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

1856年12月28日，伍德羅·威爾遜生於弗吉尼亞州斯湯頓的一個牧師家庭，祖先大部分是蘇格蘭血統。

1870年-1874年間，因父親在哥倫比亞神學院擔任教授，伍德羅·威爾遜一直在南卡羅來納州的哥倫比亞生活。 ^[3] 

1873年伍德羅·威爾遜在戴維森學院（Davidson College）上了一年學。之後作為新生轉到普林斯頓就讀，成為Phi Kappa Psi兄弟會的成員，並於1879年畢業。自第二年起，伍德羅·威爾開始博覽政治哲學和歷史書籍。伍德羅·威爾稱他進入政界的靈感來自英國議會速報記者Henry Lucy。

1879年進入弗吉尼亞大學法學院，但一年之後由於健康原因不得不退學。不過，儘管從未畢業，在弗大就學的時候，威爾遜曾熱情地參與兩個校內團體：弗吉尼亞合唱俱樂部（Virginia Glee Club），和傑斐遜文學與辯論社團（Jefferson Literary and Debating Society），並擔任社團主席。退學後，伍德羅·威爾遜搬往北卡羅來納州的威爾明頓居住，並繼續從事它的研究。 ^[1] 

1890年，伍德羅·威爾遜進入普林斯頓大學，任法學和政治經濟學教授。

1896年，普林斯頓大學一百五十週年校慶時，伍德羅·威爾遜發表了一篇題為《為國服務的普林斯頓》（Princeton in the Nation's Service）的演講。這個題目後來被擴展為“為國家服務，為所有民族服務”（Princeton in the Nation's Service and in the Service of All Nations），成為暗示普林斯頓大學的常用格言。在這篇著名演講中，威爾遜概述了他對於民主國家大學的憧憬，呼籲高等教育機構把課程從歷史中分離，並利用每一堂這樣的課來為學生闡明他們的責任。

1902年，校董事會晉升伍德羅·威爾遜為校長，以代替被認為管理不力的佛朗西斯·蘭迪·巴頓（Francis Landey Patton）。他所開發的課程方針後被證明為高等教育領域中非常重要的發展性創新。

1906至1910年間，為消除精英層社交俱樂部的影響，伍德羅·威爾遜嘗試通過廢除面向上層階級的“吃喝俱樂部”（eating club）並把這些學生重新帶回校舍——俗稱“四邊形”。

1907年10月，由於校友們的激烈反抗和威爾遜對妥協的堅定反對，董事會收回了它起初對“四邊形計劃”給予的支持，並指示威爾遜停止實施。

1908年董事會回絕了威爾遜關於研究生樓建在本科生校舍所在區域的提案，並於此年採納了韋斯特的計劃。當時，國內媒體將這次發生在普林斯頓校內的對立報道為精英（韋斯特）與民主（伍德羅·威爾遜）之戰。 ^[1] 

1910年伍德羅·威爾遜作為民主黨候選人蔘選新澤西州州長，對手是共和黨候選人、負責銀行與保險業的州吏維維安·M·劉易斯（Vivian M.Lewis）。威爾遜在競選中強調他與政治機器的分離，並誓言一旦當選他不會蒙恩於那些黨內大佬。

儘管塔夫脱曾在1908年總統大選時以80000票的差距贏得新澤西州，伍德羅·威爾遜還是以49000之票差輕鬆擊敗了劉易斯。

儘管1910年大選時民主黨還取得了對州眾院的控制，但共和黨人仍然以微弱優勢據有州參院。上台之後，威爾遜無視黨內機構的要求，啓動了他的改革性日程。他在六個月的時間內建立了候選人選拔會，這幾乎將黨派頭目們從總統選舉過程中排除出去。他還重整了公共設施委員會，並引進了工傷補償機制。 ^[1] 

1912年6月25日，伍德羅·威爾遜贏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身份。

此後，由於共和黨候選人塔夫脱和進步黨候選人、前共和黨人和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競爭嚴重分散了本應投給共和黨唯一候選人的選票，他在40個州獲勝，得到總共531張選舉人票中的435張。伍德羅·威爾遜毫無困難地贏得競選勝利。

1913年3月15日他舉辦了美國現代史上首次總統新聞發佈會，並在會上允許記者向他提問。 ^[4] 

1916年獲得重新提名後，伍德羅·威爾遜在競選中打出了“他讓我們遠離了戰爭”（he kept us out of the war）的口號，提示選民他任期內即維持了堅定的國策、又避免了與德國或墨西哥的公開衝突的業績。但他卻從未發誓即使受到挑釁也決不參戰。1916年9月2日，當他發表接受黨內提名的演講時，伍德羅·威爾遜針對性地警告德國他不會容忍給美國人造成生命損失的潛艇戰。

“ 一個違反這些核心權利的國家必須明白它將被直接的挑戰和抵抗所制止並被要求承擔責任。很快，這將使這場爭鬥多少變成我們自己的事情。”

最終，伍德羅·威爾遜勉強戰勝共和黨候選人查爾斯·埃文斯·休斯贏得了1916年大選。

選戰的最後結果出奇地接近，甚至在選後數天內都無定論。由於擔心輸掉選舉而在歐戰尚不確定的情況下成為跛腳鴨，威爾遜提出了一個假想方案：倘休斯取勝，他將先任命休斯為國務卿，然後和副總統一起辭職以使其接任總統。兩黨選情在數個州都十分接近。在加州大約一百萬選票中威爾遜贏了3773票，而在新罕布什爾只贏了區區54票。休斯在明尼蘇達的358000張選票中贏了393張。最後威爾遜得到了277張選舉人票，而休斯得到254張。威爾遜能贏得大選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1912年大選時投給西奧多·羅斯福和工會領袖戴布茲（Eugene V.Debs）的票這次大多流向了他。 ^[1] 

在1917年之前，美國一直恪守1914年的中立宣言。在這段期間，威爾遜為確保一個更寬泛的外交政策，警告美國公民不要在交戰陣營中選擇他們的所屬方。在他1914年的國會演講中，威爾遜説道：“這樣一個發生在我們當中的分裂對於我們的和平思維將是致命的，而且還會妨礙我們作為一個強大的和平國家正當地行使自己的責任，作為一個人時刻準備着在一場公正的調停中發揮作用，並以朋友而不是黨徒的身份談論關於和平與和解的建議。”

儘管載有大量美國公民的英國客輪盧西塔尼亞號被德國潛艇擊沉的事件給威爾遜增加了參戰壓力，中立原則還是得到了維持。但後來由於德國發起無限制潛艇戰，威脅到美國的商業海運，這種中立性開始傾斜。在德國於1917年早些時候發動無限制潛艇戰（儘管也發表了若干聲明來限制這種戰術），並秘邀墨西哥與德國結盟反美之後，威爾遜為“使世界安全以確保民主”，將美國帶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不過，他沒有和英法簽署一個正式的同盟，而只是作為合作（associated）力量加入。他通過徵兵大幅擴軍，並將高度自由的指揮權，包括戰術戰略以至外交行動，授予了約翰·潘興將軍。

到這個時候，威爾遜認定這場戰爭已變成了一個對人類的真正威脅。1917年4月2日，他在宣戰演講中説道，美國如不參戰，整個西方文明都將被摧毀。威爾遜在講話中宣告將進行一場“結束一切戰爭的戰爭”，説明他希望建立一個和平的基礎以防將來戰禍再臨而招致不必要的死亡與摧毀。這也為他未來將發表的十四點原則——一個關於解決領土爭端、確保自由貿易和建立維和組織的一攬子建議——鋪墊了一個基礎。

為打擊國內的反戰勢力，威爾遜相繼於1917年和1918年推動國會通過了反間諜法（Espionage Act）和反煽動法（Sedition Act），以壓制反英、親德和反戰聲音。他歡迎諸如沃爾特·李普曼這樣支持戰爭的社會主義者，卻無法容忍那些企圖阻礙戰爭甚至刺殺政府官員的反戰者。他還堅持將出生在外國的激進分子趕出美國。援引反間諜法相關條例，美國郵政系統拒絕投遞任何被視作可能是批評美國戰爭行為的書面材料。約60多家報紙因此被剝奪了二級郵遞權。

威爾遜的戰時政策高度地向勞工傾斜。他與龔帕斯和美國勞工聯合會密切合作，同時鎮壓任何企圖阻礙戰爭工作的反戰團體。在威爾遜的任期內，美國勞工聯盟、鐵路工人協會和其他“温和”工會的會員和這些行業工人的工資都得到了顯著增長。由於沒有實施配給制，消費品價格飛漲。而因為收入税的增加，白領階層備受打擊。不過，鼓勵購買戰爭債券的工作還是大獲成功。這些債券使得戰爭開銷轉化為20年代的繁榮。

威爾遜建立了西方國家中第一個政治宣傳機構，即美國公共情報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由喬治·克里爾（George Creel，故俗稱“魚簍”委員會）領導。委員會在全國範圍內鼓動愛國性反德情緒，並實施各種信息審查。除了公共宣傳外，政府還將戰爭工作引入多個其它領域。伯納德·巴魯克（Bernard Baruch）領導的戰爭工業委員會為美國的工廠制定戰時目標和政策；赫伯特·胡佛被任命為食品管理局局長，該局鼓勵美國民眾參與到“無肉星期一”和“無麥星期三”活動中，以為海外部隊節省食物；亨利·加菲爾德（Henry Garfield）領導的聯邦燃料管理局引入了夏時制，並對煤炭和石油實施配給供應來確保軍事需求。許多這樣的委員會和管理機構的領導者都是由威爾遜徵召的商界人士。他們只拿一美元的日薪，以提高政府在戰爭期間的功效。

國會還於1917年授權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組織四個志願者師團到法國參戰，但威爾遜拒絕了給他的政敵這樣一個機會。 ^[1] 

一戰結束後，威爾遜開始參與談判。他的目標是明確的，即幫助受壓迫國家獲得主權和確保一個公正的和平。1918年1月8日，威爾遜發表了十四點和平原則，首次論述了關於成立國際聯盟的想法。這個聯盟的指定目標應該是保證各大小國家的領土完整以及他們的政治獨立。

威爾遜打算憑十四點原則結束這場戰爭和實現一個所有國家共享的、公正的和平。為了開巴黎和會，他在巴黎待了6個月，這也使得他成為首位在任內出訪歐洲的美國總統。和會期間，他不倦地推銷他的計劃，最終實現了在凡爾賽條約中加入了關於創建國際聯盟的章節。

儘管由於他為創建國聯所作的努力使威爾遜獲得了1919年諾貝爾和平獎，但他沒能在入盟一事上贏得參議院的支持。美國此後從未加入國聯。

1918年中期選舉後，以亨利·加博·洛吉（Henry Cabot Lodge）為首的共和黨控制了參議院。但威爾遜拒絕共和黨的代表出席巴黎和會，對洛吉提議的修改也一併否決。雙方最為主要的分歧點在於國聯是否將削弱國會的宣戰權。在這段期間，威爾遜越來越不相信媒體。他停止召開新聞發佈會，而更傾向於自己的宣傳機構，即公共情報委員會。

歷史學家普遍認為威爾遜未能使美國加入國聯是他任內所犯的最大錯誤，甚至可能是美國曆史上所有總統任期內的最大失敗之一。凡爾賽條約中的種種苛刻條款招致了德國民眾對條約的極大怨恨，最終導致了希特勒的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歐洲期間，威爾遜還前往羅馬拜會了教皇本篤十五世。這次訪問使他成為美國曆史上第一個在任內會見教皇的總統。 ^[1] 

威爾遜對戰後復員的問題未給予足夠重視，導致復員過程進行得異常混亂。四百萬士兵在身無分文、沒有任何安頓計劃和救濟的情況下就被送回了美國。農田價格的戰時泡沫破滅導致許多農民破產或身陷因新購土地所欠下的債務中。1919年，鋼鐵業和肉類加工業工人舉行大罷工。種族騷亂在芝加哥、奧馬哈和其他城市蔓延。

在紐約和其他地方發生一系列由激進無政府主義分子實施的爆炸活動後，威爾遜命令總檢察長亞歷山大·米切爾·帕爾默（A. Mitchell Palmer）抑止暴力活動。司法部隨後展開了被稱作“帕爾默搜捕”（Palmer Raid）的大規模行動，旨在收集與暴力激進團伙有關的證據，以及關押或驅逐國內外煽動分子。司法部以妨礙徵兵為由審判了工會領袖戴布茲，並把他送到亞特蘭大的監獄服刑。戴布茲後來被哈定總統釋放並赦免。

在任內的最後三年，威爾遜與包括豪斯中校在內的許多親密政治夥伴或盟友分道揚鑣。歷史學家推斷可能是一系列的中風影響了他的人格。威爾遜想再次連任，但他的民主黨已然分崩離析：德裔選民因戰爭期間所受的待遇而憤慨，愛爾蘭裔選民則因他未支持愛爾蘭的獨立而不滿。 ^[1] 

1919年9月25日，威爾遜為獲得美國人民對加入國聯的支持，連續地走訪全國各地發表演講，當他在科羅拉多州的普韋布洛發表完推廣國聯的演講後，威爾遜終於昏倒在地。

1919年威爾遜因為倡導國際聯盟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5]  原因是他作為美國總統和國際聯盟的最初倡導者 ^[6]  。

1919年10月2日，又一次嚴重的中風發作，他的左半邊身子完全癱瘓，左眼也失明。

1924年他獲任美國曆史學會主席一職，這是他成為美國曆史上僅有的兩位擔任過此職的總統之一。另一位是西奧多·羅斯福。

1924年2月3日，威爾遜病逝於S大街的家中。

威爾遜的身體狀況是美國曆史上最為嚴重的總統喪失工作能力的情形，這在之後被認為是通過憲法第二十五修正案的重要原因。 ^[1] 

威爾遜的理想主義政治理念可以基本上概括為四點：

第一、人性可以改造。威爾遜認為組成社會體系的人的根源是可以被轉變的，其觀點類似於中國古代的性善論。他的這一學術思想來源於啓蒙運動時期以人為本的理念，認為人可以通過教育和學習克服固有的缺點而日臻高尚，人類社會也將藉此走向文明。

第二、戰爭可以避免。威爾遜認為作為國家組成部分的人民可以達成諒解，用和諧的眼光去看待各自的矛盾，並在友好的氣氛中解決各自的矛盾，而作為國家政權操縱者的政府官員則可以良好的協調這種意願，從而化解矛盾。

第三、利益可以調和。用現代的觀點説，就是“國家之間的利益矛盾是非零和的”，也就是説，國家之間可以通過上一條為基礎，以合作與協調為手段來解決國家間的矛盾，規避衝突和戰爭從而實現雙贏，這種雙贏在當時就是集體安全體制。

第四：建立國際組織，保衞世界和平。威爾遜倡導通過國家間的合作來解決矛盾，而是實現這一合作的途徑和渠道就是聯合的國際組織，用集體安全來替代早先大國間的均勢。

威爾遜的觀點毫無疑問是顛覆性的，它是人類歷史上首次否認了大國之間擴張軍力和理性，並對大國之間的軍事擴張造成的不信任提出了強烈的抨擊，這在於當時正在積侵略別國並刀兵相見的世界格局無疑影響巨大，同時其學説對後世的影響也是很重要的，聯合國實質上就是以威爾遜倡導的國際聯盟為藍本建立起來的。但是其學説也有着致命的缺陷：首先國家之間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其所提出的人性改造本身也是不平衡的，而且宗教、民族、地域、血統等等的複雜因素會使得人的修養的認識造成偏差，這樣人與人之間的絕對信任便無從談起；此外其關於國際組織的作用也過於理想化，原因在於國家之間的聯合與合作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礎上，而這種基礎的摩擦並沒有一個組織來約束，國際法也就無法得到貫徹――或者説國際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國家之間必然會產生不信任而導致分歧，而此時的國際組織沒有足夠的力量去壓制這種分歧，這樣的國際組織必然會產生分裂。

威爾遜引用過柏克的一段話：“一般來説，權力是賦予國家精明和正直的部長們的，甚至法律的各種應用和力量也取決於行政權。沒有權力， ^[7]  共和國不過是一紙空文，而不是一個活潑能動有效的組織。”威爾遜認為，只有將權力授予明確、果斷地行使權力管理國家的首腦和部門，才能使國家權力機構有活力的高效運轉 ^[8]  。

在對美國政治制度長期深入的研究後，威爾遜心中逐漸清晰的搭建起了能夠使國家權力高速運轉的新格局。在制憲者們制定三權分立的框架內，樹立總統既作為行政首腦又作為政黨領袖的權威；作為代議機構的國會，成為一個有效率的、被賦予統治權力的機構，起到對政府行為監督的作用；切實使聯邦法院平衡立法和行政機關的權力也至關重要。形成以總統為核心，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權力部門密切配合；各個部門協調合作，有條不紊的權力網絡，最大限度的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此時，只有效率張，民主縮，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 ^[8]  。

威爾遜可以説是傳統公共行政（TPM）學説的早期理論奠基人，他最著名的公共行政學説就是政治與行政分開，以期實現政府的廉潔、高效。政治家負責制定政策，而行政人員負責執行並對政治家負責。但是這個理論已經被學術界普遍認為是一種幻想。這個理論從一開始就有問題，威爾遜雖然主張政治與行政分開，但是行政人員對政治家負責就會在現實中產生一種説不清、道不明的關係，這就存在行政人員對政治家進行隱瞞、粉飾過錯或者兩者相勾結的可能。而當時在西方民主國家普遍實行的政黨制度更使得這種理論無法實踐，一個政黨贏得大選，在組成以本黨成員或聯盟者為主的議會同時，勢必要組成以本黨成員為主的政府。雖然不會從基層到高層將官員都換成本黨人士，但是中高層通常會以本黨人士為主。這樣不論是政策的制定還是執行，都會有政黨或政治的影子，一個純正而絕不受到政治影響的行政是不存在的。威爾遜自己上台後都沒有貫徹自己的學術觀點，因為政黨政治在包括美國在內幾乎所有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裏都根深蒂固了。排除以上這些因素，就算政治家或政黨不對行政人員施加影響，但是行政人員執行的政策中都是有政治意向的影子的。因而這個理論作為TPM的重要理論還不夠成熟。 ^[1] 

二十世紀的世界既不是美國建國之初還處於弱小時期的世界，也不是英、法等老牌帝國主義當年稱霸一時的世界。世界在進入二十世紀時出現了新的特點：世界開始了走向多元化的進程。這是一個複雜而又需要重新認識的世界。處於這樣一個時代的威爾遜政府需要為美國製訂一個與時代相適應的外交戰略。威爾遜為美國選擇的外交戰略是以自己強大的經濟實力加入角逐世界霸主的行列，威爾遜毫不含糊地認為美國應是世界的領袖。但他同時也不可能擺脱歷史的束縛，美國的外交傳統也為他的政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傳統與時代發生衝突時 ^[9]  威爾遜總是會試圖從傳統中找到依據來解決衝突。

威爾遜繼承了先輩們對海洋自由原則的執着追求，同時又賦予了其更高的政治屬性。一戰之前的美國倡導海洋自由原則主要是維護美國的中立國權利。而威爾遜不僅僅要維護美國的經濟利益，更要強調它的政治屬性，試圖把海洋自由原則以國際法的形式融入其世界新秩序的構想中。海洋自由與國際聯盟成為兩個彼此依存的原則，有助於維繫國際社會的秩序與穩定和維護海洋自由 ^[10]  。

美國史家Edward H.Buehrig認為”威爾遜試圖賦予海洋自由一個政治層面的意義。他設想未來福祉以及美國在國際法領域的行動自由，依靠法律規範而非投機取巧的談判和武力鬥爭，對威爾遜而言，美國將成為在支持和推進國際政治格局中成為樹立典範的民主國家。” ^[11]  美國曆史學家和經濟學家赫伯特·費斯寫道：“威爾遜追求集體安全的思想燃燒着我們的心靈，自此之後一直未減。” ^[12] 

威爾遜的海洋自由觀帶有美國爭霸的色彩。Ramsay Muir認為：“美國一貫有着‘海洋自由’的傳統，而威爾遜總統在這方面做到了頂峯…他的海洋自由觀隨着美國實力的不斷強大而帶有爭霸世界的意圖。” ^[13]  此外，民國學者張弼認為：“威爾遜主張‘海洋自由’的真正用意，在於藉此來替他的海軍大擴充計劃做掩飾，以期同英國海軍平起平坐之真正目的。” ^[14]  海洋自由不僅滿足美國的經濟利益的需要，更能夠成為其打破英國海上霸權，為其實現其世界霸主的夢想保駕護航，是其稱霸世界的理論武器 ^[10]  。

威爾遜站在超驗主義的立場對科學主義進行反思充分展示了他敏鋭的眼光和不同凡響的學術膽魄，作為批判結構主義的美國學者和政治家，他反對科學主義造成的新迷信，維護文學的人文屬性，堅持文本解讀的傳統策略。威爾遜深知自然科學的終歸宿必然要服務人文關懷，結構主義研究方法更多適用於局部問題，對於解決體系化的人文需要，其作用非常有限，甚至誤入歧途 ^[15]  。

威爾遜認為書籍之魅力見之於世人猶如君子之魅力見於友人：“一本書如無深刻學術內涵則會消亡；缺乏睿智詼諧，既不足以使人心曠神怡，亦不足以彰顯真知灼見，則不免消亡。”威爾遜的平民主義思想和愛默生反對權威崇拜的觀點如出一轍：作家如果從教條出發，而不是從靈感出發，書籍則成為有害之物，導師則淪為暴君。 ^[16] 

威爾遜在擔任普林斯頓校長、新澤西州州長以及在美國總統任期內，一直提倡學術包容，支持並拔擢具有獨立思想的文人學者，這種理念和實踐在他進入普林斯頓大學之初就已經形成：在眾口鑠金之評論界，特立獨行、有膽有識之作家涉足於百家爭鳴之間，當需立場堅定，觀點鮮明。作家不應唯他人馬首是瞻，如欲慧眼獨具，尚需一定錚錚傲骨，遺世獨立之品格。世之才俊，煢煢孑立確非偶然，實乃秉性所至，立身之本也。欲使匠心獨運，必有若干不朽之工巧，而工巧或許只有隱逸方可獲致。作家首當盡力捕捉心靈之啓迪，畢竟獨上高樓，境界殊異 ^[17]  。

威爾遜自幼受長老教家庭背景的薰染，青年時代受歐洲古典主義思潮的影響，他在美國社會轉型期力主建立一套區別於結構主義的人文體系，它的美學特徵既是秩序的，又是開放的和包容的。他認定的經典三法則——導師特性、朋友特性和獨立特性是一位學者對文學原理的深度掘進，同時也折射出一位政治家重建價值體系的治國理念，他具有更深沉的歷史感和更廣闊的視野 ^[15]  。

在1913年確保通過了建立聯邦儲備系統的議案。議案由以納爾遜·W·奧爾德里奇（Nelson W.Aldrich）為首的保守派共和黨人起草。威爾遜通過和議會內佔多數地位的民主黨合作才設法通過了一個妥協案。

為了使議案通過，威爾遜必須設法找到奧爾德里奇計劃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的平衡點。而民主黨中以威廉·詹寧斯·布萊恩為領袖的民粹主義派別正是這樣的反對者。他們強烈地反對私有銀行和華爾街，支持建立一個能根據國會意志自由印刷紙幣的國有中央銀行。最後各方達成了一個基於奧爾德里奇計劃、經民主黨人卡特·加拉斯和羅伯特·歐文修改的妥協議案。該議案既允私有銀行對聯儲施加影響，又將控制權益置於一個隸屬中央的公共委員會手上，從而安撫了民粹主義派的不滿。這個委員會將既包括由總統任命且經國會批准的成員，也包括代表銀行業的成員，且前者人數要多於後者。威爾遜還説服布萊恩的支持者稱，由於聯儲發行貨幣屬於政府責任範疇，這將滿足他們的要求。威爾遜的計劃還包括將聯儲系統劃分為12個區域，以達成布萊恩的西南部盟友開出的關鍵條件—削弱強大的紐約銀行業的影響。這一向地方分權的舉措成為贏得加拉斯支持的關鍵因素。

1913年12月最終方案終於獲得通過。但不滿尤存：一些銀行家感到華盛頓控制得太多；而一些改革者又認為銀行家掌有大權。不過，一些國會議員聲稱，來自一些紐約銀行家的反對聲音實際上是裝出來的，意在誘使國會通過這個議案。

威爾遜任命沃伯格和其他一些知名銀行家領導這個新的儲備系統。儘管從設計初衷上，權力應當是分散的，但紐約的銀行業還是憑藉“首位平等”（first among equals）統治了聯儲，權力也因此多少集中於華爾街。新系統自1915年期開始運作，在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協約國提供戰爭經費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威爾遜本人的肖像還出現於聯儲發行的大額100000美元紙幣上。這種大額紙幣儘管已經不再印刷，但仍具有無限法償能力。它們歷史上僅被用於聯儲銀行間的資金轉換。 ^[1] 

1913年通過了新的聯邦收入法案。新法案降低了關税，而因此造成的損失則由開徵聯邦消費税彌補（徵消費税已經由共和黨發起並獲通過的憲法第十六修正案批准）。1915年通過了希曼法案（Seaman's Act），旨在提升商船海員的工作條件。受泰坦尼克號事件影響，該法案要求所有船隻必須針對救生艇配置進行翻新。

許多新法案與農民有關。1914年的史密斯-萊佛法案（Smith-Lever Act）創建了一個現代化農業增產專員系統，派遣由各大學支持的技術專員向農民講授新技術。1916年設立聯邦農田貸款委員會（Federal Farm Loan Board），為農民提供低息長期抵押貸款。

1916年通過了基廷-歐文法案（Keating-Owen Act）以減輕童工問題。但1918年最高法院宣佈該法案違憲。此後直到1930年代都未再實施任何針對童工的禁止措施。

1916年夏天鐵路工人威脅罷工。威爾遜先是試圖撮合勞資雙方的談判，但當鐵路管理層拒絕談判後，他於1916年9月讓國會通過了亞當姆森法案（Adamson Act），規定鐵路業工人享有8小時工作限制，而薪酬不變。最高法院批准了法案；這一事件幫助威爾遜爭取連任贏得了工會的支持。 ^[1] 

威爾遜打破他的兩位前任塔夫脱和羅斯福針對個別壟斷財團打官司式的反托拉斯方法，改為通過聯邦貿易委員會阻止不公平的交易行為來鼓勵競爭。另外，他還迫使國會通過了克萊頓反托拉斯法案（Clayton Anti-trust Act），以使諸如價格歧視、與零售商簽訂協議使其不能販賣其他公司的產品、及通過董事會或特定協議控制其它公司等競爭行為非法化。這個新法案比起之前通過的反托拉斯類法案要更強大，因為它能夠在公司違法時針對個人問責。更為重要的是，新法律為公司行為設立了清楚的方針路線，這是自之前法律條文的不確定性的一個顯著進步。美國工會領袖薩繆爾·龔帕斯認為這一法案堪稱勞工們的大憲章。 ^[1] 

從1914年到1917年初，威爾遜一直致力於避免美國捲入戰爭。他提議充當交戰雙方的調停者，但協約國和同盟國都不曾嚴肅考慮過他的建議。以西奧多·羅斯福為首的共和黨強烈批評威爾遜拒絕擴軍以應對戰爭威脅，但威爾遜則通過主張擴軍行為會挑起戰爭贏得了國內和平力量的支持。因助威爾遜選舉獲勝而被任命為國務卿的威廉·詹寧斯·布萊安由於堅持更加強硬的和平主義路線而對威爾遜對戰爭表示出的興趣表示不滿，於1915年辭職。

儘管奉行無限制潛艇戰的德國潛艇在大西洋上對美國船隻展開攻擊並造成人員損失，威爾遜也只是要求德國停止其行為，而繼續將美國置於戰爭之外。英國宣佈對德封鎖，嚴禁一切裝載戰爭禁運物資的中立船隻駛往德國。雖然威爾遜對於英國違反中立方權力的做法表示了温和的抗議，但如英國所預料的，他並未採取任何行動。 ^[1] 

在1914年到1918年間，美國對拉美許多國家，特別是墨西哥、海地、古巴和巴拿馬，進行了干涉。美軍在威爾遜的整個任期內都在尼加拉瓜駐有部隊，而威爾遜政府利用這一軍事存在影響尼加拉瓜的總統選舉，並迫使其通過了布萊恩-查莫羅條約（Bryan-Chamorro Treaty），該條約以三百萬美元的代價使美國獲得在尼的永久運河開鑿權、在豐塞卡灣建立海軍基地的權利、以及租借馬伊斯羣島99年。根據威爾遜政府的命令，美國在海地的部隊迫使海地立法機關選擇威爾遜授意的候選人成為海總統。美國在海地的軍事存在從1915年一直維持到1934年。

在俄國因十月革命而於1917年退出戰爭後，為防止德國或布爾什維克政權接管早先協約國支援沙皇和克倫斯基政府的武器裝備和補給物資，以及出於其他目的，協約國向俄派出大批干涉部隊。但是這些部隊多未實現既定目標。威爾遜派出的干涉軍護送捷克和斯洛伐克戰俘沿西伯利亞鐵路撤退，並控制了阿爾漢格爾斯克和海參崴等港口都市。儘管美國干涉軍不是被派到俄國與布爾什維克交戰的，但雙方還是發生了幾次衝突。雖然威爾遜干涉的動機本無惡意，但美國入侵還是引起了俄國革命者的憎恨。羅伯特·馬杜斯（Robert Maddox）曾説，“干涉的直接後果就是延長一場血淋淋的內戰，更多地奪取數以千計的生命，以及給一個已經滿目瘡痍的社會帶來巨大的破壞。”1920年4月1日，威爾遜宣佈從俄國撤走大部分部隊，但還是有一些直到1922年才離開。唐納德·E·戴維斯（Donald E.Davis）和尤吉恩·P·特拉尼（Eugene P.Trani）如此總結道：

“威爾遜、藍辛、科爾比幫助打下了冷戰和遏制政策的基礎。雖然還沒有軍事對抗、武裝對峙和軍備競賽，但一些基本元素都已存在了：懷疑、相互誤解、厭惡、懼怕、意識形態的敵對以及外交孤立...每一方都被意識形態、被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對立所驅使。每一個國家都想要重塑世界。而當世界抵制他們的時候，就可以施壓了。” ^[1] 

根據凱思琳·L·沃格莫斯（Kathleen L.Wolgemuth）的説法，在1912年大選中，受到威爾遜誓言支持他們訴求的鼓勵，拋棄共和黨而轉投民主黨的黑人選民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數字”。但他們很快就失望了。威爾遜上台後很快就在數個聯邦政府機構內引入種族隔離制度，也未能否決一項哥倫比亞特區的新法律；該法將異族通婚列為重罪。他還允許特區內所有有軌電車種族隔離化。

關於種族隔離的問題很早就被提上了威爾遜的日程。在1913年秋天的一次內閣會議上，郵電部長、來自南方的阿爾伯特·伯勒森（Albert S.Burleson）抱怨鐵道郵件服務系統內的工作條件。此後，郵電部、財政部以及印刷局都引入了隔離措施，覆蓋餐廳、澡堂、辦公室和休息室等設施。隔離有時是通過在白人和非洲裔僱員座位間樹立隔板來實現。在郵電部，就連直接減少和解僱黑人僱員都成為允許的政策。威爾遜甚至沒能重複他兩位前任的做法，為財政部登記處以及其他聯邦機構指派黑人官員。他雖也打算如此，但在南方的反對下最終退讓。這些舉措為威爾遜整個總統任期內對種族問題的態度定下了基調。而威爾遜認為這儘管短期內犧牲了非洲裔美國人的權利，但實現了面向長期的全民福祉的進步。 ^[1] 

威爾遜是白人優越主義者。他為奴隸制辯護道：“奴隸們都曾得到他們主人寬厚的、甚至充滿深情的對待。”威爾遜還堅稱重建時期黑人的政治參與構成了一次“超乎尋常的公然犯罪的盛宴”，還將在南方黑人投票和由黑人擔任公職的消亡稱作白人天然的、不可避免的優越體現。作為美國總統，威爾遜支持他的閣僚在各自所轄的機關內實施種族隔離。對於有些部門來説這是1863年來的頭一次。威爾遜“強烈地支持南方領導者關於不加北方干涉、獨立處理種族和黑人投票事宜的請求，以確保這些州可以順利地通過那些剝奪黑人公民權的法律”。可以説，威爾遜不僅是容忍、根本是支持確立各種打着“隔離但平等”旗號的法律。威爾遜之後的幾任政府都保留了他在聯邦政府內創建的隔離體制，直到杜魯門時代才告終結。

亞美尼亞人生活悲慘，威爾遜向國會請求獲准以人道主義援助的形式進行干預。

1913年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Sr.）被任命為駐奧斯曼帝國大使。摩根索在他任內盡全力緩解土耳其當局行動所造成的惡果。他給威爾遜發了一封題為“亞美尼亞局勢”（Armenian situation）的電報，講述了亞美尼亞人所面臨的巨大苦難。關於種族滅絕的深入情況，摩根索在他所著的《摩根索大使的故事》（Ambassador Morgenthau's Story）一書中作了詳細闡述。這本書被他題獻給威爾遜。摩根索還建立了美國近東救援委員會（American Committee for Relief in the Near East）以協調對亞美尼亞的人道援助。 ^[1] 

威爾遜同情猶太人的悲慘境遇（尤於法國和波蘭），他在1919年反覆重申美國的政策是默許貝爾福宣言的內容，但不會官方支持猶太復國運動。 ^[1] 

美國保衞同盟（American Protective League）是一個經威爾遜政府授權的準私人組織。它遍佈全國600個城市，擁有25萬會員。這些人經美國司法部允許，攜帶政府發行的徽章，可隨意進行未經許可的搜查和審問。他們的主要作用是探查美國民間的反政府和反戰行為，負責監視德國的影響，審查逃避兵役者、未買自由公債（Liberty Bond，即戰爭債券）者和公然反對國家政策的人。 ^[1] 

威爾遜擔任總統期間，美國正處於需對內外政策做出重大抉擇的轉折時代。這一時期的特徵在外交與國際關係領域中可以簡單地概括為：美國正在實力上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外交政策也要發生相應的變化。因此，威爾遜主張國家之間通過交流和對話，實現和平解決爭端的集體安全。

在參加一戰之前，威爾遜就關於戰後世界秩序提出了以集體安全為基礎原則的國際聯盟，他的另一個與戰爭結局有關的重要口號是“沒有勝利者的和平”。1919年，在巴黎和會上，威爾遜的主要目標是建立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聯盟。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努力將他的戰後集體安全原則轉化進國際組織中去。

1918年1月8日，威爾遜闡述了之後被稱作十四點（the Fourteen Points）的關於國際和平的一攬子建議。十四點原則是各參戰國家中唯一一個被明確提出的戰爭目標，併成為戰後凡爾賽條約的基礎。這篇主要由沃爾特·李普曼代筆的演講高度詮釋了威爾遜的理想主義，把他關於民主、自決、公開協議和自由貿易的進步主義國內政策投射到國際領域。 ^{[1]  [18]} 

祖父：詹姆斯·威爾遜

父親：約瑟夫·魯格勒斯·威爾遜（-1903），生於俄亥俄州的斯托本維爾一個蘇格蘭－愛爾蘭移民家庭，是家裏的第七個兒子。1861年，擔任美南長老會的首任常任秘書。於1865年-1898年間任指定秘書。還擔任過佐治亞州的奧古斯塔的長老會第一教會的牧師，1870年在哥倫比亞神學院擔任修辭學教授。 ^[19] 

母親：傑西·珍妮特·伍德羅 ^[20] 

妻子：艾倫·亞克森·威爾遜（1860-1914），生於佐治亞州的薩凡納。伍德羅和埃倫於1883年9月訂婚，1885年6月舉行了婚禮。

長女：瑪格麗特·伍德羅·威爾遜（1886-1944） ^[21]  ，生於佐治亞州根尼斯維爾，畢業於巴爾的摩欣徹爾學院、皮波弟音樂學院，後成為私人音樂教師。

次女：傑西·伍德羅·威爾遜·塞耶（1887-1933） ^[21]  ，畢業於巴爾的摩欣徹爾學院和普林斯頓大學，曾出任馬薩諸塞州民主黨委員會書記，她的丈夫弗朗西斯·塞耶是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後任馬薩諸塞州修正專員和副國務卿。

幼女：埃莉諾·倫道夫·威爾遜·麥克阿杜（1889-1967） ^[21]  ，出生於康涅狄格州米多鎮，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一生為支持父親對國際問題的觀點而撰寫文章。

1885年威爾遜迎娶了喬治亞州羅馬市一位牧師的女兒艾倫·亞克森·威爾遜（Ellen Louise Axson）。二人育有三女，分別是瑪格麗特·伍德羅·威爾遜（Margaret，1886–1944）、傑西·伍德羅·威爾遜·塞耶（Jessie，1887–1933）和埃莉諾·倫道夫·威爾遜·麥克阿杜（Eleanor，1889–1967）。亞克森於1914年離世。威爾遜隨後在1915年娶了伊蒂絲·博林·高爾特·威爾遜。伊蒂絲是曾經的印第安波瓦坦部落長老的女兒寶嘉康蒂（波卡洪塔斯）的直系後代。威爾遜為僅有的三位任內喪偶的總統之一。 ^[1] 

威爾遜在39歲就第一次中風。在他任總統期間，他發生過數次原因不明的手臂無力症狀，眼底檢查發現他的視網膜動脈異常。1919年9月，威爾遜先後頭痛、出現複視、左側肢體有細微的無力感。今天分析認為，這些症狀很可能是腦部短暫性腦缺血發作（即所謂“小中風”）所致。1919年10月3日，62歲的威爾遜發生了一次極為嚴重的中風，導致左半身不遂。在此後的任期中，威爾遜始終處於顯著的半殘疾狀態。 ^[1] 

威爾遜是一位早期的汽車愛好者。任總統時他幾乎每天都要乘汽車。他最喜歡的車是一輛1919年產的Pierce-Arrow牌轎車。而且他尤其喜歡在乘坐時敞着頂篷。對乘車的喜愛也使他成為籌建國家高速公路系統的提倡者。

威爾遜是棒球愛好者。在戴維森學院就學時，威爾遜司職校隊的中外野手。轉至普林斯頓後，他雖然未能進入校隊，但擔任了球隊的助理經理。1916年他成為第一位觀看世界大賽（即美國職棒的總冠軍賽）的在任總統。他還是頭一個為世界大賽正式開球的總統。。

威爾遜經常騎車。他曾在英格蘭坎布里亞郡的湖區一帶度假時騎車休閒。因為不能在華盛頓特區騎車，威爾遜改打高爾夫球。不過他主要是憑熱情而非技巧參與這項運動。他保持着美國曆任總統中最多的打高爾夫球的紀錄，在任期內總計打了超過1000場次的球，相當於兩天一次。冬天，特勤局的人會把球塗成黑色，以便於威爾遜在白宮草坪的雪地上打球。 ^[1] 

伍德羅·威爾遜是20世紀在美國乃至西方最著名和頗具影響的學者和政治家，也是理想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和理想主義外交政策的實際施行者。他所倡導的理想主義道德政治對國際政治產生了深遠影響 ^[22]  。

伍德羅·威爾遜作為理想主義學派的創始人，他以其構築的理想主義學説及外交實踐，使美國開始擺脱遊離於歐洲列強之外的華盛頓時期奠定的“孤立主義”外交情結，使美國轉向了世界大國的對外戰略，從此開始了將美國的全球戰略在世界格局中佔據核心地位為追求的目標 ^[23]  。

在美國人心中，他是可以與林肯比肩的巨人。美國史學家認為：威爾遜是使美國取得重大進步的具有遠見卓識的偉人。 ^[24] 

阿瑟·林克：在威爾遜那個時代，沒有一個公眾領袖在提出自由主義和理想主義國際綱領方面比他更能言善辯。在他成為國際組織和集體安全的主要發言人之前，威爾遜已在提倡一種超越美國自我利益、謀求人類善意的外交 ^[25]  。

基辛格：無論如何，威爾遜在思想上的勝利比任何其他的政治成就更根深蒂固，因為每當美國面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使命之際，它總是殊途同歸地回到威爾遜的觀念上 ^[26]  。

1917年4月2日，伍德羅·威爾遜在國會發表了他歷史性的請求參戰的演講，即戰爭諮文（War Message）。

1917年4月2日的華盛頓寒冷而陰雨，但這並不妨礙數以千計的支持者舉行集會支持威爾遜。他們中數百人手持美國國旗，氣氛高漲、熾烈。在這之前的夜晚，威爾遜幾乎沒有睡覺，而是和他的一個親密朋友愛德華·M·豪斯反覆審閲他的演講稿。晚上，他先是前往參議院、戰爭部和海軍部討論宣戰事宜，隨後在20:30分前後到達國會。他走上演講台，按特定的順序在講桌上疊好他的講稿。隨後響起一陣威爾遜在國會所不曾體驗過的雷鳴般的掌聲。議員們的掌聲熱烈而持久，以至於威爾遜因急於開始他的講話而等得有些不耐煩。他神情嚴肅、凝重，除了幾次揚起一隻手臂外，在整個演講過程中幾乎不做肢體動作。

在這篇諮文中，威爾遜着重向國會闡述了美國為什麼要參戰。他先指出德意志帝國政府已經聲明其潛艇將擊沉任何駛近英國、愛爾蘭和西歐海岸的船隻。而令他擔憂的並不是因此造成的船隻或財產損失，卻是將被這些無差別攻擊所奪去的無辜生命。威爾遜宣稱，儘管他之前的想法是保持武裝中立國地位，但這已顯然變得不合時宜。他建議國會作出聲明，宣佈德意志帝國政府所採取的行動已經無異於對美國的戰爭。

威爾遜接着陳述這場戰爭的目標是“捍衞人類世界的和平與公正原則，對抗自私和獨裁的強權”。他還描述了德國對美國的其他暗中破壞與攻擊，稱他們已經“在我們從不懷疑其成員的社會以至政府機關中到處安插間諜，為破壞我們對國策的團結擁護、以及我國工商界內外的平靜祥和設置種種陰謀詭計。”此外，由於美國還從一封截獲的送往德國駐墨西哥大使的電報中得到德國意圖説服墨西哥攻擊美國的證據，威爾遜認為德國政府“打算在我們家門口煽動我們的敵人。”

在演講最後，威爾遜稱世界將再次得到民主所需要的安全。演講結束時，全體聽眾再次給威爾遜報以熱烈的掌聲。他的演講並不只是針對國會，而是也包括美國公眾。 ^{[1]  [27]} 

根據威斯康星州參議員羅伯特·M·拉佛萊特（Robert M.La Follette,Sr.）的説法，很多人是反對戰爭的。在國會討論是否宣戰的四天中的三天內，拉佛萊特就收到數封反對參戰的電報和請願信。他後來成為僅有的6名對參戰投反對票的議員之一。內布拉斯加州共和黨參議員喬治·W·諾里斯（George W.Norris）也反對參戰。他説：“我最為強烈而真摯地反對採取任何將把我們的國家帶入這場正在歐洲進行的毫無價值的戰爭中去的步驟。”他給出了一些合理的理由來説明為什麼美國對德宣戰是不公的。其中一個是，當1916年11月4日英國宣佈了一個戰爭區域後，美國表示服從；可當德國在1917年2月4日也宣告了一個戰爭區域時美國卻表示反對。儘管英德兩國都違反了國際法並干涉了美國的中立權，美國卻只針對德國採取行動。此外，他還指出雙方都有許多野蠻和非人道的戰爭行為。諾里斯相信政府想參戰只是因為那些富人已經在資助英國作戰。他告訴國會，唯一將從戰爭中受益的人是“軍火製造商、股票經紀人和債券販子”，並向國會提交了一封由紐約證券交易所員工所寫的信作為證據。他總結這個證據稱：“這裏我們有了一個能代表那個階級的人。他所在的階級將因我們捲入當前的戰爭而腰纏萬貫。他們已經掙了幾百萬。如果我們參戰他們還要再掙上幾億不止。”諾里斯認為戰爭是不值得的，因為它只是使富人受益和向交戰國提供軍火。他説：“戰爭不會為集體大眾和愛國市民們帶來繁榮。它會增加那些辛勤勞作者和那些為生計奔波者的負擔，它只會將財富帶給那些華爾街的股票賭徒——一羣已經享有花也花不完的財富的人。”

拉佛萊特的論點與諾里斯基本一致。他還認為美國的聲譽將因戰爭而惡化，稱：“當我們與那些外國政府合作時，我們認可他們的方法。我們同意大不列顛對國際法的違反；我們支持那些我們也曾一再抗議的、可鄙的戰爭方式。”他雖承認威爾遜講話的價值，以及他觸動觀眾情感的技巧，但也批評説：“在演講的很多地方所表達的是一種故意營造來打動美國人心靈的興奮之情。而這興奮之情一旦有與之一致的行為相做伴，就必將得到民眾的支持。”

儘管有拉佛萊特、諾里斯等人的反對，國會還是於1917年4月4日對三國同盟宣戰。 ^[1] 

1924年2月3日，威爾遜病逝於位於S大街的家中。他被葬於華盛頓國家座堂。他是唯一一位葬於此的美國總統。

1961年12月28日，坐落於特區附近的伍德羅·威爾遜大橋開通。

1962年曆史學家對31位總統的投票排名，威爾遜高居前4位。

全國史蹟保存託管會（National Trust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將威爾遜居住的房屋改為紀念威爾遜的故居博物館，於1964年對外開放。博物館於1964年被列為國家歷史地標（National Historic Landmark）。1966年列入國家史蹟名錄。 ^[1] 

《我的1919》中Edward Meeks扮演威爾遜總統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