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樹聲

張樹聲(5張)

1853年，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張樹聲與父親張蔭谷及弟弟樹珊、樹屏、樹槐等在周公山下殷家畈築堡寨（後擴建為張老圩），興辦團練，對抗太平軍。先受道員李元華指揮，在本縣及六安、霍山、無為等地作戰，又多次配合李文安、李鴻章父子所率團練，在合肥一帶圍攻太平軍，授知府銜。大潛山周圍的劉銘傳、董鳳高和紫蓬山下的周盛波、周盛傳等部團練與張家團練互相呼應，號為“三山”團練，聲勢較大。

1862年（同治元年），曾國藩命李鴻章組建“淮軍”。李鴻章令張樹聲招集劉銘傳、周盛波、周盛傳、潘鼎新、吳長慶等團練首領，到安慶見曾國藩。經曾國藩認可後，回鄉集合團練，3個月成軍，編為“樹字”等營。由安慶乘輪船開赴上海，攻打李秀成部太平軍。

1864年（同治三年），攻佔常州、湖州，以按察使記名。1865年，授直隸按察使，隨曾國藩鎮壓捻軍。次年仍歸李鴻章。將捻軍東、西兩部先後鎮壓下去。1870年調補山西按察使、布政使，不久署理山西巡撫。1872年後升漕運總督、江蘇巡撫。1872年11月25日至1873年2月3日期間署理兩江總督（以江蘇巡撫署理），曾大力治理太湖、興修水利；不久因母死歸鄉。1877年（光緒三年），任兩廣總督，先後鎮壓苗民起義多起。

1882年，因李鴻章喪母歸葬，張樹聲署理直隸總督。時值朝鮮內亂，日本駐朝公使花房義質率兵500名侵朝。朝鮮王室請求中國出兵幫助平亂。張樹聲迅速調淮軍吳長慶部自山東入朝鮮，迫使日本簽約撤兵，使日本企圖藉機吞併朝鮮，侵略中國東北的陰謀破產。清廷嘉獎張樹聲能幹，加太子少保銜。次年還督兩廣。

1884年（光緒十年）法軍侵略越南，張樹聲派軍入越南抗擊法軍，為防法軍入侵，他派兵在越南諒山、高平等省擇要住守。主張公開支持劉永福的黑旗軍和越南軍民抗法。但朝廷戰和不定，淮軍在北寧戰敗後，張樹聲自請解除總督職務，專門治軍。

不久受革職留任處分，仍辦理廣東防務，期間親住黃埔行營，勘察地形，訓練部伍。當年11月病逝於廣州，諡靖達。著有《張靖達公奏議》8卷，《張靖達公雜著》1卷，《廬陽三賢集》16卷。 ^[1] 

張樹聲，字振軒，於道光四年（1824年）出生於肥西張老圩（今屬紫蓬山管委會）。張氏家族是當地一個大家族，據家譜記載：張氏為清河郡，百忍堂。先世自江西遷合肥之南鄉；明季有鏊公者，再由南鄉遷西鄉，世居周公山下。至張樹聲一代，已傳衍十一世。張樹聲的父親名張蔭榖，是一位取得郡庠生 名號的讀書人。張樹聲自幼生長於一個書香門第，其父治學以實行為先，沉潛經史，貫通大義，尤其側重於經世濟時之務，不屑於凡夫俗儒、記誦詞藻的風氣。

張蔭榖學業勤勉，但科場卻始終不順，三應秋試皆未能中式。由於家口眾多，食指浩繁，生計日漸蹙迫。無奈之下，他只得放棄舉業，為生計衣食奔忙。每晚便教諸子讀書，授解課文，剖析意旨，講解不倦。同時還要他們臨帖習字，眾子在嚴父訓導下，不敢懈怠，也能旦夕勉勵，學識皆日漸精進，為以後事業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礎。

張樹聲兄弟九人，他排行居長，二弟樹珊、三弟樹槐、五弟樹屏，後來皆為淮軍將領。樹聲受到家學薰陶，志向高遠。少年時期，他刻苦用功，績學勵行，除重點攻讀“四書”“五經”外，於天文、歷算，地理、兵法等都有着濃厚的興趣，在同時學友中甚為傑出，深得學界耆宿的讚賞，預言此子日後必成大器。不久，樹聲即以博學冠羣，錄取為縣學廩膳生員（簡稱為廩生），就是可以獲得朝廷錢糧資助的優秀生員。正常途徑一般都是經過科舉考試，考中者可以依次升為國子監學生（貢生）、舉人、進士，取得功名，然後進入仕途，平步青雲。

張樹聲平日憑窗苦讀，但卻無意於功名。每有客至，愛談天下形勢，“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信念深植在他的心中。離家不遠就是周公山，傳説為三國風雲人物周瑜年輕時讀書的地方，張樹聲幼時就特別崇拜周瑜，常和夥伴們登山遊玩，來到山頂周公廟、周公洗硯池等處，憑弔這位古代文武兼備的英雄。他曾寫有一首《過周公瑾墓》的詩中，就有“鼎足功收一炬紅”，“半壁江山效死忠”之句，抒發了立志報國的情思。 ^[2] 

清代咸豐年間，社會矛盾激烈，內憂外患，天下大亂。太平天國起義席捲大半個中國，捻軍在淮河流域與之遙相相應，江淮地區到處土匪、盜賊猖獗橫行。合肥西鄉民眾惶恐不安，父老鄉親經常聚集在士紳張蔭榖家中，磋商應對之策。當時，各地有辦理團練以自保之舉，曾國藩就是在籍辦理團練而創建湘軍的。於是，張蔭榖挺身而出，率先捐出家中存糧數百石，並動員富裕人家出資，貧窮之户合力，招募青年壯勇，親率樹聲、樹珊、樹屏、樹槐數子，在周公山下殷家畈築堡壘寨（後擴建為張老圩），創辦團練，以圖自保。團練初成，張蔭榖便制定了條約紀律，定期集訓，使得鄉民同心，西鄉局勢得以基本穩定。他們還與周圍不遠處的大潛山劉銘傳、紫蓬山周盛波、周盛傳等部團練互相呼應，號為“三山”團練，聲勢較大。

當時西鄉團練聲勢之盛，“百里之內，互為聲援；賊來則戰，去則耕；賊近則守，遠則出擊。” 不但地方官奉為上賓，時相招請出戰；團練之間則是“寇至則相助，寇去則相攻，視為故常。” 據説，葉志超為謝先亮團練練勇時，途遇一女，強行搶奪過來。後來，卻知此女竟是張氏兄弟的中表妹。其中有實力者如劉銘傳，更思“乘時糾集團眾，獨樹一幟，為異軍之突起” 。據説，肥西幾路團練一度準備加入太平軍，會盟定議時，忽然大風颳斷旗杆，劉銘傳軍師劉盛藻以為“天不助也”，遂未成行。

咸豐二年（1852年）十二月太平軍攻克武漢後，沿江而下，很快席捲皖省。攻佔安慶後，繼續北進，所到之處，清軍望風而逃，不戰棄城。曾先後數圍廬州，咸豐八年（1858年）還取得著名的“三河大捷”。在此期間，張家團練多次受清朝官府之命，受道員李元華指揮，在本縣及六安、霍山、無為等地參與抵抗太平軍的戰鬥。後來，又為李鴻章父刑部郎中李文安所招，在廬州一帶圍攻太平軍。李文安去世後，張樹聲率部又回到李元華部下，曾外出至無為、巢縣、潛山、太湖等地作戰，累功被保薦為同知。由於他和李文安、李鴻章父子相互過從的關係，為以後隨召集組建淮軍打下基礎。 ^[2] 

同治元年（1862年），湘軍統帥曾國藩由於“三河之戰”湘軍大敗，主力被殲七千餘眾，無力分兵援滬，命當時為其幕僚的李鴻章招募兩淮營勇，組建“淮軍”，以補湘軍力量的不足。李鴻章受命後，正躑躅間接到曾雖其父辦團練、抵禦太平軍的張樹聲派人送來的一道稟帖。帖中張樹聲洞陳安徽形勢，表示了願意投效的意圖，還談了合肥西鄉團練的一些情況。於是，李鴻章即將此信轉呈曾國藩，並附信寫到：

張生血性忠義，歷年辦團帶勇，現居廬六交界，結鄉民築數十寨以自衞。肥、舒賊不敢近，可謂疾風勁草矣。所陳皖事亦有體要，謹將原件附呈鈞閲……

曾國藩閲信後，對張樹聲大加稱讚：“獨立江北，真祖生也！”於是，李鴻章給張樹聲覆函，要其帶劉銘傳、周氏兄弟、潘鼎新、吳長慶等人來安慶見面。張樹聲接信後，立即奔走聯絡各家團練首領，憑籍李氏父子在鄉辦團練所建立起來的關係網，各團練頭目踴躍響應，過程比較順利。同治元年（1862年）新年一過，首批招募的樹（張樹聲）、銘（劉銘傳）、鼎（潘鼎新）、慶（吳長慶）四營陸續開到安慶集中。曾國藩對這批新招淮勇十分關注。各路團練來不久，曾國藩就在府中親自召見張樹聲、劉銘傳、潘鼎新、吳長慶等新任營官，以及準備充當營官的李鶴章、吳毓芬、吳毓蘭、張樹珊、周盛波、周盛傳等十餘名將領。以張樹聲領頭，劉銘傳等人排班而入：

靖達體修碩，而劉公短小精悍，文正迎至廊下。蹀躞往來，獨步至兩小時之久，未出一語相諮詢。自靖達 以次，肅穆寅恪，鶴立鵠候，莫敢聲咳。時壯肅 氣最盛，以文正之侮已也，揮袖磨拳，勢將用武。在此間不容髮，文正遂笑迎之曰：“諸君均人傑也，今日之會，天其有意致中興乎？已飭麾下列几筵，請與諸君聚飲，盡今日歡。”席次，暢談用兵方略，規復計劃，沆瀣相合，有如宿契。 ^[3] 

曾國藩推重“相人術”，常常先憑對手下相面（即所謂第一印象）作出考評。觀察下來，發現張樹聲最為沉着耐心，而劉銘傳則性格暴烈，二人尤得曾國藩之賞識。未過幾日，李鴻章正式移駐北門外新營盤，建立起獨立的指揮部，標誌“淮軍”正式建立。曾國藩親自“為定營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糧之數，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軍營規訓練之……” 。在淮軍組建過程中，主帥李鴻章始終身在安慶，淮軍初創時的主體部分——廬州團練，基本上都是由張樹聲聯絡邀約的；“樹聲為言劉銘傳及周氏兄弟才武，左提右摯，各建旗鼓，淮軍之興實樹聲之倡也。” 由於李鴻章在廬州團練的各種關係和基礎，也由於張樹聲的奔波勸説和積極倡導，淮軍的組建、招募才得以比較順利。因此，完全可以認為張樹聲是淮軍的實際組建者或聯絡召集者。

淮軍成軍後不久，就在李鴻章帶領下，自安慶乘輪沿江直赴上海。張樹聲帶所部“樹”字營，與劉銘傳“銘”字營、潘鼎新“鼎”字營等13營，共約6500人一道前往攻打太平軍。剛到上海時，當地官紳看到這些來自江淮鄉間的士卒布巾裹頭，衣衫襤縷，兵器形制雜陳、簡陋不堪，“皆笑指為丐”。李鴻章則激勵大家：“軍貴能戰，非徒飾觀美，待吾破敵懾之，笑未晚也。”不久，淮軍果然打了幾場惡戰，成功守滬，頓時令中外人士刮目相看。

在和太平軍對壘中，張樹聲所率“樹”字營，先後參加多次激戰，雖多次損失慘重，但也立下不少軍功，受到褒獎。其中如四江口之戰、無錫盪口之戰、攻克江陰之戰、蘇州之戰，等等，或為主攻，或為伏援，或為突襲。其弟張樹珊更是勇猛善戰，屢立戰功。其他如董鳳高、王孝祺等都是樹軍猛將。在蘇州之戰中，李鴻章用招降之計，騙得太平軍守軍八王投降獻城，得手後又背信棄義殺掉八王，導致牽線招降的洋人常勝軍首領戈登與之翻臉。但城池已得，其奈我何！

隨後，在李鴻章的率領下，張樹聲與劉銘傳、周盛波等人率部又參加圍攻常州之役，攻佔常州，擒殺太平軍護王陳坤書、佐王黃和錦等，劉銘傳還在護王府中無意得到國寶“虢季子白盤”。同治三年（1864年）7月，湘軍曾國荃攻破天京，太平天國終被鎮壓。此間，張樹聲前後數十戰，因功從道員升至以按察使記名，獲卓勇巴圖魯名號。

毋庸諱言，淮軍在歷次作戰中，也是大肆殺戮、掠奪。初期，淮軍本無軍餉，全靠掠奪維持。據記載天京被曾國荃湘軍攻破後，湘軍入城多大肆搶掠，“各勇留營者皆去搜括，……擔負相屬於道。”湘軍將領蕭某“搶天王府金銀，舉火一焚以滅跡。”曾國藩向稱治軍嚴正，尚且這樣，可知淮軍也大體相似。淮軍將領戰後個個發財，家資鉅萬，難説與此無關。

不久，捻軍又起，張樹聲再次率“樹”軍隨從曾國藩剿捻。次年，受曾上奏保薦，實授直隸按察使，“樹”軍將交由其弟樹珊統領。在湖北德安一次剿捻戰鬥中，張樹珊因輕敵冒進，被大批捻軍馬隊圍困被殺。據説當時受傷倒地未死，捻軍在查看時，發現他外着軍服，內襯湖綢短襖，知非普通士兵，於是補上一刀身亡的。張樹聲得到弟弟死訊後，迅即趕來收攏殘部，繼續參加剿捻作戰。後來，在李鴻章的指揮下，用劉銘傳的“設圍追剿”之策，終於同治七年（1868年）將捻軍東、西兩部先後鎮壓下去。捻軍既滅，淮軍各部處“銘”、“盛”等部外，其他大部裁革。樹軍也相應裁撤，後來，五弟張樹屏就任太原鎮總兵後，曾奉命招募6營，稱為“樹”字新軍。 ^[2] 

兩江總督曾國藩對張樹聲的才幹十分賞識，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即上奏任命他為徐海道，協助其處理地方事務，在本地幾位同為團練出身、同時走出的淮軍將領中，相對來説是較早的。吳汝綸後來評價：“樹聲以諸生值世亂，受知國藩，……在軍、在官決事有程，暇輒不廢記覽，於淮軍中最為儒將，其從行間入官及擢任疆吏，亦於淮軍諸將最為先達。”

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後，於同治八年（1869年）奏調張樹聲擔任直隸按察使，這是一個專管司法、監察、刑名的職務，也簡稱“臬司”。張樹聲到任後，立即着手清理積案。由於連年戰亂，直隸一省的訴訟案件積壓萬餘件。各級官吏為之疲於奔命，民生之困均由於此。曾國藩與張樹聲首先籌劃清理辦法，形成《清訟事宜限期功過章程》。然後，張樹聲實力奉行，不長時間將積案全數處理完畢。由於政績卓著，張樹聲於調補山西按察使、布政使，不久再升至署理山西巡撫。同治十年（1870年），張樹聲升為漕運總督，此後又擔任過江蘇巡撫、署兩江總督等職。

張樹聲在淮軍諸將中，是除李鴻章之外最早得任督撫一品大員要職的，一直官運亨通。清代官制以文制武，非文途出身者難至督撫，武途出身積功一般只至提鎮，難以再往上升至節制一方的總督、巡撫之位。劉銘傳軍功卓著，但因武將出身，官至提督後一直未能上升，最後清廷因迫於其保衞台灣，且逢台灣建省，才得以授其台灣巡撫之職的，這已是光緒十年（1884年）了。淮軍將領中進士出身的劉秉璋 、潘鼎新後來均出任督撫。有清一代，武員而至督撫者寥寥無幾。

張樹聲任官期間能夠勤奮努力、廉潔奉公，也取得一些值得稱道的政績。例如：漕運總督時根據實際情況，上奏朝廷，提出改河運為海運。原先漕運經由運河，但由於年久失修，節節淺阻，加之“黃水日益氾濫，運河愈形淤塞，……水落砂停，幾成平陸。”因此，他力請將長江以北河運改為海運，保證了漕運暢通；在擔任江蘇巡撫及署兩江總督時，張樹聲積極組織進行太湖流域水利興修。太湖流域歷經戰亂之後，水道淤塞，洪災不斷。上奏朝廷後，他組織人員疏浚河港、修建橋樑水竇（涵洞）等等，“使入湖之水分出各港，暢流達海，不致下壅上溢。”並以蘇、滬二釐局釐捐銀二十九萬五千餘兩，用於開支，不加重地方負擔，當地百姓得到受益。

張樹聲還針對吏治腐敗加以整治。當時為了籌餉，允許人員捐資補缺，江蘇一省“各班捐省人員，分發到省道、府以至未入流，現計不下二千餘員”，實在無缺可補。這些捐資者大多是抱着“一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想法，任職之後難保不貪腐。因此，需要加以改正。但是，捐資補缺的做法“事關籌餉全局，何敢率議更張”，只能奏請朝廷，暫停江蘇分撥，對吏治加以整治。

光緒元年（1875年），張樹聲丁母憂去職回鄉。在故鄉期間，他曾聯合劉銘傳等人在離故居張老圩不遠處，創辦“聚星書院”，請李鴻章、左宗棠等人題寫匾額、門聯，培養故鄉人才；還曾應主持修復巢湖姥山文峯塔的吳毓芬之請，題寫 “勢如湧出”四字高懸塔中。光緒四年（1878年）起復後，張樹聲歷任貴州巡撫、廣西巡撫。其間，着力剿平黔、桂等地李揚才、蒙老忿等匪亂。光緒四年（1878年）進京覲見，受到當政的慈禧太后召見。召見中，慈禧詢問了一些辦理洋務、國家自強之策及地方民情的問題，張樹聲一一作答，並闡述自己的見解和主張。

光緒五年（1879年），張樹聲升任兩廣總督，成為權傾朝野的重臣。任上，張樹聲重視辦理南疆海防、陸防，也順應洋務自強的時勢，開辦了一些造船、辦學、架築電線、修建炮台等洋務，收到一些成效。值得稱道的還有“禁闈姓”、“洋藥土煙税釐”等項。所謂“闈姓”，實為一種類似彩票的賭博方式，當地雖然屢經申禁，仍是愈演愈烈，“賭日盛而民日貧”。因此，他堅決反對有人提出的“開禁抽捐”之議，從嚴加以禁止。洋藥、土煙實即鴉片。鴉片戰爭國門被西方列強打開之後，吸食鴉片實已無法禁止，但鴉片毒害尤深。張樹聲上奏朝廷，採取加徵税釐的辦法加以控制，以期逐步減少民眾吸食，在當時不失為一種無奈之舉。

光緒八年（1882年）四月，李鴻章因丁憂回藉，奏由張樹聲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張樹聲接任不久，就遇到朝鮮發生內亂。以朝鮮國王之父李罡應為首的保守派，因不滿國王李熙、王妃閔氏推行新政，以剋扣兵餉為由聚集亂兵生事，衝擊王宮，燒燬日本使館，殺死日本練兵教頭崛本等7人。日本領事花房義質連忙逃回國內搬兵。朝鮮國王、閔妃亦不知所蹤，國內亂作一團。日本早有侵略朝鮮之心，趁此事件正欲藉端發事。當年農曆是壬午年，所以史稱“壬午事變”。

數日後，在中國天津的領選使金允植、魚允中，向清廷稟報事實真相，請求宗主國出兵靖難。朝鮮古有“箕子之國”稱謂，明清以來，向為中國的宗藩國。張樹聲接到報告後，一面上報總理衙門請示辦法，一面致電李鴻章磋商意見。由於擔心日本藉機介入，而軍機不可延誤，張樹聲立即派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持自己親筆信函，去山東登州見到“慶”軍主將、官任廣東水師提督的吳長慶，並約吳長慶至天津面商對策。吳長慶接信後聞變即行，立即趕赴天津。剛住進事前安排好的公館後，張樹聲即帶着一名隨員，“微行至該公館，密商派兵東征”。因為知道當時“日本在北京、天津都有間諜”，非得如此才能保密。

張、吳商定對日採取強硬外交政策的方針後，吳長慶立即趕回軍營，發出緊急命令，預備開拔。數日內，由海軍提督丁汝昌率“威遠”軍艦，及招商局“鎮東”、“日新”、“拱北”等輪船，將吳長慶部五營近三千人馬東渡朝鮮。登陸後，吳長慶、丁汝昌以及隨行馬建忠、袁世凱等人查明情況，採取迅速果斷措施，緝拿主要兇手，設計扣押肇事主謀大院君李罡應並立即乘軍艦解付中國，使事態迅速平息下來。日本領事花房義質搬兵來遲一步，剛到朝鮮港口，已見多艘中國軍船停泊，“日本大將海軍卿屯兵海口，相顧錯愕，狡謀不敢發。” 最後被迫接受簽約撤兵。這次軍事行動運籌得非常成功，使中國在朝鮮問題上，與日本交涉中處於極其有利的位置，朝鮮轉危為安，也使中國避免了唇亡齒寒的不利局面。

正是由於張樹聲能夠及時果斷、迅速調派淮軍吳長慶部自山東渡海入朝，平息朝鮮內亂，杜絕日人覬覦，才較為順利地使事件基本圓滿解決。這次事件，是晚清時期中日三次糾葛 中，第二次取得勝利。事後，有人評價這一次如果還是李鴻章的話，以他一貫優柔寡斷的作風，斷不至如此迅速。張樹聲果斷指揮成功處置事變後，清廷下旨：“此次朝鮮亂軍生變，張樹聲相機調度，督率有方，著賞加太子少保銜”。

張樹聲前後兩次任職兩廣總督。作為守護中國南疆的鎮守大員，竭盡全力辦理南疆海防、陸防，雖因時勢所限、朝廷戰和不定、官員相互掣肘，經歷戰敗，飲恨終身。但其加強南疆海防、陸防思想的種種舉措，還是取得重要作用，為後來中法越南戰爭“鎮南關大捷”取得勝利奠定了基礎。

光緒五年（1879年）十一月，張樹聲就任兩廣總督不久，就對南疆海陸防問題作了實地察看和部署。兩廣東接福建，西連雲南，有着千里海疆和越南邊境。當時，法國已侵入越南南部，時時準備北侵。越南原為中國藩屬之國，越南不保則中國邊境不寧。對於法國蓄謀侵佔越南、進謀兩廣的戰略意圖，張樹聲早有察覺和防備。當其還在廣西巡撫任上，就命令統領左江防營的記名提督黃桂蘭以出境剿匪名義，進入越南境內的諒山、高甲等地安插勇營，擇要駐防，一邊剿匪，一邊加強防守準備。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南海邊防日漸廢弛。張樹聲看到原有虎門、長洲等處炮台或年久失修，或無人值守，一旦作戰不堪一擊；輪船一項更是空白。

光緒九年（1883）秋，法國開始侵略越南北方，越南國王請援，形勢非常嚴峻。當時，張樹聲正在病休，聞訊立即奏請督師抗擊，朝廷猶觀望不決，來允。不久，戰事轉緊，清廷於是令其回任備戰，張樹聲聞令即行，購帶槍炮，奏調吳宏洛淮勇五營同往。同時，購帶了部分當時較為先進的哈乞開司、毛瑟各兵槍和克虜伯過山炮。到粵後，立即派遣將領募兵訓練，分佈駐守各處要塞；並致電國外，訂購克虜伯大炮二十餘尊、毛瑟精槍數千杆，及水雷、電線、炸藥、棉藥等戰備物資，刻期運到。

1884年（光緒十年）二月，中法越南戰爭正式爆發。駐越法軍進攻越南北圻，清軍陳得貴、徐延旭、黃桂蘭等部不敵敗退；不久，又失守重鎮北寧。清軍未能及時組織反攻，提督黃桂蘭竟然因敗感憤自殺。與此同時，駐紮越南的黑旗軍劉永福率部英勇抗法，卻數戰皆捷。四月，朝廷以戰敗並應張樹聲自請，開其兩廣總督之缺，專門治軍；不久又予革職留任處分，仍辦理廣東防務。五月初，清軍潘鼎新、王德榜部在觀音橋擊敗法軍進攻，取得勝利。但此時朝廷卻戰和不定，忽而談判，忽而開戰，寄空想於外交調停。不久，法軍轉向進攻台灣，挑起第二階段戰爭，突襲福建馬尾船廠，南洋水師全軍覆沒。這時，清廷才被迫正式下詔對法宣戰。

雖然張樹聲一心抗擊法軍入侵，但他此時已經重病纏身，“肝風旋動”，卧牀不起了。只能依靠淮軍舊將潘鼎新、吳宏洛，以及原屬樹字營的將領王孝祺、董履高等人在前線指揮作戰了。後來，清軍老將馮子材率蘇元春、王孝祺、董履高等人，取得“鎮南關大捷”，大敗法軍，收復涼山，終於打退了法軍侵略的囂張氣焰。廣西戰場上的勝利，有力支持了劉銘傳的抗法保台。 ^[2] 

光緒十年（1884年）四月，張樹聲因病請開去總督缺後，專治軍事。他親駐黃埔行營，督率諸將備戰。每日登山涉海相度形勢，佈置安排“攔河、阻船、安雷、發電、截擊、援應”等各項軍事準備措施。由於“炎暑鬱蒸，海風尤厲，病體不支。……終以積勞過甚，受病已深，服藥亦不效。”此時，張樹聲已經“蕭然布被，伏枕支離，流涕嗚咽……，昏瞀譫語，率皆部勒防勞，語或大呼開炮擊賊。”最後，張樹聲因病勢加劇，於九月初八日（10月26日）病逝于軍中。

張樹聲是淮軍將官中很有政治卓識的人。他臨終前，冒着遭受譴責的風險，以“鳥死鳴哀，……垂死涕泣，不知所云，謹伏枕口授《遺折》”，委託繼任兩廣總督張之洞、兵部尚書彭玉麟等人代為轉呈清廷。他在《遺折》中痛陳國事，請及時變法以奠國家長治久安。他首先分析了當時大清王朝面臨的國際形勢：

泰西之人，負英鷙之性……挾其輪船槍炮之堅利，以與我中國從事。數十年來，俄羅斯侵軼於北方，日本窺伺於東海，英吉利由印度、緬甸以規滇、藏，法蘭西據西貢、海防而謀滇、粵，雎盱怪狀，日益難制。

當時，西方列強自北向南，有俄羅斯、日本、英、法各國環伺左右，但是，“中國蹈常習故，衣冠而救焚，揖讓而拯溺，其何以濟耶？”他希望皇上和朝廷能“斷自宸衷，通籌全局，……中外臣工同心圖治，勿以遊移而誤事，勿以浮議而隳功，盡窮變通久之宜，以奠國家靈長之業，則微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這是自己“終夜感憤，與世長辭，終難瞑目者也。”

這是一篇具有歷史價值的文獻。張樹聲看清楚西洋立國具有本末，育才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為其體，輪船大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為其用。今中國遺其體面而求其用，必無功效。所以他奏請清帝宸衷立斷，毅然採西人之體以行其用。換句話説，就是必須變法維新，方足以圖自強。李鴻章等人所徘徊瞻顧不敢奏陳的意見，都由張樹聲以臨死的哀鳴，披瀝痛陳於清帝之前。其言雖未被採納，而後來戊戌變法維新運動，張樹聲已樹其先聲了。

張樹聲病逝後，朝廷於十月二十三日下達諭旨：“張樹聲才識優長，勤能練達，戰功卓著，由道員洊擢封圻，於吏治、營伍、馭遠、籌防諸務，均能實心規畫。……留辦廣東防務，正資倚畀。茲聞溘逝，悼惜殊深。加恩著照總督例賜卹。並將事蹟宣付史館立傳。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同時予諡“靖達”。

張樹聲病故後，靈柩運回故鄉肥西縣，安葬於周公山西麓。張樹聲的遺著有《張靖達公奏議》八卷，為其幕僚何嗣焜將其歷年奏疏143篇，編為八卷，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刊印成書。此書記載張樹聲從政後的一些決策舉措，及其自強維新思想的發展過程，具有較高史料價值。另外，還有收錄張樹聲書信、奏對等篇的《張靖達公雜著》一卷傳世。 ^[2] 

張樹聲秉性“讀書好為深沉之思，尤究心經世之學” 。在率部與太平軍作戰中，就較早地接觸西方兵器、制度；擔任地方大員的時間較早，多次參與朝廷內政外交重大決策討論，因此對於政治、軍事、外交等內政外務都有全面的接觸領會，並具有一定的認識深度。加之他所具有的肥西人“趨新、敢幹”的特質，洋務思想和舉措在當時亦為超前。其思想獨立性和批判性很強，在近代化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歷史地位。

張樹聲的洋務思想，初期表現為“夷人之技以制夷”。在與太平軍作戰過程中，張樹聲不斷接觸到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和武器裝備，以及聞所未聞的訓練方法和戰術，由此對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為表象的近代文明，有了切身的感性認識。因此，他很快就成為曾國藩、李鴻章等所倡導的練兵制器、以“夷人之技以制夷”的洋務自強思想的追隨者。

張樹聲的近代化思想真正的成熟是在就任兩廣總督以後，在這片開天下風氣之先的地方，張樹聲的思想發展很快，較為超前，主要包括“培養人才，改革科舉”、“採西人之體以行其用”、“設立議院”等方面。

他蒞任僅兩個月，就認識到海防建設和自強大計中的培養人才的重要。在上奏朝廷的奏摺中指出洋務自強不能侷限於簡單的購船買炮，同時更要着重人材的培養，“輪船駕駛、機器製造之學，必須無藉於外人，始為自強之實際。” 張樹聲認為自強之計，根本在於人材和人的意識，在於教育。光緒七年（1881）十二月，在其主持下，“勘擇黃埔地方之於仁船澳”建成西學館。又鑑於舊學“易涉空言”之弊，特意命名為“實學館”。對於舊的科舉制度，張樹聲認為已經時時起了阻礙制約的負作用。只有徹底改革這種舊體制，才能適應新的時代要求。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大聲疾呼，建議朝廷改革科舉舊制，增設新科目，建為六科：“其有文武兼資，洞達時務，堪任將帥者為一科；其有經學湛深，文章爾雅，堪備著作者為一科；其有志節堅貞，論辯敏達，堪使絕域者為一科；其有講求吏治，居心愷悌，堪膺撫寧者為一科；其有操守廉潔，條理精密，堪治財賦者為一科；其有精通圖算，深明機器，堪勝營造者為一科。” 分別負責選撥軍事、傳統文化學術、外交、政治、經濟、科技等不同範疇內的人材，從而大大拓展了科舉育人的途徑，細化了科舉的科目，突出了新科舉制度育人以應用為主的宗旨，相較於科舉舊制，是科學的、進步的，也是符合現實需求的。

在外交思想方面，當時清廷內部存在着多種分歧。有一味畏懼外敵，不敢言戰的言和派；有隻知言戰，以和為恥的清議派；也有遊離於兩者的中間派。但是，張樹聲具有遠見卓識，堅持維護國家主權利權、聲張民族正義的外交原則，對現實形勢有清醒的認識，並能根據形勢發展採取靈活的外交策略。他親手處理朝鮮“壬午事變”、佈置海防陸防以備中法越南戰爭。日本吞併琉球、俄國謀奪伊犁要求改約的“球案、改約”，張樹聲認為“球案”、“改約”並不相干，反對相互牽扯，更反對在被要挾的情況下議改條約。

張樹聲還較早提出“採西人之體以行其用”、“設立議院”的思想。1884年，張樹聲在《遺折》中説：“......夫西人立國，自有本末，雖禮樂教化遠遜中華，然馴致富強，具有體用。育才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大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歟!” 這已把西方的政治制度作為救國的根本上達朝廷了。敢於把“育才於學堂，議政於議院”等有關“廢科舉”、“興民權”等要害問題尖鋭地擺到清最高統治者面前，並要其正視現實，改變“數百年不變之法”，以圖王朝之興，以求民族富強，確實膽識過人。

他在這封臨終《遺折》中指明瞭“育才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以及“採西人之體，以行其用”等改革主張。顯然，張樹聲生前不敢公開提出議院問題，也不敢激烈批評。只在技術和經濟的層次學西方的自強新政，而直至臨死時才敢上這樣一個遺折，説明當時在官員和朝廷中，主張設議院還是很難被接受甚至可能是“大逆不道”的問題。當時能夠贊同張樹聲主張的，只有少數人物，因此張樹聲的《遺折》在當時似乎也沒有多大的反響，產生的實際效果也相當有限。

張樹聲在兩廣總督任上，還具體進行了一些如“展接電線”、督造“蚊子船”等洋務實業舉措。由於時代的限制，他的很多洋務自強思想和舉措沒有得到朝廷採納，更難得到推廣普及。但他的這些冷靜思考和超前思想，在中國近代史上卻具有重要地位，併產生一定作用的。 ^[2] 

祠堂有公祠和家祠之分。所謂公祠，就是由當時朝廷和當地政府所興建的。過去合肥城裏公祠堂很多，李鴻章祠堂、劉銘傳祠堂、張樹聲祠堂等更是顯赫一時。有趣的是這些祠堂供奉的幾乎都是著名的淮軍領袖，其中，張樹聲特別值得一提。 ^[1] 

古廬州城內的蔡公祠堂、龔家祠堂等，位置還算好找。但張公祠堂具體在哪？許多上了年紀的老合肥人只説得清在合肥市益民街與桐城路交界一帶。然而，張樹聲第四代孫張昭先生卻對此瞭如指掌，他從如今的合肥市婦幼保健院的大門口，指着對面的那一大片場地説，如今的合肥市消防隊和新華書店這一塊，過去都是張公祠堂的地盤。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日本人佔領合肥的時候，張先生還只有兩歲，他哥哥曾經對他説，張公祠堂是沒有大門的，前面是一面照壁，照壁前即如今合肥的益民街，當時是一條河溝，名叫二里河，一直流到九獅橋附近注入金斗河。當年合肥城裏出了幾個漢奸混混，其中，鄧五、鄧六是兄弟倆，抗戰勝利後被以漢奸罪槍斃了。他們把照壁後面馱着石碑的烏龜給砸了，房子也給燒了。到張先生記事的時候，那裏已經是荒草一片。 ^[1] 

張先生分析，那個馱着石碑的烏龜，其實應該是在許多名勝古蹟都可以看到的贔屓，傳説是龍的第六個兒子，形似龜，平生好負重，力大無窮，也叫霸下。

看來，張公祠堂在抗日戰爭時期就已經被毀，經過歲月的沖刷，早就蕩然無存。在如今合肥市新華書店大院長大的束曉英女士，這位出生於1962年的土生土長的合肥人驚訝地表示，從來沒有聽説過那裏曾是張公祠堂。她是在那裏出生在那裏成長，記憶中東北方向的地方是父親他們的辦公區，合肥市華侖瑞雅酒店的位置昔日是一排平房，她的家當時就在那裏，後來才搬到南面的二層小樓裏的。當時，一個單位就是一個小社會，大院裏食堂、澡堂應有盡有。聽提到張公祠，她只説知道張樹聲，但不知道張公祠，可能是太久遠了。 ^[1] 

按照合肥市政協文史委員會主任戴健的説法，清朝淮軍剛開始建立的時候，合肥的大户人家龔、張、李、段諸姓都有人“加盟”，以後“四大姓”名人輩出聞名遐邇。但在採訪中發現，張樹聲的聲名和其他幾個合肥名人相比似乎不夠響亮，甚至許多人知道張樹聲的後人“張氏四姐妹”，卻鮮有知道張樹聲的。 ^[1] 

其實，當年在淮軍將領中，張樹聲的名氣很大，僅次於李鴻章。《辭海》中“淮軍”條目下，一共列了9個將領，李鴻章為首，張樹聲位居第二。安徽省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翁飛博士在《張樹聲畫傳·序》裏評價説：“他在歷屆任內，均能做到務實勤政，清理訟獄，減輕民負，正己率屬，察吏更嚴，所到之處，羣情翕然。” ^[4] 

正因為張樹聲在位的時候，不論是軍事還是行政，都功績顯赫，所以不光是他的家鄉合肥，全國多個地方都曾經建有張公祠。天津地名工作者譚汝為教授曾經撰文介紹，天津的張公祠位於天津紅橋區博物館街附近，如今有條街還叫張公祠前街。據説天津設立張公祠，主要是紀念張樹聲在直隸總督任上之功績。後張公祠舊址先後改為玻璃儀器倉庫、鋁品廠和煙酒批發部。 ^[1] 

張公祠堂原址(2張)

張昭先生也介紹説，還不止合肥、天津這兩處，他所知道的廣州、南京等地都曾經建有張公祠堂。上述諸地未能親往考證，但史料記載，張樹聲曾經任過兩廣總督，他逝世之後，朝廷著照總督例賜卹祭葬，靈柩是從廣東黃埔送回合肥西鄉的，如此推理，廣東黃埔建有張公祠也是極有可能的。 ^[1] 

張樹聲病故後，靈柩運回故鄉安葬於周公山西麓龍頸子祖墳，墓碑高大，螭首龜趺，氣勢凜然。但於民國年間被主政安徽的桂系軍閥李品仙所毀，今已蕩然無存。 ^[5] 

合肥文史專家講到合肥的幾大名門望族的時候，一致評價張樹聲的後人多有才學，這可以從“張氏四姐妹”身上得到驗證。 ^[1]  據“張氏四姐妹”中的二姐張允和回憶：“我的曾祖父張樹聲清同治年間曾在蘇州任江蘇巡撫，後升任兩廣總督等職。曾祖父生有九個兒子，祖父張雲端是長子，曾任過四川川東道台。祖父膝下無子，父親是從五房抱過來的。……合肥西鄉的田大多是張家的，東鄉的田大都是李（即李鴻章）家的。……家裏有萬頃良田，每年有十萬擔租，是典型的富貴家庭”。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