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

李登輝，客家人，祖籍福建永定。1923年1月15日在台灣北部當時的台北州淡水郡三芝莊（今台北縣三芝鄉）埔坪村的“源興居”出生。李登輝為次子；上有年長他兩歲的哥哥李登欽，在台灣日據時期被調至菲律賓，並在當地戰死；此外，他還有一個弟弟叫李炳男，從事貿易工作。 ^[4] 

李登輝生長在一個小康之家，有機會接受完整的教育。因為父親李金龍任職警察，職務調動頻繁，因此李登輝也跟隨父親不斷地搬家和轉學。從六歲到十二歲之間，他念過四所學校，先後在汐止公學校、南港公學校、三芝公學校、以及淡水公學校就讀過。 ^[4] 

李登輝於淡水公學校畢業以後，先在私立台北國民中學（今大同國中）就讀一年，然後在1938年轉學至淡水中學二年級就讀。李登輝在淡水中學幾乎各科成績都是排名第一。 ^[4]  在校期間，他大多獨來獨往，唯一參加的團體活動是劍道訓練，並學會了忍、準、狠的要訣。1941年畢業。同年，日本殖民當局推行“皇民化運動”，李登輝在該運動中更名為“巖裏政男”。 ^[4] 

1942年，李登輝進入台北高等學校文科（即台灣師範大學前身），班上只有四位中國學生。次年，李登輝還未畢業，便到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求學。因日本不準殖民地的學生攻讀法政科系，李登輝不得不選擇農業經濟。

隨着日本在戰爭中的吃緊，文科學生也被納入學徒出征。1944年，李登輝在短暫的回台受訓以後，再度編回日本千葉市千葉高射炮部隊做見習士官，但未及赴戰地，就在千葉迎接了日本的戰敗。 ^[4] 

1945年8月，日本宣佈投降，台灣光復。1946年，李登輝返台，進入台灣大學農經系繼續其學業。

1949年，李登輝與曾文惠結婚，並畢業留校任教。

1951年，在台大擔任助教的李登輝考取“中美基金會”的獎學金，前往美國依阿華大學研究農業問題，主攻農業經濟與物價的關係，並獲得碩士學位。

1953年返台後，李登輝在台大同學郭婉容的幫助下，立即在台灣大學出任講師，並擔任了台灣合作金庫的研究員。1954年，李登輝又經人介紹，兼任台灣省農林廳股長。1957年任“農復會”技正，並升任台大教授，兼中興大學農經研究所教授。

1960年，李登輝被調查局逮捕，拘留四個半月。當時“農復會”的負責人沈宗瀚委託蔣彥士向治安當局交涉，後來調查局以無罪釋放李登輝。 ^[4] 

1965年，在“農復會”任職的李登輝近水樓台先得月，獲得美國洛克菲勒農業經濟協會及康奈爾大學的聯合獎學金，赴康奈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68年，李登輝取得農業經濟學的博士學位。他的論文“Intersectional Capital Flows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1895-1960”，獲美國農學會全美傑出論文獎，同時也在1971年由康大出版社出版。 ^[4] 

1969年學成歸台，續任台大教授，兼“農復會”農業經濟組組長、顧問。

1970年，聯合國開發總署東亞支部擬邀請李登輝前往曼谷，就任農經顧問，但由於李登輝曾在美國期間與“台獨”分子多有接觸而未能成行。

1971年8月，“農復會”的上司沈宗瀚將李登輝以農業問題專家的身分介紹給蔣經國。當時蔣經國正準備組閣，接掌最高權力，十分賞識他，勸李登輝加入國民黨。同年10月，在經濟學者王作榮的介紹下，李登輝加入了國民黨。 ^[4] 

1972年，蔣經國任“行政院長”，李登輝被延攬為“政務委員”，主管農業。李時年49歲，是“政務委員和各部會部長”中最年輕的一位。李登輝在任期間參與制訂了《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農業發展條例》等。

1976年11月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委員。 ^[5] 

1978年，李登輝被任命為台北市長。

1979年12月，李登輝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常委，踏進權力核心。 ^[5] 

1984年，島內台灣地區領導人換屆，李登輝被蔣經國欽定為台灣地區副領導人。由於李登輝資歷太淺，升得太快，使各界人士跌破眼鏡。蔣經國並提拔他進入中常會，刻意培植其為接班人。

1986年任“十二人革新小組”成員，後接替嚴家淦任總召集人，研擬政治革新方案。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逝世，李登輝當天繼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在宋楚瑜的幫助下，李登輝壓住宋美齡等元老派與非主流派的進攻，使自己順利當上國民黨代理主席。

1988年7月，國民黨召開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李登輝正式當選為國民黨主席。這次會議還通過了《現階段大陸政策案》，被視為李登輝新大陸政策的起點。 ^[6] 

1990年2月，國民黨內爆發“二月政爭”，李登輝擊敗了黨內“非主流派”，並最終導致“非主流派”的出走，加強了對國民黨的控制。1990年5月就任第八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嗣兼任“國家統一委員會”主任委員，“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會長。

1991年4月30日，李登輝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對“懲治叛亂條例”等相關條例逐一廢止或作修訂。1991年5月1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止。 ^[7]  同年，李登輝宣佈“修憲”，將“國民大會”與“立法院”的選舉與被選舉範圍限定在了台澎金馬。

1993年，李登輝加緊對黨內非主流派的打壓，致使國民黨內的“非主流派”重鎮“新國民黨連線”不甘受制，被迫出走另組新黨，此後李登輝又通過多次改組“行政院”，進一步排擠非主流勢力，最終取得了國民黨的領導權。

1996年，李登輝與連戰搭檔，以54.0%的得票率，贏得了台灣“大選”，獲得連任。 ^[4] 

1997年，李登輝再次通過“修憲”，實現“精省”，為行政區劃的“台灣化”拉開了序幕。

在統獨立場上，李登輝在公開場合多次宣稱要實現“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國策”。然而，他在某些場合的發言，卻又常常表達出他的台灣獨立意識。1999年7月9日，李登輝對德國媒體公開宣佈兩岸是“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即所謂的“兩國論”，嚴重損害了兩岸關係。

1999年，李登輝在卸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前一年出版《台灣的主張》一書，提出了引起軒然大波的“中國七塊論”。 ^[8] 

2000年，台灣舉行第十任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國民黨在此次大選中失利，民進黨籍的陳水扁以相對多數當選台灣領導人。這導致國民黨內部出現了要求李登輝下台的聲音，認為是身為黨主席的李登輝造成中國國民黨近十年的分裂，並認為李登輝在暗中支持競選對手陳水扁事。2000年9月，李登輝辭去中國國民黨主席職務。 ^[4] 

卸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後，李登輝公開提出了台灣獨立的主張。2001年7月，李登輝出面主導成立了“台灣團結聯盟”。當年9月21日，國民黨中央考核紀律委員會以“李登輝同志公開抨擊本黨，結合其他社團與政黨打擊本黨，其言行嚴重違反黨紀”，一致決議予以“撤銷黨籍”。 ^[4]  卸任台灣領導人後，李登輝常會前往台灣各大高校演講並同青年學生交流。

2006年11月4日，“台灣團結聯盟”提名台北市長參選人周玉蔻發表該黨“精神領袖”李登輝的公開信。信中提及，李登輝“不會和徹底腐化無能的民進黨站在一起”，台北市民也不能再繼續支持民進黨候選人。 ^[9] 

2007年1月，李登輝接受專訪時表示，他不是“台獨教父”，“我不是台獨，也從來沒有主張過台獨”。李登輝還主張應該開放“中資”以及大陸觀光客入台；他並表示，其實有很多團體和個人都希望他去大陸看看。

2007年5月30日，李登輝赴日本展開“學術交流及探訪‘奧之細道’之旅”， ^[10]  並參拜靖國神社祭拜其兄長李登欽。6月9日，李登輝在成田機場準備搭機返回台灣時，遭到中國籍男子薛義投擲了兩支飲料瓶攻擊，李登輝沒有受傷。

2008年3月20日，李登輝在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投票前夕，表態支持民進黨候選人謝長廷。

2008年9月24日，李登輝在拜訪沖繩時聲稱：“釣魚台（釣魚島）以前就是日本的，如果想解決這塊魚場問題，台灣應與日本農林水產省用談判解決。”這番談話讓在場的台灣“駐日副代表”非常尷尬，也引發呂秀蓮的不滿。 ^[11] 

2011年1月3日，李登輝於台灣台北圓山飯店邀請台灣政壇大佬共同慶祝90週歲農曆虛歲生日。 ^[12]  2011年3月，李登輝提出所謂制定“台灣基本法”，以及推動所謂“正名”，“以台灣代替‘中華民國’”。2011年6月30日，負責偵辦台灣安全密帳案的台“特偵組”宣佈，認定李登輝和“台灣綜合研究院”創辦人劉泰英涉嫌侵佔779萬餘美元，當天依貪污治罪條例侵佔公有財物罪將2人起訴。2011年11月，李登輝罹患大腸癌進行手術切除，並在台北榮民總醫院休養。 ^[13] 

2013年10月，李登輝再度拋出其“台獨”論述，稱台灣和大陸是所謂“國和國的關係”。 ^[1] 

2013年11月15日，台北地方法院一審判決李登輝涉“國安密帳”案無罪。 ^[2] 

2014年1月，李登輝就2014年“七合一”選舉稱民進黨“以個人為中心不團結”。 ^[14]  2014年2月15日，李登輝出席公開活動時自曝患皮膚癌並已動手術切除。2014年3月28日，李登輝點名要台灣“立法院長”王金平親自出面講話，為台灣台北學生佔領“立法院”來收場。 ^[15]  2014年4月23日，李登輝在對於核四興建爭議接受採訪時表示，他對核電問題自有看法，但台灣若沒有核電，要用什麼方法才有電，生活要靠什麼，這些都要考慮，核電若不行，台灣未來會如何，是個問題。 ^[16]  2014年8月1日，李登輝在接受BBC專訪時表示，現在的兩岸關係已經是“大魚吃小魚”的關係，並認為“習馬會”沒有必要。 ^[17] 

2015年9月11日，針對李登輝媚日言論，新黨秘書長楊世光11日代表該黨，前往台灣監察機構提出聲請彈劾李登輝，取消其卸任台灣地區領導人的禮遇金。 ^[18] 

2020年7月30日，據台北榮民總醫院消息，台灣當局前領導人李登輝在台北病亡，終年97歲。 ^[3] 

1978年，李登輝被任命為台北市長。任內標榜“物質與精神並重、郊區與市區均衡發展”為市政建設原則，創辦“台北音樂節”，推行都市更新計劃，建立公務人員訓練中心、台北市資料處理中心、興建翡翠水庫。 ^[4] 

1981年，李登輝被任命為台灣“省主席”，提出了“建立農村新面貌、回覆田園之樂”的口號，並聲稱要建立一支“八萬農業大軍”。儘管官方媒體廣為渲染，各機構也全力配合，但李登輝的這一計劃並沒有實現。任內還下令培養“核心農家”，同時處理二重疏洪道的糾紛。他在“省主席”期間“引進區域發展觀念，促進農業改革及城鄉的平衡發展，同時運用他的農業專業知識，推進稻田轉作，改進農產品運銷”。 ^[4] 

1988年，蔣經國去世， ^[28]  李登輝接任台灣地區領導人之職。但國民黨派系林立，關係複雜，特別是一些元老重臣，根本不把李登輝放在眼裏。李登輝為了站穩腳跟，掌握黨政軍大權、建立自己的權力班子，開始了大清洗動作。

剛開始，李登輝在宋楚瑜的幫助下，壓住宋美齡等元老派與非主流派的進攻，使自己順利當上國民黨代理主席。接着，又利用非主流勢力的內部矛盾，在1990年以承諾幫助林洋港競選下任台灣地區領導人，使蔣緯國等人意圖從李登輝手中奪權的計劃功虧一潰。之後，李登輝又以讓李煥擔任“行政院長”之職，使李俞（俞國華）相爭，宋楚瑜也因此升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不到一年，又通過讓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長”，將李煥趕下台，並讓郝釋出兵權。兩年多後，李登輝又藉助島內反對勢力，讓他們舉行遊行示威等活動，造成民眾反對郝柏村的印象，同時，唆使黨內親信多方發難。1993年初，郝柏村黯然下台，李登輝的親信連戰又順利接任“行政院長”。

儘管僅有短短的幾年時間內，但李登輝已將黨政軍系統的政敵逐一收拾。然而，李登輝並未就此停步，而是加緊對黨內非主流派的打壓。國民黨內的“非主流派”重鎮“新國民黨連線”不甘受制，被迫於1993年出走另組新黨。此後，李登輝又通過多次改組“行政院”，將自己的親信逐步安插到“部長”職位，進一步排擠非主流勢力。1996年，李登輝一反過去對林洋港的承諾，親自出馬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使林洋港、郝柏村、陳履安等人負氣出走。國民黨也因此真正成了李登輝的政黨。1997年，李登輝又使“精省”案得以“修憲”通過，意圖使通過直選當上台灣省長的宋楚瑜失去政治舞台。

此外，李登輝為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權力，還以分階段“修憲”的方式，將“行政院長”、“司法院長”、“監察院長”、“考試院長”等要職的任免權集中到台灣地區領導人即自己的手中；將“大法官”、“監察委員”和“考試委員”的提名權歸於自己。同時，李登輝還提高了監督機關對台灣地區領導人彈劾罷免門檻，使自己根本不受制衡的約束。這樣，李登輝就通過權謀最終成為島內的“新威權”。

李登輝上台後，為了獲得島內民眾的支持，提出了兩個口號：一是“本土化”。由於蔣氏父子所信任的人都是外省籍，李登輝利用本省籍長期受壓、盼望“出頭天”的心理，把國民黨定位為“外來政權”，極力煽動省籍矛盾，以便為自己獨攬大權做準備。二是“民主化”。國民黨長期推行專制統治，幾無政治民主可言，“民主化”成為島內民眾嚮往的目標。

1990年5月20日， 李登輝在台灣地區領導人“就職演説”中聲稱， 將於最短時間內宣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 恢復“憲政體制”的正常發展；以兩年為期，修訂“憲法”中有關“中央民意機構”、“地方制度”及“政府體制”等問題的規定，由此揭開了台灣當局“憲政”的序幕。 ^[19]  同年6月28日至7月4日，國民黨主導下的台北朝野各界人士142人在台北召開了“國是會議”，就“憲政”改革和大陸政策等一系列問題進行磋商。 ^[6] 

1991年4月30日， 李登輝舉行了記者招待會，正式宣佈從次日起終止“動員戡亂時期”。 5月1日， 李發佈台灣地區領導人公佈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於5月1日起生效。

1991年底，李登輝迫使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自動退職”，並舉行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從而廢除了台灣的“萬年國代”。同年12月底，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正式選出。第二屆“國大”第四次會議於1994年7月29日完成第三次“修憲”，決定台灣地區領導人不再由“國大”選舉，而改由“公民直選”。 ^[20]  “立法院”也在同一年通過“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允許“台灣省省長”以及台北、高雄“直轄市市長”直選。 ^[21] 

1997年，李登輝再次通過“修憲”實現“精省”，為行政區劃的“台灣化”拉開了序幕。此後，又以修改法律的方式，將台灣領海確定在台澎金馬及其附屬島嶼。

李登輝主導的大陸政策，將兩岸關係定位於“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定位於“一個民族兩個國家”；在國家認同方面，“新台灣人主義”成為國家認定和共識的開始；在法律層面上，李登輝主導的修憲確定台灣作為“獨立國家”的法理基礎；兩岸關係的核心是所謂的“兩種制度與生活方式之爭”；在兩岸談判中，兩岸將進入“國對國政治談判”階段，以“三通”、兩岸經貿關係為籌碼迫使大陸在政治上作出讓步；以所謂台灣“安全”、“民眾福祉”為優先政策考量；其政策目標是和平地走向分裂分治，達成“兩個中國”的目標。

1988年7月，國民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現階段大陸政策案》是李登輝新大陸政策的起點。台灣當局成立了大陸工作指導小組等加強了對兩岸事務的研究、分析和控制，並希望通過“務實外交”，突破在國際社會中的孤立狀態，力爭以獨立的政治實體的身份重返國際社會。

1991年2月23日，“國家統一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修正通過的《國家統一綱領》，是台灣當局四十年來第一份系統的大陸政策文件，是大陸政策的最高原則。《國統綱領》確認“一箇中國”的目標，強調“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的領土，促成國家的統一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

《國統綱領》出台後，在“國統會”、“陸委會”和“海基會”的大陸工作系統的主持下，台灣當局加快了兩岸事務性交流的步伐，根據《國統綱領》近程規劃，台灣當局制定了規範兩岸人員、信息、物資和資金流動的法規和政策，兩岸交流進入一個新階段。

為使兩岸交流朝着法制化方向發展，“立法院”於1992年7月通過了《台灣地區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暨施行細則》。這是台海兩岸間第一部系統地規範兩岸關係的法典，是一部涵蓋了兩岸經貿往來、婚姻家庭、財產繼承、交通通訊、旅遊居徙、學術交流與社團聯誼、民刑事和司法協助、乃至官方政治往來等問題基本原則的母法。 ^[6] 

1992年11月，大陸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與台灣的海峽交流基金會就解決兩會事務性商談中，就如何表明堅持一箇中國原則的態度問題達成了以口頭方式表達的“海峽兩岸均堅持一箇中國原則”的共識，即“九二共識”。

1994年是兩岸關係發展從前進轉向倒退的一年。3月間，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的談話暴露了李登輝的真實心態。在談話中，李登輝無視台灣與大陸的歷史、文化和血緣的聯繫，把台灣稱作“無主之地”、“化外之地”，國民黨政權是“外來政權”，自稱摩西，要率領民眾建立“台灣人的國家”。這一談話在台灣報紙公開披露後，島內外輿論一片譁然，李登輝意識深處對日本的“尊崇”，對祖國大陸的敵視，昭然如揭。

1994年3月31日，“千島湖事件”發生後，台灣當局乘機大造輿論，把這一起刑事案件政治化，宣佈大陸為“高風險區”，阻礙台灣民眾到大陸進行文化、教育及科技的交流。兩岸關係的發展陷於停頓。

1994年7月《台海兩岸關係説明書》的出台，標誌着台灣當局對“一箇中國”原則的根本性突破。它作為大陸工作的主管機構——“陸委會”的文件，從文字上看，仍然堅持“一箇中國”的原則。然而，它採用虛化“一箇中國”原則的手法，抽掉了現在時，只用過去式和將來式來描述中國，這樣從根本上否定政治上、法律上擁有高度主權的中國的存在，這是台灣當局大陸政策的根本轉向。之後，台灣當局的官方文件已不再使用“一箇中國”。

從1994年起，台灣當局在兩岸關係問題上，不斷挑起爭端，兩岸關係日趨緊張：在軍事上對內加緊厚植軍力，對外採購先進軍事裝備且尋求對台灣安全的國際保證；在經貿政策上，1996年8月台灣當局緊縮其大陸政策，提出“戒急用忍”原則；在國際社會中，台北利用“度假外交”、“過境外交”、“元首外交”等方式公開製造“一中一台”，“兩個中國”的活動，“務實外交”在1995年6月李登輝訪美時達到高潮。在台灣當局的一系列舉措影響下，兩岸關係步入低潮。 ^[6] 

1999年7月9日，李登輝在接受“德國之聲”廣播公司採訪時，就兩岸關係發表了一段令世界震驚的談話。李登輝以“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把兩岸關係定位於國家與國家之間，這嚴重動搖了90年代以來兩岸和平交流的基礎，台灣當局的大陸政策面臨重大轉折。

在李登輝的授意下，台灣當局領導人幕僚機構委託相關法政專家，針對“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及相關法律問題”展開研究，陸續提出了“中華民國主權論”、“波茨坦宣言對中華民國的肯定”、“民主統一的價值與概念”等。1998年辜振甫的大陸之旅，重啓了中斷已久的兩岸協商的管道。兩岸交流面臨着從事務性談判向政治性談判過渡的轉變。

1999年，大陸開展的以汪道涵訪台為主要內容的政治攻勢及美國提出的“中程協議”的倡議，都推動着兩岸關係朝着政治層面逼近。同時，大陸在恢復行使對澳門的主權後，統一問題只餘台灣，解決台灣問題的迫切性日漸顯現。“一國兩制”模式也有了更有力的註釋。為因應日益增大的來自大陸和國際社會的壓力，李登輝及親信幕僚們提出重新檢討“一箇中國”、“兩岸是對等政治實體”的主張，並且提出了研究報告，但其決策程序飽受世人的指責。而且“兩國論”的結論更是引起軒然大波，台灣當局的大陸政策的基礎嚴重動搖。至此，李登輝的分裂本質完全暴露，與“台獨”分子所主張的“一中一台”政策毫無二致。李登輝成為地道的“台獨同路人”。

1999年5月，李登輝在卸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前一年出版《台灣的主張》一書，提出了引起軒然大波的“中國七塊論”。李登輝寫道：“最理想的狀況，是中國大陸擺脱大中華主義的束縛，讓文化與發展的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區享有充分的自主權。如台灣、西藏、新疆、蒙古、東北等，大約分成七個區域，相互競爭，追求進步，亞洲或許會更安定”。李登輝的“中國七塊論”一出，立即在島內外引起了軒然大波。輿論認為，李氏的“七塊論”是明目張膽地分裂中國的論調。 ^{[6]  [8]} 

^[22] 

1949年，李登輝從台大農經系畢業，並留在學校當講師，這時他是26歲。畢業不久，他與淡水地主之女，兩家是祖父輩是世交的曾文惠相親結婚，她畢業於當時的台北女子高等學校台北第三高女（今中山女高），為一基督徒。李登輝與曾文惠膝下共有三個孩子：長子李憲文、長女李安娜、次女李安妮。對於孩子，夫妻倆管教甚嚴，主要由曾文惠承擔。1983年，李憲文因患鼻癌過世。 ^[4] 

台灣監察機構2013年年初通過一份調查報告中，記錄學者戚嘉林在接受訪談時，曾提及李登輝“他應該是日本人的私生子沒有錯”等語，成為台灣官方文件中談論李登輝身世的首例。他説，“台獨”人士再怎麼樣，對日本的情懷還是不太有的，還是以“台灣主體意識”為主，唯一的一個就是李登輝，他在晚年寫的書，尤其是2000年以後寫的東西，都對日本充滿着“愛意”的情懷，“他的親生父親應該是日本人”。

雖然對該言論的確鑿性爭議頗多，但風言風語，其來有自。媒體考證稱，李家遷台後，落腳於桃園縣龍潭鄉的三合村，後因謀生不易，而遷居台北縣大屯山下靠海的三芝鄉埔坪村。李家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是十分馴服的“良民”，李登輝之父李金龍在當日本刑警時就起了個日本名字叫巖裏李龍男。李登輝上中學時他老爸也給他起了一個很不尋常的日本名字叫巖裏政男。

李登輝的日本姓氏“巖裏”非常冷僻。李登輝的父親李金龍雖然在日本擔任過刑警職位，但有學者表示還是很難將如此深奧的姓氏同李金龍的文化水準聯繫起來。同時，由於李登輝父親李金龍身材矮小，而李登輝本人異常地高大，所以如此不相稱的對比也令人對李登輝的身世疑慮又加重了一分。

李登輝本人的“親日情結”非常嚴重。李登輝從出生到大學二年級，接受的都是日本文化的薰陶。從日本熊本縣九洲大學肄業的高材生藤本辰男是李登輝小學六年級的級任老師。藤本辰男到台灣後，希望使殖民地的子弟能夠成為忠於天皇併為日本做出貢獻的人才，於是刻意挑選學生進行課後輔導。藤本辰男看中了成績優秀的李登輝，於是李登輝就成了他的入室弟子。此後，李登輝還搬進了學校為藤本租住的福興宿舍內。 ^[23] 

國民黨市“議員”李新2012年9月21日在台北市市政總質詢時面對台北市長郝龍斌大爆內幕，“您的父親郝伯伯（郝柏村）在1990年已經計劃派兵拿下釣魚台，代號叫‘漢江演習’，直升機都準備飛出去了！”李新説：“郝伯伯這條錚錚鐵骨的漢子，碰上認賊作父的李登輝反對此事！”郝龍斌並未答覆此一“內幕”。

2007年6月7日，李登輝以祭拜兄長亡靈為由參拜了靖國神社。他於當天上午10時許攜其妻抵達位於東京九段的靖國神社，並在靖國神社神職人員陪同下進入正殿，進行了約40分鐘的祭拜。1945年2月，為日本軍國主義充當炮灰的李登輝之兄李登欽（日本名叫巖裏武則）在菲律賓喪命。此後，他被作為日本戰亡軍人入冊靖國神社。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李登輝參拜靖國神社再次暴露了他“台獨”分子的醜惡嘴臉。

李登輝2008年9月24日參加沖繩知事的午宴上公開聲稱，釣魚島在日據時代就是日本領土，而當時台灣也是日本領土，因此，很多台灣漁民都會去釣魚島捕魚，不存在“主權”和捕魚權的問題。李登輝説，戰後台灣不再是日本佔領，台灣漁民仍希望在釣魚島繼續捕魚，因此，才會產生漁權爭議，另外，李登輝還聲稱:“中國在東海進行油氣田開發的海域在海洋法上屬於日本”。 ^[11] 

李登輝2014年9月21日在東京演講，還向21日生日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表達祝福之意，期待他今後更加活躍。李登輝“盛讚”安倍決定容許行使集體自衞權的政策，也建議日本應重新思考美日同盟關係，應修憲讓國家擁有武力，成為真正獨立自主的國家。李登輝指出，安倍2014年7月決定容許行使集體自衞權，美國隨即發表歡迎聲明，他也大表歡迎，認為這是導正日本戰後長期以來不正常的狀態、邁向新生第一步。他最後強調，“台日是命運共同體，日本好則台灣好，反之亦然。”

李登輝出生於日本殖民地（台灣），自幼受過日本軍國主義教育，其兄死於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的戰爭中，使其萌生強烈的“親日”色彩，一定程度上阻礙其評價日本、中國大陸和台灣關係的公正性與合理性，也直接損害了海峽兩岸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不利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李登輝在其任內多次搞“台灣獨立”，使其自身的形象在中國大陸民眾中陷於低谷，並以負面政治人物的形象而為中國人所熟知。

李登輝在任期內搞黑錢政治，損害了得來不易的台灣“民主”成果，也使其政客的本質暴露無遺，並曾被李敖多次在立法機構起訴，其本人涉嫌經濟貪腐問題更為人所不齒。 ^[24] 

蔣經國臨終感嘆選擇李登輝是人生敗筆，在病逝之前，曾對身邊家人哀嘆説：“我看錯了人！”。 ^[25-26] 

放在浩浩蕩蕩的幾千年中國歷史當中，李登輝就是個大大的民族罪人，“遺臭萬年”將會是他永遠也甩不掉的歷史標籤。（央視網）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