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府

中國地方行政區劃以府命名，始於唐代，“隋以前，未有府之名。其以京都稱府者，自唐始。”唐代的府分三種：都督府、京都府與都護府。都督府為軍區性質，都護府為少數民族區最高行政機構，此二者與後世的府無因緣關係，惟有“京府”，可視作後世府之源。唐代“京府”由皇帝所在及曾駐地之州升格而來。府的長官牧、尹並置或只置府尹，實際政務由府尹主持。府尹從三品，掌宣教化，歲行屬縣，觀風俗，錄囚徒 ^[20]  ，恤孤寡，為地方“道”之下、“縣”之上的中級行政官。由此可見，儘管府尹品級高於後世之知府，然其職掌基本相同。 ^[1] 

五代時，地方政制多沿唐規，無大變革。 ^[1] 

宋代的府一級政權的長官，開始稱“知府”。鑑於五代以來地方官多用武人，他們侍兵跋扈、不諳政事而禍國殃民的教訓，宋太祖改以中央文臣出理地方事務。文臣出理府事者，稱“知某府事”，簡稱“知府”，如帶二品以上或帶中書、樞密院、宣徽使之職銜則曰“判某府事”。 ^[1] 

西夏在興慶、西平設府、號稱東西京，長官為府尹，府尹為腹地地方最高行政機構。遼、金地方政制大體沿宋代，設道（路）、府（州）、縣三級。遼代的府有“五京留守府”和“大蕃府”，前者設留守使兼府尹，後者設“知府事”，金仿遼制，設五京府與散府，以府尹為主要長官.元代地方大致分行省、路、府（州）、縣四級。府的正官為府尹或知府。 ^[1] 

元朝廢府設路，路一級的地方長官為達魯花赤，只在散府設有“知府”的官職，是達魯花赤的屬官之一。 ^[2] 

明朝大致恢復宋制，而且正式把官職名改為知府。除兩京（北京、南京）所在之府長官為府尹外，其餘諸府一律以知府為長官，知府成為省之下、州縣之上的中級行政官。 ^{[1]  [2]} 

清朝沿襲明制，沒有大的變化。 ^[1] 

辛亥革命後，撤銷府一級行政區，知府遂廢。 ^[3] 

出任知府之官，以正途出身為多。中國台灣學者李國祁等對70府4935名知府統計，正途佔絕對優勢，而正途中，又以進士為多，其次是舉人。“清代規定，各省首府的知府，原則上要由正途出身。違例保送非正途，如所保者犯有貪酷劣跡，一經發覺，即將原保上司，降三級調用（私罪），其所以如此，乃因首府知府為一省頭面人物，既要接受督撫之直接督派，又要應接四面八方的人事，故人選要求較嚴。 ^[1] 

隨時薦舉。清初，順治帝即以“知府乃吏治之本，若盡得其人，天下何患不治？”下令在京各衙門滿漢堂上官及在外督撫，各舉才行兼優堪任知府一人，詳開履歷事蹟具奏，吏部再加察議，奏請定奪，以備三十處知府之用。此令開啓了清代薦舉知府的先河，為其後所奉行。史載，乾隆朝“明薦、密保，更進迭用”，尊舉有助於“通科目之旁，破資格之弊”，為清代諸帝所重視。 ^[1] 

京察一等，外放知府。外放之官主要為部院司官（郎中、員外郎、主事），翰林官（編修、檢討、庶吉士），科道官（給事中、御史）。外放辦法是將京察一等（守廉、才長、政勤、年富力強，並稱職者）人員帶領引見，第一次圈出者，復引見一次，再圈出者始以知府記名外放。如光緒二十一年，編修馮煦以京察一等，外放安徽鳳陽府。清制規定京察三等之官，“俱不準保送知府”，三等為操守廉正，勤於政事，但才具平庸者。由此可見，清統治者對知府的人選素質要求是很高的。 ^[1] 

論俸截取或推升為知府。論俸截取，指吏部根據官吏領取俸祿之年限及科分名次之資格。核定截止日期以選用。京官外放，計俸年限各不相同：給事中、御史要俸滿三年，郎中兩年以貴捐納郎中官職的，試用期滿後還要延長兩年，如有以貴捐免試用郎中的，也應俸滿三年方能截取知府官職。“對截取人員有嚴格的要求，郎中自必才具諳練，系部中表現出色，平素所倚重者。違例保送者，要照失察例議處。如嘉慶時，吏、户二部堂官違例而受到議處，而奏參之御史李振祜則賞記錄二次。翰林院編修、檢討如“長於吏治”，六年俸滿由院保送知府。同知、直隸州知州三年俸滿，可推升知府。後又有變通，如同知、知州果堪稱職，可不拘年限。再如不得人，即於散州知州、知縣內，擇才優出眾者保薦。 ^[1] 

當然，皇帝還可隨時任用他認為需要的官員，不受任何法令限制。如道光十六年，翰林編修張集馨，被特簡為山西朔平府知府即是一例。不過，此種情況不常見。 ^[1] 

清統治者對知府的考核十分嚴格。除“大計”之年知府應由督撫“注考”外，皇帝還下令督撫，對知府應隨時甄別。雍正時，令督撫於知府中“循分供職，不能察吏而又無過犯可參者”，奏請暫留本任，仍於本省揀選保題引見，到任後，前任交待來京，以部屬改用。乾隆又屢令督撫，要秉公甄別知府，如有年老龍鍾者，即勒令休致，或才具不勝知府之任，尚可內用部屬，外用同知、通判等官者，亦分別具奏，與年老之員，一同送部引見請旨，“庶守令相因整理，而於吏治民生大有裨益”。當時，廣東惠州知府王蘇，“雖誠謹可信，但才非練達，辦事遲鈍”，南雄知府梁弘助，“雖黽勉供職，而短於才具，毫無展布”，結果都降為同知。嘉慶親政後，又以“知府為承上接下要職，嚴諭督撫考核”。這種不定期考核，從考核的績效看，應為較好的考核形式，它在某種程度上可避免定期考核中的形式主義，具有積極的意義。 ^[1] 

由上述可見，清代對知府的人選要求是嚴格的。它要求擔任知府官職的人，不僅要精力旺盛，勤於政事，更要具備為政能力。凡不符合此項條件的，一經發現，都要降級使用。 ^[1] 

按《欽定吏部則例》規定，清代知府可升道員（正四品）與鹽運使（從三品），因道員與知府品階較近，故以升道員為常。但也有因品能兼優而超擢的。清代知府很少有直升中央部院堂官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人事制度循序漸進、按資遞升的特點。 ^[1] 

明代：正四品。 ^[5] 

清代：初制正四品。乾隆十八年（1753年）改從四品。 ^[4] 

洪武二十年（1387年）九月更定的文武百官歲祿標準，成為有明一代文武百官俸祿標準的定製。按照定製，知府月米24石、歲米288石。 ^[13] 

俸祿標準是以米石計之的，但事實上卻並非全支本色米石，而另有繁雜的“俸鈔折色”變化。知府的俸鈔折色定例如下： ^[14] 

順治十三年（1656年）議定的俸祿標準，成為被後來沿用的定製，按照定製，正從四品俸銀105兩，俸米105斛。 ^[15] 

清代雍正初年實行耗羨歸公，支發各官養廉銀後，養廉銀遂成為有清一代與正俸並行的俸祿制度。 ^[16] 

關於明代知府的職掌，《明史·職官志》記載較詳盡：“知府掌一府之政，宣風化、平獄訟、均賦役，以教養百姓。每三歲察屬吏之賢否，上下其考以達於省，上吏部。凡朝賀、弔祭，視布政使司，直隸府得專達。凡詔敕、例令、勘割至，謹受之，下所屬奉行。所屬之政，皆受約束於府，劑量輕重而令之，大者白於撫按，布按議允乃行。凡賓興科貢，提調學校，修明祀典之事，鹹掌之。若籍帳、軍匠、驛遞、馬牧、盜賊、倉庫、河渠、溝防、道路之事，雖有專官，皆總領而稽核之。” ^[6] 

表面看來，明史記載知府之職權，為“宣風化、平獄訟、均賦役，以教養百姓”，知府似乎是一親民之官，實則不然。若進而考察，則可知其主要職責為“考察屬吏”“上下文移”，府乃是上級考核官吏，監臨屬縣，辦理公文的承轉機關。而所謂“宜風化、平獄訟……”雲者，自然也是主要督率其屬縣而施其政。 ^[6] 

清代知府職掌，與明略同。 ^[6]  《清史稿·職官志》有記載：“知府掌總領屬縣，宣佈條教，興利除害，決訟檢奸。三歲察屬吏賢否，職事修廢，刺舉上達，地方要政白督、撫，允乃行。” ^[7] 

方克勤（1326—1376），字去矜，寧海人。洪武四年（1371年），徵召到京師，參加吏部考試得第二名，特授官濟寧知府。 ^[12] 

李贄（1527—1602），字宏甫，號卓吾，別號温陵居士，福建泉州晉江人。明萬曆五年（1577年），由南京刑部員外郎出任雲南姚安知府。 ^[8] 

陳鵬年（1662—1723），字北溟，號滄州，湘潭人。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升任江寧知府；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月，任蘇州知府。 ^[9-10] 

劉墉（1719—1805），字崇如，號石庵，又號木鹿、勖齋、青原、香巖、日觀峯道人。山東諸城人，大學士劉統勳長子。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授太原府知府；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授江蘇江寧府知府。 ^[11] 

明代文武官服一般分為朝服、祭服、公服、常服和燕服五大類，另外還有少數官員會有幸得到皇帝的特殊賜服。 ^[17]  知府為四品的官服，其公服和常服與其他品階的官服有明顯的區別。

公服：洪武元年（1368年）規定，在朔望朝見、侍班、謝恩、見辭時，以及外放的官員每日清晨上堂時，須穿着公服，以烏紗帽、團領衫、束帶為定製，四品官員的公服上織以徑一寸五分的小碎雜紋花紋圖樣。 ^[17] 

常服：官員們參加常朝、日常辦公時穿着的官服即常服。洪武元年（1368年）規定常服形制和公服一樣，都是烏紗帽、團領衫及束帶。七品文官的袍衫為一尺闊大袖，腰帶用素銀。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定製，常服在胸背處增加動物紋樣，文官四品為雲雁。這些紋樣都設計在方形邊框之內，置於團領衫的前胸和後背。文官用飛禽，取其有文采之意。 ^[17] 

雲雁補子(5張)

清代官服中是主要的一種服飾是補服，穿用場所和時間也多。補服，也叫做“補褂”，前後各綴有一塊補子，形式比袍短又類似褂但比褂要長，其袖端平，對襟，所以或稱“外褂”、“外套”。能表示官職差別的補子，即是二塊繡有文禽和猛獸的紋飾。根據《大清會典圖》規定如下，文四品繡雁。 ^[18] 

補服在服飾種類劃分中屬於禮服，但補服是一個特殊的服裝種類，既屬於禮服，又屬於吉服。它與朝服套穿時屬禮服，與吉服袍套穿時屬吉服。清代凡朝會祭祀，都要服朝衣補服，凡筵燕（宴）、迎鑾及一應嘉禮，俱服蟒袍補服。 ^[19] 

（表格參考資料 ^[19]  ）

（表格參考資料 ^[19]  ）

有清一代，皇帝對作為清代地方行政制度中間環節的知府制度，始終非常關注。他們不斷頒詔下諭，反覆強調知府官職的重要性並認真督促知府制度的運行，這是清朝以前歷代所未曾有過的。清代知府的設置最為普遍。清統治者根據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需要，不斷升州為府，來加強對這些地區的控制與管理，較之以往朝代只根據政治的特殊需要，如將皇帝所在之州改為府等，具有科學性。清朝以前，府尹或知府的任用、考遷等，均無定製，人事任免反覆無常，缺乏嚴格的標準；清代，知府的人事任免已制度化，在此基礎上又有靈活變通，以使人地相宜。清代是知府人事法規最完備的時期。清代知府制度在清代地方行政系統中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清代嘉慶朝兩廣總督蔣攸鈣曾説清代“外官莫要於知府”，可見，他對清代知府的地位是有着明確認識的。 ^[1] 

知府是溝通督撫與州縣信息的橋樑。清代，省與州縣一般相距很遠，上下與各地信息，如靠“驛遞”，則比較緩慢。而知府之設，則相對縮短了督撫與州縣間的距離。 ^[1] 

知府一級的設置，還有助於協調督撫與州縣兩級權力的正常實施。地方行政只有兩級，二者權力行使就有困難。對督撫來説，若集各縣事務於一身，疲於各省一般性的事務，則會影響其宏觀控制之職能。如各縣有事案不上報，又易造成督撫對州縣的失控；對州縣來説，如直隸於督撫，凡事疲於往來呈報，又不能得到及時的答覆，也影響州縣權力的實施。知府之設，則可解決二級的困難。在考察吏治方面，知府充當督撫的耳目。在清理刑名方面，“知府尤為上下關鍵”，徒刑以下的大小案件，經過知府的處理和過濾，可為督撫桌司集中精力妥善辦理大案要案提供必要的條件。此外，在維護社會治安、發展經濟、振興地方教育等方面，知府一級都為協調上下兩級權力的實施，起過不容忽視不可替代的作用。無此層級或不重視此一層級，上下間權力行使則會發生故障，如清末“知府之權輕矣，各州縣之於司道督撫分位懸殊，情事杆格，其中貽誤，實非所淺”。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