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

一般來説，華人（Ethnic Chinese）主要是從種族方面來講，中國人（citizen of China）主要是從國籍上來區分，這兩個含義不大一樣。

華人（國內新聞報道）包括有中國血統的外籍華人，一般見於新聞對外報道。

官方定義的教科書認為：中國人（國籍）=有中國國籍的人。

當今世界大多數國家都能區分種族和國籍的不同意義，所以對於華人一詞的在使用時很少有爭議。對於中國人一詞在使用時牽扯到政治問題：兩岸問題（“一箇中國”、“一中各表”、“兩個中國”、“特殊兩國論”、“一中一台”），東南亞華人問題，其它國家的移民的融入和國家認同問題等，所以爭議比較大。

部分內地的民眾一般將生活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理解為中國人，因為其祖先源自中國，及其本身有漢族血統。

一般來説，在東南亞以及世界各地具有華人血統或血緣的人，通常稱為“華人”。“華人”另一定義則包含內地及港澳人士、台灣人及海外華人。例如新加坡華人、馬來西亞華人及印尼華人，美籍華人。

香港人口以華人為主，佔香港人口95%。大部分香港人祖籍大陸。

澳門的居住人口約為557,000人，當中以華人為主，佔總人口的97%。葡萄牙人及其他外國人則佔3%，其中外地僱員有71,182名。當中主要包括印尼，菲律賓和越南人。他們主要從事家庭女傭等勞動職業。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人當然是中國人。這是無可爭議的事實，過去在島內也一直不是問題，島內幾乎每一個政治人物都説過類似的話。蔣經國説：“我在台灣居住、工作40年，我是台灣人，我也是中國人。”馬英九説：“我們每個人都是中國人，我們的家園在台灣，我們每個人也都是台灣人。”連李登輝都曾多次説過“我是中國人”，而幫李登輝起草“兩國論”、如今的“反中”急先鋒蔡英文，也曾在20年前公開説自己“是念中國書長大的中國人”。

綠營發動“網軍”和綠色媒體更是公然對所有敢於説“我是中國人”的台灣民眾施以言語霸凌、精神圍毆，不僅針對藍營政治人物，連藝人、普通人也都不放過。台灣藝人周杰倫説“我是中國人，這事有什麼好討論的”，説2008年奧運會“在自己國家舉辦”，結果被綠營污衊為“叛國”；台灣演唱組合SHE唱了一首《中國話》，被綠營批成“媚中”“奴化”；台灣青年作家納蘭採桑領獎時稱自己是中國人，被綠營罵“賣台”……綠營極力將中國人身份認同污名化，在島內社會劃出族羣撕裂的鴻溝，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被貼上“賣台”標籤，支持“台獨”的，則美其名曰“愛台灣”。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充分暴露了“台獨”分裂勢力的瘋狂與反智。

然而，無論“台獨”分裂勢力如何猖狂，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歷史和法理事實並不因為他們的信口雌黃而改變，兩岸的血脈和文化連結也不會因為他們的政治操弄而割裂。 ^[1] 

根據《通勝》的載錄，年中最少有9個主要節日、24個節氣和140多個節誕，換言之，一年中平均兩天就有一個節誕了。節日是人們隨着季節、時間和物候轉移，以開展有特定主題的風俗和紀念意義的社會活動日。

節日的起源和發展是一個逐漸形成，潛移默化地完善，慢慢滲入到社會生活的過程。它和社會的發展一樣，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我國古代的這些節日，大多和天文、曆法、數學，以及後來劃分出的節氣有關，這從文獻上至少可以追溯到《夏小正》《尚書》，到戰國時期，一年中劃分的二十四個節氣，已基本齊備，後來的傳統節日，全都和這些節氣密切相關。

節氣為節日的產生提供了前題條件，大部分節日在先秦時期，就已初露端倪，但是其中風俗內容的豐富與流行，還需要有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最早的風俗活動是和原始崇拜、迷信禁忌有關；神話傳奇故事為節日平添了幾分浪漫色彩；還有宗教對節日的衝擊與影響；一些歷史人物被賦予永恆的紀念滲入節日，所有這些，都融合凝聚節日的內容裏，使中國的節日有了深沉的歷史感。

到漢代，我國主要的傳統節日都已經定型，人們常説這些節日起源於漢代，漢代是中國統一後第一個大發展時期，奠定了中國的主體民族，政治經濟穩定，科學文化有了很大發展。這對節日的最後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社會條件。

節日發展到唐代，已經從原始祭拜、禁忌神秘的氣氛中解放出來，轉為娛樂禮儀型，成為真正的佳節良辰。從此，節日變得歡快喜慶，豐富多彩，許多體育、享樂的活動內容出現，大量的時間花在同一件事上反而成為延續。

農業耕作是古代中國立國之本，農業可説是古時漢族先民們營生的命脈，就好比當今的城市生活：倘若停止了經濟運作，整個社會就會馬上癱瘓。春節和冬節，恰是一年中頭尾兩個由農耕作息衍生的重要節日。

對於“靠天吃飯”的農民來説，立春是很值得慶賀的。春節又稱“過年”，“年”原是“稔”的初義，是五穀豐稔的意思，因禾穀多一年一熟，“年”乃逐漸由農業生產週期的名稱引申成為節日的名稱。源於原始社會的“臘祭”，春節既是年終慶賀豐收的日子，更是新年農業生活開始的大好時光。古代一般臘月（即農曆十二月）過半就充滿了準備過新年的氣息了，真可謂異彩紛陳：從農曆十二月二十三日的“送灶神”，直到正月十五日的元宵節，都是民間喜氣洋洋的快樂時光。

至於冬節，就是冬至，也叫“長至”、“短至”和“至日”等，“至”是到達極點的意思，（與古代社會“夏至”並稱為“二至”）。古代社會極為重視“冬至”，有“冬至大如年”的説法，漢代以後又有“冬節”之稱。這一天，家人團聚，置辦佳餚，祭祀祖先，慶賀往來，一如過年的大節。進入現代社會以後，“冬節”的重要性似乎日趨淡化，不過在當今的中國農村，由於冬至是氣候轉換的起點，農民一到“冬節”就開始備耕，所以許多傳統的冬節習俗，在不同程度上還得到傳承，如吃“冬節酒”、“冬至團”或“冬至餃子”。至於城市市民抓緊“冬節”的進補，選購各種營養滋補品，則更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在遠古社會人們認為自然界具有生命及神奇的能力，因而每向山川草木、江湖河海表示敬畏，求其保佑和降福，形成原始的信仰。人們相信，宗教祭祀能保證獵物的捕獲、季節的正常序列甚至莊稼的豐收。這種基於原始信仰的祭祀活動，一旦習以成俗，便成了節日的雛形。

常見於各出土禮器上的“社祭”和“祖靈”的象徵圖案，以及人羣彙集或歌舞正忙的景象，便反映出這兩種深受“天公地母”影響、向天地祈求豐收或風調雨順的祈禱儀式，大多演變成後來萬民歡騰的節日。如元宵節是從祭祀天神中最為尊貴的“太乙神”（又寫作“泰一神”）演變而來，到漢武帝時基本定型；中秋節則直接起源於古老的敬天活動“秋祀”以及“拜月”（秋分晚上祭月）；再如七夕節，亦是以確認天上的王母娘娘的存在為前提：只因為牛郎和織女觸犯了天神的戒律，故被阻隔在天河的兩邊，每年只能相會一次。

值得注意的是，宗教祭祀色彩較濃的中國節日，其演變的過程往往又融合較多的神話傳説，因而顯得更豐富多彩和富有人情味。

秦漢時代，掃墓之風俗已注入禮俗的內容。“家祭”就是對祖父母、父母的祭祀；家祭之外，還有“村祭”和“族祭”，場面宏大。祭祖方式除了一般的節日祝禱、供奉，伴以演戲、奏樂、舞蹈之外，其特殊形式是悼念、掃墓和立碑。

與現代社會相比，古代社會醫療設備相對落後，人們面對突如其來並無法解釋的天災疫病，乃祈求上蒼庇佑，並衍生出保護自身的方法，端午節和重陽節就是在這基礎發展而來的。

古時人們對驅瘟辟邪的重視與當時醫藥衞生的情況有着密切的關係，亦未必是現代人想象得到的。每年春夏交替之時，空氣潮濕，瘟瘴將發，若不謹慎防禦，往往造成重大的傷亡。古代民間就相信五月是多災多難的“毒月”，甚至認為“五毒”（蛇、蠍子、蜈蚣、蜥蜴、蟾蜍）都從五月五日午時開始孽生，於是人們習慣於當天午前在屋角以及各陰暗處灑石灰，噴雄黃酒，並插菖蒲、懸艾草、佩香囊、戴老虎索和貼午時符等來驅邪氣。重陽節則有登高避禍、喝菊花酒和插茱萸等習俗。

這些被認為能驅邪避惡的習俗似是迷信無知，甚至不免融合了宗教巫術的成分，但這些習俗卻往往反映出古人於匱乏的生活條件下，所發揮的民間智慧：艾草早於先秦時期已廣作藥用；菖蒲能闢穢開竅，宣氣逐痰；雄黃水能殺蟲消毒。菊花傲寒而開，可祛病療傷；茱萸則可辟惡氣、御初寒。這種驅瘟辟邪的主張與中國傳統的醫學觀念相吻合，反過來則更強化了節日的形成及文化的普及。

孔子、孟子、慧能、朱熹等。

孔子、孟子、老子、莊子、道安、玄奘、慧能、朱熹、王守仁、顧炎武、龔自珍、魏源、康有為、魯迅、毛澤東、顧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