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

1809年12月29日，格萊斯頓（一譯格拉斯頓 ^[3]  ）出生在利物浦的一個富商家庭，是利物浦富商、託利黨成員約翰·格萊斯頓最小的兒子。 ^{[1]  [4]} 

格萊斯頓幼時隨從牧師學習，13歲入伊頓公學，17歲進牛津大學，1831年10月21歲時結束學業。在牛津大學，他利用學習之餘，參加牛津協會的各種討論會，連續任該會主席和秘書等職，有第一雄辯家之稱。在他參加的許多辯論會中，最惹人注目的一次，是反對輝格黨議會改革案的演講。他對這個法案的原則作了三刻鐘“可怕的”抨擊，使聽眾大為震動。 ^[1] 

由於格萊斯頓對議會改革持明顯的反對態度，得到了託利黨主要當權人之一、第五代紐卡斯爾公爵的賞識。1832年12月，他在紐卡斯爾公爵的支持下當選為紐瓦克的議員。1833年1月參加選舉改革以後的第一屆議會。從此以後，格萊斯頓開始了他的長達61年之久的政治生涯。 ^[1] 

在父親的薰陶下，格萊斯頓早年曾經一度是一名維護土地貴族利益的托利黨人。他反對議會改革，反對輝格黨提出的給予猶太人以議會選舉的選舉權和大學向“非國教徒”開放等自由主義改革，贊同託利黨關於逐步解放奴隸的決議，支持有利於土地貴族的《穀物法》。他在1838年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國家與教會的關係》中，竭力維護英國國教在愛爾蘭的統治地位。 ^[1] 

1840年，格萊斯頓站在反對黨的立場，反對外交大臣亨利·約翰·坦普爾·帕麥斯頓的發動侵華戰爭的外交政策。 ^[1] 

當時，英國先於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而完成了工業革命，成為資本主義世界最發達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使國內工業資產階級的地位強盛起來，要求政府實行有利於他們的自由貿易政策。因此，在執政的託利黨中出現了一批以羅伯特·皮爾為首的温和托利黨人，他們主張在保持大地主和金融家統治的條件下，重視工業資產階級利益，進行若干自由主義改革。 ^[1] 

1845年，格萊斯頓加入皮爾內閣，任殖民地事務大臣和貿易大臣。支持皮爾政府在税收方面進行的自由主義改革。他主要插手修改關税的準備工作。通過修改關税，就1200種納税商品來説，出口税取消了，原料和糧食的進口税降低了。1846年，格萊斯頓和皮爾不顧本黨大多數的反對，聯合輝格黨，以357票對104票取消了《穀物法》。他這一行動贏得了自由貿易派的讚揚，卻觸怒了紐卡斯爾公爵，剝奪了他在紐瓦克的議員資格。皮爾因宣佈愛爾蘭為戒嚴區遭到託利黨的反對而辭職，格萊斯頓也隨之退出政府。 ^[1] 

1847年，格萊斯頓當選為牛津大學的議員，但是沒有參加約翰·羅素的輝格黨內閣（1846年—1852年）。他雖然表面上仍是一個託利黨黨員，在思想上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1] 

1850年冬到1851年春，格萊斯頓旅遊意大利，探訪兩西西里王國首都那不勒斯的監獄。在那裏，他看到“炮彈國王”費迪南多二世殘酷迫害1848—1849年民族解放鬥爭志士的野蠻行為，認為這一罪行違背了正義與公道，是對歐洲文明的污辱。回國後，發表《就那不勒斯政府迫害國事犯一事致阿伯丁伯爵（指第四代阿伯丁伯爵喬治·漢密爾頓·戈登）的兩封信》，揭露和斥責那不勒斯政府虐待政治犯的暴行，因而在國內博得了好評，人們稱他為“人民的威廉”。 ^[1] 

1852年，第十四代德比伯爵愛德華·史密斯-斯坦利和本傑明·迪斯雷利的託利黨政府提出一個有利於大地主的財政預算方案，引起了資產階級激進派的強烈反對，導致了一場激烈的辯論。在這場辯論中，格萊斯頓站在政府的反對派一邊，把迪斯雷裏的財政預算方案批駁得體無完膚。迪斯雷裏政府因之倒台。這一行動清楚地向資產階級激進派表示，他與託利黨的距離越來越遠了。 ^[1] 

1853年，格萊斯頓進入阿伯丁伯爵喬治·漢密爾頓·戈登內閣，任財政大臣。 ^[1] 

1859年，格萊斯頓同一批主張自由貿易的托利黨人脱黨加入了由輝格黨演變而來的自由黨，正式與託利黨決裂。格萊斯頓在帕麥斯頓內閣中任財政大臣，力主英國參加克里米亞戰爭。 ^[1] 

自19世紀50年代到1874年期間，除了幾段很短的時間以外，格萊斯頓一直任政府的財政大臣。他順應了當時的歷史發展潮流，竭力維護工業資本利益。在託利黨反對派的重重阻力中，格萊斯頓力排萬難，為資產階級制定自由貿易預算方案，取消保護關税制度，同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和奧地利等國簽訂通商條約，使英國資產階級能夠以實力工業成功地擊敗了整個世界市場上的競爭者，奪取了世界工業霸權。資產階級自由貿易派深深地感到，格萊斯頓是自己利益最強有力的表達者。 ^[1] 

1867年，自由黨兩巨頭之一的帕麥斯頓病死，另一領袖羅素聲明退出政治舞台隱居，於是格萊斯頓在一片歡呼聲中被擁立該黨的領袖。 ^[1] 

1868年至1874年，格萊斯頓第一次領導自由黨組織政府，進行了各項改革。針對英國的一切學校控制在教會手中和大部分學齡兒童得不到任何識字教育的情況，他在1870年實行國民教育改革，舉辦政府資助的非宗教的初等學校，為支持工業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而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同年實行文官制度改革 ，建立一個既能提高行政效率又要節約開支的廉價政府，以利於把更多的資金用來發展經濟。1871年至1872年，他又通過陸軍大臣愛德華·卡德威爾主導的陸軍改革，取消捐官，推行短期兵役制，創設監督地方自治機關活動的內政部等措施來加強軍事官僚機器，使英國在建立歐洲大陸型的集權官僚制道路上邁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1] 

格萊斯頓在首任內閣中，通過一系列政治改革，最後完成了自19世紀以來資產階級對國家政治上層建築的改造，使之成為資產階級統治人民的得心應手的工具。這一時期，正是他統治的黃金時代，為此，英國政府被歐洲各國統治者奉為典範。為了拉攏居民中的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中的上層，他在1871年頒佈職工會合法化的法令，1872年實行不記名投票選舉。但是，1871年頒佈禁止工人在罷工時設置糾察隊的法令後，很多罷工的領導者被捕，甚至有7個婦女，因為看到罷工破壞者的時候，用手指指了他們一下，喊了一聲“啊！”就被資產階級司法機關判處徒刑。這些事件大大損害了格萊斯頓政府在工人中的聲譽。 ^[1] 

1874年大選中，自由黨政府在國內的威望下降到最低點，被稱為“人民的威廉”的格萊斯頓在人們的心目中已一錢不值了。原來支持他的自由貿易派資產階級，在歐洲嚴重的經濟危機襲擊下，要求加強殖民掠奪。迪斯雷里根據資產階級這一需要，提出“帝國主義”口號，把託利黨改造成為能夠滿足貴族地主、工業資本家、金融資本家擴張野心的保守黨。因此，格萊斯頓在這次選舉中被迪斯雷裏的保守黨擊敗了。 ^[1] 

1876年4月，在巴爾幹發生了保加利亞反抗奧斯曼帝國統治的民族起義。土耳其政府使用極其殘暴的手段鎮壓起義，遭到全歐洲民主人士的譴責。但是，迪斯雷裏保守黨政府卻千方百計地掩蓋其罪行。格萊斯頓認為這是他反對政府的好機會，便把自己打扮成弱小民族的熱心保護人，利用羣眾大會、示威遊行或國會演説等一切機會，指責土耳其統治者的暴行和迪斯雷裏的反動政策，因而獲得了“巴爾幹斯拉夫之友”的聲譽。 ^[1] 

1876年以後，迪斯雷裏政府因為發動殖民戰爭而出現財政赤字，不得不提高所得税，失去了資產階級的支持。這又給格萊斯頓以可乘之機。1880年大選中，他作為中羅狄安候選人，旅遊全國各地，到處演説,反對迪斯雷裏的侵略政策，贏得了人們的信任，被看作是英國民主主義的首領。大選將要來臨的前夕，他向選民提出“你贊助還是譴責迪斯雷裏的國外政策”這樣一個蠱惑性的問題，使自由黨在競選中贏得了不少選票。由於格萊斯頓把自己裝扮成反對迪斯雷裏政府侵略政策的“英雄”，大選結果，自由黨以壓倒多數戰勝了保守黨，他再度組織政府。 ^[1] 

格萊斯頓就職後，全部繼承迪斯雷裏的侵略政策。但他的外交本不擅長，不久就把形勢搞的一團糟。1880年，他結束英阿戰爭，宣佈阿富汗為英國保護國；1882年拒絕接受維多利亞女王授予伯爵爵位。同年，他出爾反爾發動英埃戰爭，派加尼特·約瑟夫·沃爾斯利率領英軍強佔埃及，1884年，格萊斯頓進行第三次議會改革。在南非進行英布戰爭。英國軍隊在馬朱巴山被布爾人擊潰之後，他才不得不承認布爾人共和國的獨立。1885年解救在喀土穆的查理·喬治·戈登將軍失敗，使他遭到維多利亞女王的斥責。 ^[1] 

格萊斯頓對外侵略的失敗，被具有帝國主義情緒的資產階級看作是英格蘭的奇恥大辱，譏諷他是“一個坐在馬朱巴山和喀土穆侮辱下的怯懦的小英格蘭人”，格萊斯頓二任內閣已不象首次政府那樣赫赫有功，他在資產階級心目中的偉大形象日益消失了。 ^[1] 

1886年，格萊斯頓第三次組閣時，一直關注愛爾蘭問題，曾説：“我的任務是綏靖愛爾蘭”。此後，他把解決愛爾蘭問題越來越看成是自己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任務。一方面要無情地鎮壓愛爾蘭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另方面實行温和改革，以緩和革命。 ^[1] 

在1868年大選期間，為了爭取選票，格萊斯頓曾為愛爾蘭的芬尼亞運動公社社員起義進行辯護，批評保守黨鎮壓愛爾蘭人的政策，並向選民保證要解決愛爾蘭問題。他上台以後，1869年的夏天和秋天，在愛爾蘭廣泛展開了爭取赦免被囚禁的芬尼亞社社員的運動，要求英國政府釋放愛爾蘭的革命者。格萊斯頓蠻橫地拒絕了愛爾蘭人對大赦的要求，充分暴露了他，在鎮壓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方面和迪斯雷裏的保守黨是一丘之貉。 ^[1] 

19世紀70年代末，愛爾蘭又掀起了新的民族解放鬥爭的浪潮，舊日因參加芬尼亞社而被捕的達維特，從流放地回到愛爾蘭，組織“土地同盟”，發動農民進行抵制鬥爭。與此同時，以巴涅爾為首的愛爾蘭自治黨也展開温和的自治運動。面對愛爾蘭的解放運動，格萊斯頓實行軟硬兼施的策略，一方面頒佈高壓法，逮捕巴涅爾和達維特等1000多名“土地同盟”盟員；另一方面頒佈“土地條例”，緩和農民的對抗情緒。後來又與獄中的巴涅爾談判，以制止農民的“恐怖行為”為條件，釋放了巴涅爾和土地同盟的領袖。當愛爾蘭小資產階級恐怖分子刺殺愛爾蘭事務大臣卡温狄士及其助手波爾克時，他就利用這次恐怖行為，頒佈為期三年的《防止罪行法》，大批逮捕愛爾蘭人，以達到他鎮壓“土地同盟”運動的目的。 ^[1] 

格萊斯頓在二任內閣中對愛爾蘭採取的這種時而鎮壓時而安撫的政策，不僅沒有平息愛爾蘭的民族解放運動，反而導致了自己的垮台。1885年6月，在英國議會里討論預算問題時，巴涅爾和愛爾蘭議員們聯合保守黨一起投票，推翻了格萊斯頓第二屆政府。 ^[1] 

巴涅爾的行動使格萊斯頓看到，愛爾蘭自治黨在議會中是一支能夠推翻任何一個政府的舉足輕重的力量。只有允許愛爾蘭享有有限的自治權，才能保持大不列顛帝國對它的統治，並以自治法案作為與保守黨進行政治鬥爭的手段。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後十餘年中，致力於爭取實現《愛爾蘭自治法案》的鬥爭。1886年，格萊斯頓第三次組閣，於4月8日提出第一個自治法案。根據這個法案，愛爾蘭可以有自己的議會和內閣，但外交、軍事、關税仍掌握在不列顛內閣手中。法案提出後，他在下院發表了極為動聽的演説，呼籲各方同意這一法案。不料遭到自由黨內部以約瑟夫·張伯倫為首的具有帝國主義情緒的自由黨合併派的反對。1886年6月，他們和保守黨一致投票反對自治法案，格萊斯頓政權只維持了幾個月就倒台了。 ^[1] 

1892年，83歲的格萊斯頓第四次組織政府，於1893年2月13日提出第二個《愛爾蘭自治法案》。從當時下院的力量對比來看，自治法案是很難被通過的。由於他力排眾議，經過長時期辯論後，法案於9月1日以301票對267票的微弱多數通過。當這個難產兒被送交上院時，上院的議員經過四天的辯論，以419票對41票的懸殊票數予以否決。這時，格萊斯頓清楚地看到自己在政壇上已經日暮途窮，再也沒有能力控制議會了。此外他還反對大量增加海軍經費，最後一次演説，就向維多利亞女王呈遞辭職書，退出了政治舞台。 ^[1] 

19世紀70年代以後，英國資產階級在喪失工業壟斷地位和國內壟斷組織不斷出現的情況下，越來越把殖民地看成是不列顛帝國存在的生命線。他們害怕愛爾蘭自治將會在別的殖民地中引起連鎖反應，導致英帝國的瓦解。資產階級堅決反對自治方案。因此，格萊斯頓在愛爾蘭問題上遭到失敗是必然的。但他並不甘心於自己的失敗，曾不止一次地説：“我以我所經過的半個世紀為滿意”，“我並不羨慕我的繼任者”。最後，這位曾經顯赫一時的資產階級政治家，終究不能適應壟斷資產階級的需要，抱着終身的遺憾，於1898年5月19日離開了人世，享年88歲。 ^{[1]  [2]} 

格萊斯頓去世後，英國政府為其舉行了國葬儀式，將其葬於威斯敏斯特教堂墓地。 ^{[1]  [6]} 

英國評論家、歷史家托馬斯·卡萊爾曾這樣評價格萊斯頓：“一個思想豐富、口若懸河、顯然是有才華的人，卻無可挽回地成了下院的材料。”他認為，格萊斯頓是“這個時代大量歪道理的代表者”。 ^[4] 

與格萊斯頓共事的英國自由黨領袖威廉·哈考特認為：“格萊斯頓和迪齊（迪斯雷利）在愚笨和魯莽上可以説是一個賽過一個，……我分不清哪一位洋相出得最大。” ^[4] 

“第四黨”首領倫道夫·丘吉爾曾根據格萊斯頓的伐木愛好諷刺道：“為了消遣，他選擇了伐木，我們可以有益地指出，他的消遣象他的政策一樣，始終是具有破壞性的。為了格萊斯頓先生能出一身汗，森林就受苦不已。” ^[4] 

英國自由黨政治家、傳記作家約翰·莫萊在其三卷本鉅著《威廉·愛德華·格萊斯頓傳》的創作中，將格萊斯頓塑造成一位品行高尚、人格魅力超羣、能力出眾、精力過人、極富正義感和同情心、事業心的實幹政治家，以及一位具有歐洲和世界影響的政治家。 ^[7] 

G.M.湯姆森：“十九世紀最偉大政治戲劇導演在尋找迪斯雷利的配角時，發現他是個儀表威嚴、目光炯炯的人，一位極為虔誠的、帶有痛苦的加爾文派負罪意識的英國聖公會教徒，一位具有魅力的雄辯家和財經大師，一位會在情緒激動之下支持改革運動的人，一個認為政治是各種道義力量表演的舞台的人。他就是威廉·尤爾特·格拉德斯通，蘇格蘭血統，生於英國並在那裏接受教育。當時緊張的社會衝突有一半是由於他與迪斯雷利之間極為深刻的敵意所致。” ^[4] 

父親：約翰·格萊斯頓，因經營西印度羣島奴隸貿易致富。本是自由主義者，後來加入保守的託利黨，1846年受封為男爵。 ^[1] 

格萊斯頓著有《國家及其與教會的關係》（1838）、《荷馬和荷馬時代研究》（1858）、《往事拾遺》等。 ^[3] 

格萊斯頓去世後，被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墓地。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