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權財富基金

根據倫敦國際金融服務局(IFSL)2009年3月的統計數據，2008年全球主權財富基金管理的資產高達3.9萬億美元，比2007年增長18%，其中，中東產油國擁有全球主權財富基金的45%，亞洲其他地區佔大約1/3。這些主權財富基金的主要資金來源是石油等資源類商品出口，總額為2.5萬億美元；此外，來自官方外匯儲備、政府預算盈餘、養老金儲備和私營化收入的資金為1.4萬億美元。

主權財富基金管理模式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中央銀行直接管理

由於國家外匯盈餘和財政盈餘數量在滿足必要流動性後略有富餘，一般由中央銀行負責管理外匯儲備和財政儲備。中央銀行根據政策目標、儲備資產的風險特徵和期限、以及市場上可供選擇的投資工具將其分割成不同的投資組合。香港實行的就是這種管理模式。香港金融管理局將外匯儲備分割成兩類：一類是以滿足流動性為目的的資產儲備，而另一類則是以積極的資產管理為目的的多餘儲備，並據此分別進行投資和管理。

中央銀行直接管理模式有明顯優勢：即央行可以對所有的國家盈餘財富集中管理，避免新設機構因缺乏經驗可能付出的成本。由於不需要對兩個獨立機構進行協調，因此當金融市場出現波動時，央行可以迅速作出反應。以1998 年8 月的亞洲金融危機為例，當時國際炒家的雙向操作迫使香港金融管理局採取迅速有效的措施反擊，正因為金融管理局內部機構之間具有進行合作的便利性，才使得香港經濟儘快迴歸穩定。

但央行直接管理模式也存在着缺陷：首先，流動性管理和積極的資產管理在發展戰略上迥然不同。當兩者同屬一個管理機構時，即使操作層面上可分離，但不同的管理策略需提交同一個管理層或者董事會確定。倘若管理層思維方式傾向傳統的央行管理模式，積極的資產管理可能難以實施，最終將可能走向傳統的以政府為主導的儲備管理。其次，中央銀行直接管理模式易有操縱外匯市場之嫌，導致中央銀行有聲譽風險。

第二階段：專門投資機構管理

自1990 年代以來，各國外匯盈餘和財政盈餘持續增加，各國主權財富基金逐步在滿足資產必要的流動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以盈餘資產單獨成立專門的投資機構，拓展投資渠道，延長資投資年限，提高投資總體收益率水平。

新加坡和韓國是這種管理模式的典範。1981 年5 月， 新加坡成立政府投資公司（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Pte Ltd，簡稱 GIC），負責管理的外匯資產超過1000 億美元，相當於新加坡官方外匯儲備的90%。25 年來，其年平均投資收益達9.4%。2005 年7 月，外匯儲備居世界第四位的韓國，按照其增加外匯儲備價值的計劃，仿效新加坡，設立了韓國投資公司（Korea Investment Corporation，簡稱KIC），經營部分國家外匯儲備。

將國家盈餘資產委託給一個獨立的專業化資產管理機構，可以多元化經營資產，有利於分散風險，提高其風險承受能力。而且，委託不同的資產管理機構對不同的資產儲備進行管理，可以拓展投資渠道，提高投資決策的靈活性。

無論採取哪一種管理模式，主權財富管理的基本發展趨勢是一致的：主權財富管理正逐漸從傳統的以規避風險為目的的流動性管理模式向更加多元化和具有更強風險承受能力的資產管理模式轉變。這種轉變，使主權財富基金能夠積極拓展儲備資產的投資渠道，在有效風險控制的條件下構造更加有效的投資組合，進而獲取更高的投資回報。而且這種管理模式的轉變，也為經濟和貨幣政策的制定者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更加有效的政策工具。

組織結構與內部公司治理

各國主權財富基金的組織結構大同小異，都分為以下三個層次：

第1 層次：政府主管部門

一些小國家一般直接由總統、國王負責主權財富機構的管理，其他一些國家則根據主權財富基金性質，以中央銀行或財政部作為主管部門。政府主管部門行使的職能一般包括：提名任命主權財富機構董事會成員和董事長；決定是否增減外匯盈餘和財政盈餘到主權財富基金；審議主權財富基金財務報告等。政府主管部門一般都不干預主權財富基金的日常經營活動。

第2 層次：主權財富基金

大多數主權財富基金都依法建立健全了公司治理結構，並具有較高獨立性的董事會。董事會成員中，由政府部門外部的專業人士組成的非執行董事，往往佔到董事會成員數量的一半以上。董事會負責制定公司總體投資策略與投資組合，並對董事會業績進行評估。大多數主權財富基金董事會還下設專門委員會支持董事會在審計、風險管理、薪酬以及人事任命方面發揮實質性作用。管理層由董事會任命，對董事會負責，負責公司的日常經營決策。

第3 層次：投資組合職能部門或子公司

大多數主權財富基金還設立了獨立子公司，分別投資於不同領域。這些子公司也都建立了相對規範的公司治理結構，具有相對獨立的董事會、管理層。

無論設立主權財富基金出於何種初始動因，主權財富基金管理的基本目標都是要獲 取較高的投資回報，以保證國家盈餘財富購買力的穩定，這與傳統外匯儲備管理的流動性、安全性目標迥然不同。

主權財富基金的積極管理主要考慮資產的長期投資價值，對短期波動並不過分關注，但對投資組合的資產配置、貨幣構成、風險控制等都有嚴格要求。主權財富基金的投資策略主要是指投資組合按照資產種類、貨幣、國別、行業、風險承受水平所進行的策略性進行配置。

近年來，各國主權財富基金投資策略都在動態變化中，但其變化趨勢是逐步從傳統的政府債券投資演變到兼做股票投資，再到房地產投資、股權投資等。

以挪威NBIM 為例，1996 年前，NBIM幾乎全部投資於有擔保的政府債券。由於石油基金規模迅速增長，1998 年挪威銀行放寬了NBIM 對股票投資的限制。目前，NBIM投資組合中，股票比例30%，其餘部分為固定收益產品投資。新加坡GIC 的投資策略則更為積極，投資組合包括債券、股票、房地產、股權投資等各類資產。而科威特KIA 則致力於實施靈活的、專業化的、適應國際市場變化的分散投資策略；投資組合上，房地產基金佔34%，直接投資基金佔17%，股票基金佔38%，債券基金佔11%。

根據美國主權財富基金研究所（Sovereign Wealth Fund Institute）2015年12月發佈的數據，世界上排名為

説明：1、數據包括俄羅斯石油穩定基金。

2、數據是一個估計數。

3、所有引用的數據來自官方的消息，或者在有關機構，不出具的資產統計，從其他公開可用的資源。

截止2015年12月主權財富基金的季度市場規模：

説明：以上市場規模的大小數據來自官方的披露，基金的建立，投資活動，資本注入，和其他變量。

SWFs是2005年由國際投行們創造出來的一個新詞，其實並非一件新鮮事物，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已出現。1953年，科威特利用其石油出口收入成立科威特投資局，投資於國際金融市場。1956年，西太平洋島國——英屬吉爾伯特羣島利用其富含磷酸鹽的鳥糞出口收入也創建了一隻SWFs。當鳥糞消耗殆盡時，該羣島SWFs的投資組合價值達到5.2億美元，約為該羣島年度GDP的9倍。

一般認為，SWFs具有兩個顯著的特徵：一是由政府擁有、控制與支配的，二是追求風險調整後的回報最大化目標。從SWFs的資金來源看，既可以是一國政府通過特定税收與預算分配形成的，也可以是資源出口收入或非資源性貿易順差等方式積累形成的，但通常是和如何管理多餘外匯儲備分不開的：以亞洲為例，中東產油國和中國、東南亞國積累了大量的美元外匯儲備，若僅僅出於維護對外支付職能、維護幣值穩定的目的，亞洲各國並不需要如此多的外匯儲備；從經濟效率的角度講，過多持有低收益率的外匯儲備，也是一種金融資源浪費。因此，多餘部分的外匯儲備逐漸不再投資於傳統的高流動性資產，而轉換成主權投資基金，通過專家管理來選擇更廣泛的投資工具、構造更有效的資產組合以獲取風險調整後的高回報。

迄今為止，全球範圍內已設立了SWFs的22個國家和地區中，由資源輸出國或大宗商品出口國利用相應的出口收入創建SWFs的，有阿聯酋、科威特、沙特、卡塔爾等OPEC產油國，以及俄羅斯、挪威、文萊等非OPEC產油國、美國阿拉斯加等盛產石油的獨立地區，同時還有銅礦出口國智利以及鑽石出口國博茨瓦納等；由長期以來存在持續貿易順差的東亞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利用國際收支盈餘創建的主權投資基金的，有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和中國等。

雖然SWFs成立時間較早，但因總量規模一直不大，並不引起世人注意。據估計，1990年全球SWFs的規模只有約5億美元，在最近10～15年間，得益於油價上漲和新興市場經濟體國際收支大幅盈餘，近年來SWFs才獲得驚人的增長，目前總量已經達到2萬～3萬億美元，名列全球前五大的SWFs合起來規模超過2萬億美元(阿聯酋的阿布扎比投資局約有8750億美元、挪威央行的NBIM約有3549億、新加坡的政府投資公司約有3300億美元、沙特阿拉伯的各種SWFs約有3000億、科威特投資局約有2500億美元的資產規模，見下表)。從基金管理資產規模相對於基金所在國GDP百分比的相對規模來看，則阿聯酋、挪威、新加坡、科威特、卡塔爾、文萊等國SWFs的比率均超過100%，而俄羅斯的比率不到15%、中國的比率不到10%。值得指出的是，全球SWFs的資本集中度是相當高的，其中最大5只基金的規模相當於全球總規模的70%以上。

目前，人們認為最為成功的SWFs是成立於1974年的新加坡淡馬錫。2007年8月發佈的《淡馬錫2007年度回顧》顯示，該公司管理的投資組合淨值，已經從成立之初的3.54億新加坡元增加到1640億新加坡元，公司淨值增加460多倍。其中，有38%的資產組合為金融類股權。而投資項目的地域範圍也從新加坡延伸到整個全球。總之，當前的SWFs已經成長為全球金融市場上重要的機構投資者，投資管理風格日趨主動活躍，其資產分佈不再集中於G7定息債券類工具，而是着眼於包括股票和其他風險性資產在內的全球性多元化資產組合，甚至擴展到了外國房地產、私人股權投資、商品期貨、對沖基金等非傳統類投資類別。

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告訴他們，跨境資本既追求經濟利益，還追求地緣政治利益與權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西方國家想當然地認為，中國、俄羅斯這樣的後起大國也像他們當年一樣，會利用其SWFs力量作為“金融核武器”，解構現有的政治、經濟、金融的權力版圖，實現其政治意圖和經濟利益。用IMF前首席經濟學家羅格夫的話來説，SWFs坐擁如此龐大的一座金山，全球金融系統將任其左右。

因此，隨着中國投資公司的成立，一場關於SWFs的約束與反約束、控制與反控制的暗戰不可避免了。2007年10月19日發佈的G7公報，可以説是正式拉開了這場暗戰的帷幕：該公報明確表達了對SWFs帶來的風險的擔憂，指出國際社會應儘快確定SWFs的制度結構、風險管理、透明度和問責制方面的最佳做法。

在如何對待SWFs問題上，美國兩難的矛盾心理非常明顯：既要想辦法挽留SWFs投資於美國的金融市場，又害怕SWFs規模壯大後導致其美元霸權的衰落，使其弱勢美元轉嫁債務的政策破產。由於當今美元霸權地位，在美國採取弱勢美元政策時，人們不得不接受美元持續貶值帶來債權縮水的惡果，但持續貶值對美元也有極為不利的一面——終將耗散人們對美元的信心，導致市場拋售美元。而大規模增長的SWFs遵循了多元化投資策略，追求高風險資產的回報率，在美元持續貶值的背景下，必將逐步減少美國國債等美元資產，轉換到歐元等其他幣種資產，從而加快美元轉換歐元等其他幣種的趨勢，可能形成拋售美元的羊羣效應，而終將導致美國金融市場動盪不安。屆時，美元霸權的終結時代就將來臨了。

除了擔心對美元和金融市場的衝擊之外，美國政府對SWFs操作策略的隱蔽性和缺乏透明度也頗有微詞，害怕中國、俄羅斯等國家利用SWFs來控制其高科技、資源性和軍工類企業。比如，美國財政部負責國際事務的助理部長克萊·樓瑞就表示,那些貿易順差巨大的國家所管理的主權投資基金迅速壯大,但不知道SWFs的這些錢都去了哪裏，難以完全排除其前所未有且魯莽的風險管理舉措帶來較大影響的可能性，有必要增強透明度。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克里斯多弗·考克斯甚至懷疑，SWFs會利用政府間諜機構蒐集大量幕後信息來進行內幕交易。許多美國的專家學者也跳將出來助戰，紛紛指責SWFs其中，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胡安·特里普在《金融時報》上撰稿説，SWFs會造成市場的恐慌，可能削弱國際金融機構的政治影響力，甚至有擾亂全球市場的趨勢。

儘管很想進行嚴厲管制，但考慮國際收支逆差需要他國的SWFs與外匯儲備支撐，美國政府投鼠忌器，並沒有出台嚴厲的抵制SWFs的政策。因為，美國政府需要在SWFs的利用和限制之間達成一種微妙的平衡：這一方面是出於擔心保護主義情緒急劇升温會導致SWFs真的用腳投票，另一方面也是維護自身監管能力和美國金融市場吸引力的信心需要。2007年10月24日生效的《外國投資和國家安全法案2007年修正案》，強化了美國財政部對外國公司投資美國資產的審查和限制的權力。美國財政部認為，該法案已經體現了這種微妙的平衡，既保護了美國的利益又沒有增加更多的投資貿易壁壘。基於這套法案的背景，美國財政部認為，推出一套SWFs自願遵守的“最佳實踐”規則就已經足夠了。

然而，美國內部的“金融保護主義”仍在繼續抬頭，在2007年11月14日美國國會的SWFs聽證會上，部分議員認為美國政府對SWFs的約束還是過於寬鬆，要求採取更為嚴厲的立法來抵制和約束SWFs。

2021年6月5日，俄媒稱，俄羅斯將在一個月內徹底清除國家福利基金（俄羅斯的主權財富基金）中的美元份額，並降低英鎊份額。俄財政部長安東·西盧安諾夫週四在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會議期間還表示，歐元和人民幣在國家福利基金中的份額將有所增加，黃金將出現，日元的份額不會改變。

據報道，早在2018年春，俄羅斯就開始大幅減少對美國國債的投資。當年4月的美國國債投資額從960億美元降至487億美元，5月更是降至149億美元。2019年8月，俄羅斯對美國國債的投資額為93億美元。2020年3月，這個數字降至38.5億美元。2020年4月，由於購買短期債券，美債投資額再次增加到68.5億美元。2020年5月，這個數字減少到53.9億美元。 ^[1] 

歐洲的上空也瀰漫着“金融保護主義”的幽靈。長期以來，德國政府對對沖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等投資載體控股德國企業就非常警覺。目前，德國政府對待SWFs態度與其先前強烈要求監管對沖基金、增加其透明度的態度倒是一脈相承，成為了歐洲牽頭抵擋SWFs的旗手。德國認為，SWFs會受到“政治和其他利益動機的驅使”，因此不但在國內組織政府草擬立法、組織委員會，限制SWFs的投資，還努力鼓譟整個歐盟採取一種“共同方式”，審查SWFs對歐洲公司的“惡意收購”活動。

德國抵制SWFs的觀點其實是深深地打上了“默克爾烙印”。默克爾上台後，德國政府彷彿一下子想擔任起全世界秩序領導者的職責，努力扮演人權衞士的政治大國形象。相較科爾、施羅德等幾位前任，默克爾對中國的個人成見較深，主導推動立法約束SWFs投資，也是受到了中國投資公司成立的刺激。法國在一定程度上似乎響應了德國的呼籲，目前正在起草一份法律報告書，試圖建立一套系統的核心產業保護法律框架，旨在保護法國一些涉及國家戰略利益的領域不受SWFs的影響。

面對中國的投資和經濟增長給世界帶來的超常的紅利，理性的人們都會認為自築樊籬隔絕中國的資本實在不合時宜。因此，G7國家也不是鐵板一塊，面對默克爾煞費苦心的限制SWFs的牽頭行動，英、意不為所動，堅持其傳統的自由主義立場，明確表態期待SWFs的投資。澳大利亞更是對來自中國的資金提供各種機會。

英國財政大臣阿里斯代爾·達林認為，作為政府針對具體投資意向的保護主義言論是錯誤的，因此，英國將抵制歐盟採納統一政策應對SWFs。倫敦金融城第679任市長約翰·使達德更是對SWFs拋出了“來我這裏，不必透明”的橄欖枝。2007年10月26日，中國投資公司成立尚不到一個月，使達德就迫不及待地專訪中國，力邀中國投資公司落户倫敦。使達德認為，強迫SWFs透明的理由並不充分，而倫敦金融城採用的是“以風險為基礎”的監管制度，可以與企業之間進行“持續的對話”，足以提醒SWFs可能面臨和形成的風險。

意大利政府宣佈支持SWFs的自由市場准入，對潛在投資者沒有國別限制。其國際貿易部長愛瑪·波尼諾在談起一直虧損的意大利航空公司時就表示：“我不在意誰買下它，他可以是中國人，也可以是愛斯基摩人……只要他們能讓該公司扭虧為盈就行。”

近年來，澳大利亞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其政界、商界對包括SWFs在內來自中國的投資都持歡迎態度。霍華德總理在位11年來一直在為中國公司投資澳大利亞礦產資源鋪平道路，澳大利亞工黨領袖、現已於2007年12月3日剛剛就任總理的陸凱文也表示支持這一政策。德國的“金融保護主義”傾向，顯然給予了英、意、澳更多的機會，這可是德國最不願意看到的後果。

2023年7月18日，菲律賓總統馬科斯18日簽署法案，正式設立該國首個主權財富基金“馬哈利卡投資基金”，初始金額90億美元。 ^[2] 

主權財富基金的資金來源包括四類：

1.外匯儲備盈餘，主要以亞洲地區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台灣、香港等五個主要國家和地區（參見各國外匯儲備列表）；

2.自然資源出口的外匯盈餘，包括石油、天然氣、銅和鑽石等自然資源的外貿盈餘，主要以中東、拉美地區國家為代表；

3.依靠國際援助基金，以烏干達的貧困援助基金為代表。

4.發行特別國債，以中國為代表

2007年下半年來，國際投行們的日子也都不大好過，一直在美國次級按揭貸款危機的泥潭中徘徊，貝爾斯登、高盛、美林、花旗的CEO們一個個掛冠離去。雖然次級按揭貸款危機最終化解為時尚早，但大鱷們洗刷滿身泥濘的渴求卻非常強烈。它們發現這樣的機會就要來臨了，那就是SWFs將帶來資產管理業務飆升的泡沫浴。

本來，SWFs就是國際投行們兜售的一個概念。投桃報李，SWFs成立後一般都要聘請國際投行進行資產管理。事實上，基於美國和歐洲的“金融保護主義”存在可能帶來的風險，以及設立內部投資組合管理團隊面臨的高成本和種種困難，藉助外部的資產管理人是SWFs爭取主動權的一個現實選擇。作為SWFs進行全球配置的先行者——挪威央行的NBIM也喜歡用外部管理人來提高資產管理績效，目前，其內部經理人也僅僅管理了總量為3549億美元資產中不到40%的份額。美林認為，未來SWFs對高風險資產的投資會達到1.5萬億至3萬億美元，在全球風險資產(股票和非主權債券)中佔有的份額將會較現在增加一到兩倍，到2011年，將佔全球風險資產的16%左右，每年直接給國際投行們增加40億至80億美元的資產管理費。一個還算酣暢的沖刷次級按揭泥濘的泡沫浴已經在等着它們了。

其實國際投行們鍾情於SWFs還有一個埋在心裏的小九九，那就是隨着SWFs規模的持續擴大，將進一步深化市場規模和增加全球流動性，全球資產價格的飆升將會愈走愈強，這一方面將導致國際投行們的管理收入因資產管理規模大幅飆升而大幅上漲；另一方面國際投行們完全可能利用自身的信息優勢，在全球價格飆升過程中，通過自營業務獲利。當然，國際投行們的小九九也並非壞事，至少在促進SWFs規模增長問題上不是絆腳石。

既然親自操刀恐有不便，那假借他人之手應該是一個不錯的主意，整個2007年，美國政要都紛紛在多種場合或明或暗地表示，IMF應儘快出面展開評估SWFs風險的工作程序，在全球範圍內出台一項針對SWFs的運作和監管規則。美國的如意算盤是，納入IMF的國際監督框架下，SWFs無論到哪都有約束，不如就留在美國。德國在歐盟的呼籲反響平平的時候也想到了由IMF推動此項艱難工作。

美、德的邀請其實正合IMF心意。IMF一個最重要的職能就是在金融危機爆發時擔當國際最後貸款人給危機國提供融資。最近10年來，隨着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的外匯儲備的急劇增長並將其轉換為SWFs，擔當國際最後貸款人的重要性大幅降低，IMF因此還提出了最多要裁員15%的計劃。如果IMF不轉換工作重心，加強對SWFs的監控，一旦其規模急劇增長而做大，將會使得IMF的地位邊緣化。當然，IMF也意識到對融資職能逐漸弱化意味着什麼。因此，加強國際監督職能是IMF改革的內容之一。在這種情形下，當美、德等國呼籲IMF制定相關原則加強SWFs的監管時，IMF認為這是一個重塑國際監督職能的時機，自然應允。更何況，IMF被賦有評估和維護全球金融穩定的職責，以關注、監控風險的角度對SWFs提出“最佳實踐原則”實在是名正言順的事情。

為了配合美、德兩國，2007年以來，IMF關注焦點已經從對沖基金轉移到SWFs了。IMF認為，鑑於以往世界經濟經歷過類似主權倒債、投機資金狙擊一國貨幣等慘痛教訓，IMF必須高度關注SWFs的發展。同時，IMF擔心，SWFs可能會利用一國的主權信貸資質，濫用槓桿融資從事高風險投資項目，最終可能導致嚴重後果。從IMF新總裁斯特勞斯·卡恩的態度也可以看出，最近IMF加快了介入SWFs的步伐。新官上任三把火，特勞斯·卡恩2007年10月下旬上任伊始就有一把火燒到了SWFs，他強調了SWFs給基金組織成員國帶來的挑戰，並暗示這些基金有可能成為金融不穩定的新來源。

目前，IMF建議各國政策的制定者應該留意SWFs，並有必要讓這些基金的運作更透明；同時，IMF也成立了一個專門的資本研究小組，已經開始蒐集相關信息，評估SWFs對全球金融體系的潛在風險，不過IMF首席經濟學家西蒙·約翰遜表示“進度還處在相當初級的階段”。但不管怎樣，這項工作已經正式啓動起來。須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如果在美、德的授意下，IMF存在進一步採取強行行動的可能。如像2007年6月那樣不顧中國在內的部分發展中國家的保留意見、強行通過關於匯率監督的《對成員國政策雙邊監督的決定》，那麼最終形成一個不採納我們意見的關於SWFs的監督原則也未必不可能。

開弓沒有回頭箭，積極發展SWFs已是我國提高外匯儲備管理績效和沖銷流動性過剩的有效舉措，但對成立中國投資公司引致全球軒然大波，有些始料未及。面對西方“金融保護主義”的咄咄逼人，一味地迴避消極，聽任歐美設置投資壁壘，肯定不是一個好的辦法，如何妥善應對，考驗着我國政府與SWFs的金融政治智慧。

充分認識清楚“金融保護主義”的政治性，尤其要考慮西方政治更替可能會導致“金融保護主義”升級的可能性。面對“金融保護主義”，切不可等閒視之，不要以為不投資美國就能輕易地佔有主動性，摻和了政治因素後情況可能恰恰相反。在美國總統大選年，針對中國話題歷來是一個激發選民情緒的有用手段，百試不爽。2008年又是大選年，一旦總統候選人拋出SWFs的“金融核武器”論調，抵制SWFs可能會愈演愈烈。如此以來，亞洲的SWFs就只有迅速分散資產，必將加快資金轉移到美元幣種以外的資產，屆時將導致歐元承擔更大的升值壓力，並可能導致大宗商品價格急劇上漲，從而觸發以德國為首的歐洲勢力更大的“金融保護主義”浪潮，乃至引發全球的不滿。而這一切又是在中國主權財富資金剛剛成立後的背景下發生，甚至連他國的SWFs都可能埋怨我們樹大招風。

加強解釋工作，釋放誠意，強調商業性目標，適度增加透明度，不要盲目謀求控股，以緩和“金融保護主義”牴觸情緒。挪威央行的NBIM的透明度之所以令西方國家滿意，主要是3條：一是不謀求控股地位；二是主要在公開市場上進行投資，不涉及私募股權投資；三是在投資組合變化後適時公佈於眾。在目前的國際環境中，我國實業公司併購國外資源性公司經常遭遇嚴重抵制，自然我國SWFs的投資行為也一樣會遭遇抵抗。因此，有關方面要加強解釋工作，釋放誠意，做好“金融保護主義”的安撫工作。

在經營目標上，中國投資公司向國際社會強調按照商業模式運作，以資本回報率最大化為目標，在全球的投資主要集中在貨幣市場，不存在政治動機，不會增加全球經濟金融的風險。

在經營策略上，可參考NBIM的管理之道，不謀求控股，聘請外部資產管理人，設立不同投資組合的子基金，如滿足交易性和預防性動機的高流動性組合、滿足盈利性動機的長期資產組合、滿足發展性動機的緩衝組合等不同的子基金，增強各子基金投資目標的透明化，緩解東道國“金融保護主義”的牴觸情緒。

在投資品種上，實行漸進戰略。投資品種可以在金融產品的風險譜系上，按照風險從低到高的順序逐漸擴展，包括：國債、政府債、機構債、貨幣市場產品、房地產金融產品、公司債、實業公司股票、金融公司股票、衍生產品等；條件適當的時候，才開展直接投資。

從部分歡迎中國SWFs的G7國家入手，由部分到全局發展。G7國家並非鐵板一塊，德國欲牽頭歐盟抵制SWFs，但英、意卻對來自中國、俄羅斯的SWFs欣然接納。澳大利亞以及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和非洲都歡迎SWFs的投資。即使是美國和歐盟的立場也沒有完全協調一致。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尋找各國的制度差異，利用各國急於吸引投資的心理，使他們互相牽制，各個擊破。

國際投行也是一個可以藉助的幫手。主權財富基金的鉅額資產規模令國際投行們垂涎三尺，我們可以聘請它們擔任外部資產管理人，甚至還可以購買它們的股權，在分享它們的知識資本的同時，利用其對各國政府的遊説與操控能力，牽制“金融保護主義”。

要針鋒相對地利用國際的輿論，加強宣傳工作，批判鬆散管束對沖基金的同時卻抵制SWFs的歧視標準。與對沖基金相比，SWFs才是全球金融穩定的中堅力量。從近年來的金融危機與動盪來看，沒有任何一次是SWFs投機引發的。相反，1997～1998年對沖基金攻擊固定匯率制而觸發的亞洲金融危機至今還被西方津津樂道。其實，對沖基金自身投機失敗也是全球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的來源之一。如美聯儲出面救助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就是一個明證；最近的次級按揭貸款危機也脱不了對沖基金的干係。

要積極聯合全球SWFs與抵制國協商談判，建立類似WTO的貿易爭端解決機制，妥善解決糾紛。二戰以來，國際貿易體系通過詳細的協定成功處理了各種熱點政治糾紛。事實上，完全可以將SWFs的活動視為全球貿易體系中的新生事物，在SWFs母國及其投資的東道國之間，就投資行為進行協商，簽訂雙贏的金融貿易協定。若SWFs違反協定，以後的投資就要被叫停；若東道國違反協定，母國可以得到相應補償或對等地報復東道國。因此，我們應該未雨綢繆，聯合其他SWFs，與“金融保護主義”國家坐下來談判，簽署牽涉金融市場的貿易協定，並在IMF的參與下達成SWFs“最佳行為準則”的核心原則，以消除投資壁壘和監管空白。

要注意監管流入我國的國外SWFs。一是在市場準入的安全審查中堅持對等原則的同時，可參考國外的投資委員會制度，將國家安全以及保持競爭優勢放在維護國家利益的首位。二是在SWFs的投資領域與控股水平上，嚴格限制涉及國家安全與產業安全的投資，對SWFs的投資比重加以限制。三是加強對國外SWFs在我國境內投資行為的跟蹤監測分析。

主權財富基金常與官方外匯儲備相提並論，引起了不少混淆。二者的共同點顯而易見，即皆為國家所擁有，同屬於廣義的國家主權財富，來源也頗相似。但我們可從幾個方面對它們加以區分：

其一，官方外匯儲備反映在央行資產負債平衡表中，後者則在央行資產負債平衡表以外，有獨立的平衡表和相應的其他財務報表。

其二，官方外匯儲備資產的運作及其變化與一國國際收支和匯率政策密切相關，而主權財富基金一般與一國國際收支和匯率政策沒有必然的、直接的聯繫。

其三，官方外匯儲備資產的變化產生貨幣政策效應，即其他條件不變，央行外匯儲備資產的增加或減少將通過貨幣基礎變化引起一國貨幣供應量增加或減少。而主權財富基金的變化通常不具有貨幣效應。

最後，各國央行在外匯儲備管理上通常採取保守謹慎的態度，追求最大流動性與最大安全性，而主權財富基金通常實行積極管理，可以犧牲一定的流動性，承擔更大的投資風險，以實現投資回報最大化目標。

正因為這些區別，近年來國際上的一個趨勢是把官方外匯儲備的多餘部分（即在足夠滿足國際流動性與支付能力之上的超額外匯儲備資產）從央行資產負債平衡表分離出來，成立專門的政府投資機構，即主權財富基金，或委託其他第三方投資機構進行專業化管理，使之與匯率或貨幣政策"脱鈎"，只追求最高的投資回報率。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是這一模式的先驅，中國投資公司已於2007年成立，註冊資金2000億美元，是此模式最新也最重要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