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海禁

清廷為辦銅需要，最初並不禁海，後來為了防止沿海民眾通過海上活動接濟反清抗清勢力（主要為明鄭）實行“遷界禁海”，而且較明代更為嚴厲。順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下令沿海省份“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順治十八年（1661年），更強行將江、浙、閩、粵、魯等省沿海居民分別內遷三十至五十里，設界防守，嚴禁逾越，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亂平定，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灣告平，清廷方開海禁，先後於二十三至二十五年間設立閩、粵、江、浙四大海關 ^[3]  ，分別管理各自下轄的數十個對外通商口岸的對外貿易事務。康熙年間的開海，是全方位的開海，不但東西兩洋，而且一向嚴禁的赴日貿易也在開放範圍之內，較之明代隆慶年間開始的局部開海範圍和作用都要大的多，但是，僅僅過了三十多年，全面開海的政策就開始收縮，面對日益嚴重的“海寇”活動和西方勢力在東亞海域的潛在威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二十五日，康熙召見大臣，提出禁海問題，次年，規定擬定，正式實行南洋禁海。南洋禁海雖然並非全面禁海，但對於正在不斷髮展的中國民間對外貿易力量無疑是嚴重的打擊。到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在大臣的反覆奏請討論下，擔心閩粵地區因洋禁而引發海患，才同意廢除南洋禁海令，隨即重新開放了粵、閩、江、浙四口通商口岸。

乾隆年間（1757年），由於洪任輝事件的爆發，乾隆宣佈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三個海關下轄口岸不再對西洋船隻開放，只留下粵海關允許西方人貿易，對於南洋貿易，並不受此侷限。並對絲綢、茶葉等傳統商品的出口量嚴加限制，對中國商船的出洋貿易，也規定了許多禁令，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説的“一口通商”，此後閉關政策更加嚴厲，直到鴉片戰爭的爆發，這種不合理的政策成為了矛盾的焦點。清中期廢棄了明末至清初以來形成的傳統主動海防觀念。抑止了中國的海洋貿易，抑制國內工商業的發展。 ^[7] 

但另一方面， 從康熙24年（1685年）到乾隆只留下廣州一個口岸的1757年，72年間，到中國貿易的歐、美各國商船有312艘。乾隆關閉三個口岸後，從1758年至1838年鴉片戰爭前夕，80年間，到達廣州海關貿易的商船共5107艘，是開放4個口岸年代的16倍。從管理效率來説，4個口岸開放時，每個口岸每年平均只有1艘西方商船靠岸。只留1個廣州口岸時，每年平均靠岸64艘西方商船，效率明顯大大提高，使海關管理成本大大降低。 ^[8] 

清朝海禁政策初期主要目的是防範鄭成功反攻。明鄭一直長期依靠海上力量與清朝周旋，並曾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等西方人士合作，出口糖與鹿皮並進口西洋槍炮以增強明鄭軍隊的戰鬥力，另外更請求英國人訓練炮兵，戰爭時更借用英國炮兵手作戰；而鄭成功也曾向日本的德川家族請求過援助。因此，清廷實行嚴厲的遷界令。

清康熙元年（1662），為防禦鄭成功的進攻，下令在潮州實行海禁，將沿海居民遷入內地50裏；至康熙三年（1664）又再遷徙50裏（包括今潮安縣庵埠、彩塘、鐵鋪、官塘一帶），禁止出海捕魚和貿易。康熙五年（1666）撤銷澄海縣併入海陽縣（至八年才恢復）。康熙十年（1671）重申海禁，不準閩粵二省船隻過洋。海禁一直延續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收復台灣之後始解除，准許澄海、南澳等地居民回原籍耕種，准許對外貿易。海禁給潮州人民帶來重大災難，生產、貿易受到嚴重破壞。 ^[8] 

康熙時，清朝政府雖然開關與外國貿易，但對外國商船的活動極為注意，對逗留外國的中國人也防範極嚴。康熙下諭地方官要在沿海各地增設炮台，並指出"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必受其累，國家承平日久，務需安不忘危"。可見康熙對西方殖民主義者始終是存有戒心的。

隨着當時海上商業的發展，清朝政府對外貿易的限制也日益嚴格，清朝的閉關自守，最突出的表現是在乾隆，嘉慶時期。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於英國東印度公司等殖民者對中國進行滲透，從這年開始，只准在廣州一口通商，不得再往廈門，寧波等地。此外，清朝政府又制定了很多限制外商的禁例（防範外夷規條），如外商不得在廣東省城過冬，外商需聽中國行商的管束，外商不得在廣州自由出入等等。同時也加強了對內地商人的限制，設立了保商制度。保商受政府委派，擁有對外貿易的特權，凡外來的一切人員，船隻，貨物及納税等事皆由保商擔保。

加税也是限制與西洋各國通商的辦法之一。清朝政府的關税分船鈔，貨税兩種。除康熙時曾一度減輕税額外，以後各種名目的附加税日益增多。乾隆時，清朝即以加重浙江等地海關税以抵制外商北上。同時，清朝政府還先後頒行了禁止五穀，金銀，銅觔，絲斤出洋的種種禁令。 ^[8] 

順治三年（1646年）編制的《大清律》保留了《大明律》中有關“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的條文。不過，當時的海禁政策並未真正執行。如康熙十五年（1676年）時任江蘇巡撫的慕天顏在《請開海禁疏》也説：“記順治六七年間，彼時禁令未設”。

但為了削弱、消滅鄭成功等抗清力量，順治十二年（1655年）浙閩總督屯泰奏請“沿海省份，應立嚴禁，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置重典。”順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清廷正式頒佈“禁海令”，敕諭浙江、福建、廣東、江南、山東、天津各省督撫提鎮曰：“嚴禁商民船隻私自出海，有將一切糧食、貨物等項與逆賊貿易者，……不論官民，俱行奏聞正法，貨物入官，本犯家產盡給告發之人。該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盤詰擒輯，皆革職，從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隱，不行舉首，皆論死。”然而，海禁實行五年未達到預期效果。順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採納了黃梧的“遷界令”，強令東南沿海居民內遷三十至五十里。遷界令措施對明鄭有一定打擊成效。不過使得東南沿海地區田園荒蕪、百姓流離失所，其後海盜盛行，民生凋敝。 ^[7] 

康熙親政後，一些地方逐漸“開邊展界”，人民回鄉復業。康熙七年（1668年），鄭氏已退守台灣，廣東先行鬆弛海禁。康熙八年（1669年）允許沿海居民復界。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即將結束之際，福建總督範承謨、姚啓聖，江蘇巡撫慕天顏，福建巡撫吳興祚，廣東巡撫李士禎等先後上疏，要求廢除海禁，準民出海貿易。其中以康熙十五年（1676年）慕天顏的《請開海禁疏》最具代表性，由其中所述“今則盛京、直隸、山東之海船固聽其行矣，海洲雲台之棄地亦許復業矣，香山、澳門之陸路再準貿販矣”可知此時北方的沿海省份已解除海禁，唯江浙閩粵四省尚在禁列之中，但江蘇和廣東的部分地區已弛禁。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平定台灣，正式展界。所謂“展界”，就是安排在順治十八年前後被遷界令強遷的沿海居民復歸故土。十一月，康熙帝將吏部侍郎杜臻、內閣學士席柱差往福建、廣東主持沿海展界事宜，行前諭曰：“遷移百姓事關緊要，當查明原產給還原主，爾等會同總督巡撫安插，務使兵民得所。” ^[9]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正式開海，准許百姓對外貿易，並在“粵東之澳門（一説廣州）、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寧波府、江南之雲台山”分別設立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江海關作為管理對外貿易和徵收關税的機構。江浙閩粵四大海關總領各自所在省的所有海關口岸，通常下轄十幾至幾十個海關口岸。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由於自開海禁之後，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多至千餘，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因而擔心“數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範”；並認為南洋各國曆來是“海賊之淵藪”，於是禁止南洋貿易，即“南洋海禁”。

南洋海禁之後，本來一度繁榮的對外貿易，又復萎頓。沿海經濟日趨蕭條，給當地居民造成嚴重後果，以致有用四五千金建造的大船，任其朽蠹於斷港荒岸之間。而生活無着之窮民，被迫逃亡海上，或鋌而走險，“或為犯亂”。為此不少人奏請開禁。

雍正五年（1727），即南洋海禁十年後，清政府再開南洋海禁。但限令出洋貿易之人三年內回國，否則不許回籍。

同年，由葡萄牙國王第一次直接派遣的使臣始至北京，以往清人稱葡萄牙為西洋國，這次稱之為博爾都噶爾國，誤以為初次入貢，接待十分周到。

雍正七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設支店於廣州，經營貿易事務。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南巡，在蘇州親眼目睹洋商船隻絡繹不絕，引起警覺，導致乾隆對西方殖民活動嚴加警惕，以海防重地規範外商活動為理由，諭令西洋商人只可以在廣東通商，亦即乾隆諭令“本年來船雖已照上年則例辦理，而明歲赴浙之船，必當嚴行禁絕。……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寧波。如或再來，必令原船返棹至廣，不準入浙江海口。豫令粵關，傳諭該商等知悉。……令行文該國番商，遍諭番商。嗣後口岸定於廣東，不得再赴浙省”。 ^[10]  這一命令，標誌着清政府徹底奉行起閉關鎖國的政策。但該諭令並不對南洋商人限制，因此當時在南洋的一些西方殖民者仍被允許到閩、浙、江海關貿易，特別是閩海關。例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十八年（1783年）、五十一年（1786年），嘉慶十二年（1807年）、十四年（1809年），均有西班牙商人從南洋西屬菲律賓的呂宋前往廈門貿易。

乾隆二十四年，受到“洪任輝事件”影響，清廷為了加強對外貿易的管理而制定專門《防範外夷規條》，共有五項，故又稱之為《防夷五事》，主要包括：禁制外國人僱人傳達信息；外國婦女被嚴禁來華；嚴禁在華外商在廣州過冬；禁止借外夷的資本及聘請華人役使；及外商到廣州後由寓居行商管來檢查。

乾隆四十一年諭旨：“朝鮮、安南、琉球、日本、南洋及東洋、西洋諸國，凡沿邊沿海等省份夷商貿易之事皆所常有，各該將軍督撫等並當體朕此意，實心籌辦。遇有交涉詞訟之事，斷不可徇民人以抑外夷”。

乾隆即位後，在對外貿易方面基本上沿襲了先祖的政策。18世紀中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已開始工業革命，其海外貿易日益擴張。特別是以英國東印度公司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強烈渴望尋找機會打開中國市場。當時，在中國沿海的4個通商港口，前來進行貿易與投機的洋商日益增多。與此同時，南洋一帶也經常發生涉及華人的事端，這些情況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警覺和反感。

乾隆五年（1740年），荷蘭殖民者在南洋的爪哇大肆屠殺華僑，製造了駭人聽聞的“紅溪慘案”。消息傳來後，舉國震驚。同時，澳門等外國人聚集的地方也經常有洋人犯案。另一方面，當時的英國商人為了填補對華貿易產生的鉅額逆差，不斷派船到寧波、定海一帶活動，企圖就近購買絲、茶。巧合的是，乾隆皇帝十分熱衷於到江南一帶巡遊。據説當乾隆第二次南巡到蘇州時，從地方官那裏瞭解到，每年僅蘇州一個港口就有一千多條船出海貿易，其中竟有幾百條船的貨物賣給了外國人。乾隆還親眼看到，在江浙一帶海面上，每天前來貿易的外國商船絡繹不絕，而這些商船大多攜帶着武器，他不禁擔心寧波會成為第二個澳門。於是在1757年南巡迴京後，乾隆斷然發佈了那道著名的聖旨，並規定洋商不得直接與官府交往，而只能由“廣州十三行”辦理一切有關外商的交涉事宜，從而開始實行全面防範洋人、隔絕中外的閉關鎖國政策。

挑戰清朝封關政策，洋商駕船北上告御狀就在乾隆閉關鎖國的聖旨發佈後不久，一起由英國東印度公司挑起的訟案，又進一步堅定了乾隆皇帝的決心，這就是轟動一時的“洪任輝事件”。

英國人洪任輝，原名詹姆士·弗林特，當時是東印度公司的一名翻譯。1755年，在東印度公司的指示下，洪任輝帶領商船前往寧波試航，希望擴大貿易範圍，開闢新的貿易港。當他們抵達寧波港時，受到當地官員的熱烈歡迎。更令他們驚喜的是，浙海關關税比粵海關低，各種雜費也比廣州方面少很多。於是，在此後兩年中，英國東印度公司屢屢繞開了粵海關，派船去寧波貿易，致使粵海關關税收入鋭減。兩廣總督等官員急忙向乾隆上奏，希望禁止洋船前往寧波貿易。本就對外商沒有好感的乾隆皇帝便通知浙海關把關税税率提高一倍，企圖通過關税手段讓洋商無利可圖，使他們不再來寧波貿易。不料英國東印度公司仍不斷派商船前往寧波貿易。頗感無奈的乾隆只好在1757年關閉了寧波等地的口岸，只留廣州一口通商。

英國東印度公司當然不願就此罷休，指示洪任輝再往寧波試航，如達不到目的，就直接航行至天津，設法到乾隆的面前去告御狀。乾隆二十二年（1757）六月，洪任輝率船攜運大量槍炮軍火等違禁品到達寧波，就增税之事與官員激烈爭執，閩浙總督楊應琚親赴寧波調處並奏報中央。十一月，乾隆帝裁示禁止英國商船進入寧波，由兩廣總督李侍堯傳諭各國商人限於廣州貿易，提高舟山、寧波、廈門關税一倍，強制起卸軍火、帆具上岸。洪任輝粵海關再於1759年由廣州出航，並向當地官員假稱回國，實際卻偷偷地直航寧波。不過，他們的行蹤很快就被清朝官員發現，結果洪任輝的船在定海海域被清朝水師攔住，無法駛入寧波。無奈之下，洪任輝便按公司的指示，駕船來到天津。在天津，洪任輝通過行賄手段將一紙訴狀送到直隸總督的手中，並由後者轉呈乾隆皇帝御覽。

此“狀紙”內容長達七項，但主要有四點：第一，狀告粵海關監督李永標縱容家人屬吏敲詐勒索，徵收陋規雜費68項，核銀1000多兩；第二，狀告資元行老闆黎光華，拖欠東印度公司貨款5萬多兩；第三，狀告廣州官吏不循舊例接見洋人，致使家人屬吏敲詐勒索；第四，保商制度弊病甚多，延誤外國商船正常貿易的進行。

乾隆皇帝閲後，認為“事涉外夷，關係國體”，命給事中朝詮、福州將軍新柱為欽差大臣赴廣東會同兩廣總督李侍堯查辦審訊。審理結果認為洪任輝不聽浙江地方官的勸告，擅自赴天津告狀，不但有辱天朝的尊嚴，而且懷疑他是“外借遞呈之名，陰為試探之計”。

判決結果為：粵海關監督李永標被革職處分，海關陋規雜費一體廢除，同時重申外國商船不可赴寧波貿易。洪任輝明知違反律例，不顧地方官多次警告，擅赴天津告狀，判罰圈禁於澳門的前山寨，圈禁期滿驅逐回國；代寫訴狀並呈狀詞的四川商人劉亞匾，以觸犯訟棍教誘主唆、為外夷商謀砌款罪被處死；黎光華家產也公開拍賣抵債，洪任輝供稱指使告狀的徽州商人汪聖儀，與任輝交結、收受英國大班銀一萬三百八十兩，按交結外國互相買賣借貸財物例治罪，但潛逃未獲。

洪任輝本人被囚禁在澳門三年（1759年12月-1762年11月），刑滿後被帶到黃埔乘船遣送回英國，終身不得再返回中國。其實，東印度公司可以付一筆贖金，以免去洪任輝的刑期，但東印度公司並沒有這麼做，可見西方殖民者的險惡。不過，洪任輝在六年裏（1760年至1766年）一共賺了8500英鎊，其中2000英鎊是為了補償他受囚時所承受的“苦難”。而那位替洪任輝代寫訴狀的中國人，竟落了個被斬首示眾的下場。 ^[11] 

乾隆加大鎖國力度，外國屢派使團交涉洪任輝事件發生後不久，乾隆感到要防止外商侵擾，除了將對外貿易限制於廣州一地外，還必須加強對他們的管理與防範。1759年，朝廷又頒佈了《防夷五事》，規定外商在廣州必須住在指定的會館中，並且不許在廣州過冬，不得外出遊玩，甚至還特別規定“番婦”不能隨同前往；而中國商人不得向外商借款或受僱於外商，不得代外商打聽商業行情。

在此後的近百年間，為了打破封閉的中國市場，歐洲諸國如沙俄、英國等國曾多次向中國派出使團，試圖説服清朝皇帝改變閉關鎖國的國策，但都無功而返。其中，1793年英國向中國派出的馬戛爾尼使團，無疑是最著名的一次。

乾隆57年農曆10月，英國商人波朗、亞免、質臣等來廣州，奉國王喬治三世命向廣東總督報告説：“因前年大皇帝萬壽未申祝釐，今遣使臣馬戛爾尼等將由天津入貢。”總督郭世勳轉奏乾隆帝，乾隆帝諭“準其所請”。

1793年6月19日，使團船隊抵達廣州，之後馬戛爾尼一行於8月抵達北京。9月14日（八月初十），乾隆帝正式接見使團，馬戛爾尼代表英國政府向其提出了七個請求，要求籤訂正式條約：

1.派遣駐北京人員管理中英貿易。

2.允許英國商船至寧波、舟山及兩廣、天津地方收泊交易。

3.允許英國商人比照俄國之例在北京設一商館以收貯發賣貨物。

4.要求在舟山附近小海島修建設施，作存貨及商人居住。

5.允許選擇廣州城附近一處地方作英商居留地，並允許澳門英商自由出入廣東。

6.允許英國商船出入廣州與澳門水道並能減免貨物課税。

7.允許英人傳教至次年。 ^[12] 

馬加爾尼以書面列舉請求，所有浙江、天津通商，京城設立貨行，給予舟山小島，另撥廣州地方一處居住，減免廣州、澳門往來各税，明定海關税則，俱不準行。馬加爾尼提出開放寧波、舟山、天津等地為商埠，由於上述請求涉及割地和免税，因此被清廷拒絕。 ^[11] 

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清廷又將深受海外歡迎的茶葉作為禁止出口的貨物之一，諭令皖、浙、閩三省巡撫，“嚴飭所屬，廣為出示曉諭，所有販茶赴粵之商人，俱仍照舊例，令由內河過嶺行走，永禁出洋販運，償有違禁私出海口者，一經掣獲，將該商人治罪，並將茶葉入官。若不實力禁止，仍私運出洋，別經發覺，查明系由何處海口偷漏，除將守口員弁嚴參外，並將該巡撫懲處不貸。”

此外，諸如糧食、鐵器、硝磺、金銀等亦屬禁止出口之列。特別是糧食，清廷控制極嚴，連船員食用也不準多帶，每船隻能依照人口多少與往返航期，每人一天以一升米為度。

在17世紀至19世紀世界性市場形成時期，西方經濟學者無不認識到“只要輸入王國的商品不超過輸出，……顯然不會使王國喪失什麼”。大量的商品輸出，不但可以刺激本國生產力的發展，有利於提高生產效率，改進生產工具，而且可以通過航海貿易直接換回大量金屬貨幣，以增加國內商品的流通手段，不斷地擴大再生產。這本來是對發展國計民生大有益處的美事，然而，對於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視作洪水猛獸的清王朝來説，卻是絕對不可取的。它之所以對出海貨種屢頒禁令，其原委蓋出於此。 ^[13] 

清代，價廉物美的中國商品在世界市場上具有強大的競爭力，不用説那些飲譽遐途的傳統商品，即是“內地賤菲無足輕重之物，載至番境，皆同珍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藝，以及女紅針線，皆洋船行銷，歲收諸島銀錢貨物百十萬入我中土”，故而只要政府大力支持航海貿易，不但能左右南洋市場，而且必能在國際關係上繼續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清王朝卻採取了背道而馳的政策。 ^[11]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廷以“江浙等省絲價日昂”，“不無私販出洋之弊”為由，下令沿海各地嚴禁絲及絲織品出口，規定“僥有違例出洋，每絲一百斤發邊衞充軍；不及一百斤者杖一百，徒三年；不及十斤者柵號一月，杖一百，為從及船户知情不首告者，各減一等。船隻貨物盡入宮。其失察之文武各官，照失察米石出洋之例，分別議處”。同年，又規定，因為“綢緞等物總由絲觔所成，自應一體察禁”。這一愚蠢而苛刻的禁運政策實施五年後，“不特絲價依然昂貴，未見平減，且遇值蠶事收成稍薄，其價較前更昂”，於是被迫“開禁”但仍只許被批准出海之商船，各配搭土絲及二三蠶絲若干，限額出口，“而頭蠶湖絲，綢匹等工頁，仍嚴行查禁”，其綢緞紗羅及絲棉等項，照舊禁止氣清廷禁止傳統的絲綢出海，使“內地販洋商船亦多停駕不開”，直接打擊了民間航海貿易事業的正常發展。 ^[8] 

直至15世紀末葉，中國遠洋海船尚居世界航業界前茅。但從16世紀開始，在封建專制政權的人為壓制下，中國出海船隻在技術與質量上就走上了相對落後的道路。順治十二年（1655年），清廷規定不許打造雙檐大船。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開禁”時又規定，“如有打造雙桅五百石以上違式船隻出海者，不論官兵民人，俱發邊衞充軍。該管文武官員及地方甲長，同謀打造者，徒三年；明知打造不行舉首者，官革職，兵民杖一百。”至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雖允許打造雙欖船，但又限定“其梁頭不得過一丈人尺，舵水人等不得過二十八名。其一丈六七尺梁頭者，不得過二十四名”。若“其有梁頭過限，並多帶人數，詭名頂替，以及訊口盤查不實賣行者，罪名處分皆照漁船加一等“。此外，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還曾規定，嚴禁“內地商人在外國打造船隻氣違者嚴加治罪”。這些清規戒律，使中國木帆船製造業發生了歷史性的大逆轉。而與之同期，西方的造船行業卻在本國政府的全力支持與先進科技的推動下，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如西班牙，早在16世紀初就擁有1000艘歐洲標準的商船17世紀中葉以前的荷蘭，被譽為“海上馬車伕”的造船業躍佔世界首位。而此後迅速崛起的英帝國，則更以其一支多得數不清的艦船隊，在世界各大洋橫衝直撞，鋭意擴張。在船體結構方面，歐洲的“夾板船”，異軍突起。這種船“用板兩層”，“厚徑尺，橫木駕隔，必用鐵板兩旁夾之，船板上覆用銅鉛板遍鋪”，其堅固程度比當時受掣於官方而無法發展的中國木船高出許多。同時在帆裝設備方面，歐洲也融合了傳統橫帆與阿拉伯三角帆的優點，創造出既有強大采風驅動力，又能在各處風向下使用的“克拉維爾”帆，以後又製造出著名的飛箭式多檐大型遠洋快速帆船。特別值得指出的是，18世紀中葉英國工業革命後，隨着以鋼鐵為船殼，以蒸汽機為動力的輪船的問世，世界航海業揭開了劃時代的新頁。在這種東西方航海力量此消彼長的強烈對比下，儘管在鴉片戰爭前，中國的中小型傳統術帆船在總數量與總噸位上仍有相當的實力，並與明代相比還有所發展，但是站在整個世界航運界來觀察問題，這種“實力”或“發展”已成了“明日黃花”。在19世紀50年代的西方人心目中，中國帆船的構造與裝備，再也不是幾個世紀之前那種令人歎為觀止的驚世傑作，而只能是“極為落後”的過時貨色了。造船歷來是航海的基礎，清政府對造船業的種種禁令，無異於對航海業發展的釜底抽薪。 ^[8] 

清王朝在限制航海工具的同時，還於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嚴禁中國出海商船攜帶武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又重申：“沿海各省出洋商船，炮械軍器概行禁止攜帶，如地官不嚴查禁止，致商船仍行私帶者，照失察鳥槍例罰俸一年。”雍正六年（1728年），雖有所放寬，但仍規定“鳥槍不得過八杆，腰刀不得過十把，弓箭不得過十副，火藥不得過二十斤”。雍正八年（1730年）又放寬到每船帶炮不得過二門，火藥不得過三十斤。正當清王朝竟力禁限中國商船攜帶武器之時，歐洲各國的殖民主義海盜船隊卻在本國政府的全力支持下，以有組織的暴力向東方水域撲來。那些僅有“輕微的防衞的”中國帆船一旦在海上遇到以“火與劍”武裝起來的西方艦船，除了束手待斃，坐遭行劫外，別無選擇當因此，正如一位西方海盜船長消烈所供稱的，連“一隻帆船上的小艇都可以毫無困難地對它進行搶劫”。荷蘭東印度公司董事會之所以能接二連三地公然#訓令公司總督，“應用武力來加以防止”中國在南洋的航業優勢，正在於看透了清政府作繭自縛政策的極端愚昧與腐敗。由於中國的“和平”商船隊在海洋上迭遭焚劫，清政府直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才如夢初醒，意識到“商船出洋攜帶炮位，原為海面御盜之用。不特各國來廣貿易商船，未便禁止，即內地出口商船，概行不準攜帶炮位，倘通海面匪船行劫，臨時不能抵禦，豈有束手待斃之理?況在洋行劫者，不獨內地匪徒，想各國夷匪亦有糾約為盜，攜帶炮位出沒海洋，為行旅之害。而內地出洋商船無炮位抵禦，該商好不保護貨物，亦各愛情自命，若拘泥禁止，何以衞商旅而御盜劫?”接着，嘉慶七年（1802年）宣佈允許“出海貿易船隻”，“攜帶炮位”，但仍必須“分別梁頭丈尺”以定多寡。清廷這些上諭頒發之期，中國沿海與南洋、東洋水域的制海權早就盡操於西方殖民艦隊之手。嚴禁雖緩，但為時已晚，中國木帆船航業的蕭條與捱打再也無法挽回。 ^[13] 

清朝政府對外貿易的限制政策對於維護封建統治起過一定的作用，但在另一方面，卻使中國失掉了對外貿易的主動性，使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已經滋長起來的進步的手工業生產，得不到更進一步的發展。 ^[13] 

妨礙了海外市場的擴展，抑制資本的原始積累，阻礙資本主義萌芽的滋長；使中國與世隔絕，沒能及時與西方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術發展生產力進行交流，使中國逐漸落後於世界潮流。

馬克思在1853年為《紐約每日論壇報》寫的《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中，接受了試圖向中國推銷其商品(特別是鴉片)的英國商人關於中國“閉關鎖國”的觀點。 ^[4-5]  這一觀點於20世紀50年代納入了當時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寫入了教科書。於是，在大多數大陸中國人頭腦中形成了一個“常識”：明清時代“閉關鎖國”，“閉關鎖國”是造成中國歷史上由先進轉為落後，以至近代長期捱打的重要原因。就是有學者不同意這一觀點也立即被主流意識形態淹沒。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