醫生”（doctor）翻譯為“博士”，所以才會有這個廣為人知的稱呼。

隨着徐載弼在美國的深造，他也逐漸歐美化，思想中的中華文化因素已清除殆盡。1888年他為自己取了英文名畢立堤仙（Philip Jaisonh，又作皮堤仙），這是他將自己的本名徐載弼（서재필，Seo Jae Pil）倒過來而成的，其中他選取與“弼”字讀音相近的英文名“Philip”作為名字，而將“載徐”音轉為“Jaisonh”作為自己的姓氏。1890年6月，徐載弼獲得了美國綠卡，正式加入了美國國籍。他也成了歷史上第一位加入美國籍的韓國（朝鮮族）人。徐載弼念大學時與他的家庭教師——美國鐵路郵政創始人喬治·阿姆斯特朗（George B.Armstrong）之女穆里爾·阿姆斯特朗（Muriel Armstrong）墜入愛河，1894年6月又不顧阿姆斯特朗家的反對與之結婚。雖然徐載弼成為了美國公民，但是當時美國種族歧視非常嚴重，徐載弼在學校受到排擠，對此非常憤慨，於是辭去了學校的講師職位，在華盛頓開了家診所開始從事醫療事業。

此時朝鮮的局勢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894年7月，甲午中日戰爭爆發，朝鮮擺脱了中國的控制，並在日本的影響下開始實行近代化改革——甲午更張。與此同時，甲申政變的“逆賊”們也獲得昭雪和赦免，樸泳孝、徐光範、尹致昊等甲申政變後流亡在外的開化黨人紛紛歸國，為朝鮮改革效力。1895年6月，朝鮮政府遙授徐載弼外部協辦的官職 ^[8]  ，但遭到徐載弼的拒絕。後來，朝鮮政府的內部大臣樸泳孝由於政治鬥爭而被扣上謀反的帽子，再次流亡海外。樸泳孝於1895年9月下旬達到美國華盛頓，即與舊日的開化黨同志徐載弼會晤，並勸告徐載弼歸國。徐載弼後來描述道：“在華盛頓，當我從樸泳孝那裏聽到有關本國政界動向的消息時，頓時感覺到這是多年來我在美國一直所夢想的、實現朝鮮的獨立與自由之理想的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於是我便立即啓程回國了。” ^[9]  1895年11月初，徐載弼從美國出發，12月25日抵達故國朝鮮，終於結束了11年之久的亡命生涯。

關於徐載弼選擇回國的動機，有人認為是“為了做官和掌握實權” ^[10]  ，也有人認為是“出於對人民實施教育和啓發民智的目的” ^[11]  ，後者的觀點得到更多的支持。徐載弼歸國後，朝鮮局勢已經是風雨如晦，先前10月發生“乙未事變”，朝鮮王妃閔妃在景福宮中被日本人暗殺；隨後又發生春生門事件、斷髮令及其引發的義兵運動，再後來又發生俄館播遷，親俄內閣取代親日內閣。徐載弼目睹這一情形，感到十分失望，但當時的朝鮮政府鼓勵他留下來，並欲任命他官職。徐載弼以自己已經身為美國人為由，拒絕了一切官職，只是以“外臣”的身份做了中樞院顧問。而徐載弼本人則決定為國家的獨立和富強開始進行國民啓蒙事業。

徐載弼總結了甲申政變失敗的原因，稱：“甲申政變的最大失敗原因在於一般民眾的無智沒覺。由於大部分民眾羣起反對政變，因而，政變的失敗是必然的和命中註定的。……無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倘若沒有有組織、有訓練的民眾的支持和後援，僅僅依靠幾個先覺者是無法將革命引向成功的。” ^[12]  同時他又解釋道：“當時我想，在目前的情形下，能夠使朝鮮擺脱受周邊鄰國奴役的狀態，從而真正實現朝鮮的獨立國地位的唯一辦法是：用朝鮮人自己的雙手從根本上徹底改革落後的內外政策，特別是內政要走民主主義道路。而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是教育和啓蒙民眾。儘管當時我也曾屢次向政府人士提出了自己的上述見解，但始終也沒能起到任何作用。於是，我便決心利用當時所能利用的一切教育設施，如報紙、公共講堂、公眾討論會等等，來投身於教育平民的事業。” ^[13] 

在這種對民眾進行啓蒙的決心下，徐載弼用前內部大臣俞吉濬資助的5000元國庫補助金，於1896年4月7日創辦了《獨立新聞》，這是朝鮮歷史上第一份近代民間新聞報紙，而且破天荒地用純韓文刊行，因而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徐載弼自任社長兼主筆，利用這份報紙向民眾普及歐美啓蒙思想，為朝鮮的國民啓蒙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徐載弼在《獨立新聞》撰文大力鼓吹天賦人權、主權在民、自由平等、法治主義等理念，這些思想在他的文章中俯拾皆是。獨立自主也是徐載弼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他反對朝鮮政府依靠外國勢力，特別是對當時國王高宗移居俄國公使館表示強烈反對，並宣稱要“將親俄、親日兩派的政客全部罵倒”。 ^[14]  1896年7月2日，徐載弼聯合李完用、安駉壽等開明官員創辦了“獨立協會”，徐載弼任顧問，雖因其美國國籍而不是獨立協會正式會員，但卻是獨立協會實際上的領導人。徐載弼對創建獨立協會的解釋是：“後來我漸漸覺得僅僅依靠報紙是無法更好、更有效地向民眾鼓吹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改革思想。因而經過反覆考慮之後，決定創建某種政治黨派，並依靠大家的力量來廣泛推廣這種思想。” ^[15]  獨立協會創辦以後，第一件事就是在原迎接中國“天使”的迎恩門的基礎上修建“獨立門”，這是徐載弼的主張。他將朝鮮擺脱與中國的宗藩關係視為奴隸獲得解放，説：“我回到本國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迎恩門，那時我就決心無論怎樣都要拆掉這無比骯髒、恥辱的門。拆掉這座門乃我國國民之夙願，拆掉迎恩門後，在其基址上紀念掙脱奴隸枷鎖併成為自主獨立國的獨立門。” ^[16]  （事實上迎恩門在1895年2月已拆除，徐載弼看到的只是迎恩門柱礎）徐載弼建立獨立協會及修建獨立門的主張得到朝鮮全國各界的支持和呼應，1897年11月，象徵朝鮮獨立的獨立門終於建立起來，這也是徐載弼獨立自主思想的重要體現。

在建立獨立協會的同時，徐載弼還在美國傳教士亞扁薛羅（H.G.Appenzeller）開辦的培材學堂中擔任講師，向朝鮮青年灌輸啓蒙思想，對培材學堂的學生影響很大，其中一人便是日後大韓民國首任總統李承晚，後來李承晚在徐載弼的影響下加入獨立協會併成為積極分子，後來他與徐載弼也曾成為親密的政治夥伴。1896年11月，在徐載弼的建議下，培材學堂師生組織了名為“協成會”的學生討論會，協成會比獨立協會更加激進，徐載弼甚至在一次培材學堂討論會上作出了“一個人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利可以殺死君主或自己的親生父親”的發言。 ^[17]  總之，獨立協會的建立標誌着朝鮮半島歷史上第一次自下而上的愛國民主運動的開端，而協成會後來與獨立協會合流，將獨立協會運動推向新的高度。

徐載弼的活動雖然在風靡朝鮮，震動了朝鮮的思想界，但同時也為守舊派所忌恨和恐慌。徐載弼歸國後以外國人自居，與國王高宗對話時不守君臣之禮，態度傲慢，史料記載徐載弼歸國後“謁上稱外臣，着眼鏡，含捲煙，負手而出，舉朝痛憤”。 ^[18]  高宗皇帝也曾明確表示不喜歡徐載弼。 ^[19]  1896年7月9日，進士鄭惺愚上疏攻擊徐載弼，稱：“兇徒載弼，身被萬古罔赦之罪，肆還本國，安敢頭戴天日，手弄國柄？又況自稱外臣於陛下之前，渠若外臣，何關於朝鮮國之事務乎？渠所謂《獨立新聞》， 不過誹訕，都蔑義理，此非為國，亦非為民。只欲改先王之法制，專欲為本國之傾覆。如此凶逆，豈可容貸於覆載之間乎？” ^[20]  儘管徐載弼將鄭惺愚告上法庭並勝訴獲得2000元賠償，但守舊派對他的誹謗和攻擊並未中斷。徐載弼對民眾的啓蒙不為當政者所容，1897年12月，大韓帝國政府解除了徐載弼中樞院顧問的職位，並就他驅逐美國的事宜與美國方面進行交涉。1898年3月，在徐載弼的指示下，獨立協會召開“萬民共同會”，聲討俄國對韓國主權的侵犯，最終迫使俄國關閉了剛成立不久的韓俄道勝銀行，撤回財政顧問的軍事教官，獨立協會的鬥爭取得重大勝利，所以俄國也對徐載弼十分痛恨，遂與韓國政府一拍即合，聯手向徐載弼施壓，要他離開韓國。美國公使也勸他不要與政府對抗，害怕因為他以美國籍活動而造成國際糾紛。 ^[21]  徐載弼後來回憶説：

“每逢星期天，當我在西大門獨立公園演講時，羣眾便自覺地從四面八方雲集而至。此種羣眾覺醒的景象，不僅驚嚇了皇帝和頑固的守舊派閣臣，而且使為本國利益而在明裏暗裏活躍的列國使臣們也大為吃驚。” ^[21] 

“《獨立新聞》和獨立協會帶動廣大民眾猛烈展開對現政府的批判運動。當時，皇帝認為這畢竟是徐載弼在背後煽動的結果，因而他召喚美國公使逼迫我回美國，於是在皇帝和守舊派的脅迫和美國政府以及我妻子家屬的壓力下，我只好又一次背離祖國，回到了美國。” ^[22] 

最終，在種種來自國內外的壓力下，徐載弼於1898年5月14日離韓赴美，之前4月30日獨立協會曾集會反對政府放逐徐載弼，但無效果，徐載弼也決意離開。徐載弼在祖國短短兩年半的活動就這樣結束了，但他所作的思想啓蒙工作確實不可磨滅和影響深遠的，正如他在獨立協會運動中的同志尹致昊所説：“（徐載弼）是以自己親手編寫社論和報道的方式，向民眾灌輸了天賦人權論的思想，從而使正在受壓迫的韓國民眾終於明白的一些常識。” ^[23] 

徐載弼再次赴美后五十年間再也沒有回到韓國，他對韓國事務的關心也迅速淡化了。據一位獨立協會領導人的記錄，徐載弼赴美后“一去以後絕無隻字通信於協會，會員莫不罵其無情焉”。 ^[24]  回到美國後，徐載弼作為軍醫於1899年參加美西戰爭，負責診療和外科手術，戰爭結束後在費城大學任解剖學講師。1904年徐載弼與大學同學一起開始從商，經營文具和印刷等，專心經營公司。其後經營不斷擴大，1915年開始獨立經營，不斷擴大成為擁有兩家分店和職員五十餘人的公司，這段期間徐載弼事業發展、家庭幸福。

然而，就在徐載弼在美國的事業獲得成功的同時，他的祖國正遭受着厄運。1904年爆發日俄戰爭，徐載弼原本支持日本，他曾給國內的李承晚寫信説：“到現在為止日本都是正當的，全體知識分子都應該本着擁護的原則進行戰鬥。我祈禱上帝保護那些為了正義和文明而戰的國家，日本和其他國家自願幫助韓國，但沒法幫助不試圖從他國那裏獲取幫助的韓國。如果韓國繼續這樣的話，最終定會成為他國（指俄國）的屬國。” ^[25]  但是日俄戰爭後，日本就着手吞併韓國。1905年，日本強迫大韓帝國簽訂《乙巳條約》，將韓國變為其保護國；1910年，日本與韓國締結《日韓合併條約》，正式吞併朝鮮半島，韓國至此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徐載弼面對這一切不可能無動於衷，特別是1919年三一運動爆發後，徐載弼又一次挺身而出，為韓國的獨立而奮鬥。

當徐載弼聽説三一運動的消息後，立刻整理財產，開始為韓國獨立運動募集資金，又在美國雜誌《晚間賬單》（The Evening Ledge）上發表文章，呼籲韓國獨立，譴責日本侵略。他還與李承晚等人商討去巴黎和會呼籲韓國獨立的途徑。徐載弼在美國費城設立了通信部，自任外交顧問，舉行各種活動以爭取國際輿論支持韓國獨立運動。1919年4月14日到16日，徐載弼在費城召開了“韓人自由大會”，彙集在美韓僑代表150人討論時局大事，同時向美國民眾宣傳韓國獨立運動。在16日午後會議結束時，據記載“男女代表在會長徐載弼博士的引導下步行向費城獨立紀念館參觀，以騎馬巡警和音樂隊為先導，此時下起小雨，代表們舉着韓、美國旗在街道上行進，滿城士女無不為我們的前途成功而舉手祝福，在美國獨立的搖籃——費城獨立紀念館前，李承晚博士朗讀了獨立宣言書” ^[26]  ，這次活動收穫了良好的效果。同年5月，徐載弼又與李承晚組織了“韓人之友”（Friend of Korean），聯絡美國人支持韓國獨立運動，成為韓國獨立運動的後援會。他還在美國創辦了英文版的《獨立新聞》及《韓國評論》（Korea Review）等刊物，為韓國獨立的輿論宣傳和外交活動竭盡心力。

隨後，徐載弼又與在中國上海成立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取得聯絡，1919年7月臨時政府任命他為對美外交全權特使，費城通信部隸屬臨時政府。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執政官總裁李承晚在同年8月設立歐美委員部，徐載弼主管的費城通信部又在歐美委員部的旗下展開獨立運動。於是徐載弼在美國政府進行各種遊説活動，並在1921年1月會見美國總統哈定。1921年4月26日，徐載弼接替玄楯出任歐美委員部臨時委員長。1921年—1922年，在華盛頓會議召開期間，徐載弼組織了370多個海外韓人團體聯名上書，向各國代表呼籲韓國獨立，要求將韓國問題列入會議討論事項中，他們的活動得到了許多人的同情，即使是日本代表也“賞嘆不已”，然而終究沒有成功，徐載弼對此非常失望。 ^[27]  與此同時，他與李承晚矛盾漸生。徐載弼自投身獨立運動以後，就與李承晚是政治上的親密夥伴，並全力支持李承晚。而在徐載弼任歐美委員部臨時委員長以後，二者之間的矛盾主要體現在募集參加華盛頓會議的特別外交費的方式上，徐載弼希望募集窗口多樣化，同時讓自己的費城通信部參與募集，所募集的費用不僅用於外交，還可用於他途。而李承晚則要求以歐美委員部為單一化窗口進行募集。二者之間的分歧波及到在美韓人社會，為了便於行事，李承晚乾脆發佈“大總統訓諭”，將二者職責分開，自己負責財務，徐載弼負責宣傳。 ^[28]  這等於是剝奪了徐載弼的財權，令徐載弼甚感不快，華盛頓會議一結束，徐載弼即刻辭職，並公開聲稱以後不再參與獨立運動。 ^[29]  不過，徐載弼只是脱離了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及其麾下的歐美委員部，而並未完全拋棄獨立運動。1925年，太平洋沿岸基督教青年會在美國夏威夷召開泛太平洋會議，徐載弼衝破了日本代表的阻礙而列席會議，他在會議上揭露日本的韓國的侵略罪行，再度呼籲世界對韓國獨立的支持。

經過這一些列的活動，徐載弼已經傾家蕩產，自己也面臨破產的窘境。徐載弼後來説道：“我已處於事實上破產的地步，身無分文，就連家族扶養也成問題。” ^[30]  為此，他不得不暫時放棄獨立運動，開始為自己的生計而奔波。1924年，已經60歲的徐載弼進入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研究生，二年後畢業，其間在賓夕法尼亞醫院工作以賺取生活費。隨後長期從事醫療工作。雖然他中止了獨立運動的實際行動，但他仍沒有忘記祖國獨立，不斷撰文支援韓國獨立運動。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徐載弼為美國政府的徵兵體檢服務。戰爭勝利後，徐載弼獲得了美國國會授予的勳章。 ^[31]  隨着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朝鮮半島也終於獲得獨立，徐載弼由此再度歸國。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朝鮮半島終於擺脱了日本的殖民統治，但是卻被美國和蘇聯以北緯38度線而劃分成兩半。南朝鮮在9月以後進入美國軍政時期，徐載弼開始重新登上韓國的政治舞台。在1945年9月16日成立的右翼黨派——韓國民主黨宣佈將李承晚、徐載弼等7人奉為領袖，徐載弼歸國也被提到議事日程。從1946年起，駐韓美軍司令霍奇就不斷邀請徐載弼回國，南朝鮮內部無論是左翼的呂運亨還是右翼的李承晚都邀請徐載弼歸國。徐載弼開始力辭不就，最終同意，以美國軍政廳最高政務官的身份歸國，1947年6月1日，徐載弼在仁川登陸，時隔49年終於重新踏上了祖國的土地。

徐載弼歸國後照片(7張)

徐載弼歸國時，南朝鮮正值美蘇共同委員會和左右合作運動展開的時期，而內部卻醖釀着分裂的趨勢。徐載弼與金九、金奎植等人觀點相近，支持左右合作，呼籲各黨派團結，建設一個獨立統一的民主國家。然而徐載弼過去的學生和同志李承晚由於熱衷權力，逐漸成為了徐載弼的政敵，反對徐載弼的主張，於是徐載弼與李承晚徹底分道揚鑣。1948年7月舉行大韓民國總統選舉時，徐載弼在美國支持下成為了候選人，但在李承晚的同黨尹致映的強烈反對下，以徐載弼為美國籍為由拒絕他參加選舉。1948年8月15日，李承晚如願以償當選總統，宣佈建立大韓民國，而徐載弼則對這種形勢非常失望，他曾説：“我們韓國人不懂團結而只懂黨派鬥爭，然後搞砸了很多事。甲申政變到現在已經50年，可這一點還是一樣，真是令人寒心啊！” ^[32] 

帶着失落感，徐載弼於1948年10月離開韓國，重新回到美國。此後他的身體健康每況愈下，1949年8月15日徐載弼應駐美韓國大使張勉之邀出席建國一週年紀念活動，這時他最後一次公開活動。在朝鮮半島戰火紛飛之際的1951年1月5日，徐載弼病死於美國，享年87歲。

徐載弼並沒有系統地著述，為數不多的資料是他在晚年撰寫的一些篇幅較短的回憶錄，如《回顧甲申政變》、《滯美五十年》等，還有他為《獨立新聞》編寫的大量社論和報道。他晚年的一些文章，如《致故國的同胞》等文章也曾刊登在《東亞日報》等報刊上。另外，徐載弼還曾以“歐西亞”（N.H.Osia）的筆名於1922年發表英文小説《漢水旅行記》（Hansu’s Journey）。1948年，金道泰根據徐載弼的口述編著了《徐載弼博士自敍傳》，成為研究徐載弼生涯的重要資料。

徐載弼的評價在朝鮮半島南北雙方截然不同。韓國將他定性為“在韓國近代化過程中起重要作用的開化思想家和獨立運動家” ^[33]  ，而朝鮮則認為他是一條親美派走狗。在一本叫《南朝鮮人物介紹》的書中，評價徐載弼“昏庸無能，美帝走狗，已入美籍”。 ^[34]  後者的觀點是由於意識形態的差異所致的（徐載弼是一名反共主義者），因而前者的觀點更為客觀。徐載弼一生致力於韓國的獨立和富強，他早期作為開化黨參加甲申政變，從美國歸國後創辦《獨立新聞》、領導獨立協會運動，成為他一生最耀眼的閃光點，亦是他思想的集中體現。雖然先前已經有俞吉濬向朝鮮人介紹了歐美啓蒙思想，但真正向民眾大力宣傳、鼓吹和灌輸天賦人權、主權在民、法治主義等理念並着手付諸實踐的，徐載弼是第一個。他對朝鮮民族的啓蒙事業及朝鮮人現代政治意識和社會意識的形成作出了彪炳史冊的貢獻。因此徐載弼被認為是韓國近代史上第一位“把前代朝鮮人的思想提高到近代思想階段的思想家”。 ^[35]  此後徐載弼一直支持韓國獨立運動，也是他的重要功績。因此他在後世韓國享有較高的評價，被譽為“韓國民主主義的先驅者”、“國家之師”等。

2008年5月6日，徐載弼銅像在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落成，以紀念徐載弼作出的貢獻。時任韓國駐美大使李泰植説：“徐載弼博士的銅像是立於華盛頓特區內首位東亞人士的銅像，希望這座銅像能夠成為紀念韓美友好關係的象徵。”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