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允中

魚允中本貫鹹從魚氏，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年，朝鮮憲宗十四年）出生於朝鮮京畿道廣州，後來在忠清道報恩郡成長。他出身名門，是朝鮮景宗王妃宣懿王后的伯父魚有鳳的六世孫，但到曾祖父魚在象一代就遠離仕途而沒落了。 ^[2]  魚允中9歲時喪母，16歲時喪父，家境非常貧寒。 ^[3]  少年魚允中早上忙農活，晚上則刻苦讀書，終於到同治六年（1868年，朝鮮高宗五年）時在“七夕制”科舉考試中金榜題名，榮獲第一；次年又庭試文科丙科及第，正式進入政界，初授承政院假注書，後歷任司諫院正言、弘文館校理、梁山郡守等職。

光緒三年（1877年，高宗十四年），魚允中出任全羅右道暗行御史，其間懲治貪官，頗有成績，同時根據地方現狀提出了包括革罷雜税、改革地税制度、改革漕運制度等12項改革方案，得到了高宗的重視。 ^[4]  史載當時的暗行御史大多無所作為，只有魚允中和李建昌“最有聲”。 ^[5]  魚允中與閔妃寵臣閔泳翊過從甚密，號稱閔泳翊門下的“八學士”之一，所以那時的他通常被認為是閔妃集團的一員。而且他與劉鴻基和金玉均等早期開化派情投意合，關係不錯，因而又被視為開化黨的一分子。

這時候，朝鮮已經簽訂了《江華條約》，被日本叩開了國門。魚允中思考富強之策，準備遊歷外國。光緒七年（1881年，高宗十八年）四月，魚允中作為“紳士遊覽團”的一員，前往日本考察政府部門之一的大藏省以及明治維新中的日本社會各個方面的情況，與他同行的還有樸定陽、洪英植、尹致昊、俞吉濬、李商在等後來朝鮮的風雲人物。魚允中一行60餘人在日本考察了3個月，參觀各種近代設施機構與先進文物，對資本主義新文明有了初步體驗。魚允中先後會見了澀澤榮一、伊藤博文、福澤諭吉、三條實美、井上馨、巖倉具視等日本朝野人士及中國駐日使館參贊黃遵憲，參加了興亞會活動，交流頗廣。其中他對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尤為推崇，將其隨員俞吉濬和柳定秀送到福澤諭吉所辦的慶應義塾留學。 ^[6]  又將隨員尹致昊託付給另一名日本思想家中村正直。

等到紳士遊覽團歸國時，魚允中卻徑自前往中國，希望考察一下正在進行洋務運動的中國，並根據對中日兩國的觀察結合朝鮮的現狀，研究一條適合朝鮮的改革之路。光緒七年（1881年，高宗十八年）九月，魚允中抵達中國上海，拜訪了中國著名思想家鄭觀應等人，並觀摩江南製造局等洋務企業；在上海停留12天以後北上天津，進入天津白河口時回想起第二次鴉片戰爭（庚申之變）的往事，感慨萬千的他賦詩道：

遙看河口炮台新，西舶當年漲戰塵。

十萬貔貅竟無賴，行人尚説吉庚申。 ^[7] 

到了天津以後，他就與清朝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晤談。魚允中對李鴻章評價頗高，記錄道：“李果偉人，動止凝重，儀幹甚壯。” ^[7]  李鴻章也對魚允中印象甚佳，後來曾對來華的朝鮮領選使金允植説：“魚允中在津接晤兩次，論外交等事甚詳據”。 ^[8]  一個月後，魚允中又重返上海，其間曾與即將赴任中國駐日公使的黎庶昌交流，然後由上海搭船經日本返回朝鮮，同年十二月向國王高宗覆命，結束了他為期8個月的中日之旅。

魚允中無疑是紳士遊覽團中思考最深入、見解最獨到的一位，他通過對中日的遊歷，大大開拓眼界，主張通商、競爭、變革，其終極追求則是朝鮮的富強。魚允中認為：“通萬國而後富強可論，不然徒虛言而已。” ^[9]  他覆命時向高宗報告了日本和中國的情況，指出中國“漸欲修舉實政”、“且勸商業”，並認為朝鮮對外國也須“以商務應之”。 ^[10]  他在考察過程中形成強烈的危機意識，使他意識到必須通過競爭來求富強，他在與黎庶昌談及遊覽日本的感想時説：“鄰國之強，非我之福，從可力求富強乃已。”並表現出對琉球問題的關心。 ^[9]  回國後，當高宗問及日本是否對朝鮮“有他意”時，魚允中重複其觀點説：“對其無他意與否，在我不在彼。我得富強之道而行之，彼不敢有他意；不然而彼強我弱，難保無他事矣。鄰國之強，非我國之福也。” ^[10]  他還強調：“春秋戰國即小戰國也，今日即大戰國也，皆以智力爭雄”。 ^[10]  從他的上述言論可以看出，他在讚歎日本的同時是對其抱有警惕之心的，更重要的是他在危機意識下所表現出的弱肉強食的競爭思想。魚允中還強烈主張變革朝鮮舊俗，他比較了朝鮮和日本的民族性格，認為朝鮮在儒教浸淫下，“以沉潛柔懦為賢，無一人勇敢作氣者”，而“日本之能有作為者，以其人素尚武事，人之習於勇果故也，可以為鑑”，因此他疾呼“是可先變（朝鮮）風俗，使之痛革前俗而後可耳”。 ^[11]  他對傳統儒學加以批判，還提出“先革科舉，則圖功名進取者，皆奔走爭往外國，學得才藝而歸。若不廢科舉，取人之路人才不興，而皆安於舊，不求學術之精進矣”。 ^[12]  而且他對比了中日兩國，得出結論“日本人不計事之利鈍，斷然行之，故雖有所失，能立國體；清人狃於舊習，荏苒度日。以此觀之，天下猶以不顧利害而行之者為得計”。 ^[13]  這些思想都可謂是具有突破性的真知灼見。魚允中曾將他遊歷中日的經歷寫成《中東記》一冊，可惜此書已經亡佚，只留下了被認為是《中東記》草稿的《隨聞錄》。

光緒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二月，魚允中再度被高宗派往中國，負責商討與中國建立全面通商關係、改革朝貢制度（即廢止年貢、謝恩、陳奏等事大使節，改以派使常駐北京）的問題及《朝美修好通商條約》的談判工作。當時美國代表薛斐爾已經前赴朝鮮，所以魚允中沒有參與朝美談判；而清政府拒絕派使駐京，但同意與朝鮮展開通商談判，於是魚允中抵達中國天津以後，出任問議官，致力於與清廷的通商談判，同時協助率團考察洋務的領選使金允植的公務。

光緒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六月，朝鮮國內發生了一件大事——壬午兵變，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的京軍譁變，趕走了閔妃，擁立高宗生父興宣大院君上台執政。清朝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張樹聲聽説這件事以後，急忙詢問金允植和魚允中關於朝鮮國內的狀況。魚允中認為作為守舊巨頭的大院君上台，將會開歷史倒車，再加上日本的趁機干涉，勢必給朝鮮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所以他在與清朝官員周馥的筆談中一再詆譭大院君，並指出大院君是兵變的“禍首”，又稱“（中國）若於今日不亟亟調處，日人必大發報復，生民塗炭，宗社將覆” ^[14]  ，與金允植一道極力呼籲中國出兵平定壬午兵變。而後魚允中隨清朝官員馬建忠等乘坐中國軍艦回到朝鮮，積極配合清軍刺探情報、平定兵變，同時也參與了大院君逮捕計劃的謀議。鎮壓壬午兵變以後，魚允中又重返中國，繼續擔當中朝通商談判任務，最後締結了《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至此，魚允中在政治立場上倒向中國，成為“事大黨”的骨幹人物。

在魚允中籤訂完《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歸國後，便參與機務，高宗按照他的提議建立“減省廳”，由他主管。 ^[15]  魚允中上任後，大刀闊斧地裁撤各種冗員冗費，得罪了利益集團，於是他在光緒九年（1883年，高宗二十年）被外放為西北經略使，負責朝鮮北部對華邊境貿易工作和朝鮮越界墾民問題，與中國簽訂了《中江貿易章程》和《會寧通商章程》。在其過程中，魚允中聲稱土門江與圖們江為不同的兩條江，進而向清朝索要圖們江以北的土地，演變為中朝長期的邊界糾紛，所以魚允中可以説是愈演愈烈的間島問題的始作俑者。次年他調回中央，任協辦軍國事務。金玉均等開化黨人要發動政變時，曾希望得到魚允中的合作，但魚允中料其不能成事，遂在光緒十年（1884年，高宗二十一年）十月初六偷偷溜出漢城，躲入鄉下。 ^{[16]  [17]}  十一天後甲申政變爆發，很快便被袁世凱率領之駐朝清軍鎮壓下去，魚允中在政變平息後又重返漢城。 ^[17] 

甲申政變後，魚允中被任命為宣惠廳提調、户曹參判、刑曹參判、承政院左承旨、吏曹參判、工曹參判等官職。此時的他由於剛直不阿，並且被視為親清派，已經走到親俄的閔妃集團的對立面。光緒十二年（1886年，高宗二十三年）七月，他與金允植被彈劾私自埋藏開化黨人樸泳孝之父樸元陽的屍體，後在袁世凱力保之下無事。 ^[18-19]  但魚允中已自知難以在官場容身，遂在同年十二月辭去吏曹參判之職，此後長期遊離於朝鮮政界之外。到光緒十九年（1893年，高宗三十年）三月，魚允中復職並被委以重任，就是去解散在全羅道集會的東學道徒。

光緒十九年（1893年，高宗三十年），東學道掀起了“教祖伸冤”運動，並於同年三月在報恩郡俗離山舉行大規模集會，揭開“斥倭洋倡義”的大旗。當時魚允中就在報恩郡家中，因此高宗任命他為兩湖宣撫使，就地解決東學道徒的集會問題。魚允中接到任命後，派人密探東學道內情，得知教主崔時亨並無聚眾暴亂之意，且東學道糧食不足，加之連日大雨，已有多人生病，難以堅持下去。四月初一，魚允中偕報恩郡守李圭白等眾官親赴東學道徒聚會之處，傳達國王的教旨，並當眾宣佈今後地方官如有非法殺害東學道徒沒收財產等事，將處以嚴罰。次日崔時亨便帶頭解散了。對於剩餘不肯離去的東學道徒，朝鮮政府則派洪啓薰率兵武力鎮壓，總算用軟硬兼施的手段將這次羣體性事件擺平。在任宣撫使期間，魚允中因得罪權貴，於光緒十九年（1893年，高宗三十年）八月被流放到到慶尚道延日。 ^[20-21]  次年二月釋放歸鄉。

儘管魚允中努力化解了危機，然而東學道還是於光緒二十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發動武裝起義，即甲午農民戰爭。高宗再次想到任用魚允中，遂拜他為承政院承旨與漢城府右尹。 ^[22]  魚允中赴京就任時，清日兩軍已對峙於朝鮮，日本宣稱為了朝鮮的獨立和改革而來，實行改革是魚允中的夙願，而此時他認為“文物禮儀百般之事仿之中華，三綱五倫人道之教之堯舜，過去之中國乃我之恩國也、主邦也，焉能不崇尚乎？唯今日之清人不可信憑” ^[23]  ，開始轉向親日。同年六月二十一日，日本武力推翻了閔妃集團政府，扶植金弘集組成的親日政權，隨後發動甲午中日戰爭，驅逐了清朝在朝鮮半島的勢力，又指示朝鮮親日政權實行“甲午更張”。魚允中先被提拔為宣惠廳堂上，而後加入軍國機務處，參與改革。七月十五日新官制公佈後，魚允中成為親日政權的度支大臣。魚允中本來就以財經見長，他在紳士遊覽團期間考察的是日本財政部門大藏省，在壬午兵變後又主導“減省廳”，甲午更張再次給了魚允中發揮才能的機會，他的改革措施包括財政統歸度支部，實行一元化管理；廢除苛捐雜税，徵税必須依據法律；實行新的貨幣制度，鼓勵工商業等等，為朝鮮經濟的近代化立下汗馬功勞。

魚允中雖然參與親日內閣，但也非一味親日。當時朝鮮財政極其困難，日本公使井上馨便提出貸款給朝鮮300萬日元，但井上馨提出了苛刻的附加條件，即規定日元為朝鮮的法定貨幣、禁止發行朝鮮貨幣，這嚴重威脅到朝鮮的經濟安全，所以魚允中對此強烈抗議，宣稱即使忍飢挨餓也不能接受這樣的借款。 ^[24]  最後日方作出妥協，撤出其無理要求，魚允中遂於開國五百四年（1895年，高宗三十二年）三月初五同日本簽訂了《乙未借款條約》。隨後魚允中捲入金弘集派和樸泳孝派的傾軋中，他因趙羲淵事件觸怒高宗，於當年六月被罷職，改由沈相薰任度支大臣。後來樸泳孝派倒台，魚允中又在七月被任命為中樞院議長。

開國五百四年（1895年）八月二十日，日本人入侵景福宮，暗殺了閔妃，史稱“乙未事變”。乙未事變後，重新組建了金弘集的親日政權。沈相薰抗議日本暴行，因而辭職，魚允中再度出任度支大臣。但好景不長，建陽元年（1896年）2月11日，高宗逃到俄國公使館避難，史稱“俄館播遷”。高宗躲進俄國公使館以後，宣佈親日內閣大臣全部罷免，並下令將金弘集等五人作為弒殺閔妃的“逆賊”而加以逮捕。魚允中雖不在“逆賊”之列，但他害怕受株連，因而準備逃亡回家鄉報恩郡避難。結果在2月17日走到京畿道龍仁、正在客店吃飯時，被仇人鄭元老、林錄吉、安寬鉉發現，這三人的田地曾經被魚允中判給他人，故對他非常怨恨，看見他落難在逃，便認為報仇的機會來了，悄悄找來附近村民，説魚允中是被通緝的逆賊大臣，動員他們去打魚允中。魚允中看見鄭元老等人以後倉皇逃走，但是鄭元老率領大批村民追上，並將魚允中活活羣毆打死了，據説魚允中死的地方叫“魚死裏”。 ^[25]  由於魚允中早先多次忤逆高宗，因此高宗也出了口惡氣，鄭元老等人竟然被“特旨”免除死刑，改為流放全羅道楸子島。 ^[26]  一直到純宗隆熙四年（1910年）6月29日，魚允中才被平反，並賜諡號為“忠肅”。 ^[27] 

魚允中與開化黨領袖金玉均關係非常密切，魚允中甚至可以説是青年金玉均所崇拜的偶像。金玉均狀元及第時就是他做的主考官。魚允中游歷中日回國後，就拜訪好友劉大致（劉鴻基），將其所撰的《中東記》贈與他，即將東遊日本的金玉均又從劉大致手中得到《中東記》，認真研讀，受到很深的啓發。 ^[28]  金玉均在日本期間仍隨身攜帶《中東記》一書。但壬午兵變後，魚允中力主中國出兵逮捕大院君，金玉均指責這是“欲救一時之急而將國權賣與清奴者也” ^[29]  ，與魚允中發生爭吵，據説還與他絕交了。 ^[30]  但到甲申政變前，金玉均仍欲拉攏魚允中，可見二人關係並未完全破裂。 ^[16] 

魚允中在光緒十九年（1893年，高宗三十年）受命宣撫報恩郡的東學道集會，在呈給朝廷的報告（狀啓）中稱東學道為“民黨” ^[31]  ，這反映了他受西方影響較深。這個稱謂在當時的朝鮮引起不小的轟動，史載“允中前後狀啓，指東學不曰‘匪徒’，而曰‘民黨’，有若泰西之民權者，然識者咎其失言”。 ^[21] 

魚允中為人非常剛直不阿，是當時有名的直臣。他在光緒九年（1883年，高宗二十年）主管減省廳，負責裁撤冗官冗費，“戚畹掖庭往往借特旨，才減旋復，徒滋紛擾，然允中執之彌堅，不恤怨讟，其毀之者號曰‘田直閣‘，謂魚字去頭截尾則田字也，百事可減，而姓獨不可減畫乎？” ^[32]  不久後，在權貴們的要求下，減省廳被撤廢。

到了甲午更張時，魚允中不僅繼續得罪權貴，還經常頂撞高宗和閔妃，所以大臣們都因魚允中“剛愎自用，實難與之共事。同時國王和王妃亦曾公開地説不喜歡魚允中”。 ^[33]  史載“魚允中久管財賦，上有私求輒抑之” ^[34]  ，還有一次閔妃要求進獻蝦鮓，也被魚允中拒絕。 ^[25]  所以高宗和閔妃都討厭他。魚允中還曾痛罵清朝慈禧太后，稱“老婢必亡清國！”實際上是在影射閔妃。 ^[25] 

開國五百四年（1895年）六月，高宗企圖罷免軍部大臣趙羲淵，金弘集等內閣大臣力爭趙羲淵無罪，不可罷免，高宗為此勃然大怒，甚至當着眾臣摔玉璽。眾臣嚇得不敢説話，只有魚允中慢慢起立説道：“聖人稱：‘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陛下待臣等如此，臣等將何以事陛下乎？願霽雷霆之威，俯伸公議。” ^[25]  高宗對魚允中更加不爽，最後將趙羲淵、金弘集、魚允中都罷了官。

魚允中生前積極主張改革，並將改革措施付諸實踐，同時為人剛正，因此頗得好評。他的同僚金允植對魚允中之死評論道：“驚呼惋怛，令人氣短，所謂人之雲亡，邦國殄瘁者也。” ^[35]  並賦詩哀悼：“天降斯人大任才，有才無命嗟何哉。拯民如溺猶遭謗，憂國忘身反見猜。盜賊亦知仲由信，朝廷須待李綱來。忽驚灧澦風檣折，邦國淒涼萬事灰。” ^[36]  黃玹則對魚允中評價道：“允中強項執拗，任怨敢行，憤誤亦多。而孜孜奉公，時輩莫及，故與金弘集俱稱救時之才。及其死，鹹嘆開化之無人。” ^[25]  金澤榮評價道：“允中清儉剛毅，遇事風生，時人皆推為救時之才。然性少粗戇，矜自傲物，故及於禍。” ^[37]  樸殷植在他的著作《韓國痛史》中對魚允中這樣評價説：“允中素以剛果任事，不避艱棘，為骨鯁之臣。而至是枉死，人多悲之。” ^[38]  與親日內閣對立的尹致昊也説：“他（魚允中）是逆賊內閣中唯一一個我為他的死感到真心難過的”。 ^[39] 

隆熙四年（1910年）魚允中被平反時，純宗李坧下詔説：“故度支部大臣魚允中，器識宏深，志氣堅確。以萬往之姿，有激揚之風，屢典財賦，整理宿弊，經略邊界，講究國防，實為新政之蓍龜，支廈之棟樑也。未展藴抱，遽歸泉塗，今焉追惟，曷勝傷衋？尚未有褒恤之典，特贈正一品輔國奎章閣大提學。”並受到了皇帝派官吏前去祭奠的禮遇。 ^[40] 

傳統觀點將魚允中歸入主張“東道西器”、推崇洋務運動的穩健開化派，並且是親清事大派。但韓國學者許東賢質疑這一觀點，他研究指出魚允中的目標是效仿日本明治維新，建立近代國民國家，對政治、經濟、文化、軍事進行全方位的變革，只不過反對金玉均等開化黨人的冒進手段而已。他還認為魚允中之所以與中國簽訂《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並不是因為魚允中想要依賴清朝，而是朝鮮沒有強大的實力作後盾，所以被迫屈服，而魚允中的真實想法則是與中國實現對等關係。 ^[41] 

魚允中遺著有《東萊御史書啓》、《隨聞錄》、《財政聞見》、《西征記》、《簡牘要抄》、《從政年表》等，被收錄進“韓國學文獻研究所”編《魚允中全集》（亞細亞文化社，1979年）中。其中《從政年表》記錄了魚允中自1868年七夕制及第到1893年安撫東學道集會這25年間的政界經歷，史料價值最高，因此在1958年與金允植的《陰晴史》被大韓民國文教部國史編纂委員會合輯為“韓國史料叢書”第六部而刊行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