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華人

新加坡華人（Chinese Singaporean）是指出生在或者移民到新加坡、並持有新加坡公民權或居留權的中華民族人士，也稱“新加坡華裔”或“華裔新加坡人”。於2010年，新加坡共有將近280萬個華人。華人佔新加坡居民人口中的74.1%，即4個新加坡人就有3個是華人，是新加坡人口當中最大的族羣。新加坡共和國在世界上是除了中國之外，第二個以華人為主體民族的國家。新加坡的海峽華人（峇峇孃惹）是中國明朝後裔與當地馬來族通婚後形成的特殊社羣，擁有着融合中華文化與馬來族文化的峇峇孃惹文化。海峽華人在整體新加坡華人當中佔的比例非常小，而這個族羣有被主流華人同化的趨勢。

據1996年6月新加坡政府統計，新加坡的華族2,352,700人，占人口數的77.3%。在新加坡華人中，閩南人約佔40%；潮州人約佔20%；廣府人佔近20%；客家人佔不足10%；其餘為講其他方言人羣。 ^[1] 

新加坡潮州會館(4張)

新加坡統計局將“華人”（Chinese）定義為一個種族或族羣。新加坡華人專指擁有中國血統或者祖先源自於中國的人士，如閩南人、潮州人、廣府人、客家人、莆田人、海南人、福州人、上海人等等。在一個混血家庭裏，如果父親是華人，其子女通常會被歸類為華人。

新加坡是馬六甲海峽邊的島國，1965年被迫獨立建國，身處幾億馬來人腹地之中，以華人為主的新加坡天然安全警覺高騰，為此新加坡正視族羣的問題，政府實行種族平等政策，維護民族團結與互助精神。新加坡今天所享有的種族和諧，是世界上的一個小奇蹟，因此新加坡華人極為珍惜和儘可能鞏固這個奇蹟，並不視之為理所當然。只要在這片土地上誕生的國民，大家一視同仁，不管是馬來、印度人還是華人，一律稱呼對方為“新加坡人”，在族羣或者種族認同方面，華裔稱呼自己為“華人”。

新加坡政府把每年的7月21日定為“種族和諧日”，提醒新加坡人應不分種族、語言和宗教，團結一致，為新加坡做出貢獻。在種族和諧日當天，老師會向學生説明新加坡曾有種族衝突的那段痛苦歷史，並提到全球恐怖主義盛行，都是起因於種族未能和諧的結果，以至於造成人類社會的撕裂與創傷，讓學生能明瞭種族和諧的重要性。如今新加坡的華人和另外三個族羣（印族、馬來族及歐亞族）和諧地生活在一起。新加坡作為一個多文化族羣的國家，在社會平等、種族融合、以及宗教信仰、飲食、服飾等方面，形成了與眾不同、包羅萬象又獨具特色的文化，可以説早年下南洋的華人在赤道小島上找到了一片淨土安居樂業。

十九世紀開始，由於當時的中國正處於內憂外患之中，人民飽受戰爭、饑荒與貧窮之苦，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部分中國人不得不離開家鄉，只好決定飄洋過海到“石叻”（新加坡）來尋找新生機。當新加坡港口全面開放後，大批的中國貿易商船如約而至。許多生活在中國的人民也紛紛來到新加坡，尋找新的發展機會。到了1821年前後，新加坡的華人已從最初的幾十人發展到1200人。各地的商船為新加坡貿易商帶來了豐厚的利潤，他們將中國的絲綢、錦緞和茶葉運到新加坡，銷售給歐洲的私營商人，然後將來自印度的商品帶回中國。新加坡河上的駁船碼頭和中國城（牛車水）已成為東南亞商船貿易活動的中心及全世界的貿易集散地。

南來新加坡的中國人基本上可分為兩類：一是因為他們在這裏的親戚生意越做越大，需要更多的人手；另一類則是身無分文，想要到外頭闖一闖，希望能因此而闖出一個春天。早期移居新加坡的華人，普遍都是出於謀生的目的而自發依靠宗鄉關係的互相牽引，到達新加坡以後，往往聚集在一起，在當地求取生存和發展。故此，他們孤家寡人在人生地不熟的“番邊”生活，大多數都抱着一種暫時“流寓”的心態，希望能在“番邊”苦幹一段時期後，或能衣錦還鄉，與家人團聚，或能落葉歸根，安享晚年。在新加坡的華人中，福建人一直是佔多數，大約是40%，潮州人排第二，但到了1901年，廣府人取代了潮州人的地位。要一直到50年代，潮州人才重新成為新加坡第二大的方言社羣。

新加坡開埠後不久，華人先輩便在俗稱“山仔頂”（朱烈街）、吻基（駁船碼頭）或稱“十八溪墘”、“十八間後”（沙球撈路）、“豬仔場”（克拉碼頭）、“水仙門”（諧街）、“皇家山腳”（裏峇峇利路）、“大老爺宮頭”（指位於菲立街的粵海清廟），以及大坡二馬路的“新巴剎”（馬真街）等地開設胡椒、甘蜜等土產店，這些地區既成為商業活動中心，也成了昔日華人聚居的地方。

19世紀初、中期，華人在當地成為經濟開發的奠基者和先鋒力量，不僅為當地經濟發展立下汗馬功勞；同時社會地位和影響日益提高，有些華人還受到殖民當局和當地蘇丹、天猛公的倚重，於後涉足於政壇，成為華人社會合法的領導人。

19世紀60年代開始，還有更多華籍成功人士躋身於領導層，並獲殖民地政府的垂青，先後成為政壇的重要人物。一直到20世紀40年代的50多年中，還有佘連城、陳永錫、劉長意、蔡子庸、廖正興、陳振賢、王邦傑、林樹森、李偉南、楊纘文、連瀛洲等相繼出任華人蔘事局參事。林義順、佘柏城、王邦傑、林錦成、劉登鼎、佘應忠、葉平玉等為太平局紳。這些職銜雖然是由殖民地政府所委任，但都增強、擴大了這些華裔移民在華人社會的政治地位和影響，同時由於各自精明幹練，富有公共服務精神，而在熱心華僑事務、倡辦華人教育和女子學校、推行社會公益等方面，分別發揮了重要作用。

為了紀念當時艱辛創業而後發跡的先驅的功勞，新加坡有一批以華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地區，如有進街、成寶路、金炎路、阿佛路、炳源街、振興街、林大頭路、餘東璇街、義順路等等。

大致上，新加坡華人會根據自己所屬的漢語方言、語言文化組、籍貫或祖籍來做歸類。新加坡華人的籍貫相當繁雜，也趨於多樣化，通常可以由自己所講的方言來做辨認。但是廣府人是在保留自己方言方面做得最成功，36%的廣府人在家中講粵語，在家中講華語（即漢語普通話，以下相同）或英語的廣府人的比率分別只佔32%和28%。相反，多數的福建人和潮州人都在家中講華語。雖然籍貫或祖籍的觀念在年輕族羣當中稍有淡化，但一般新加坡華人仍會對自己的籍貫或方言組產生認同，甚至會相當重視或保留自己的方言。

大多數的新加坡華人源自於中國南方，以福建、廣東、海南和浙江等地居多。福建人，潮州人和廣府人涵蓋了新加坡華人人口的四分之三，其餘的四分之一由19個方言羣組成。這些華人一般稱為“新加坡本地華人”，是十九和二十世紀前半葉從中囯南方移民來新加坡的華人後裔（第一波和第二波移民浪潮）。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出現了從中囯各地區移民來新加坡的第三波移民浪潮。在新加坡華人社羣當中，不同方言組或籍貫的互相通婚十分普遍。但籍貫或方言文化組的歸類則會根據父親的籍貫而定。例如，如果父親是福建籍，而母親是潮州籍，小孩則會稱自己為“福建人”。有些新加坡華人會根據自己的籍貫來聯繫自己的宗鄉會館。

新傳媒電視台拍攝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新加坡電視劇，注重介紹新加坡華人先輩如何飄洋過海來到南洋，以及一羣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老新加坡的故事，比如《霧鎖南洋》 《出路》 《和平的代價》，還有以各個籍貫的華人下南洋打拼的劇情片《潮州家族》 《客家之歌》和 《瓊園咖啡香》。歷史，是一連串單向行駛的生活組成的，碾過了貧困和戰爭，他們，成了大時代的最佳見證者，透過電視劇，年輕的新加坡人看見了華人離鄉背井，掙扎求存的最真實面貌。

在新加坡，閩南人一般統稱為“新加坡福建人”，構成了新加坡華人當中的41%，是新加坡華人社區當中最大的羣體。新加坡福建人多數源自於福建省南部，主要是廈門、泉州、漳州及其他閩南語區各鄉鎮（包括：同安、南安、安溪、惠安、永春、龍海、晉江）。他們所講的方言是新加坡福建話 (在新加坡稱為“福建話”），偏泉州音。在語言溝通方面，閩南話跟潮州話能夠達到50.4%的互通，但卻很難跟瓊語進行溝通。

在1979年推行講華語（即漢語普通話）運動之前，新加坡福建話曾是新加坡華人的共同語音，也是其他種族如馬來族和印度族跟華人溝通的語言。早期的閩南先民大多落腳於廈門街和直落亞逸街，逐漸形成了圍繞於天福宮(Thian Hock Keng Temple) 的區塊。他們隨後又成立了宗鄉會館如新加坡福建會館，並且把區塊展延至福建街和中國街一帶。

新加坡福建人在早期新加坡河一帶的貿易活動當中是最活躍的。由於他們來自中國南方沿海一帶，並且從事海上貿易，大多有信奉媽祖之習俗。除此之外，他們也信奉其他中國民間之神明如九王爺、玉皇大帝等。唯一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人所説的“福建人”，其實指的是“閩南人”，而不包括在福建省境內其的他籍貫；也就是説[福建人]並沒有包括在“閩南地區”以外的福建人士。一般來説，在新加坡不被稱為“福建人”的包括福州人、福清人、莆田人、仙遊人、寧德人以及閩西的客家人。當時不採用“閩南人”而使用“福建人”來特指廈門、漳州以及泉州移民的原因有兩個：

■當時“閩南話”只是一個語言學概念，所以除了專家學者以外，其餘來自廈漳泉三地的百姓並沒有閩南這個概念，更不會把自己稱為閩南人或把自己的方言稱為閩南話。

■在清朝末年以及民國初年的移民浪潮中，來自廈漳泉三地的移民遠遠超過福建省其他地區的移民。這三地的移民到新加坡紮根之後，因為溝通需要，這三地原本就很接近的方言被混在一起使用，漸漸地形成新加坡福建話，簡稱福建話。來自福州和莆田等地的移民佔少數，他們當時為了溝通需要，也得捨棄使用自己的閩東話和莆仙話而改用屬於閩南語系的新加坡福建話。新加坡的福州人和莆田人通常都會很明確的説自己是“福州人”和“興化人”，不會説自己是“福建人”，因為“福建人”這個稱謂早已被“閩南人”所使用。

潮州人構成了新加坡華人當中的21%，是在新加坡華人社區當中的第二大羣體。新加坡潮州人多數源自於廣東省潮汕地區，包括了潮州、汕頭、揭陽等。新加坡內閣部長三成是潮州人，潮州人所講的方言是潮州話，跟閩南話能夠達到50.4%的互通。如同海南人一樣，潮州人的先祖可以追溯到福建南方地區（閩南）。由於閩南地區人口過度膨脹，加上饑荒等問題，他們因而遷徙到了潮汕地區。雖然潮州人和閩南人在方言及文化上有所相似，他們仍會將各自區分開來。

19世紀期間，潮州人曾是新加坡最大的方言羣體。然而，閩南人大量的湧入導致了閩南人在人口上超越了潮州人，尤其以新加坡南部最為顯著。柔佛海峽岸邊曾是的潮州人主要的居住地，直到1980年代新加坡建屋發展局（HDB）實施搬遷計劃之後，這裏才有所變化。19世紀及20世紀初，大多數的潮州人都居住在牛車水（Chinatown）或新加坡河畔一帶。早期的潮州人都從事工商業，包括捕魚業。傳統牛車水的商店或商行主要由潮州人經營，包括沙球勞路和橋南路一帶的商店。後來，其他潮州商人也陸續設立賭館或在新加坡森林，新加坡北部和柔佛開設胡椒園。

19世紀時期，他們先後得到柔佛蘇丹的批准設立這些種植園。其後，有更多的潮州人也加入種植業的行列，形成所謂的“江厝”制度。在潮汕方言中，“江”的意思是河流，而“厝”的意思是房子。在這種制度下，“厝”是指種植園首個負責人姓氏的名稱。“江厝制度”後來演變成今日新加坡的許多地名如蔡厝港、林厝港和楊厝港。這些地名在市區重建之前都曾是種植園。早期的華人大多都成立宗鄉會館及方言會社。這些會館或公司扮演着工會的角色，替目不識丁的華工處理許多和殖民政府或僱主交涉的事宜。其中最為重要的潮州公司之一是1845年成立至今的義安公司。

新加坡的潮州人所使用的方言是新加坡潮州話，在本地簡稱為潮州話。這種潮州話因為長期受到新加坡的主要方言閩南語所影響，已經和潮汕地區所操的潮汕話有着一定的差別，主要的差別在於它帶有比較濃厚的閩南音，也摻雜了很多廈門話的詞彙。與此同時，新加坡閩南人所操的新加坡福建話也有被潮州話影響的跡象，形成一種略帶潮州音的閩南話。新加坡海峽時報曾報道過現今的後港是個潮州人主要的聚居點。這裏也是新加坡反對黨工人黨，饒欣龍管理的單選區。

粵海清廟，始建於1826年，最初由潮州籍人士合資創建。潮州人早期建廟的目的是為維繫南來謀生的潮州同鄉之間的關係 ，保佑那些南來北歸的航海者能安然抵達目的地，也為自身以及家人祈求平安。粵海清廟初建時只是一間簡陋的亞答屋，四周空曠，廟前是一片大海。1845年，潮州籍人成立義安公司，該廟便歸義安公司所管理。

1852年至1855年間，進行擴建工程。1896年又進行全面重建，該廟也由一間亞答小廟，變成水泥屋瓦，雕樑畫棟，香火旺盛的大廟。至今粵海清廟還保存着清朝光緒皇帝御賜粵海清廟的親筆墨寶“曙海祥雲”，巨型的“曙海祥雲”扁額高掛大堂，可見早在百年前，這間古廟已名揚海外。 經修復後的粵海清廟，煥然一新，依然保留古色古香的樣子，左右兩座相連的祠廟，所有的神像、扁額、雕塑與一切佈置仍保留原狀。 經歷了將近180年的變遷，該廟已發展成今天新加坡著名廟宇之一，1996年6月28日粵海清廟成為受保護的國家古蹟，屬旅遊景點。

新加坡潮州八邑會館是新加坡潮人中最有影響的社團組織。該館建於1928年，正式成立於1929年，會員包括潮安、澄海、潮陽、揭陽、饒平、普寧、惠來、南澳8個縣屬的潮籍鄉親，是代表潮屬人士的最高機構。

當年許多重要的建築工程都交給了“紅頭巾”(3張)

廣府人構成新加坡華人當中的15%，一般也稱之為“廣東人”。新加坡廣府人大多數源自於廣東省南部地區，如廣州、肇慶、順德、台山、鶴山等等。新加坡廣府人所講的方言為漢語粵方言，即廣府話。他們的宗教信仰也跟閩南人或潮州人一樣，為中國民間信仰、道教或佛教等。於20世紀前半業，新加坡廣府人主要的職業為醫生、政治家、文言文老師，也從事其他行業如金飾業、裁縫業、餐飲業等等。他們的商店主要坐落於廟街、寶塔街、回.教堂街。來自廣東三水縣的廣東女工，稱之為紅頭巾。他們主要在新加坡的建築工地上充當建築工人，為新加坡的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這些女工背井離鄉，千里迢迢的從中國來到新加坡，於20世紀前半葉在新加坡的工地上從事勞動工作。她們所穿的衣服是海軍藍色的衣裳，頭上裹着紅頭巾，其作用是在工作時為了保護頭顱，其外表格外鮮明。穿戴這種頭巾的第一位女士據説是宋朝的王朝雲，文學家蘇軾之妾。這種頭飾曾是廣東客家地區所穿戴得傳統帽子。廣府人由於經常跟客家人一起工作，也進而採用了這種傳統。來自廣東四邑縣（江門區）的女工主要戴的是黑色的頭巾。她們大部分在新加坡河畔和吉寶港口 (Keppel Harbour) 的周遭碼頭從事勞動工作。於2010年，新加坡意識到牛車水一帶居住着大批的廣府人。

1929年8月23日，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正式成立，公推祖籍永定縣的胡文虎為會長，湯湘霖、藍禹甸為副會長。會所設在新加坡柏城街20號。團體會員包括新加坡豐永大公會、應和會館、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新加坡豐順會館、嘉應王屬公會、新加坡惠州會館、新加坡興寧同鄉會等28個。

截止2015年，客家人構成新加坡華人人口的14% ，約有40餘萬人。新加坡客家源自於廣東省東部和福建西部的客語區，如梅州市梅縣區、梅江區、興寧、惠州，福建永定等。新加坡共和國的國父李光耀就是一位客家人，其祖籍為大埔。許多20世紀前半葉在新加坡工地上工作的客家女，頭上所戴的頭巾跟三水縣的紅頭巾一樣。只不過，客家女所戴的是黑頭巾，而不是紅頭巾。據資料顯示，新加坡的梅州籍華人華僑以大埔人佔多數（約有20多萬），南來新加坡之後，早期主要屬於勞工階級，從事鞋業、藤器傢俱業、建築業和當鋪為主。 ^[6-7] 

由於李光耀祖輩均為客家人，故其本人亦被視作為客家族裔的傑出代表之一。鑑於其對世界客家事務的影響和貢獻，李光耀被特別聘請為新加坡最大的客屬團體（組織）——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的永遠榮譽主席一職。 ^[8]  1990年，時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出席世界客屬第10屆懇親大會，並發表《鄉團要能滿足需要》的獻詞。李光耀之女李瑋玲所著的《一個客家女子的新加坡故事》一書揭開了新加坡“第一家族”的神秘面紗，從女兒的角度出發，追憶了已匯入歷史河流的偉人風采。 ^[9] 

世界客屬第13屆懇親大會於1996年11月9日至12日在新加坡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由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主辦，有來自世界各地150個客屬社團近2000位代表參加。時任新加坡副總理李顯龍准將親臨大會。

1999年11月，時任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新加坡副總理李顯龍受謝富年邀請出席了世界客屬第15屆懇親大會。 ^[10] 

2009年12月13日晚，在南洋客屬總會成立80週年紀念大會上，南洋客屬總會永遠榮譽顧問李顯龍介紹説：在前任和現任內閣部長中，客家人就有李光耀資政、韓瑞生先生、胡賜道博士和侯永昌先生。在較年輕一代國會議員也不乏客家人，包括李奕賢先生、楊莉明女士和藍彬明醫生。” ^[11] 

海南人構成新加坡華人人口的7%，新加坡海南人多數源自於海南東北部地區，如文昌、海口、瓊海等。他們所講的方言是海南話。 最早，海南人把新加坡叫星洲，海南人移民到新加坡始於19世紀末期，他們比其他的華人較晚來到新加坡，多數從事店鋪工作，烹飪及餐飲業。不過海南人在飲食行業也創造了名牌“海南雞飯”聞名於世。海南雞飯是新加坡著名的美食。新加坡海南人也以西餐烹飪為名，因為許多海南人早期曾是歐洲船隻上的廚師。

這個組羣構成新加坡華人的2%。由於台灣人在新加坡的人口比較小，也經常被歸類於閩南人（福建人），客家人或其他方言羣。從台灣移民到新加坡的台灣人屬於比較特殊的一羣。他們主要講國語、台灣閩南話或客家話。新加坡的台灣人源自於台灣的許多城市，如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等等。從台灣移民到新加坡的華人可能始於1940年代。根據經歷過1940年代時期新加坡人的口頭述説，當時二戰時期有許多佔領新加坡的日本兵其實是台籍“日本”兵。據新加坡人的口頭述説，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有許多新加坡的華文老師來自台灣。

1965年新加坡獨立之後，由於新加坡跟台灣頗為密切，更有一些台籍軍事人士移民到新加坡，並且在新加坡武裝部隊擔任高級軍官。於1970年和1980年代，有更多的台灣人移民到新加坡，到新加坡投資，工作，定居或唸書。他們通常屬於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士，並且在各專業領域如工程、商業、投資、研發和教育就職。例如新加坡著名的律師與政治人物陳碩茂，其在台灣出生，1972年11歲時隨父母和妹妹移居新加坡，25歲時成為新加坡公民，阿裕尼集選區的反對黨議員。這裏也有許多新加坡華人和台灣人通婚，台籍配偶也因此移民到新加坡，並且取得公民權。2009年統計，來源於台灣的華人估計為六萬多人。

這個組羣主要是1980年代後期和1990年初起移民到新加坡的香港人，其主要原因為1997年後香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接管。大家比較熟悉的香港移民就有藝人泳兒，她在1990年隨父母全家移民至新加坡居住了16年，並在2005年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會計系畢業。同年迴流香港且參加了“2005年度英皇新秀歌唱大賽”，繼而晉身樂壇。

1990年之前，來自北京或其他省份如山東、四川、湖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的華人，構成了新加坡華人人口的2%。多數來自中國大陸各省以標準漢語為主要口音的人士比其他族羣還要晚移民到新加坡，尤其是1989年後新加坡政府開放移民。他們都能説標準漢語，也可能能説自己的漢語方言。自1990年之後，從中囯大陸各地區來新加坡讀書或工作的人士有增無減。有些則長期定居在新加坡，並且成為永久居民或公民。這個組羣構成新加坡人口的1/5。

1990年移民到新加坡的原中國籍新加坡華人多數是高收入的白領階級，並且在跨國公司、研發中心、大學等就職。也有許多在小學，中學的華人老師來自中國。自1990年末，新加坡經歷了來自中國各省的第三次移民浪潮。他們到新加坡讀書或工作。有些會回去中國，有些則長期定居在新加坡。這些來自中國的移民通常稱為“新移民”。著名的大陸新移民包括了去台灣《超級星光大道》踢館成功的閻奕格。新加坡的華人也有來自鄰國的比如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菲律賓、越南等地，尤其以馬來西亞華人最多，各地的華人豐富了新加坡中華文化的多元性。

新加坡海峽華人（峇峇孃惹），為早期來自馬六甲和檳城的華人，後移居新加坡。由於他們混有華人和馬來人的血統，也同時融合了華人和馬來文化習俗，在新加坡華人當中被歸類為另外一個族羣。他們融合了馬來和華族文化，但有自己特殊的文化認同。男人通常稱為峇峇，而女人則稱為娘惹。新加坡土生華人早期多數居住在芽籠和加東一帶。在新加坡殖民時期，由於他們能夠講漢語福建方言、英語、馬來話，也因此是各商業和社團組織的中介人。

有許多新加坡土生華人和新加坡福建人曾經搬離新加坡市中心到東海岸一帶（丹戎加東），並且建造豪宅與別墅。1965年新加坡獨立之後，新加坡土生華人開始遷往新加坡各個地區。新加坡海峽華人也稱土生華人主要的母語為峇峇馬來話或新加坡各漢語方言。有許多峇峇孃惹因18世紀葡萄牙人殖民統治由傳教士傳教而改為信奉天主教。新傳媒8頻道在2008年末推出電視劇《小娘惹》作為台慶大戲，內容從30年代展開，橫跨70年，直到現代。此劇帶出古代足不出户的娘惹們在家庭為了爭寵而產生一系列的明爭暗鬥，並以峇峇孃惹文化精緻地帶出整部劇的故事。

土生華人族羣走過了新加坡將近兩百年的發展歷程，也培育了一些才華卓越的峇峇孃惹，比如新加坡開國元老之一的李光耀和支持中國的維新變法，並投身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的林文慶。新加坡2011年全國大選國民團結黨候選人，佘雪玲也擁有峇峇孃惹血統，她是歷屆大選最年輕的反對黨候選人之一，參加選舉的時候只有24歲，她決意挑戰巨大的對手，讓人不得不佩服她的勇氣。

最早出現於中國史籍中的新加坡稱為龍牙門、凌衙門、單馬錫、淡馬錫、息辣、息力和石叻等。在新加坡出土的文物有宋朝真宗（998-1022年）、仁宗（1023-1063年）的銅錢與瓷片，證明了宋朝已有中國商人到過新加坡。南宋趙汝適於1225年寫成的《諸蕃志》明確記載着商船從泉州港抵此的航行過程及貿易情況，其中的《三佛齊門》篇記載中國商舶到三佛齊貿易，必先在“凌牙門經商三分之一”，然後才到三佛齊。《南洋測蠡》記載新忌利波已有中國人的墳墓：“有唐人墳墓，碑記梁朝年號及宋代鹹淳”。梁朝為中國五代的後梁（907-922年），鹹淳是南宋度宗的年號（1265-1274年）。

這點可證明907-1274年間，新加坡是有中國人居住的，並在死後葬在這裏。1615年成書的《馬來紀年》，記載12世紀中到14世紀中葉，新加坡由信訶補羅王朝統治，為中國元朝藩屬國，1320年“有元朝曾到龍牙門索象”。1325年龍牙門也遣使者朝貢等記載。元朝汪大淵在《島夷志略》一書中記述了他在淡馬錫的所見所聞，其中記載包括了見過居住在新加坡的華僑。

在14世紀，新加坡因受爪哇滿者伯夷與暹羅素可泰王朝的侵略，於1377年和1391年遭毀滅性的破壞。古新加坡被破壞後，便少有中國人在新加坡的足跡記載。明朝永樂年間（1403年）三保太監鄭和下西洋時，在他的航海圖上亦曾提及它的古稱“淡馬錫”。1420年，鄭和第六度出使印度洋也曾途經新加坡，但未有中國人的記載。

史料説明新加坡在萊佛士開埠本地前，已有華人居住。1819年，史丹福·萊佛士（Stamford Raffles）為英國人在遠東地區尋找能控制馬六甲海峽的新商站與值得開拓的新殖民地，1月28日發現新加坡，次日與柔佛王朝駐新加坡的統治者天猛公阿都拉曼簽訂租借新加坡做為商站的條約，並於1824年正式與由英國人擁立的柔佛蘇丹東姑隆簽訂把新加坡永久割讓給英國人的條約。英國人設立商站時，居於新加坡的多為海人，為漁夫及一些海盜，居住在小屋內。人口約150人，其中30個左右中國人，其他是馬來人。

新加坡開埠時，島上只有幾户中國人家，人口少。新加坡成為商站後，第一批到來的華人來自馬來亞。其中以來自馬六甲的居多，亦有些來自檳城。之所以是馬來亞華人先到新加坡，有兩個主要原因。其一、萊佛士曾是英國東印度公司駐檳城副秘書，任期長達6年。另一開埠新加坡的功臣威廉·法古哈（William Farquhar）則是英國東印度公司駐馬六甲的代表，在馬六甲工作與生活長達7年。因此當新加坡成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另一商站時，萊佛士與法古哈都極力遊説他們所熟悉的檳城、馬六甲與馬來亞其他地方的商人到新加坡發展。其二、1403年馬六甲王朝成立，在全盛時期乃聞名於世的港口及貿易中心。

15世紀初開始便與中國有頻繁往來。鄭和下西洋多次便到過馬六甲。當時馬六甲受中國保護，周邊國家不敢侵擾，因此國家安定、貿易繁榮。1511年成為葡萄牙人的殖民地，1641年成為荷蘭人殖民地。在1819年轉成英國的殖民地前早已發達，多有成功的華商。檳城1786年由英國人開埠。比新加坡早開發多年，也因此早有更多華人在那裏居住、經商。馬六甲及檳城的成功的商人中，許多為海峽華人，第二代或多代以上的移民。祖先可能是鄭和下南洋時，留在馬六甲的隨從，也可能是元、明朝間，到該處經商、居留的中國商人的後代。最先到新加坡的華人應該為海峽華人。

新加坡由萊佛士開埠、大量馬來亞土生華人商賈及歐洲商人來到，開發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於是出現契約勞工（豬仔）的買賣，也常稱為苦力。這類豬仔由華人契約勞工販商帶到新加坡，以12個月的酬勞抵消他們的路費。每年東北季候風時帶來中國船，買者上船尋找最健康者，付一筆錢便可買下。那筆錢扣除旅費與其他費用，仍可為販商帶來可觀的盈餘。有時這些勞工，亦按勞工的手藝，標上不同的價碼。直到1877年新加坡委任威廉·必麒麟（William Pickering）為首任華民政務司（Protector of Chinese），販賣勞工的活動才減少，並在1914年，廢棄豬仔、契約勞工。但一直到日治昭南時期以前，都例常會有船隻，以合理價格運送勞工往返新加坡與中國。

由於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前有海禁條例，人民不可自由出入。因此契約華工都是經由葡萄牙人管控的澳門到海外，或由豬仔販商到中國收買地方官員放人出洋。以此推測，在19世紀初期，要有大量華工出洋的情況並不太可能。這種情況一直要到1842年8月《南京條約》簽訂後才形成大規模華工出洋的情況。1860年中英、中法與中國滿清政府簽下的《北京條約》，買賣人口合法化，華工出洋一時達到高潮。

十九世紀至20世紀前半葉，從中國到新加坡的華人被稱作“新客”（Sinkeh）。“新客”有一大部分是契約勞工，包括扛包頭的苦力、輪船的燒炭工、在街上待聘的雜工等。有些則是因為中國家鄉貧窮為了尋找更好的生活而南下南洋。而其他則是為了逃離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各種的戰亂而來到了新加坡。他們主要來自中國南部沿海地帶如福建省、廣東省、海南省；心繫“唐山”（中國的別稱），認為自己是華僑。而土生華人或在新加坡繁衍過好幾代的華人，並且受過英文教育的華人則稱為“老客”（Laokeh）， 或海峽華人（Straits born Chinese）。他們一般心繫大英帝國，不認同自己為華僑。

新加坡市民在紀念碑前放聲痛哭(2張)

1941年12月7日，日本攻擊了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由此打響。日本的目標是要通過攻佔東南亞，來取得當地的天然資源，以應付自身的戰爭需要；因此，作為盟軍在東南亞極為重要的據點，日本勢必拿下新加坡。這裏華僑人口密集，是南洋華僑抗日運動的中心，陳嘉庚領導的“南僑籌賑總會”僅抗日義捐一項便發動八百萬東南亞華僑為中國籌集了約合4億餘元國幣的鉅額外匯。此時，落入虎口的新加坡華僑由於先前曾大力援助中國抗日，又剛剛組織義勇軍進行過英勇的抵抗，因而遭到日本的忌恨和瘋狂報復（新加坡大屠殺）。

珍珠港事件隔天，日軍在馬來亞北部的哥打峇魯登陸。1942年1月31日，戰爭開始僅55天，日軍佔領了整個馬來亞半島。日佔時期是新加坡歷史上最黑暗的時刻。日軍，尤其是憲兵隊，做出了諸多暴行。1942年2月15日（農曆新年），白思華中將向日本陸軍的山下奉文將軍投降後，日本將新加坡改名為“昭南島”，行政上稱作“昭南特別市”。同年2月18日至25日，為報復星華義勇軍和先前支持中國抗日的新加坡華人，日軍開展了以“大檢證”為名的肅,

肅清以下新加坡華人：

最後，日軍抓走約二萬多人，當中絕大多數都被帶到偏遠的海邊予以集體槍殺，剩下則被送到泰國做苦工建造 “死亡鐵路”。日軍還勒索南洋華僑，要華僑交出五千萬元俸納金。山下奉文當時給的理由是：“華僑支持重慶政府抗日，這筆俸納金，是你們向日軍贖罪的買命錢。”由於資源嚴重缺乏，致使許多民眾不得不在自家花園裏種植木薯、番薯、香蕉等農作物。隨着日本投降，新加坡人民無不高興。

最終，1945年9月12日，在政府大廈舉行了受降儀式。據不完全統計，在日本佔領3年半的期間，至少有5萬名新加坡華人慘遭殺害。日軍集中屠殺華僑的地點多達幾十處，包括榜鵝海灘、舊樟宜海灘、聖淘沙海灘、東海岸靠近碼頭的地方都是當時的屠殺場地。二戰以後，在新加坡多個地方相繼發現被屠殺者的遺骸，新加坡中華總商會不忍讓這些骸骨散棄在荒郊野嶺，於是成立了日本佔領時期死難人民遺骸善後委員會，負責探查、發掘和安葬等工作。新加坡和平紀念碑（日本佔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也於1967年2月15落成，矗立在美芝路。紀念碑四面都有不同文字的銘文，中文部分這樣寫道：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日軍佔領新嘉坡，我平民無辜被殺者，其數不可勝計。越二十餘年始得收斂遺骨，重葬於此，並樹豐碑永志悲痛。”

此後，新加坡每年都要在紀念碑旁舉行悼念和祭祀活動，以緬懷在日本佔領期間慘遭殺害的平民百姓。對新加坡日佔時期的歷史有興趣的話，請搜索新加坡電視劇《和平的代價》視頻。這部連續劇真實的反映出當年的境況，歲月無聲，人間有情，歷史決不容忘懷，陳嘉庚和林謀盛烈士等歷史人物和新加坡先輩的抗戰經歷和苦難使新加坡後人深為感動。二戰以後新加坡人民開始有了政治覺醒，這次的淪陷讓新加坡人民開始相信要靠自己保衞這片土地，間接促成新加坡脱離英國的統治走向獨立。 ^[12] 

戰後期間，新加坡仍處於動盪時期，50及60年時常爆發華人及馬來人的種族衝突。在1965年新加坡獨立之後，政局開始趨於穩定，新加坡逐步實行了和諧種族的政策，之後並沒有爆發任何種族衝突。新加坡在建囯獨立之後，開始建立了新加坡華人對於新加坡這個國家與新加坡人的認同，在新加坡出生的公民，不管是馬來人、華人還是印度人，大家一律是新加坡人。

1945年之前從中國過番到新加坡的華僑，其後裔在新加坡獨立後成了新加坡公民。1978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時，李光耀在致歡迎詞中説：“告訴我們的貴賓，新加坡沒有華僑。”李光耀也在祝酒之前的發言中，措詞小心地提醒他的貴賓：“華裔新加坡人有着他們自己的不同的經驗和歷史。不管這種歷史是多麼短，與大陸的中國人比較起來，仍然是不相同的。更重要的是，他們正在為自己的東南亞創造一種獨立的和持久的未來。他們必須與馬來裔和印度裔新加坡人平等地分享這種未來。”

華裔新加坡人一般都會先認同自己是新加坡人，然後才是華人，但也有人會同時認同兩種身份。在新加坡土生土長的華人，經過一兩代或多的繁衍，一般稱之為“新加坡本地華人”。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從中國移居新加坡的華人被稱作“新移民”，20世紀末的“新移民”主要來自香港與中國的一級城市如北京、上海。21世紀初的“新移民”來自中國各地，豐富了新加坡的多元性。

由於新加坡是個東西文化雜糅，多元種族文化彙集的國家，新加坡華人的文化跟來自中國大陸，台灣或其他華人區，有本質上的區別。在文化上，新加坡的華族文化更加接近馬來西亞的華族文化。

而由於新加坡的華人大多數源自於中國南方，尤其是福建、廣東、海南三省，其文化跟這些地區較為接近，無論是各種漢語方言、華人習俗、傳統節日、宗教信仰都跟這些地區的文化較為接近。新加坡有着各種華商商會組織，華人文化機構，中文媒體、中文書店，華語流行文化，新加坡中文文學，各種方言戲曲等，也是大中華地區以外仍保留中華文化的國家之一。

然而，新加坡是個以英語為主的國家，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也不少，因此在思想觀念上、文化禮儀、語言，都跟來自大中華地區的華人稍有不同。來自中國大陸的中國人主要是以中國中心主義來看世界，而新加坡華人主要是受英語教育（但是在學校必須學習華語），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同時，新加坡的各種族的語言文化也互相影響着對方，華人的文化因此受到了新加坡本土文化如馬來文化、印度文化等等的影響。

儘管如此，相較於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時期對中華文化的破壞，新加坡的一些傳統華族文化卻保留了下來，尤其是中國南方的宗教禮儀及傳統禮俗、風水、命理、儒家思想等仍然對新加坡華人有很大的影響。新加坡華人的中文程度，因實行英語為第一語言緣故，因人而異，出現參差不齊的狀況。一般來説，新加坡華人的中文能力不及大中華地區的華文程度，但比其他非華人地區的國家來得強。

獨立以後，加上曾經受到英國的殖民統治，政府機構一直採用英語作為四大族羣的溝通和教學語。自1979年由新加坡政府主導的“講華語運動” （類似於中國的“推廣普通話”）之後，華語成為另一個廣泛使用的語言，有超過七成的新加坡人能説華語，是華裔之間的通用語言。新加坡民間也通行各種漢語方言，一般上35歲以上的新加坡華裔都通曉幾種閩粵方言，例如：莆田話、粵語、潮州話、客家話、閩南語、福州話、海南話等。

新加坡官方使用與中國一致的簡體字。但在1969年至1979年間曾短暫擁有自己的漢字簡化標準，民間以簡體字為主但偶爾也會出現繁體字與簡體字混用的現象。新加坡的官方文字為英語，因此公函、商務往來和其他經濟業務性質的書信通常以英語為主。

新加坡的社會背景、人口結構、語言環境以及教育制度都有其獨特性。在新加坡的四大種族中， 華族學生以華語(普通話)為母語。新加坡的華文教育從開創華僑私塾崇文閣算起，至今已有150餘年的歷史。但從1987年起，新加坡逐步統一了語文源流學校，新加坡已經沒有華、英校之分，所有學生不分種族都以英語為“第一語文”，為確保新加坡華人仍然保留自己的母語文化，新加坡政府一貫在所有學校推行中文教學，所有新加坡華人都需要學習華語，為所謂的“第二語言”或母語，由於中文教學的延續，一般的新加坡華人都能夠講或閲讀中文書籍。

就華文而言，新加坡有11所特選學校，比如，德明政府中學、中正中學總校、華僑中學、立化中學和聖尼各拉女校等等。早期是傳統的華校，經政府同意，將華文和英文同時並列為第一語文來授課。這些學校負責培養講華語的文化專才，也揹負着傳授中華文化的使命。

新加坡華人一般來説會維持一個較為獨特的羣體認同，而更加的有可能在華人社羣當中通婚。不同方言羣（或籍貫）的通婚十分普遍。也有少數的新加坡華人會跟其他不同的新加坡族羣通婚，例如新加坡馬來人、新加坡印度人、新加坡歐亞混血人、白人、日本人、韓國人等等。

新加坡的華人美食主要由早期華人移民根據當地及當時的情況（例如可選用的食材）所發展而來，不能真正意義上作為中國主流的佳餚。儘管如此，這些美食展現了新加坡當地的風味和口味。多數新加坡的華人美食如肉骨茶、面薄、拌麪、炒粿條、豬腸粉、福建面、海南雞飯，雲吞麪、薄餅等都可以在新加坡的小販中心（熟食中心）或美食閣吃到。有些新加坡華人是素食者，因為他們有些是虔誠的佛教徒，也有些不吃牛肉，尤其是那些祭拜觀音的人士。21世紀來自中國各地的移民豐富了新加坡華人美食的多元性，各種中國菜都能在新加坡的餐廳找到如四川菜，上海菜

道教信仰曾是新加坡華人主要的信仰，但年輕的族羣多數改為信奉佛教、基督教或成為無宗教信仰者。根據2010年新加坡統計局的統計，佛教是新加坡第一大宗教，約有43%的新加坡華人稱自己為佛教徒、14.4%是道教信徒、20.1%為基督徒和21.8%無宗教，華人構成了這四大級別的絕大多數。由於新加坡華人當中有4成是閩南人，華人也繼承上一代來自中國福建的佛道混合之傳統信仰，如祭祖，玉皇大帝，釋迦佛，西方三聖，觀音菩薩，地藏菩薩，文殊菩薩，普賢菩薩，灶神，門神，土地公（或大伯公），關公，天上聖母，清水祖師，保生大帝，玄天上帝等等神佛。

新加坡華人仍保留了祭拜祖先，慎終追遠，傳承孝道的民間宗教傳統。清明節是新加坡華人祭祖和掃墓的大日子，每年3月底到4月的週末，新加坡華人多會舉家出行，親戚朋友相邀同往，坐滿一、兩輛小貨車浩浩蕩蕩去掃墓，通往新加坡郊區墳場、骨灰甕安置所和廟宇的道路上，總會出現連綿不斷的“車龍”和熙熙攘攘的人流。報章電台也會發布警方的消息，提醒公眾掃墓祭祖要避開高峯，趁早出行。

這裏的華裔至今仍按照傳統儀式掃墓，多半為閩南儀式。每逢清明時節，大多先祭祀土地神。然後在親人墓前擺上酒食、果品和鮮花，燃起香燭，壓上墓紙，再將紙錢焚化，磕頭行禮，最後當場將酒食、肉、果吃完回家，一般會準備五牲祭拜祖先，當中少不了蛤、螃蟹、雞、鴨等。祭拜完畢便當場剝蛤吃，然後把蛤殼丟在墳前，表示子孫已來掃過墓。清明祭祖掃墓，是中華民族慎終追遠、敦親睦族及行孝品德的具體表現，清明節因此成為新加坡華裔的重要節日。

華人初到僑居地時雜居於牛車水一代。基於相同地緣，漢語方言及血緣的凝聚力和認同感，華人形成了五大幫羣：福建幫、潮州幫、廣東幫、客家幫、海南幫。在英國殖民時期，殖民政府基本上採用的是以華治華的手段，指定了一些華人的領袖來管理華社。所以，華社是屬於一個半自治的狀況。他們組織的方式是通過一些民間組織來互相照顧自己，例如處理同伴的喪事。

義安公司 （潮州樓）(2張)

因此，這些組織很多時候是個宗教組織，後來再發展成宗廟，或者是從這些照顧善後的組織裏面，再發展成同鄉會館和宗親會館，以便彼此之間互相照應。經過時代的演變，華人在經濟和教育上都有了顯著的成長，一些實力雄厚的華商開始發起了跨越幫羣的社團組織。這些包括了成立俱樂部（例如怡和軒），商會（例如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06成立的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是華社的最高機構，自成立起就揹負着為華人爭取權益的責任。二戰時期，新加坡華人曾透過商會來籌款捐賑物資，幫忙受難中的中國。

在20世紀60年代初，新加坡慢慢的爭取到了自治。新加坡政府採取了許多使種族和諧的政策，讓大家不分種族，不分宗教的一起生活。所以，當時新加坡政府並不太鼓勵這些會館。華人慢慢地由僑居轉向了定居，在新加坡落地生根。隨着國民意識與認同感的加深，會館也慢慢地走向了衰退，而這些會館的組織功能也逐漸被政府取代。

現今的會館雖不如以前來的重要，但仍然扮演着傳承中華文化的作用，尤其是讓年輕的一代瞭解自己的文化根源及加深文化認同。

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華社自助理事會

華源會（中國大陸）、九龍會（香港）、新加坡台北工商協會（台灣）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是由以下新加坡各大會館共同發起：

新加坡福建會館（閩南）、新加坡潮州八邑會館（潮州） 、新加坡興安會館（閩南） 、南洋莆田會館（閩南） 、新加坡莆中高平公會（閩南） 、新加坡廣東會館（粵）、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客家） 、新加坡海南會館（瓊） 、新加坡三江會館（長江、黃河、黑龍江流域） 、新加坡福州會館（閩東） 。

還有其他的鄉親會館如：義安公司（潮州）、新加坡澄海會館（潮州） 、新加坡潮陽會館（潮州）、新加坡揭陽會館（潮州） 、宏安旅外同鄉會（潮州）、 樟林旅外同鄉會（潮州） 、新加坡惠來同鄉會（潮州）、 茶陽（大埔）、勵志社（潮/客） 、潮安會館（潮州）、南洋普寧會館（潮州）、 岡州會館（粵） 、新加坡鶴山會館（粵） 、新加坡雷州會館（粵） 、八和會館（粵） 、新加坡三水會館（粵）、新加坡中山會館（粵） 、新加坡寧陽會館（粵） 、花縣會館（粵） 、新加坡南順會館（粵） 、新加坡順德會館（粵） 、新加坡增龍會館（粵） 、會寧同鄉會（粵） 、新加坡高要會館（粵） 、新加坡肇慶會館（粵） 、新加坡東安會館（粵） 、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粵/客） 、新加坡廣西暨高州會館（粵/客） 、新加坡福德祠綠野亭公會（粵/客） 、寧波同鄉會（三江）、新加坡温州會館（三江） 、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客家）、新加坡興寧同鄉會（客家） 、新加坡豐順會館（客家） 、豐永大公會（客家） 、新加坡惠州會館（客家） 、新加坡應和會館（客家） 、新加坡嘉應五屬公會（梅州） 、武吉班讓客屬公會（客家） 、新加坡河婆集團（客家） 、新加坡永定會館（客家） 、漳州總會（閩南） 、龍溪會館（閩南） 、新加坡武吉班讓福建公會（閩南） 、新加坡詔安會館（閩南）、新加坡同安會館（閩南） 、新加坡晉江會館（閩南） 、新加坡惠安公會（閩南） 、新加坡金門會館（閩南）、新加坡浯江公會（閩南） 、新加坡永春會館（閩南）、泉菌江公所（閩南）、新加坡廈門公會（閩南） 、新加坡南安會館（閩南）、新加坡仁和聯誼社（閩南） 、新加坡禾山會館（閩南）、新加坡安海公會（閩南）、 新加坡安溪公會（閩南） 、星洲官山社（閩南） 、新加坡福清會館（閩東） 、新加坡福州瀛洲同鄉會（閩東） 、新加坡福清東張同鄉會（閩東） 、新加坡龍巖會館（閩西） 、新加坡海南協會（瓊） 、新加坡後港瓊崖同鄉會（瓊）、東陵瓊崖同鄉會（瓊） 、楊厝港瓊崖同鄉會（瓊）、新加坡善志社（瓊） 、新加坡德僑社（瓊） 、新加坡瓊海同鄉會（瓊） 、新加坡瓊崖重興同鄉會（瓊） 、武吉知馬瓊崖聯誼會（瓊） 、西河別墅。

聯宗會館新加坡六桂堂（洪、江、翁、方、龔、汪） 、劉關張趙古城會館（劉、關、張、趙）、南舜同宗會（姚、虞、陳、胡、田、袁、孫、陸） 、新加坡舜裔宗親聯誼會（姚、虞、陳、胡、田、袁、孫、陸、車、王） 、新加坡莊嚴宗親會（海南莊氏、嚴氏） 、新加坡曾邱公會（曾、邱） 、姓氏會館 新加坡延陵吳氏總會 、新加坡李氏總會新加坡辛氏公會 、新加坡符氏社、新加坡鍾氏公會 、蘇氏公會 、楊氏公會、 新加坡廬江何氏總會、新加坡呂氏公會 、新加坡杜氏貞義祖祠 、新加坡南洋杜氏公會、新加坡南洋馬氏總會 、新加坡南洋吳氏公會、 成氏宗親會 、新加坡孫氏同公會 、星洲梁氏總會、南洋江氏總會南洋方氏總會、馮氏總會、 鄺氏公會(宣城堂) 、新加坡許氏總會、新加坡劉氏總會、新加坡丘邱氏公會 、新加坡白氏公會、新加坡葉氏公會 、新加坡朱氏公會、新加坡莊氏公會 、新加坡太原王氏總會、 南洋沈氏公會、 西林孫氏同鄉會(廣東潮安縣西林鄉孫氏、) 新加坡開閩王氏公會（福建王氏）、 南洋梁氏公會（閩南梁氏）、新加坡瓊崖王氏祠（海南王氏） 、新加坡瓊崖朱氏社（海南朱氏） 、龍氏公會（海南龍氏） 、新加坡海南吳氏公會（海南吳氏）、 潮州隴西李氏公會（潮州李氏）、濟陽蔡氏公會（潮州蔡氏）、 新加坡劉隴同鄉會（潮州劉氏）、 新加坡揭陽劉氏公會（潮州揭陽劉氏）、新加坡潮州沈氏聯合會（潮州沈氏） 、潁川鰲頭舊家同鄉會（潮州陳氏）、 新加坡客屬劉氏公會（客家劉氏）、 新加坡客屬張氏公會（客家張氏） 、新加坡滎陽堂鄭氏公會。

李連杰、曾秋坤、韓勞達、水銘漳、曾淵滄、李光前、邱德拔、黃志祥、李光耀、李顯龍、陳嘉庚、林文慶、陳六使、泳兒、By2（即孫涵、孫雨）、范文芳、阿杜、王祿江、蔡淳佳、蔡健雅、孫燕姿、林俊杰、Olivia Ong、立威廉、吳岱融、蔡瀾、蔡和平等等。

新加坡華人的姓氏在英文方面通常是以方言譯音，與漢字有差異。對英文譯音熟悉的新加坡人，很容易就能猜到對方的籍貫，下列列表新加坡華人姓氏簡表以作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