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龍

于成龍遠祖於伯達、於建中、於仕賢在元順帝至正元年（1341年），遷至石州（今山西省呂梁市離石區）白霜裏村。於仕賢生於淵，於淵生於坦等四子。於坦為明景泰五年（1454年）甲戌科進士，官至巡撫。正德元年（1506年），其宗族一脈於素家族，遷居到石州北鄉距城30公里的來堡村。 ^[41]  於素生於恩等四子，於恩生於採等四子，於採生於時煌等四子。

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八月二十七日，于成龍出生。他是於時煌與原配田氏所生的次子。就在於成龍出生後不久，田氏病逝，於時煌繼配李氏。不過於成龍和繼母關係很融洽，家庭和睦。 ^[1]  他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40] 

崇禎十二年（1639年），于成龍參加鄉試，省城太原考場的考官公然徇私舞弊。于成龍在考卷上痛陳時弊，直抒胸臆。結果正榜無名，勉強考取了個副榜貢生。 ^[40]  待到參加會試之後，于成龍以父親年老為藉口，辭去做官的機會，回到來堡村。

清朝入主中原後，于成龍繼續致力於應舉。順治四年（1647年）至順治八年（1651年），于成龍到太原崇善寺開辦的學校學習了四年，但順治八年（1651年）的鄉試中，于成龍再次落榜，這年他已經三十五歲。

順治十一年（1654年），于成龍兄長於化龍病故，三子於廷元出生，全家生活的擔子落在他的肩上。父親於時煌年老多病，要人侍候湯藥；繼母李氏雖健，也已暮年。長子、次子上學，全家開支很大，家資因此受窘。于成龍為了養家餬口，供子上學，整日忙於家務，再無工夫參加科舉考試。順治十五年（1658年），於時煌病故。

順治十八年（1661年），于成龍入國子監學習，結業後準備出仕。 ^[1] 

順治十八年（1661年），四十五歲的于成龍進京備選，被授予廣西羅城縣令一職。 ^{[40]  [41]} 

羅城位於廣西北部少數民族地區，萬山峻嶺，溝谷縱橫，虎狼晝行無忌，四時毒霧迷天，瘴癘盛行，北人視為絕境。加之瑤、僮等民族雜處，語言不通，糾紛時起，很難治理。于成龍受命時，羅城縣新隸於清統治下不到兩年，且幾經戰爭蹂躪，已殘破不堪。他之前的兩任知縣一死一逃。顯然，把這個最荒涼、最貧窮而充滿了危險的地方交給於成龍治理，親友們都為他擔心。他卻不以為然，説：“君命也，獨不聞義不辭險耶！”行前，他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寫道：“某此行絕不以温飽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于成龍明知前途多艱，仍毅然接受任命。他辭別母親、妻兒，跨上一匹驢，帶了四名僕人，離家上任。他涉歷重重險要，行程六千餘里，終於來到了羅城，只見遍地蒿草，荒無人煙，瘴霧瀰漫，羣山隱現。縣城僅有六户人家，城無寸牆，衙門僅是茅屋三間，門窗皆無。他一到，馬上砍籬棘插地為門，在院中積土當作几案，旁邊挖坑做飯，炊具只有一鍋一盆。 ^{[40]  [42]} 

于成龍到任後，就實心做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每天召吏民來“從容問所苦”，宣諭朝廷慰撫之意。在當時情況下，召集流亡百姓，保護他們安居，不再受戰爭襲擾，特別是打擊盜匪的搶劫活動，使他們安心生活，就成了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一發現有搶劫、盜竊等事件發生，立即命隨從偵破，審訊屬實，迅速做出處理。經此不斷打擊，搶劫、盜竊以及危害百姓的不法事明顯斂跡，地方漸獲安寧，百姓也開始安下心來。 ^{[40]  [42]} 

與羅城鄰近的瑤族頭人經常到羅城一帶殺掠，成為當地百姓一大禍患。于成龍到任後，組織鄉兵將其擊退，並追剿殘敵，欲一舉搗毀其巢穴。瑤人頭人非常害怕，發誓再也不敢侵犯羅城境，于成龍這時才下令停止進兵。百姓免去災禍，安心於生產，專力耕耘。于成龍體恤當地百姓疾苦，屢次請求上司放寬徭役的規定，減輕他們的負擔，還想盡辦法，從內地運進當地百姓急需的食鹽，解決了人們生活的一大難題。諸事稍有頭緒，他便興建一處學宮，開展文化教育，培養人才。他創設了一座“養濟院”，救濟衣食無着、無親故的貧窮人和無人侍養的老人。 ^[40] 

于成龍在羅城採取“治亂世，用重典”的方法，，就使羅城擺脱混亂，得到大治，出現了百姓安居樂業的新氣象。他深為當地百姓所愛戴，彼此親“如家人父子”。在每次繳納田賦時，他們總留出數錢放到于成龍的案桌上。開始，于成龍不明白他們的意圖，便問此為何意？他們説：“阿耶（‘耶’同‘爺’，此處指于成龍）不要‘火耗’，不謀衣食，難道酒也不買嗎？”于成龍感動不已，僅留下夠買一壺酒的錢，餘錢全部退回。 ^{[40]  [42]} 

在羅城，于成龍的生活十分清苦，他的四個僕人忍受不了，有的離他而去，有的受瘴癘之害而死。羅城人十分同情，每天早晚都去給於成龍請安。有時還湊些錢獻給他，説：“知道阿耶苦，我們供上一點鹽米費罷了。”于成龍笑着回答：“我一人怎需要這麼多東西！你們拿回去，換些甘美的事物敬奉給你們的父母，就好像我接受了一樣。”謝絕了他們的好意。 ^[40] 

有一天，于成龍的家人來探望他，消息很快傳開，羅城人高興得奔走相告：“阿耶人來，好將安家去。”他們以為于成龍家人來此取錢，作生活之用，而於成龍一定缺錢，於是便湊了不少錢獻上去。于成龍婉言謝絕，笑着説：“這裏離我家六千里，一個人拿着這麼多錢，只能增加負擔罷了。”讓大家都回去。羅城百姓跪伏在地，感動得痛哭流涕，于成龍受到感染，不禁為之落淚。最後，他還是不接受饋贈，勸他們把錢都收回去。 ^[40] 

于成龍在羅城的政績受到主政廣西的金光祖（先任廣西左布政使，後升廣西巡撫） ^[3]  、廣東廣西總督盧興祖等人的賞識。康熙六年（1667年），他們向朝廷舉薦于成龍為廣西省（當年）唯一的“卓異”， ^[4-5]  。同年，康熙帝擢升于成龍為四川合州（今重慶合川）知府。這年，于成龍已經五十二歲了。羅城人得知他將要遠調四川，傾城出動，都攔在路上，失聲呼號，哭着説：“阿耶今天離開，我們這些人失去了天啊！”在於成龍起程之日，羅城人追送數百里，痛哭而回。有一個瞎子不肯回去，于成龍就問他為什麼不走。瞎子説：“我算計您袋中公費不夠一千里途中用。我學過算卦，有這麼點本事可以沿途掙點錢，以備不足之用。”于成龍聽後，便把他留了下來。由於陰雨連綿，在路上一再耽擱，錢也花盡了，多虧瞎子掙回些錢，做了路費，才使于成龍抵達順利合州。 ^[40] 

合州生活困難，與羅城不差上下。當地經濟在明末農民戰爭、清兵進川后遭到嚴重破壞，百姓背井逃亡，州城僅剩下百餘户人家。一年收繳正賦僅十五兩白銀，而供役相當繁重。于成龍到任後，立即着手整頓經濟。他把一切不合理的規定和明朝遺留下來的弊政統統廢除，招集百姓開墾荒蕪土地，由當地官府貸給種子和耕牛，迅速恢復生產。他上任才一個來月，百姓紛紛遷回合州，驟增至千户。 ^[40] 

由於招民墾荒政績顯著，康熙八年（1669年），于成龍被擢升為湖廣黃州府同知。由於在黃州的突出政績，于成龍又深為湖廣巡撫張朝珍器重，再次被舉“卓異”。

康熙十二年（1673年）于成龍再次舉“卓異”後，被調主持武昌府政務，並將擢武昌知府。恰在這時，“三藩之亂”爆發。在吳三桂凌厲的攻勢下，貴州、湖南望風披靡。同時吳三桂派許多湖北籍部將，特封官“札書”回籍策反，製造暴亂。

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麻城縣發現“偽札”，知縣即以“通賊”罪名大肆濫捕，搞得人人自危。接受了“副將偽札”的該縣曹家河人劉君孚父子乘機聯絡東山一帶山寨發動暴亂。由於于成龍在當地很有影響，被請出來收拾局面。他以“招撫”為方針，查清事件原委後，發出安民告示，使絕大多數協從百姓歸家，事態很快趨於緩和。隨後，他又冒生命危險隻身進入首先發難的劉君孚山寨中説服劉及三百槍手（獵户）。十天之內，一場動亂順利平息。八月，于成龍調任黃州知府，第二次暴亂又接踵而至。其時，潛入的奸細乘黃州府空虛，聯絡當地豪紳紛紛起事，“高山大潮，烽火相望”，聲勢與範圍大大超過前次。面對險惡的形勢，于成龍清醒地認識到黃州府的重要性，他力排眾議，制訂了決不放棄黃州、組織鄉勇相機主動進剿的策略。調集各鄉鄉勇數千人在東山黃土坳一帶，與數量上佔優勢的暴亂分子展開激戰。在他的指揮下，尤其是他身先士卒，危急關頭置生死於度外，使戰鬥獲得全勝。當場擒獲暴亂首領何士榮。後又乘勝平定了其餘叛亂。二十餘天內又取得平亂的勝利，受到湖廣總督蔡毓榮的高度褒獎。

康熙十六年（1677年），朝廷新設江防道，于成龍升湖廣下江防道道員，駐地黃州。

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龍被擢升為福建按察使。 ^[6-7] 

康熙十八年（1679年）夏，于成龍在按察使任上第三次舉“卓異”後升任福建布政使。福建巡撫吳光祚還專疏向朝廷舉薦，稱于成龍為“閩省廉能第一”。

康熙十九年（1680年），康熙帝“特簡”于成龍為直隸巡撫。翌年春，他又召見於成龍於紫禁城，當面褒讚他為“今時清官第一”，並“制詩一章”表賜白銀、御馬以“嘉其廉能”。同年，于成龍又被升為江南江西總督（即兩江總督）。 ^[8]  這時他已經是六十五歲的老人，成為朝廷的封疆大吏。 ^[40] 

儘管于成龍官運亨通，地位顯赫，但勇於任事的鋭氣不減，仍以重民命為宗旨，關注民間疾苦，儘自己權力所及，不斷為民請命。當鄭成功入據台灣後，朝廷嚴行海禁，封鎖鄭氏與沿海人民的來往。地方官吏動則以“通海”之罪隨意逮捕沿海漁民，株連數千人，皆判處死刑。于成龍此時正在福建按察使任上，而康親王愛新覺羅·傑書率軍駐福州，維持耿精忠叛亂後的社會治安。于成龍便去見傑書，力陳“通海”各案所涉及的人多是平民，應予釋放。但地方大吏們以案已定，不好更改，感到為難。于成龍聲色俱厲地用手一指庭堂中被審的婦女兒童，説：“此曹皆何辜乃櫻斧鋤？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緘阿從事！”傑書久聞成龍盛名，此時聽了他的慷慨陳詞，便採納了他的建言，使千百無辜百姓得以活命。 ^[40]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月，在江南督造漕船的副都御史馬世濟，回到北京後，上疏參劾于成龍。據《清史稿》記載此事的起因是：“勢家懼其（于成龍）不利，構蜚語。明珠秉政，尤與忤。”馬世濟的奏疏非同小可，康熙帝讓各部院大臣認真討論，最後決定讓于成龍根據參劾內容，“明白回奏”。

朝臣接到于成龍的回奏，再次認真討論。最後，分管武官的兵部做出結論説：“既然于成龍説，田萬侯倚勢作弊，就中取利，沒有覺察，那就應該革掉田萬侯的副將之職。”分管文官的吏部做出結論説：“既然于成龍聲稱年齡太大，身體不好，那就讓他退休吧。” ^[39]  處理意見送到康熙帝手裏。康熙帝最後決定：于成龍留任，田萬侯降級。 ^[39]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四月十八日，于成龍在兩江總督任上病逝，終年六十八歲。各將軍、都統等地方大員及同僚、屬吏都前來瞻仰遺容，只見室中空蕩無物，僅在牀頭放着一個陳舊的方形竹製容器，裏面裝有一件綈袍，還有幾隻瓦罐，有的盛了一點粗米，有的盛了鹽制的豆豉。僅此數物而已。江寧百姓聽聞其訃訊罷市，聚在一起痛哭，家家繪圖像供奉祭祀。每天有數百、千人擁至衙舍哭拜，以致衙舍內外擁擠不堪。康熙帝破例親為撰寫碑文，賜祭葬，贈官太子太保，諡號“清端”。 ^{[9-10]  [40]} 

雍正年間，于成龍入祀賢良祠。乾隆帝即位後，分別於乾隆十六年（1751年） ^[25]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及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五次遣使祭奠于成龍祠。

于成龍在羅城首先在全城鄉建立保甲，嚴懲緝獲案犯，大張聲勢地“嚴禁盜賊”。境內初安後，他又約會鄉民練兵，甘冒“未奉鄰而專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條”的後果，抱着為民而死甚於瘴癘而死的決心，準備討伐經常擾害的“柳城西鄉賊”。在強大的聲勢下，西鄉“渠魁俯首乞恩講和，搶擄男女中只盡行退還”。接着又在全縣搞聯防，從此，“鄰盜”再不敢犯境。在消除內憂外患的同時，于成龍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復生產，他常常深入田間訪問農事，獎勤勸惰。農閒時帶領百姓修民宅、建學校、築城牆。對遷入新居的農家，還親為題寫楹聯，以示鼓勵。在深得民心之後，他又以剛柔並用的鬥爭策略，解決了“數大姓負勢不下”的問題，使這些一向桀驁不馴的地方豪強“皆奉法唯謹”。

“盜”成為清初一大社會問題。在黃州府岐亭鎮一帶，盜賊甚至白晝劫路傷命，嚴重影響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于成龍上任之初，即以郡丞身份坐鎮岐亭治盜。為了摸清盜情和每一件重大盜案，他總是親自訪察。他多以“微行”的方式，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調查疑情，從而對當地盜情瞭如指掌。他還特意在衣內置一布袋，專放盜賊名單，“自劇賊，偷兒蹤跡無不畢具，探袋中勾捕無不得。”

于成龍在福建上任伊始，就做了一件為民稱頌的好事。當時清廷為對付台灣鄭氏的抗清勢力，實行“海禁”政策。當地統治者不顧連年兵禍，民不聊生，動輒以“通海”罪名興起大獄，使許多沿海漁民罹難。于成龍在審閲案卷時，發現每案被擬極刑的就達數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婦女孺子。於是他堅決主張重審，對怕得罪清室而勸阻他的人説：“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鹹阿從事！”在他的力爭和主持下，先後使千餘名百姓免遭屠戮而獲釋，貧困不能歸者還發給路費。

對待案犯他主張慎刑，以教為主，採取“寬嚴並治”和“以盜治盜”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于成龍在詞訟、斷獄方面也以包公式人物著稱。他鐵面無私，頭腦敏鋭而細心，善於從一些常人忽視的細節上發現問題的癥結。曾排解過許多地方上發生的重大疑案、懸案，使錯案得到平反，從而被百姓呼為“於青天”，民間還流傳着“鬼有冤枉也來伸”的歌謠。于成龍在破案、察盜方面的許多事蹟，在清人野史、筆記和民間文藝中均得到反映，甚至神化。如清代文學家蒲松齡在《聊齋》的《於中丞》一節中，就敍述了有關他的兩個故事。他的刑法思想在清朝一代很有影響。

于成龍上任合州時，土地極度荒蕪。而流民不附的原因，在於原主認業。為此，他嚴格規定了“凡一佔即為己業，後亦不得爭論”的原則。同時要求各縣注意為新附百姓解決定居與墾荒中的具體困難，並親自為他們區劃田舍、登記註冊，借貸牛種，申明三年後起科。這樣，“新集者既知田業可恃為己有而無復徵發倉卒之憂，遠近悦赴，旬日之間户以千計。”獎勵墾荒是清初基本國策，但于成龍實行“禁止原主認業”先於清廷明確規定的十五年前，加之他對具體問題的妥善解決，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驟增，田地開闢。

身為“治官之官”，于成龍始終把整頓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他指出：“國家之安危由於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於用人行政，識其順逆之情”。“以一夫不獲曰予之喜，以一吏不法曰予之咎，為保郅致政之本。”在黃州時，他衣內的布袋便利了治盜。升巡撫後僕人請去掉，他笑道：“此袋昔貯盜，今以貯奸貪不省之官吏，未可去也！”他新任直隸，即發出清查庸劣官員的檄文，責令各屬將“不肖貪酷官員”，“昏庸衰志等輩”“速行揭報，以憑正章參處”。針對各屬賄賂公行，請客送禮之風，他從利用中秋節向他行賄的官員開刀，懲一儆百。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訪於民間，面對“州縣各官病民積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狀況，不禁嘆曰：“噫！吏治敗壞如倒狂瀾，何止時乎？”很快頒佈了《興利除弊約》，其中開列了災耗、私派、賄賂、衙蠹，旗人放債等十五款積弊，責令所“自今伊始”，將所開“積弊盡行痛革”。與此同時，他根據自己的體會，又制訂了以“勤撫卹、慎刑法，絕賄賂，杜私派，嚴徵收，崇節儉”為內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為地方官的行為準則。方法上，他舉優劾貪，寬嚴並濟，時人説凡他所到之處，“官吏望風改操”。康熙帝也稱其“寬嚴並濟，人所難學”。

對廉潔有為的人材，于成龍反對論資排輩，他對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提出異議，認為不利於吏治建設，造成“問其官則席不暇暖，問其職則整頓無心，勢彼然也，”常常使“遠大之辭，困於百里，深為可惜！”為此，他屢上疏推薦人材。如直隸通州知府于成龍（史稱小於成龍）、江蘇布政使丁思孔等都是較有作為的清廉官吏，由於他的舉薦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于成龍對科考和教育也十分關心。在文化發達的江南地區，官僚、勢豪賄通學政，科考中舞弊之風盛行，貧苦士子雖皓首窮經卻往往落榜。針對這種狀況，于成龍規定：一旦發現弊行，“立刻正章入告，官則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擬罪。其蠹胥、奸棍即刻斃之杖下”。對教育的重視還表現於他在各地興辦學校上。即使是像羅城那樣條件困難的地區，他也很快辦起學堂，並鼓勵瑤、壯子弟入學。他多以倡導地方紳仕捐資的方式興辦“義學”。

康熙帝曾破例親自撰碑文並題寫“高行清粹”匾額賜給於成龍，評價他為“清官第一，天下第一廉吏” ^{[14]  [17]}  。康熙帝后來還説：“兩江總督居官善者，于成龍而後，惟傅臘塔。” ^[26] 

乾隆帝曾御書“清風是式”四字褒揚于成龍。 ^[31] 

戴震：“成龍清嚴忠直， 勤勞治事，官吏無不敬畏， 歸於廉慎。” ^[14] 

李中素：“古人得一節，足以傳之無窮，公則萃於一身，無往而不備矣。”

範鄗鼎：“餘讀《明史》，而嘆廉吏之難。……本朝養士四十餘年，得於先生，先生之廉可不謂其盡善乎！廉則心清，心清則理明，理明則才全，理明則學優而氣壯。”

熊賜履：“嗚呼！餘考傳記，三代而後以廉幹稱者代不乏人，然類多矯飾沽激，流為刻核，以納於偏畸。故措施建樹、表裏初終之際，往往難言之。未若公之狷介性成，質任自然，略無矯強刻厲之跡。而誠意感孚，無不服教畏神，不疾而速，直有超越於古人之上者。然後嘆公為真不可及，而益信誠中形外之為不誣也！” ^[28] 

於準：“先清端平生從不講學，而所行未嘗不合於道。素景慕者，漢則江都、隆中，唐則鄴侯、宣公，宋則魏公、温公，明則文清、文成。” ^[15] 

武祗菼：“餘由其言想其心，預信必為包孝肅（包拯）、趙清獻（趙抃）、司馬温公（司馬光）、海忠介（海瑞）一流人物。既而，由粵西而蜀而楚而閩，巡撫畿輔，總制兩江，數十年如一日。其剛毅自矢，不畏強禦，則包孝肅也；其精白一心，可對天地，則趙清獻也；其安上利下，扶危定傾，則司馬温公也；易簀之日，僅餘竹簍敗笥，污衣舊靴，銀錢毫無，則海忠介之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根也！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公之謂也。” ^[29] 

彭紹升：“操執似海忠介，智略似王文成（王守仁）。行成於獨，不言而人自化。用能保聖天子始終之恩，立百爾在官之準，永斯人沒世之慕。區區發奸禁暴，豈足以見公之厓量哉。” ^[27] 

趙爾巽等：“于成龍秉剛正之性，苦節自厲，始終不渝，所至民懷其德。……之五人者，皆自牧令起，以清節聞於時。成龍、世綸名尤盛，閭巷誦其績，久而弗渝。” ^[11] 

周遠廉、孫文良等：“康熙時期，社會趨於安定，掃除了前代明朝的一些積弊，居官清廉者不斷出現。于成龍與張伯行是這一時期最有代表性的著名清官，被人們贊為‘江南第一清官’，‘天下廉吏第一’。” ^[40] 

于成龍的官階雖越升越高，但生活卻更加艱苦。他帶頭實踐“為民上者，務須躬先儉僕”。去直隸，他“屑糠雜米為粥，與同僕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親切地稱他作“於青菜”。總督衙門的官吏在嚴格的約束下，“無從得蔬茗，則日採衙後槐葉啖之，樹為之禿。”他天南地北，宦海二十餘年，隻身天涯，不帶家眷，只一個結髮妻闊別二十年後才得一見。他的清操苦節享譽當時。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六月，江寧知府陳龍巖病故，于成龍推薦直隸通州知州、自己當直隸巡撫時期的老部下于成龍（小於成龍）接任。地方首長敦請朝廷補充幹部不是問題，但指名道姓、指定崗位，還要由從五品越級提拔到從四品，則嚴重違反規矩。于成龍在奏疏中寫道，陳龍巖忠誠可靠、廉潔自律，能力過人。陳龍巖去世後，他頓感失去了左右手，而在兩江轄區內，尚未發現合適人選。於是，他懇請康熙帝特事特辦，召集各大臣開會討論，現場推出合適人選。在報告的末尾，于成龍巧妙地點了一個人：有皇上關懷，像通州知州于成龍那樣的好乾部，一定會脱穎而出的。 ^[18] 

按照清朝的幹部制度，地方官出缺的，應召集後備幹部統一抽籤決定。于成龍的請求，侵犯了原屬吏部的職權。吏部指出：打破常規後，那些排着隊等抽籤的幹部難以處理，而且，“廷臣會推”知府這一級幹部，沒有規定，沒有先例，還是照章辦事為宜。康熙帝決定越過抽籤、“廷推”兩個步驟，同意讓小於成龍上任，並且在於成龍去世後仍然拔擢小於成龍。 ^[18] 

有人問于成龍是怎麼知道案情的，于成龍説：“這很容易解釋，只是人們不關心罷了。哪裏會有少婦在牀上躺着，而允許別人把手放進被子底下的呢？而且幾個人輪換着抬着走，那樣子就顯得份量很重；交替用手護着，就知道被子裏必定有東西。如果病婦昏迷不醒送到婆家，必然有婦女在門口迎接；只見男子出來，而且也不驚問一聲，所以可以斷定他們是盜賊了。” ^[30] 

于成龍在黃州時，就和熊賜履有過交往。熊賜履敬重於成龍，經常在京城的官員中間宣傳於成龍的政績名聲，于成龍也將熊賜履引為知己。他到江寧上任後，經常去熊宅拜訪。當時，于成龍多次受到康熙帝的褒獎，他擔憂自己“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遭到罷官或損害了名聲，於是找到熊賜履解惑。熊賜履家中有兩株梧桐樹，每次於成龍來了，兩人都在樹下品茶。這次，仍然是坐在梧桐樹下，于成龍談起了自己的擔憂，熊賜履慷慨激昂地説：“公亦慮此耶？大丈夫勘得透時，雖生死亦不可易，何況其他？”熊賜履認為，大丈夫處事，應該有明確的體會，堅定的信念，即使在生死關頭也不會改變，何況是丟官背處分這樣的小事。于成龍立即省悟，並在晚年的這個時期，自號“于山老人”，表達了自己期待退休歸隱的願望。 ^[39] 

于成龍擅長書法，詩詞亦工。他的著述、奏稿等先後由其門人和孫子於準輯成《于山奏牘》七卷附錄《詩詞合選》一卷（《于山詩餘》 ^[36]  ）和《於清端公政書》八卷行世。此外，于成龍任職直隸和兩江期間，曾組織編寫了《畿輔通志》46卷、《江南通志》54卷，對整理和保存當地政治、經濟、文化資料做出了貢獻。 ^[10] 

于成龍故居位於山西省方山縣北武當鎮來堡村。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市級廉政教育基地。 ^[33]  2019年10月，于成龍故居被列入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 ^[32] 

于成龍墓位於山西省呂梁市方山縣峪口鎮橫泉村南。墓前正中豎立着康熙帝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三月十五日手書的“御製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操江諡清端于成龍碑文”的龍頭御碑。 ^[38]  近現代兩次遭到較大的破壞。2014年，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在呂梁市調研考察座談會上講話指出，要儘快修復于成龍墓地和故居。 ^[16]  隨後于成龍墓被全面修繕。修繕後的于成龍墓保存在一階梯狀台地上，由園門、牌坊、甬道、台階、神道碑、墓冢等組成。 ^[19-20] 

于成龍公園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羅城仫佬族自治縣東門鎮章羅村小潘屯附近，2011年由葫蘆山水庫改建而成。 ^[37] 

京劇《廉吏于成龍》 ^[12] 

《碑傳集》卷65《於公成龍墓誌銘》 ^[40] 

《碑傳集》卷65《於清端傳》 ^[40] 

《國朝先正事略》卷7《於清端公事略》 ^[40] 

《於清端政書》

《清史稿》卷277《于成龍傳》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