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丙奭

閔丙奭於咸豐八年戊午（1858年，朝鮮哲宗九年）正月十五日出生於朝鮮忠清道懷德郡，他的生父是閔觀植，後被過繼給同族閔敬植為養子。曾師從大儒田愚，於光緒五年（1879年，朝鮮高宗十六年）參加科舉考試，獲式年文科丙科及第，初授藝文館檢閲，後任奎章閣直閣、承政院同副承旨。

當時閔妃當政，驪興閔氏家族雞犬升天，再加上閔丙奭的養祖父閔泳緯在光緒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的壬午兵變中在驪州郡收留閔妃，所以他的仕途也就更加順利。壬午兵變後，閔丙奭除授弘文館副提學，光緒十年（1884年，高宗二十年）被拜為承政院都承旨。當年十月甲申政變時，閔丙奭曾被開化黨邀請參與郵政局落成宴席中，所幸未被殺害。甲申政變後曾與閔應植商議除掉開化黨領袖金玉均，因而派遣刺客張殷奎前往日本，潛伏金玉均身邊，伺機殺害他，但沒有成功。光緒十一年（1885年，高宗二十二年）至光緒十五年（1889年，高宗二十六年）期間歷任户曹參判、參議內務府事、吏曹參判、禮曹參判、奎章閣直提學、江華府留守、育英公院辦理等職。

光緒十五年（1889年，高宗二十六年）十一月八日，閔丙奭被外放為平安道觀察使（平安監司）。平安道是當時朝鮮的官場福地，史載“關西（平安道）一路，山川廣邃，珎貨產焉，粉黛弦管樓觀流峙之勝，尤推平壤，故平安監司國中豔稱之，以為富貴神仙，百餘年來非權貴者不能得” ^[1]  ，自閔妃當政後，已有閔泳緯、閔應植、閔泳駿三名閔氏家族成員出任平安道觀察使，其中閔泳緯（即閔丙奭的養祖父）還是兩度出任，以致平安道流傳“平壤宣化堂（朝鮮地方官衙大堂皆稱宣化堂），閔氏舍廊”的諺語。 ^[1]  閔丙奭蒞任以後，變本加厲地搜刮民脂民膏，風評很差。史料記載他“在箕營（平安監營）日有時緇冠深衣，招儒生、披庸學，講論雜沓，而別開岐竇，招貨納賄無虛日，然性懦而闇，不能校檢，故利萃於下而怨歸於己，西人（平安道人民）謂之‘講學賊’”。 ^[1]  他除了直接搜刮以外，還請求在平壤鑄造當五錢，在鑄造過程中又摻以雜鐵，導致物價飛漲，而自己則成為鉅富，獻三十萬兩於宮中，以求得其外甥李吉夏科舉及第，“人莫不鄙唾之”。 ^[2]  他還在平壤納了一名叫山月（原為李允用之妾，後復歸李允用）的妓女為妾，兩人狼狽為奸，對民眾巧取豪奪，百姓苦不堪言。在多年後的光武二年（1898年）和隆熙三年（1909年），還發生平安道民眾向法院控告前監司閔丙奭貪虐的事件。 ^[3-4] 

閔丙奭在任期間，基督教在平安道發展起來，特別是光緒十八年（1892年，高宗二十九年）美北長老會傳教士馬布三悦（Samuel Austin Moffett）定居平壤以後，平壤基督教可謂是方興未艾。閔丙奭標榜儒學，對基督教極為反感，加之為了勒索錢財，乃於光緒二十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四月在平壤掀起一場迫害基督教的運動。他突然派官兵逮捕了韓錫晉、金昌植等居住在平壤的基督徒，並對他們施以酷刑。正好當時美國北監理會的傳教士忽（William James Hall）一家初來平壤，忽去找閔丙奭討要説法，但閔丙奭在睡覺，於是忽前去平壤電報局向美國駐朝公使館拍電報求救，在美國公使施逸（John M. B. Sill）的壓力下，國王高宗不得不命令閔丙奭放人。當時閔丙奭已準備將所有基督徒押赴刑場處死，但由於高宗再三催促，關押他們三天後將其全部釋放。 ^[5] 

光緒二十年（1894年）六月二十一日，日本襲擊朝鮮王宮，推翻閔妃集團的統治，既而在六月二十三日製造高升號事件，挑起甲午中日戰爭。閔丙奭得知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發生政變的消息後，一面上疏辭職 ^[6]  ，一面向朝鮮駐天津代表（駐津督理）李冕相拍電報，稱：“倭賊之自仁（川）至京，連陣已所燭亮。廿一以後囚住宮禁，內外把守，不得出各城門，結陣臨津關。又聞以水路下陸鐵島，探馬十一名行到黃州雲。然則勢將不日到平（壤），萬萬危急，望亟乞師東援，以扶宗社”。 ^[7]  其後又向李冕相連發數次電報，催促清軍前來救援，並期待袁世凱到來。 ^[7]  閔丙奭還在六月二十八日專門給袁世凱拍電報，懇請袁世凱及清兵儘快到來，“進解漢圍，俾報不共戴之仇”。 ^[8] 

閔丙奭書法(1張)

當時，日本扶植的朝鮮新政府已確定金晚植為新任平安道觀察使 ^[6]  ，閔丙奭獲悉該消息後，於七月一日又向天津發電，報告了新政府的人事變動，並疾呼“幸備稟中堂（李鴻章），期圖報仇，血祝。有一事仰質者：奭亦禍將及己，不受（指不受新政府命令）則逆命，受則非但此時政令恐不可信，天兵無人迎接，且新伯（指新任觀察使）安知非內應之人乎？然則無以報君仇，將何以則為臣處義否？” ^[9]  李鴻章聞知後，當即指示：“聞朝鮮王被日脅迫，政令出自日人，亂命必不可從。本大臣派重兵援韓，即抵平壤。應令該道閔丙奭仍舊認真供職，隨同天兵將領籌商一切要務。如漢城派有新官前來，應稟商各統帥拒而勿納。有本大臣作主，無庸疑懼。” ^[10]  史載“閔丙奭以時局換，諸閔竄逐，方懼獲罪，聞金晚植且至，徊徨無以為計，及接北洋電，遂拒晚植不受代”，金晚植無法進平壤城，不得不在日軍庇護下躲進正方山城，四十日不敢出。平安道老百姓説：“丙奭清監司，晚植倭監司”，他們“不從晚植之命，舉仰清援，不遵朝廷（指朝鮮新政府）之命”。 ^[1] 

其後清軍陸續入朝，會師平壤，閔丙奭也“熱枕歡迎他們的保護者”。 ^[11]  據美國傳教士馬布三悦所反映，閔丙奭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六月上旬就開始訓練平壤附近的駐兵，又在附近募集新兵，到下旬時有兩千兵力，據説其兵器都是由清軍贈與的。清軍來平壤以後，這兩千朝鮮兵都充當起清兵的斥候，一心為中國奔走。又言“清兵在城內城外到處佈滿舍營幕營，其將帥入住監司衙門，監司（閔丙奭）徵發（不如説是掠奪）糧食，押用人馬船舶等，盡力周旋，無所不至，彷彿就是清人的下吏，因此至其下官及人民，人人都約定要為清國兵奔走盡力，其實況是舉城供給清兵。究其原因，監司得到7月23日（六月二十一日）京城之事變、諸閔悉遭排斥的情報，與其坐視敗滅，不如下引導清兵恢復閔氏舊業的決心”。 ^[12]  其後朝鮮高宗、興宣大院君、李載冕、金弘集等人陸續給閔丙奭通信，或是通過閔丙奭將朝鮮王室的求援電報轉致天津。閔丙奭他不僅負責秘密傳遞清政府與朝鮮王室之間的來往電訊，還在七月十九日、七月二十三日、八月三日數次向清軍通報日軍動態，併為清軍代購5艘船的軍糧，不幸在大同江為日軍所劫去。 ^[13]  八月六日，又與流亡平壤的閔泳駿聯名向天津發電報，稱由於清軍拖延不進，導致漢城“地利人和俱失”，所以呼籲清軍迅速出擊漢城，並對袁世凱寄予很大希望。 ^[14]  八月十日和八月十三日又來電反映了清兵接濟困難的情報。 ^[15] 

但是，在開國五百三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八月十六日進行的平壤戰役中，戰況對清軍不利，清軍主將葉志超打算棄城撤退，與閔丙奭商議，閔丙奭無可奈何，只好聽之任之，還應清軍要求修書於日軍，內容是：“平安道閔丙奭致書大日本領兵官麾下，現華兵已願退兵休讓，請照萬國公法止戰，伏俟回教，即揭白旗回國，望勿開槍，立候回書。閔丙奭。” ^[16]  當夜，日軍襲擊撤退清軍，大獲全勝，平壤也落入日本手中，閔丙奭逃之夭夭。朝鮮新政府欲對閔丙奭治罪，閔丙奭本人則在開國五百三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自首，被判杖九十，發配原州。 ^[17]  次年七月獲釋。 ^[18] 

開國五百四年（1895年，高宗三十二年）十月，高宗下令閔丙奭盪滌敍用，建陽元年（1896年）任宮內府特進官、侍從院卿，建陽二年（1897年，光武元年）任議政府參贊，光武二年（1898年）任議政府贊政、農商工部大臣、宮內府大臣、軍部大臣，光武三年（1899年）任農商工部大臣、學部大臣、內部大臣，光武四年（1900年）任農商工部兼鐵道院總裁、憲兵隊司令官、元帥府檢查局長、軍部大臣、度支部大臣，光武五年（1901年）授勳二等八卦章，光武六年（1902年）任元帥府會計局長，任內曾參與揚武號軍艦的訂購。 ^[19]  光武七年（1903年）3月左遷為宮內府特進官。

光武八年（1904年）2月日俄戰爭一觸即發，閔丙奭為恢復自己權勢，轉向親日，他對《日韓議定書》表示贊同，又派遣他的妻子通姦日本駐韓公使林權助，往往徹夜不歸，因此漢城坊間借用中國一句唐詩“林間宿不歸”來譏諷閔丙奭。 ^[20]  因此他在《日韓議定書》簽訂次日就恢復元帥府會計局長的官職，既而升任宮內府大臣，同年9月轉任議政府贊政，次年1月任表勳院總裁。

光武九年（1905年）7月，閔丙奭依日人大江卓的建議，向高宗皇帝獻計説：“今日本官吏之在韓國者，依勢橫藉太甚焉，延聘日本元老中有名之伊藤博文，來駐京城，則可以折日本官吏之私為行動也。”高宗批准他的建議，並任命他為視察員，帶趙東潤、閔商鎬、尹致昊等以考察日本製度為名，實則聘請伊藤博文來韓，並攜帶委任狀及10萬日元的“運動費”。 ^[21-22]  這也是首次伊藤駐韓之議。但閔丙奭的計劃很快泄露出去，招致宋秉畯等一進會勢力的反對。 ^[22]  閔丙奭迫於壓力，於同年9月回國，被判流放古羣山島。但閔丙奭躲在羣山港租界內，並未赴配所，同年10月高宗下令赦免其罪。 ^[22-23] 

以後閔丙奭歷任宮內府特進官、侍從院卿等職，敍大勳位李花大綬章（後升瑞星大綬章），純宗隆熙二年（1908年）6月出任宮內府大臣，獲日本所賜的旭日桐花大綬章。隆熙三年（1909年）11月被派往日本參加伊藤博文葬禮，其間多次收到日本人的死亡威脅，除了大事外被禁止出旅館，由日本軍警嚴加保護。 ^[24]  回國後又募金建伊藤博文頌德碑。 ^[25]  隆熙四年（1910年）8月參與昌德宮興福殿舉行的御前會議，贊成日韓合併，因而被列入“庚戌國賊”之中。

日韓合併以後，閔丙奭被日本帝國授予子爵，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純宗四年）2月被任命為李王職長官，掌管李王家事務。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純宗五年）7月，閔丙奭第三次被派往日本，作為李王家代表探望明治天皇的病情，在日期間明治天皇駕崩，他與同行的貴族代表李完用和趙重應又參加了大正天皇的朝見式和明治天皇的拜訣式。閔丙奭談及感想時説“（我）痛切感到先帝陛下之盛德如山之高、如海之廣，實乃世界無比的理想的聖主”。 ^[26]  他在同年8月回國後，又在9月隨李堈出使日本，參加明治天皇葬禮。大正八年（1919年，純宗十二年）辭去李王職長官的官位，以後主要從事產業投資和社會活動，並擔任朝鮮總督府中樞院顧問。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後，閔丙奭於昭和十三年（1938年）9月10日在與李允用等人發起了朝鮮銃後報國會，他的妻子沈卿燮也發起了愛國金釵會。昭和十四年（1939年），閔丙奭加入了國民精神總動員朝鮮聯盟，擔任顧問，同年10月被任命為朝鮮總督府中樞院副議長，昭和十五年（1940年）8月6日因罹患胃癌而死去，享年八十三歲。 ^[27] 

閔丙奭精通書法，特別是行書。景福宮恭默齋、清穆齋、觀明殿，慶運宮（德壽宮）正殿中和殿等殿閣的匾額都出自他的手筆。他書法的代表作品是高宗皇帝御極四十年稱慶紀念碑、高句麗東明王陵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