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慶

林文慶（1869年-1957年1月1日），“八歲無母，十二歲無父”，10歲入萊佛士書院。一次大雨，林與同學路遇校長赫利特，校長招他們上車。同學怕羞避走，林卻上了車，赫利特從此對林另眼相看。林文慶畢業時，赫利特幫林爭取到女皇獎學金，成為首獲此殊榮的華人，林得以赴英愛丁堡大學攻讀醫學。 ^[2] 

林文慶是個傳奇式的歷史人物，一生多姿多彩。他是一代名醫，又是勇於開拓的企業家；是雄辯滔滔的立法議員，也是移風易俗的社會改革家和教育家；是忠實的新加坡國民，不知疲倦地為僑居地華人請命，又是赤誠的民族主義者，始終心繫故國，支持中國的維新變法並投身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他一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我國辛亥革命史上和新加坡華人史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跡。

1893年，創辦新加坡第一所女子學校。1904年創辦英皇愛得華醫學院，被授名譽院士。他發明治療“香港腳”藥水後，取名“A·U”(廈門大學英文簡稱)。他曾任新加坡立法院華人議員、市政府委員、內務部顧問，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副會長。1911年代表中國先後出席倫敦“第一次世界人種代表大會”和德累斯頓“世界衞生會議”，一度還出任倫敦中國公使館的秘書。

在南洋，林文慶與伍連德、宋旺相一起被譽為“海峽華人三傑”。 ^{[1]  [3]} 

林文慶與伍連德和宋旺相交情很好。1903年伍連德自英國學成歸來，停留新加坡期間拜訪林文慶，並暫住其家中，因此首次見到林文慶妻子黃端瓊的妹妹黃淑瓊 ^[3]  ，並對她一見傾心。兩年後，二人在新加坡的美以美教堂結婚。

伍連德也深受林文慶的影響，以檳城為基地，在馬來亞各地推行社會改革運動，尤其是戒煙和禁鴉片運動。伍連德曾和林文慶及宋旺相合作，共同主編在新加坡出版的英文刊物《海峽華人雜誌》。 ^[4] 

1906年，林文慶加入同盟會，曾組織成功營救孫中山和宮崎寅藏出獄，他帶頭剪掉辮子，反對婦女纏足，反對吸食鴉片。1912年應孫中山電召回國，任孫的秘書和醫生，旋又任臨時政府內務部衞生司長(實為總長)。1916年出任外交部顧問。

林文慶創辦新加坡華人商業銀行，1920年與黃奕住等合資創建“和豐銀行”和“華僑保險公司”，成為新馬華人金融業的先驅。他還引種巴西橡膠到南洋種植成功，橡膠園獲得巨大收益，陳嘉庚就在他影響下經營橡膠園的，林文慶被陳尊為“南洋橡膠之父”，他倆也就此結下不解之緣。

1921年7月，林文慶接受陳嘉庚的聘請，辭掉一切職務，到廈門大學擔任校長達16年。期間，他還兼任鼓浪嶼醫院院長，為支持廈大，將他為人診病所得、全年薪金以及夫人的私房錢獻給廈大。1937年廈大改為“國立”，林文慶返回新加坡。

1941年，在日寇的刺刀下，違心接受“華僑協會”會長的職務。戰後，他對此深感內疚，閉門謝客。1957年元月，林文慶在新加坡逝世，終年88歲。臨終遺囑將他五分之三的遺產和鼓浪嶼的別墅故居捐獻給廈門大學。

爺爺：林瑪彭，1839年自福建移居馬來亞。 ^[2] 

父親：林天堯，當時是鴉片種植園的助理管理人員。

岳父：黃乃裳。

原配夫人：黃端瓊。 ^[3] 

妻妹：黃淑瓊。

連襟：伍連德。 ^[3] 

兒子：林可勝（RobertK.S.Lim） ^[5]  ，世界著名生理學家。 ^[6] 

曾孫女：官星波（Stella Kon），新加坡知名劇作家。2019年10月12日晚，由其撰寫劇本和歌詞的林文慶音樂劇“Bring the Light——Lim Boon Keng”在新加坡進行了首演。 ^[7] 

林文慶父親林天堯，當時是鴉片種植園的助理管理人員。林文慶10歲喪母，16歲喪父，是由祖父母撫養成人的。他童年入福建會館附設書院，讀四書五經。後考入官立英文學校，不久升入萊佛士書院學習。1887年，因學習成績優異，獲得英女皇獎學金進入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院，是獲得該項獎學金的第一個中國人。1892年獲得醫學內科學士和外科碩士學位。以後，香港大學又授予他名譽法學博士學位。林文慶雖受英國教育，但對漢語也有較深的造詣，並熟諳閩、粵方言。他還精通馬來語、泰米爾語、日語等，被譽為“語言天才”，這對他的行醫或開展其他社會活動，都是很有幫助的。

1893年，林文慶回到新加坡後就在市區開業行醫，並一度到“英皇愛德華七世醫學院”義務講授藥物學和治療學，榮獲該醫學院特頒給他的名譽院士學位。由於他醫術高明，辨證施治，很快就成為著名醫生。據當時報載：1894年3月14日，中國駐新加坡總領事黃遵憲親自贈送匾額給林文慶，贊他“上追二千年絕業，洞見癥結，手到春回”。

這期間，他在行醫之餘，還積極熱情地研究和傳播中國傳統文化。1897年他與新加坡著名律師宋旺相合作創辦了《海峽華人雜誌》，並與《天南新報》創辦人邱菽園組織了“華人好學會”，向海外華僑傳播傳統文化 ^[2]  ，以喚起華僑對政治、時事、學術及科學的興趣，曾開設中國古典文學講座。

林文慶熱心於新加坡華人社會和華人教育的改革，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他就排除眾議，勸説一些友好剪掉辮子。1898年，他發起一個剪辮子運動，在當時華僑社會中引起激烈的爭論。思想保守的認為，剪掉辮子將被視為造反，即使自己不回國，但國內的親屬難免會受連累，所以表示強烈反對，甚至加以諷刺、挖苦。但林文慶及其同志如宋旺相、陳武烈等，仍極力鼓吹。而他提倡女子教育，更是開風氣之先。1899年，他作為新加坡第一所女子學校——中華女校的創辦人之一，率先捐獻了建校舍的土地。他的夫人黃端瓊也親自到女校任教，黃端瓊系老同盟會員黃乃裳之長女，受到良好的中英文教育，又曾遊歷、考察過英、美等國。1896年與林文慶結為伉儷後，積極支持並參與丈夫的社會改革事業。為了在華僑中推廣普通話，林文慶首先在自己的家裏開辦華裔普通話學習班。後來，由於學生多起來，不得不借用“威基利俱樂部”上課。1906年，林文慶還訪問了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的中華會館，勸説華僑採用華語（普通話）作為共同語言，並負責開辦了5所學校。為此，中華會館特授他金牌獎，以表彰他的勞績。

林文慶興趣廣泛，涉足多方面的活動，而且多有建樹，1896年，他與陳齊賢合作試種從南美洲引進的樹膠，開辦馬來亞第一家樹膠種植園，被陳嘉庚稱為“馬來亞樹膠之父”。

1919年，林文慶與爪哇糖王黃仲涵以及著名商人黃奕住等組建“華僑銀行”，並擔任主席。翌年，又與一批商界朋友集資創辦“華僑保險有限公司”，成為這一重要商業領域的開拓者之一。

林文慶先後擔任過新加坡市政局委員、立法院華人議員、內務部顧問以及中華總商會副會長等職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積極為英國紅十字會籌款。鑑於他對英屬殖民地的貢獻，1918年，英皇特授予他不列顛帝國勳章。

林文慶早年在英國就結識了孫中山。1900年，孫中山的日本朋友宮崎寅藏到新加坡，為孫中山與康有為的合作進行活動，被當地政府拘捕。孫中山特由西貢趕到新加坡營救，經林文慶代向英當局疏通，使宮崎寅藏很快獲釋出境。義和團運動後，資本主義列強搬出德皇威廉二世所捏造的所謂“黃禍”論，作為侵略中國的口實，林文慶在《新加坡自由報》發表文章，針鋒相對地提出“白禍”，並以資本主義列國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所造成的災難，説明“白禍”比“黃禍”更為可怕。他援引英人託瑪斯·傑克遜的話：“條約只有平等，才能持久”，指出當外來者（指教會與洋行）終止享有特權，中國人民對他們的仇恨也就隨之過去，從而也就不會再有排外的暴動。

1906年2月，孫中山到新加坡組織同盟會分會，林文慶欣然入會，成為新加坡早期的同盟會員。

1911年，林文慶到歐洲遊歷考察了9個月，對幾個主要國家的政治與社會狀況進行考察、研究；並作為中國代表，先後出席了在倫敦召開的世界人種第一次代表大會和在德國德累斯頓召開的衞生會議。在倫敦時，一度擔任中國代表團秘書。

1912年初，林文慶應孫中山的聘請，到南京擔任臨時政府內務部衞生司司長，同時兼任孫中山的保健醫生。不久，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政府北遷，林文慶返回新加坡，繼續從事醫務和教育等方面的活動。

1921年，林文慶同時收到兩份電報，一是孫中山請他任外交部長，另一是陳嘉庚請他任廈門大學校長，林接受了後者。 ^[2] 

1921年4月，陳嘉庚創辦廈門大學，第一任校長鄧萃英上任不久即辭職，陳嘉庚遂聘請林文慶當校長。 ^[8]  1921年7月4日，林文慶就任，誓言把廈大“辦成一生的非死的、真的非偽的、實的非虛的大學”。 ^[2]  廈大開學後，林文慶親自對學生進行英語口試，並將口試情況通報全省各公、私中學，對推動福建省外語教學起了積極作用。一直到1937年廈大改為國立，林文慶才辭職回新加坡。他在廈大任職16年，在廈門島上荒涼的一角，建立起一座規模宏大的學府，校內設施，院系組織、課程設置以及教授的延聘，都參照歐美大學而改進，使廈大成為全國聞名的立案私立大學。林文慶對廈門大學的貢獻是有爭議的。也是在他的任內,發生了師生出走到上海成立大夏大學的事件,這在中國大學發展史上也算是重要的大事。因為和有些教授不和，魯迅、林語堂的離走都與他的辦學管理有關。在魯迅文集中甚至把他稱為反動校長。過去廈門大學校史對他都很少提及，只是到了21世紀，才逐漸客觀承認他的業績，並在校園內修建了文慶亭對他表示紀念。1934年，陳嘉庚經營的企業在世界經濟危機的襲擊下宣告破產，廈門大學也瀕於關閉，林文慶毅然和陳嘉庚分憂，隻身南渡，為大學籌募經費，共得20萬元，使廈大渡過難關。他用《大學》中的“止於至善”四個字作為廈大的校訓，以培養學生“人人為仁人君子”。學校經常組織尊孔、祭孔活動，孔子的生日被列為重要節日，全校放假，“以示恭祝”。1926年，廈大成立國學研究院，林文慶親自兼任院長，自稱“對於國學，提倡不遺餘力”。他除了主持日常校務之外，還從事儒家倫理的研究以及其它多方面的著述活動。他喜愛屈原的《離騷》，曾熟讀《離騷》，並於1929年完成《離騷》的英譯，由英國著名漢學家翟理斯（H·A·Giles）和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R·Tagore）作序出版。

林文慶在廈大堅持16年。1927年，廈大因資金不足，林捐出全年工資6000元。為了廈大，林文慶曾三次回東南亞，沿門户勸捐。

陳嘉庚曾説“（林文慶）在南洋之事業，如數十萬元之家產，與任數大公司之主席，按年酬金以萬數”，林文慶為了廈大，將其全部放棄。

在林文慶任校長期間，廈大共培養本科生646人，預科生490人。

1937年，林文慶將廈大轉為公立大學。 ^[2] 

1930年，他兼任上海出版的英文期刊《民族週刊》主編。

林文慶又是英國愛丁堡皇家醫學會會員，英國醫學會馬來亞分會會員，比利時根脱醫學會通訊會員，日本京都醫學會會員。

主要著作有英譯《離騷》、《從內部發生的中國危機》、《東方生活的悲劇》、《新的中國》和《儒教觀點看世界大戰》等。

1937年，林文慶自廈大辭職回到新加坡。因年事已高，他沒有出任公職，不復昔日之活躍。但他德高望重，經常應邀出席一些宗教、藝術、教育等活動，曾多次接受記者訪問，暢談時局問題，並在廣播電台作講演，人們再度聽到他談儒説孔，以及為正義、和平發出的呼聲。他揭露日軍在中國的暴行，指出日軍除以暴力施虐、破壞文化機關和醫院之外，還助長許多社會弊害，諸如娼妓、賭博和鴉片等，他呼籲華僑盡一己之力，幫助祖國，拯救同胞；也鼓勵華僑在精神上和物質上支持英國的反侵略戰爭。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林文慶已是72歲的垂暮老人。日本侵略軍佔領新加坡後，急需利用一些社會上有名望的領袖人物來為其服務，而當時公認的華僑領袖如陳嘉庚等人，早已出走，銷聲匿跡。於是年逾古稀的林文慶在劫難逃，被迫出面組織了“華僑協會”，並籌集5000萬元的“奉納金”獻給日軍最高指揮官山下奉文，作為願對日本的軍事統治加以合作和支持的一種表示。林文慶被迫無奈，受盡煎熬。但他也利用“協會”及其“會長”身份，營救了一些愛國華僑。如“南僑總會”財政李振殿被日本憲兵拘捕後，就是由林文慶籤具保證書而獲釋的。據當時在“華僑協會”當秘書的陳育嵩回憶，當李振殿被保釋出來時，日憲兵隊長水摩指着林文慶對他説：“呶！這位是你的救命恩人，快上去向他跪謝！”李當即跪下去，林文慶不知所措，兩位歷盡滄桑的老人，相對無言，老淚橫流。又如古晉僑領黃慶昌等被日本水上憲兵拘捕，也是由“華僑協會”出面保釋的。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當局豁免對他的譴責。

林文慶從此不聞世事，縱酒豪飲，“一杯在手，人間何世”。他就這樣排遣時光，默默地度過餘年。

88歲的林文慶因病於1957年1月1日逝世。臨終時將在廈門的別墅和51英畝私人土地中的60%捐給廈大。世人並沒有忘記他，殯葬之日，新加坡政要均親臨弔唁，各族人民前往執紼者不計其數，形成萬人空巷的盛況。 ^[2] 

2005年，廈門大學立文慶亭紀念這位偉大的教育家，亭上有聯，曰：“禾山巍巍懷師德；鷺水泱泱見道心。” ^[2] 

1892年，23歲的林文慶獲碩士學位，第二年回新加坡行醫。時大清駐星洲（即新加坡）總領事黃遵憲患肺病，遷延不愈，請林診治，林建議吃狗肉，果然奇效。黃贈匾“功追元化”（華佗字元化），稱林“上追兩千年絕業，洞見癥結，手到春回”。 ^[2] 

林文慶與孫中山很早就認識，但他不主張暴力革命，認為：“起義在任何時候都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尤其是在中國。如果一個人意識到自己的殘暴行徑將會帶來種種的恐怖後果，但他卻仍然膽敢在今日的中國策劃革命，那他根本就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殘忍的惡魔。” ^[2] 

1900年7月，宮崎寅藏到新加坡，戊戌變法失敗時，宮崎曾幫康有為逃到日本，後來宮崎全力支持孫中山，為康所嫉，康竟向英國當局舉報宮崎是刺客，致其身陷囹圄。經林文慶斡旋，宮崎獲釋，與孫中山被驅逐出境，5年內不得再入新加坡。此事讓林文慶對康有為的人格徹底失望，轉向支持孫中山。 ^[2] 

鼓浪嶼筆架山頂，有一幢依山而築的歐式別墅，這是廈門大學第二任校長林文慶博士於1921年修建的住所，現偏筆山路5號。 　別墅挺立於筆架山頂，二層加地下隔潮層。立面也不是一個平面，而是按地形錯落，自由而隨意。墅前有長長的雙向花崗岩蹬道直上前廳，蹬道西面依花崗岩壁而行，設計頗為獨到。前廳平台側邊有一株茂密的千年樟，掩映着前入口。前廳的屋面是一個諾大寬敞的大平台，連着後面的居室。林校長晨昏可隨心所欲步出卧室，到平台遠眺廈門鼓浪嶼景色，晨練健身，環顧西海域閃爍的海面和“員當漁火”美景，也可在此接談、散步、納涼、吸氧、養花，觀賞九龍江入海口的海天美景！

別墅的廳室和副樓也按林校長的需要設計，卧室、書房、琴房分配得十分合理，温馨可親。尤其是副樓，特別寬敞，既可用於宴飲，又可與同學們切蹉，風雨無憂。別墅的花園頗有規模，各色鮮花長年開放，為林校長增添了不少好心情，濃密的榕蔭，掩映着別墅的前庭和那條頗有特色的花崗石蹬道。園中的小徑和休閒園心亭，把別墅裝扮得更有鄉間情致，當林校長步上蹬道俯視花園時，一天的勞累便得到釋放，頓時有一種安逸的依歸感，這確實是林校長獨具匠心選擇了一處幽靜優雅，與鳥蟬共眠的桃花源環境！林文慶在此住了16年，他在這裏按照陳嘉庚的意志，運籌廈門大學的建設和發展，接待師生，處理因他提倡“讀孔孟的書保存國粹”而發生的“驅林”學潮，由於他和陳嘉庚的堅持，導致歐元懷等九名教授帶200學生離開廈大，到上海另起爐灶，創辦大夏大學。後來，又因為創辦國學院問題，發生了一大批著名教授的不和，造成了魯迅、孫伏園、沈兼士、林語堂等離開廈大，劉樹杞辭職去武漢籌建武漢大學的事件。他還在這裏醖釀製定廈門大學的“校訓”、“校旨”，繪製校徽，設立評議會，實行民主治校，要求教學“切於實用，造就高等專門人才”。不惜重金聘請全國著名教授，學者來廈大任教，月薪高出全國一倍，達400圓大洋，結果許多名教授受聘來到廈大，實為一大盛事。林文慶特意從歐洲買來一台鋼琴，置於別墅二樓，一有閒暇和工作緊張之餘，就獨自彈琴調節放飛心情。這台鋼琴伴隨他10多年，1937年回新加坡時寄放在夫人的孃家圃庵。後來成為殷承宗用它提高琴藝，從而走進上海音樂學院，進而在國際上得獎的基本用琴。林文慶還在這裏寫作、翻譯《離騷》，編輯英文期刊《民族週刊》，有時也在這裏接診鼓浪嶼的中外患者，宴飲酬答賓朋。直到廈門大學1937年改為“國立”，另派來校長後，他才依依地離開耗去他一生中最好年華的地方！1957年元月他逝世時，臨終遺囑將這幢他住了16年的別墅獻給了廈門大學。 ^[9]  如今，林文慶的這幢山頂別墅，已殘舊破敗得剩下一個軀殼，門窗已經不全，野藤爬滿了牆頭，垃圾堆滿了花園，住進了收“玻璃幹”的拾荒者，怎麼也尋不到林校長當年的華彩和那高朋滿座，縱論天下的輝煌了！ ^[10] 

關於林文慶校長，感觸良多，以後有機會再講，先糾正一個關於林文慶原籍上的誤解。林文慶先生確實是海澄縣人，但是説他是龍海人就錯了。林文慶是海澄縣三都鰲冠村人，"都"是明清時期介於縣和村之間的行政建制，民國時期沿用。1949年以後，三都改成海澄縣第四區，1958年以後海澄縣撤銷，一、二、三區併到原龍溪縣，這個新的行政區就改名為龍海縣，如今又改為龍海市；而林文慶所在的海澄縣第四區劃歸廈門市，先後叫過海滄人民公社、海滄鄉、海滄鎮、海滄區，因此林文慶的正確原籍是福建省廈門市海滄區鰲冠村。因為我們是本村人，而且是族親，故爾對這些變更耳熟能詳，不過在馬來西亞華社，由於歷史的原因，海滄區仍然被稱為“三都聯絡局”。 ^[11]  （資料提供人 廈門大學畢業生 林中鵬 林海）

新加坡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王瑞傑表示，身為慈善家和商人，林文慶推動社會議題發展，協助社會建立共同目標，這樣的奉獻精神在新加坡建國初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7] 

陳育崧在《林文慶傳》中這樣評價：“在這十六年中，他為大學的安全和軍閥苦鬥；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不景，大學瀕於倒閉，他毅然和陳嘉庚分憂，隻身南渡，籌募經費。每當一個苦難來臨，他總挺身面對，絕不退縮，他的奮鬥精神，更足為青年人的楷模。他主張培養大學的學術氣氛……經他括擇之下，真才實學的中外歐美學人都投奔到這間中國的學府來。在軍閥氣焰高漲的當兒，整個中國都籠罩在黑暗裏，只有廈門大學……稍露生機，它便成為全國最有聲望的學府了。” ^[12] 

萊佛士書院赫利特曾説：“我曾看過許多男孩離開學校踏入社會，卻從未對一個道別的學生（指林文慶）這麼有信心。” ^[2] 

去世前，林文慶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自稱是“生活藝術的畢業生，主修寬容”。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