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是金融領域的危機。由於金融資產的流動性非常強，因此，金融的國際性非常強。金融危機的導火索可以是任何國家的金融產品、市場和機構等。 ^[1] 

國際金融危機是指一國所發生的金融危機通過各種渠道傳遞到其他國家，從而引起國際範圍內金融危機爆發的一種經濟現象。其基本特徵是，金融領域所有或部分金融指標急劇惡化，以至於影響相關國家或地區乃至全世界經濟的穩定與發展。金融危機和金融風險緊密關聯，金融危機其實就是金融風險（尤其是系統性金融風險）積累到一定程度集中爆發的極端表現，解析金融危機需要從系統性金融風險入手。 ^[11] 

經濟危機是指整個經濟體系出現崩潰，生產嚴重過剩，它側重於實體經濟領域的危機和崩潰，即大量實體經濟倒閉，失業率猛增。貨幣危機控制不利，會演變成金融危機，金融危機解決不力，會最終導致經濟危機，而經濟危機出現之後，又會進一步加劇貨幣危機和金融危機。 ^[12] 

“經濟”的內涵顯然比“金融”更廣泛，它包括上述的“消費”、“生產”和“金融”等一切與人們的需求和供給相關的活動，它的核心在於通過資源的整合，創造價值、獲得福利。就此而言，“經濟”是帶有價值取向的一個結果，“金融”則是實現這個結果的某個過程。因此，經濟危機，是指在一段時間裏價值和福利的增加無法滿足人們的需要，比如，供需脱節帶來的大量生產過剩（傳統意義上的經濟蕭條），比如，信用擴張帶來的過度需求（最近發生的經濟危機）。通過比較可以發現，經濟危機與金融危機最大的區別在於，它們對社會福利造成的影響程度和範圍不同。金融危機某種意義上只是一種過程危機，而經濟危機則是一種結果危機。 ^[2] 

在某些情況下，也不能排除金融危機獨立於經濟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尤其是當政府在金融危機之初便採取強有力的應對政策措施，比如，通過大規模的“輸血”政策，有效阻斷貨幣信用危機與生產過程的聯繫，此時就有可能避免經濟危機的發生或深入。 ^[2] 

第四代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理論認為，金融危機本質上是流動性危機，這個危機包括市場流動性危機和政府流動性危機。 ^[12] 

一是外部資金大量湧入造成資產泡沫。東南亞國家普遍採取高投入推動高增長的發展模式，在國內資金成本不斷升高的情況下，大規模引入低成本國外資金，有的國家外債規模佔GDP比重高達50%左右，加上金融監管不力，大量資金流入房地產和股票市場，不僅普遍出現資產泡沫，還造成資金期限錯配。一旦出現資金外逃和流動性收縮，高外債和期限錯配，就會引發金融危機。 ^[13] 

二是固定匯率制度加劇匯率風險。東南亞國家都是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出口依存度高。危機前十年，這些經濟體出口年均增速都保持在10%—20%，為穩定出口，減少企業匯率風險，東南亞國家普遍採取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匯率普遍高估，在遭遇國際資本衝擊後，外匯儲備急劇枯竭，最終不得不放棄固定匯率，本幣在短期內大幅貶值，成為金融危機的導火索。 ^[13] 

三是過早開放資本賬户增大金融體系脆弱性。受經濟、金融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危機前十年，這些經濟體紛紛啓動金融自由化進程，同時為彌補財政赤字和經常賬户逆差形成的資金缺口，在金融監管體系尚不健全的情況下，過早開放資本項目，並大量使用短期資本項目融資，為金融危機埋下了隱患。 ^[13] 

在全球金融風暴中，處於風口浪尖的進出口行業受到的衝擊最直接也最嚴重。首先，危機從金融層面轉向經濟層面，直接影響出口。美國消費支出佔GDP的70%以上，2007年美國國內消費規模約10萬億美元，而同期中國消費者支出約為1萬億美元。短期內，中國國內需求的增加無法彌補美國經濟對華進口需求的減少。據測算，美國經濟增長率每降1%，中國對美出口就會降5%～6%。其次，次貸危機進一步強化了美元的弱勢地位，加速了美元的貶值速度，從而降低了出口產品的優勢。美國聯邦儲備局不斷降低利率、為銀行注入流動性資金與我國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形成矛盾，導致大量熱錢流入中國，加速了美元貶值和人民幣升值的進程，從而使中國出口產品價格優勢降低，對美出口形成挑戰。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中國出口呈現減速跡象。上半年中國繼續延續出口增長減速的趨勢。從出口金額看，上半年同比增長21.87%，比2007年同期27.55%的增長速度降低近6個百分點；從出口數量看，上半年同比增長8.44%，也明顯低於2007年同期10.11%的增長速度。除了出口數量減少外，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海外企業的違約率也開始上升，出口企業的外部信用環境進一步惡化。據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浙江分公司統計，前5個月收到的報損案件金額高達3034萬美元，同比增長80%；已支付賠款895萬美元，同比增長525.6%。其中，2008年理賠量比2007年同期增長525.6%，本地企業的海外壞賬率增長約為268%。 ^[3] 

具體到行業，保險業近年來總體處於上升狀態，除了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影響，保費增速降低，但仍超過10%。紡織行業等傳統勞動密集型企業受到的影響比較嚴重。據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08年9月份，紡織品服裝出口較8月份減少近6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僅小幅增加約3億美元，9月份出口延續了8月份微幅增長的趨勢。隨着美國金融危機愈演愈烈，以美元計價的紡織出口接近零增長，以人民幣匯率計價的出口額持續負增長，20%的紡織企業出現虧損；汽車行業受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總體表現低迷。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最新數據統計，2009年1～8月，乘用車產銷463.24萬輛和455.03萬輛，同比增長13.67%和13.15%，與上年同期相比，增幅回落8.32個百分點和10.94個百分點。從8月份的汽車銷量來看，歐洲同比鋭減16%，北美降幅達15.5%，日本汽車銷量下降14.9%。而中國國內汽車銷量同比下降了5.4%，環比下降了6.0%；船舶行業也深受其害。由於金融危機，世界船舶融資的形勢也日益嚴峻，歐洲許多銀行都暫停了船舶融資業務，預訂船舶但未獲融資的比例明顯上升。一些船東被迫取消船舶訂單，如香港金輝船務取消了在大連船舶重工訂購2艘VLCC的訂單，雅典OceanautInc取消9艘7億美元散貨船訂單，韓國、印度中小船東也相繼出現了取消訂單的情況。就地區而言，東部地區由於以外向型經濟為主導，所受損失相對較嚴重。廣東有2萬至3萬家大大小小的工廠倒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合俊集團旗下的兩家玩具加工廠倒閉，6500名員工面臨失業，這是受金融危機衝擊中國實體企業倒閉規模最大的案例。就出口國家來看，中國對美國出口金額增速下降較為明顯，對歐盟和大洋洲的出口並未受到明顯影響，而對拉美和非洲等發展中地區的出口金額則出現了強勁增長態勢，上半年中國對拉美、非洲出口金額增長都在40%以上，遠遠高於對歐洲和北美的出口金額增長速度。隨着金融危機的進一步發展與擴散，中國對歐洲國家，甚至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也會受到影響，從而對中國整體出口增長構成嚴峻挑戰。

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是深遠的。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提供的數據顯示，目前次級債券衍生合約的市場規模被放大至近400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GDP的7倍之高。日本媒體報道這次危機將導致全球金融資產縮水27萬億美元。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撰文指出：“有一天，人們回首今日，可能會把美國當前的金融危機評為二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現已顯現，世界經濟下滑幾成定局。中國是這次危機中受損最小的發展中國家，直接損失較小，但是間接影響也不可小視。出口將減少，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其作用開始消弱；投資者的信心有所動搖，投資積極性不高；銀行“惜貸”，國內流動性不足。目前，擴大內需，尤其是刺激消費已成為政府和學界統一的經濟調整口徑，但僅依靠個體經濟行為（個人與家庭消費和企業投資）促進經濟發展顯然有些“牽強附會”。實踐表明，當經濟處於衰退、或預期衰退時，（我國仍處於良性軌道上，但經濟下滑）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有效。應該説，從不久前的“反通脹”到今天的“保增長”政策突變，正在考驗着政府宏觀經濟駕馭和調控的能力。

經濟領域的劇變帶來了人心理上的改變，他們越來越失去安全感。從這個意義上來説，此次排山倒海般到來的金融危機不啻於美國經濟領域的“9·11”。美國人開始質疑美國政府的決策能力，美國數家新聞媒體23日公佈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78%的接受調查的人認為，當前美國國家路線不對。民心的這種微妙變化，無疑將在即將白熱化的美國大選中發揮“威力”，因此美國兩黨總統候選人奧巴馬和麥凱恩都在不遺餘力地批評現政府的決策之餘，還熱情洋溢地發佈解決經濟困境的“妙招”，為的就是爭取這部分選民。

金融危機也直接衝擊到個人的生活。通貨膨脹、企業倒閉、經濟困境降低了人們的支付能力，這不僅使得還不起房貸的人增多，也大大降低了許多人的生活質量。就不斷有普通美國人抱怨，連日常開支都要一再思量、一再縮減。

在國際金融危機衝擊最嚴重時，果斷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為順利實施一攬子計劃提供了重要的資金保障和政策支撐，有效提振了市場信心。 ^[14] 

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中，政策立足點始終放到全面擴大國內需求上，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07年的82.1%提高到2012年的102.2%，經常項目順差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0.1%下降到2.6%。一方面，重點擴大消費需求，構建長效機制。 ^[14] 

法國“密西西比泡沫”則是由金融天才約翰·勞一手炮製的金融泡沫，他在法國曆史上第一次嘗試了金融創新產品“債轉股”實驗和大規模的紙幣發行。約翰·勞先是組建公司，以優惠條件替政府還債，取得發行銀行券的權力，然後又大肆出售公司股票。由於銀行券的大量發行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最終導致公司股票價格暴跌，引發嚴重的金融危機。 ^[15] 

1929-1933年席捲全球的大危機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出現的各種危機中波及範圍最廣、破壞性最嚴重、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危機，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危機，並且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重要誘因，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這次危機始於1929年10月24日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股市拋售狂潮，隨着股票價格雪崩式的下跌，金融危機突然爆發。 ^[15] 

1997年香港迴歸伊始，亞洲金融危機爆發。7月中旬至1998年8月，國際金融炒家三度狙擊港元，在匯市、股市和期指市場同時採取行動。他們利用金融期貨手段，用3個月或6個月的港元期貨合約買入港元，然後迅速拋空，致使港幣利率急升，恆生指數暴跌，從中獲取暴利。 ^[5] 

面對國際金融炒家的猖狂進攻，香港特區政府決定予以反擊。1998年8月，香港金融管理局動用外匯基金，在股票和期貨市場投入龐大資金，準備與之一決雌雄。28日是香港股市8月份恆生期貨指數的結算日，特區政府與炒家爆發了大決戰。特區政府頂住了國際金融炒家空前的拋售壓力，毅然全數買進，獨立支撐托盤，最終挽救了股市，有力地捍衞了港元與美元掛鈎的聯繫匯率制度，保障了香港經濟安全與穩定。 ^[5] 

香港金融保衞戰是經濟實力的較量。在保衞戰爆發前夕，香港不僅自身擁有82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而且身後還有中央政府128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兩者相加超過日本的2080億美元，居當年世界第一位 ^[5]  。截至1997年12月底，香港的外匯儲備為928億美元，是全球第三大，僅次於日本和中國內地。 ^[6]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張)

1997年6月，一場金融危機在亞洲爆發，這場危機的發展過程十分複雜。到1998年年底，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階段：1997年7月2日，泰國宣佈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引發了一場遍及東南亞的金融風暴。當天，泰銖兑換美元的匯率下降了17%，外匯及其他金融市場一片混亂。在泰銖波動的影響下，菲律賓比索、西亞盾、馬來西亞林吉特相繼成為國際炒家的攻擊對象。8月，馬來西亞放棄保衞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堅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衝擊。印尼雖是受“傳染”最晚的國家，但受到的衝擊最為嚴重。10月下旬，國際炒家移師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矛頭直指香港聯繫匯率制。台灣當局突然棄守新台幣匯率，一天貶值3.46%，加大了對港幣和香港股市的壓力。10月23日，香港恆生指數大跌1211.47點；28日，下跌1621.80點，跌破9 000點大關。面對國際金融炒家的猛烈進攻，香港特區政府重申不會改變現行匯率制度，恆生指數上揚，再上萬點大關。接着，11月中旬，東亞的韓國也爆發金融風暴，17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跌至創紀錄的1 008∶1。21日，韓國政府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暫時控制了危機。但到了12月13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又降至1 737.60∶1。韓元危機也衝擊了在韓國有大量投資的日本金融業。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銀行和證券公司相繼破產。於是，東南亞金融風暴演變為亞洲金融危機。

第二階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風暴再起，面對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印尼開出的藥方未能取得預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佈將實行印尼盾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的聯繫匯率制，以穩定印尼盾。此舉遭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西歐的一致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揚言將撤回對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經濟大危機。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價跌破10 000∶1。受其影響，東南亞匯市再起波瀾，新元、馬幣、泰銖、菲律賓比索等紛紛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一份新的經濟改革方案達成協議，東南亞匯市才暫告平靜。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使得與之關係密切的日本經濟陷入困境。日元匯率從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 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間，日元匯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關口。隨着日元的大幅貶值，國際金融形勢更加不明朗，亞洲金融危機繼續深化。

第三階段：1998年8月初，乘美國股市動盪、日元匯率持續下跌之際，國際炒家對香港發動新一輪進攻。恆生指數一直跌至6600多點。香港特區政府予以回擊，金融管理局動用外匯基金進入股市和期貨市場，吸納國際炒家拋售的港幣，將匯市穩定在7.75港元兑換1美元的水平上。經過近一個月的苦鬥，使國際炒家損失慘重，無法再次實現把香港作為“超級提款機”的企圖。國際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時，在俄羅斯更遭慘敗。俄羅斯中央銀行8 月17日宣佈年內將盧布兑換美元匯率的浮動幅度擴大到6.0～9.5∶1，並推遲償還外債及暫停國債交易。9月2日，盧布貶值70%。這都使俄羅斯股市、匯市急劇下跌，引發金融危機乃至經濟、政治危機。俄羅斯政策的突變，使得在俄羅斯股市投下鉅額資金的國際炒家大傷元氣，並帶動了美歐國家股市的匯市的全面劇烈波動。如果説在此之前亞洲金融危機還是區域性的，那麼，俄羅斯金融危機的爆發，則説明亞洲金融危機已經超出了區域性範圍，具有了全球性的意義。到 1998年底，經濟仍沒有擺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機結束。

1997年金融危機的爆發，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國學者一般認為可以分為直接觸發因素、內在基礎因素和世界經濟因素等幾個方面。

（1）國際金融市場上遊資的衝擊。在全球範圍內大約有7萬億美元的流動國際資本。國際炒家一旦發現在哪個國家或地區有利可圖，馬上會通過炒作衝擊該國或地區的貨幣，以在短期內獲取暴利。

（2）亞洲一些國家的外匯政策不當。它們為了吸引外資，一方面保持固定匯率，一方面又擴大金融自由化，給國際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機。如泰國就在本國金融體系沒有理順之前，於1992年取消了對資本市場的管制，使短期資金的流動暢通無阻，為外國炒家炒作泰銖提供了條件。

（3）為了維持固定匯率制，這些國家長期動用外匯儲備來彌補逆差，導致外債的增加。

（4）這些國家的外債結構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債務較多的情況下，一旦外資流出超過外資流入，而本國的外匯儲備又不足以彌補其不足，這個國家的貨幣貶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1）透支性經濟高增長和不良資產的膨脹。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是發展中國家的共同願望。當高速增長的條件變得不夠充足時，為了繼續保持速度，這些國家轉向靠借外債來維護經濟增長。但由於經濟發展的不順利，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亞洲有些國家已不具備還債能力。在東南亞國家，房地產吹起的泡沫換來的只是銀行貸款的壞賬和呆賬；至於韓國，由於大企業從銀行獲得資金過於容易，造成一旦企業狀況不佳，不良資產立即膨脹的狀況。不良資產的大量存在，又反過來影響了投資者的信心。

（2）市場體制發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資源配置上干預過度，特別是干預金融系統的貸款投向和項目；另一個是金融體制特別是監管體制不完善。

（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亞洲不少國家經濟成功的重要原因。但這種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生產成本會提高，出口會受到抑制，引起這些國家國際收支的不平衡；二是當這一出口導向戰略成為眾多國家的發展戰略時，會形成它們之間的相互擠壓；三是產品的階梯性進步是繼續實行出口替代的必備條件，僅靠資源的廉價優勢是無法保持競爭力的。亞洲這些國家在實現了高速增長之後，沒有解決上述問題。

（1）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經濟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經濟聯繫越來越密切，但由此而來的負面影響也不可忽視，如民族國家間利益衝撞加劇，資本流動能力增強，防範危機的難度加大等。

（2）不合理的國際分工、貿易和貨幣體制，對第三世界國家不利。在生產領域，仍然是發達國家生產高技術產品和高新技術本身，產品的技術含量逐級向欠發達、不發達國家下降，最不發達國家只能做裝配工作和生產初級產品。在交換領域，發達國家能用低價購買初級產品和壟斷高價推銷自己的產品。在國際金融和貨幣領域，整個全球金融體系和制度也有利於金融大國。

這次金融危機影響極其深遠，它暴露了一些亞洲國家經濟高速發展的背後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不僅是壞事，也是好事，這為推動亞洲發展中國家深化改革，調整產業結構，健全宏觀管理提供了一個契機。由於改革與調整的任務十分艱鉅，這些國家的經濟全面復甦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但亞洲發展中國家經濟成長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經過克服內外困難，亞洲經濟形勢的好轉和進一步發展是大有希望的。

發生在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是繼三十年代世界經濟大危機之後，對世界經濟有深遠影響的又一重大事件。這次金融危機反映了世界和各國的金融體系存在着嚴重缺陷，包括許多被人們認為是經過歷史發展選擇的比較成熟的金融體制和經濟運行方式，在這次金融危機中都暴露出許許多多的問題，需要進行反思。這次金融危機給我們提出了許多新的課題，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則和組織形式的問題。本書試圖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本書研究的中心問題是如何解脱本世紀初貨幣制度改革以後在不兑現的紙幣本位制條件下各國形成的貨幣供應體制和企業之間在新形勢下形成的債務衍生機制帶來的幾個世紀性的經濟難題，包括：

（1）企業債務重負，銀行壞賬叢生，金融和債務危機頻繁；

（2）社會貨幣供應過多，銀行業務過重，宏觀調控難度加大；

（3）政府税收困難，財政危機與金融危機相拌；

（4）通貨膨脹纏繞着社會經濟，泡沫經濟時有發生，經濟波動頻繁，經濟增長經常受阻；

（5）企業資金不足帶來經營困難，提高了破產和倒閉率，企業兼併活動頻繁，降低了企業的穩定性，增加了失業，不利於經濟增長和社會的穩定。

（6）不平等的國際貨幣關係給世界大多數國家帶來重負並造成許許多多國際經濟問題。

以上問題最深層的原因，是貨幣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企業之間交易活動產生的新機制未被人們充分認識。本書的思路是，建立一種權威性的企業交易結算的中介系統――國家企業交易中介結算系統，解脱企業之間的債務鏈，消除企業和銀行壞賬產生的基礎，以避免債務和金融危機的發生，並減少通貨膨脹和泡沫經濟的危害，促進經濟的穩定增長。在這個創新過程中，還會產生國家税收和財政支出方式的創新，減少財政赤字的發生。同時，還會產生企業制度的創新，減少企業的破產倒閉和兼併現象，增強企業的穩定性。並且，還將對國際結算方式進行創新，對國際貨幣的使用進行改革。這個過程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的治理，而是對紙幣制度所存在的嚴重缺陷的修正，是對貨幣供應和流通體制的創新，是金融體制的重大變革，並且，這種變革帶來經濟運行機制的諸多方面的調整。

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儘管在各國有其具體的內在因素：經濟持續過熱，經濟泡沫膨脹，引進外資的盲目性－－短期外債過量，銀行體系的不健全，銀企勾結和企業的大量負債等，危機也有其外在原因：國際炒家的“惡劣”行徑，但是人們還應進一步追根求源，找到危機生成的本質因素－－現代金融經濟和經濟全球化趨勢。

劉詩白認為，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固有的內容，1929年－1933年的世界經濟大恐慌，更是以嚴重的金融危機為先導。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首先發生於資本主義世界。可見，金融危機有其制度根源，是資本主義危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存在於市場經濟固有的自發性的貨幣信用機制，一旦金融活動失控，貨幣及資本借貸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機就表現出來。以金融活動高度發達為特徵的現代市場經濟本身是高風險經濟，包孕着金融危機的可能性。經濟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是當代世界經濟的又一重大特徵。經濟全球化是市場經濟超國界發展的最高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之間商品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各國在經濟上更加互相依存，商品、服務、資本、技術、國際間的頻繁流動，經濟的全球化趨勢表現得更加鮮明。金融活動的全球化是當代資源在世界新配置和經濟落後國家與地區躍進式發展的重要原因，但國際信貸、投資大爆炸式地發展，其固有矛盾深化，金融危機必然會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環節爆發。綜上所述，現代市場經濟不僅存在着導源於商品生產過剩、需求不足的危機，而且存在着金融信貸行為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過度與資本市場投機過度而引發的金融危機。在資本主義世界，這種市場運行機制的危機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使之激化。金融危機不只是資本主義國家難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現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

金融體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動的失控是金融危機的內生要素。正由於此，在當前我國的體制轉型中，人們應該高度重視和切實搞好政府調控的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特別要花大力氣健全金融體制，大力增強對內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機的防範能力。總結：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後，人們對危機爆發的原因進行了廣泛和深入的探討.指出了危機爆發的內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劉詩白則進一步指出深層次的原因，即現代貨幣信用機制導致危機的爆發。只要現代市場經濟存在，市場經濟所固有的貨幣信用機制就可能導致金融危機。只不過，它只是發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國家。這一點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也不例外。雖然如此，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健全金融體制來防範金融危機，劉詩白又給我們指出了一條防範金融危機之路。

自1929-1933年之後的幾十年，金融領域經歷了20世紀70年代的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80年代的拉美國際債務危機、90年代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但總體來看，這段時期的世界金融體系較為穩定，直至2007-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2007年7月中下旬，美國的次級抵押貸款危機爆發，從金融市場擴散到主要商業銀行，並迅速蔓延到全球。 ^[15] 

2007-2008年此次金融危機對當代政治經濟格局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危機爆發之後，全球經濟開始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面對嚴峻的經濟形勢，各國政府不得不開啓一系列刺激經濟的財政和金融方案，致使各國的主權債務不斷攀升。 ^[15] 

繁榮-蕭條週期通常圍繞着信貸狀況循環出現，同時始終會涉及到一種偏見或誤解。這通常是未能認識到貸款意願和抵押品價值之間存在一種反身（reflexive）、循環的關係。如果容易獲得信貸，就帶來了需求，而這種需求推高了房地產價值；反過來，這種情況又增加了可獲得信貸的數量。當人們購買房產，並期待能夠從抵押貸款再融資中獲利，泡沫便由此產生。近年來，美國住宅市場繁榮就是一個佐證。而持續60年的超級繁榮，則是一個更為複雜的例子。

每當信貸擴張遇到麻煩時，金融當局都採取了干預措施，（向市場）注入流動性，並尋找其它途徑，刺激經濟增長。這就造就了一個非對稱激勵體系，也被稱之為道德風險，它推動了信貸越來越強勁的擴張。這一體系是如此成功，以至於人們開始相信前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所説的――而我則稱之為“市場原教旨主義”(market 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義者認為，市場會趨於平衡，而允許市場參與者追尋自身利益，將最有利於共同的利益。這顯然是一種誤解，因為使金融市場免於崩盤的並非市場本身，而是當局的干預。不過，市場原教旨主義上世紀80年代開始成為佔據主宰地位的思維方式，當時金融市場剛開始全球化，美國則開始出現經常賬户赤字。

全球化使美國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區的儲蓄，並消費高出自身產出的物品。2006年，美國經常賬户赤字達到了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6.2%。通過推出越來越複雜的產品和更為慷慨的條件，金融市場鼓勵消費者借貸。每當全球金融系統面臨危險之際，金融當局就出手干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80年以來，監管不斷放寬，甚至到了名存實亡的地步。

次貸危機導致發達國家金融機構必須重新估計風險、分配資產，未來兩年，發達國家資金將紛紛逆轉回湧，加強當地金融機構的穩定度。由此將導致新興市場國家的證券市場價格大幅縮水、本幣貶值、投資規模下降、經濟增長放緩甚至衰退，其中最為脆弱的是波羅的海三國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機將為中國經濟增長帶來壓力，但中國資金也面臨“走出去”徹底整合併購相應企業的好時機。

世界範圍金融危機的烏雲正在聚集，未來兩年內，全世界將出現一次新型的金融危機。這一金融危機的最大受害者將是一些新興市場國家，這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挑戰和新的機遇。

以美國和英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在過去近十年，受益於全球化的大趨勢，經濟不斷繁榮，但這種繁榮的基礎其實比較脆弱。這些經濟體自身的儲蓄相對不足，消費不斷增長，經濟的金融化趨勢不斷加強，其集中的表現就是家庭利用已有的金融資產，尤其是房地產為抵押，向銀行借款來支持其日益高漲的消費。這一格局發展的必然結果就是消費信貸鏈的破裂，集中的表現就是美國的次級房貸危機。次級房貸危機導致美國的金融機構必須重新估計金融風險的成本，也使這些金融機構必須重新分配自己的資產，以降低風險。

反過來看，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在過去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吸引了大量發達國家的資金，以墨西哥、俄羅斯、印度等國為例，其證券市場上一半以上的資金來自於國外。日益高漲的海外資金不僅推動了本地資產價格的高漲，也推動了本地經濟的繁榮，同時也帶來了本地貨幣實際匯率的不斷升值。這一系列過程為這些經濟體發生金融危機埋下了種子，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兩個地區：一是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拉脱維亞，不僅經常賬户出現了佔GDP10%以上的赤字，同時財政赤字也日益加劇，國內價格上漲的趨勢愈演愈烈，而且，這些國家還實行了與歐元掛鈎的聯繫匯率制度，這無疑是寫下了導致金融危機最佳的化學反應公式。

另一個非常脆弱的經濟體，就是印度。雖然印度經濟在過去3年內保持了年均8%以上的增長率，但是其宏觀經濟的情況不容樂觀：長期以來，印度的經常賬户處於赤字狀態，證券市場一半以上的資金來自於海外，通貨膨脹率不斷上升，中央政府也是長期處於赤字狀態。

綜合考慮發達國家以及新興市場國家的一些經濟情況，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在未來兩年之內，世界經濟很可能發生資金流動逆轉的情形，那就是幾年前從發達經濟體爭先恐後湧入新興市場國家、追求高風險高回報的資金，在發達國家重估風險的情況下，紛紛逆轉湧回發達國家，加強發達國家金融機構的穩定度。這種趨勢的形成無疑會對發展中國家帶來直接的影響，並最終導致新興市場國家金融危機的形成。

新金融危機與亞洲金融危機的差異

這種金融危機同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可能形式不同。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主要形式是國際收支的危機，那時亞洲出現了大量到期的外債需要償還，同時國際金融炒家紛紛擠兑，造成了這些國家外匯儲備不足，以至於不得不讓本幣大幅度貶值。新一輪金融危機的形式不見得以國際收支的短缺為標誌，因為今天許多新興市場國家的外匯儲備量是比較高的，同時由於吸取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這些國家並沒有大規模舉債，只是通過證券市場吸引了大量外資，但是，這並不等於説新興市場國家不面臨着金融危機，這種金融危機的形式是以大量的資金倒流從而導致本國證券市場價格大幅度縮水、本幣貶值，從而導致本地投資規模下降、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甚至於衰退為表象的，這和幾年前這些新興市場國家經濟高漲、資產價格泡沫化恰好形成了一個逆反的鏡面圖像。這一新型金融危機的導火索很可能是波羅的海三國，從波羅的海三國可能傳導至東歐各國，再傳到南亞包括印度，之後再進一步傳到其他一些新興市場國家。

資金流動不能盲目放開，財政政策須保留一定的靈活性 ^[7] 

一旦這樣的金融危機發生，中國經濟面臨着怎麼的挑戰呢？可能的情況是，一部分外資的表現也會如在其他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那樣紛紛出逃，對於中國的國際收支會產生一定的衝擊，給中國經濟帶來一定的通貨緊縮的壓力，但對於高速運轉（事實上是過快運轉）的中國經濟並不是壞事。而且，這一資金倒流的情況也會使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有所緩解。但是不容否認，這種資金倒流會對國內的投資規模產生一定的衝擊，會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中國經濟增長率的下降。另外，由於許多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長率的下滑，也會間接通過對中國產品需求的下降，影響中國經濟的增長，這些都是這一新型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衝擊。

我們必須看到，這一新興金融危機的到來對中國也藴藏着巨大的商機。在這一輪金融危機發生的時候，很多新興市場的資產價格將大幅度縮水，這將是中國資金出國投向這些國家的絕好時機，這也是中國企業“走出去”、整合併購相應企業的最好時機。為此，中國經濟界需要做好資金上和項目研究方面的準備。從宏觀層面上講，宏觀經濟政策必須考慮到這一輪新型金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在資金流動問題上必須穩紮穩打，不能盲目放開，要考慮到大量資金出走的可能性和由此帶來的壓力。當一輪金融危機發生的時候，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必然會出現下滑，我們的財政政策必須保留一定的靈活度，在繼續實行當前穩健財政政策的前提下，必須做好項目上和資金上的準備，一旦新一輪金融危機在周邊國家發生，中國就可以轉向積極的財政政策，找到一些有資金保障和社會效益的投資項目。

美國：財會業僱員職業信心指數創新低 ^[8] 

人力資源公司Mergis Group公司和Harris Interactive諮詢公司公司最近（2008年10月）的一次聯合調查就顯示：財會業從業人員的職業信心創下了歷史新低。

總的來看，2008年第三季度的“財會業僱員信心指數”（AFECI）為48.5，比上期又下降了1.3，創下該指數有史以來的最低紀錄。AFECI始於2005年，主要用於度量美國財會業從業人員整體職業信心度。

Mergis Group公司的高級副總裁Jack Causa説：“在財會業從業人員中瀰漫着一種共識，即現有從業人員的人數並不充足，不能覆蓋整個行業，無法滿足行業所需。這也是為何不見會計和金融從業人員如一般公眾那麼焦慮的原因所在。隨着一系列報告要求和金融救援工作的開展，業內人員普遍相信上述措施將落實到具體的工作崗位上。” Causa先生預計，律師事務所、破產債務重組專業機構以及協助恢復金融市場的政府部門將為財會人員提供更多的工作崗位。

英國：金融危機迫使財會人員淘金非洲

當經濟危機越演越烈之際，英國越來越多的財會人員迫於生計，不得不奔赴非洲尋找工作機會。

非洲諸國，如贊比亞、利比亞、烏干達和肯尼亞等國，對於那些身處歐洲大陸、經歷着經濟衰退且擁有豐富職業經驗的財會人員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致力於國際財務和金融領域的招聘服務的Think Global Recruitment公司董事經理Abigail Stevens表示，目前前往非洲淘金的財會人員在非洲各國所擔任的職務通常要比他們在英國要高，所以在入職第一年就得到提拔並不稀奇。

人力資源服務公司羅伯特·哈夫（Robert Half）的董事經理Phil Sheridan則認為，由於財務行業提供了一整套轉換度非常高的專業技能，使得專業人能夠遊走於不同的國家、尋找工作機會。

英國：經濟不好政府忙 財會人士奔公行

目前（2009年3月），公共部門已經成為英國財會勞務派遣市場的第二大僱主，根據數據顯示，有37%的財務派遣人員的僱傭方是政府。

英國勞務派遣服務提供商——巨人集團（Giant Group）的一項研究表明：在上個季度，公共部門在勞務派遣市場中所佔的份額由33.9%提高到37.1%.

由於經濟的不確定性加劇了公共部門對於財會技能的需求，英國政府希望通過提高財務管理水平使得公共部門到2010年時的績效節約額達到300億英鎊。

與此同時，在外派至公共部門的財會人員中，有近68%的人希望他們的收入能有所提高。

巨人集團的董事經理Matthew Brown説：“伴隨着銀行業的危機，財政部財會人員的工作量已顯著的大幅增加。在通過削減程序、再造商業計劃來管理成本進而應對信用危機的過程中，各個組織的財務部門將扮演急先鋒的角色。這使得在經濟低迷的勞動力市場中，財會人員的供需保持穩定，對於財會技能的需求將繼續高漲。”

以2008年國際金融與經濟危機爆發和新自由主義破產為標誌，發達國家的政治重新邁入另一個大的循環週期：凱恩斯主義和大政府時代。凱恩斯主義重拾官方經濟學地位，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理論基礎——凱恩斯主義的復歸，必然有利於資本主義國家政權和私人壟斷資本在新世紀的進一步融合發展。 ^[16] 

經濟學家和專欄作家約翰·凱本週將發出警示:世界正在陷入新一輪金融危機。

在發表了對英國股市具有開拓性的見解將近一年之後，這位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教授本週將在一次主題演講中指出“歐元區確實可能正在陷入(新一輪危機)”。

這位教授兼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花了一年的時間為他發表於的4萬字報告收集材料。他表示這種悲觀立場的原因就是，金融服務業所圍繞的交易活動有不穩定的傾向。“我們已經接連經歷危機，最顯著的例子就是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新興市場的債務危機、新經濟泡沫、信貸膨脹和崩潰、以及歐元區危機。”

“本質上來看，這些都是交易危機，整個體系都以交易利潤為中心，而交易利潤基本上就是向未來的借款。當這些資金需要償還的時候，就會導致危機。” ^[9] 

凱教授將在羅素投資6月5日在倫敦舉辦的年度養老金大會上發表講話，他的演講還將探索未來十年金融服務業可能的演變。

“我開始思索，從經濟價值的角度來看，公共股市的使命是不是已經結束。我認為它們已經沒有必要存在。”

“我們看到的是一種賭博活動，在很大程度上與這些公司的實際活動聯繫緊密。只要人們瞭解事實，這也沒有什麼，”他説，“這就像在賽馬中下賭注，實際上對馬的表現沒有影響，也應該沒有影響。”

他還將説明，由於人們追求由行情推動的利潤，一些類別的資產出現了泡沫。“資產價格被抬高到荒唐的水平，但同時人們都賺得盆滿缽滿，接着市場便進入調整。”

凱教授表示，他將對歐元的崩潰押下“適度的個人賭注”。

然而，還有一線希望就在於英國。他認為，英國政府已經採取了一些改革，比如將銀行的零售和投資業務分開，從而保護儲户免受市場崩潰的損失。

“英國以外只有瑞銀(UBS)採取了改革。總的來説，我對經濟體系的前景依然悲觀。”

2021年1月23日，經濟學家圈新經濟大會在北京召開，本次會議的主題是“繁榮的種子”。十一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賀鏗表示，如果中國要出金融危機，一定會是房地產危機引爆的。

賀鏗表示，世界上的金融危機都是房地產引起的，巴西、日本等國都是這樣。中國房地產泡沫不低於30% ，總有一天要破。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