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證法

公元前 6世紀，在古希臘奴隸制城邦形成時期，一些哲學家圍繞各種哲學命題進行了爭論，產生了辯論的方法。

哲學家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康德、黑格爾、馬克思等均使用“辯證法”這個詞語，但在不同哲學家那裏，這個詞的意思是不同的。

辯證法，有的指一切真實存在的科學，有的指或然意見的科學，有的指邏輯，有的指世界是普遍聯繫和發展的哲學思想。 ^[2] 

辯證法也被稱為辯證的方法，希臘時期的辯證法類似於辯論，指的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因為持有不同觀點，希望通過合理的討論來獲得真正的知識。但這個辯論排除了主觀因素（例如情感訴求和現代貶義的修辭）。

辯證法可以與教學法進行對比，在教學法中，對話的一方教育另一方。

在黑格爾哲學中，辯證法研究思維的過程，主要研究過程中概念之間的矛盾，所以辯證法邏輯與形式邏輯不同，而這種矛盾是概念間關係中的決定性因素。辯證法包括三個發展階段：指的是從抽象的一般概念開始（正），這個概念引起矛盾（反），矛盾的概念調和於第三個概念中（合）。而辯證唯物主義是主要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理論，使黑格爾辯證法與唯物主義相契合。 ^[3] 

公元前 6世紀，在古希臘奴隸制城邦形成時期，一些哲學家圍繞世界的本原問題進行了爭論，產生了辯論的方法。

一般認為公元前6世紀的赫拉克利特為“辯證法的奠基人之一”。赫拉克利特以樸素的形式提出並説明了對立統一的辯證法思想。他説：“統一物是由兩個對立面組成的，所以在把它分為兩半時，這兩個對立面就顯露出來了。”他還從自然領域到社會領域，列舉了諸如日與夜、飢與飽、疾病與健康、冷與熱、干與濕、存在與非存在、善與惡、正義與非正義、戰爭與和平等現象，説明統一物之分為兩個對立面乃是普遍現象，把這種對於對立面的認識作為自己哲學的中心並作為一個新的發現而引以自豪。他還以“疾病使健康舒服，壞使好舒服，餓使飽舒服，疲勞使休息舒服”，沒有非正義“人們也就不知道正義的名字”等説法，表達了他關於對立面相互依存的思想。他説：“在我們身上，生與死，醒與夢，少與老，都始終是同一的東西。後者變化了，就成為前者，前者再變化，又成為後者。”這些話表達了對立面是互相轉化的思想。赫拉克利特還明白表述了“一切皆流，無物常住”的發展變化的思想。他認為，同一事物既存在又不存在，我們既踏進又不踏進同樣的河流。至於發展變化的原因，他認為，“一切都由對立而產生”，“互相排斥的東西結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調造成是最美的和諧”；“一切都是通過鬥爭和必然性而產生的”。這是赫拉克利特對於事物運動源泉和動力的天才猜測。赫拉克利特的樸素辯證法思想，是古希臘辯證法的突出成就。

到了愛利亞學派的芝諾認為存在是“不動的”，“只有唯一“不動的存在”才是真實的，如果承認事物的多樣性和運動就會陷入矛盾，承認“多”的存在，就會陷入無限大和無限小的矛盾。為此他作了“飛矢不動”的論證，把有限與無限、連續性與非連續性加以割裂，誇大運動的間斷性，否認運動的不間斷性，從而否認了運動。但這一論證在客觀上卻接觸到了運動本身所包含的間斷性與不間斷性的矛盾，原則上假設了空間與時間是可以無限分割的。芝諾的其他論證，也採用類似的方法。他的論辯方法也就是最初意義的“辯證法”。所以，亞里士多德稱芝諾是“辯證法的創立者”。G.W.F.黑格爾在談到愛利亞學派時也説：“我們在這裏發現辯證法的起始，這就是説，思想在概念裏的純粹運動的起始，......並且我們發現客觀存在本身所具有的矛盾（真正的辯證法）

芝諾的辯證法有兩方面的含義：

①思維自身的矛盾運動和這種運動對於對象自身矛盾的接觸；

②通過揭露對方論點中的矛盾而探求問題的方法。

約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哲學各派論爭之風盛行，哲學家們都比較注重爭論的技巧和方法。這時，人們把論證或分析命題中的矛盾，以及在談話中揭露對方論斷中的矛盾並克服這些矛盾以求得真理的方法，叫做辯證法。

蘇格拉底把辯證法看作是通過對立意見的爭論而發現真理的藝術。智者派則把辯證法作為一種據理論證的藝術而廣泛運用。智者派在後期演變成為詭辯論者，他們的辯證法成為玩弄概念、混淆是非、抹煞真理和謬誤之界限的同義語。柏拉圖除了根據傳統含義，把辯證法看作是通過揭露對方論斷中的矛盾並加以克服的方法外，還把辯證法看作是認識“理念”過程中由個別到一般、又由一般到個別的方法。他認為，藉助於辯證法可以由個別理念上升到普遍理念，又從普遍理念回到個別理念，因此他把辯證法作為“理想國”中教育的最高階段的內容。在古希臘哲學中，“辯證法”一詞也較多見於柏拉圖的著作中。

柏拉圖通過思維概念的邏輯推演表述了關於對立面互相聯繫、互相結合的思想。例如，他在《巴門尼德篇》中對同與異、大與小等對立概念的分析，在《斐多篇》中對有限與無限的分析，在《智者篇》中對存在與非存在（是與不是）的分析，都説明對立的東西並不是絕對分裂的，而是互相聯繫、互相結合的，對立的東西是同一的，根本相反的東西可以處於同一關係之中。柏拉圖的這種關於對立的東西能夠同一的辯證思想，不是建立在對客觀事物的概括基礎上，而是在純概念中邏輯推演的結果；但這種“推演”對於克服那種割裂對立面，把對立面看作是僵死的、根本不能處於同一關係中的錯誤觀點，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亞里士多德除了把辯證法看作是“研究實體的屬性”、“揭露對象自身中的矛盾”等方法外，還把辯證法作為形成概念、下定義和檢查定義是否正確的方法。從此“辯證法”經常在邏輯學的意義上被使用。

亞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圖的“理念論”，通過這種批判並在研究當時諸多科學的基礎上，探討了辯證思維的最主要形式。亞里士多德研究了一和多、整體和部分、個別和一般、質料和形式、潛能和現實等範疇之間的關係，其中包含有對立面相互聯繫和轉化的思想。他還説明了各種範疇的流動性，認為把這些範疇視為固定不變的僵死對立的見解是站不住腳的。亞里士多德是個動搖於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間的哲學家，他既講對立面之間的聯繫，轉化，有時又製造對立面之間的割裂；他一方面講不能把對立面固定化，另一方面又反對赫拉克利特關於存在和非存在統一的思想；他在一般與個別的關係上有天才的猜測，作出了一般不能離開個別而存在、在個別的房屋之外不存在“一般的房屋”的著名論斷，但有時他又把個別與一般絕對對立起來，弄不清一般與個別的辯證法；他承認在“潛能”中對立面是統一的，卻否認現實中對立面的統一，把運動的動力歸之於“第一推動者”，如此等等。所以他有時陷入混亂的狀態。但是他通過對各種對立範疇的探索所反映的關於對立物的相互聯繫和相互轉化的思想，不能把對立面僵化的思想，整個邏輯範疇都是在對立中發展的思想等等，都是對辯證法的重要貢獻，所以恩格斯稱他為“古代世界的黑格爾”。古希臘的其他一些哲學家也在探討各種問題的過程中接觸過辯證法思想。

在中世紀，經院哲學家們也使用“辯證法”這一概念。J.鄧斯·司各特稱辯證法為關於“存在”的專門學説，P.阿貝拉爾則把辯證法叫做區別真理和謊言的藝術。還有一些經院哲學家，把荒唐無稽的提問、空洞煩瑣的考證、千篇一律的公式證明等等稱為“辯證法”。這種“辯證法”窒息了科學的發展，黑格爾稱其為“形式的辯證法”。[3]

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自然科學的發展和社會歷史所顯示的辯證性質，為德國古典哲學家對辯證法的探討提供了條件，辯證法的含義也日益豐富起來。在康德哲學中，辯證法主要指理性自身包含的矛盾，即“純粹理性之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辯證法”。康德認為，當人們運用有限的理性去把握“本體界”時便會陷入矛盾，即“二律背反”。這種矛盾，不是可以糾正的邏輯錯誤，也不是來自於感覺經驗中的假象，而是理性在進行超越性認識活動時必然產生的假象，是不可避免的矛盾。所以，研究和論證這種假象的客觀性和矛盾的必然性，揭示先驗假象的邏輯，也就是辯證法，或“批判'辯證的幻想'之一種邏輯”。黑格爾認為，康德的二律背反指出了理性一定會必然碰到的矛盾，這是近代哲學界最重要的和最深刻的一種進步。

主觀唯心主義者費希特一方面發展了康德的唯心主義，另一方面又繼續研究了辯證法思想，他以唯心主義的形式制定了他的哲學的基本公式：“自我”建立自身，又建立“非我”，最後達到“自我”和“非我”的統一（見自我與非我）。他認為，“自我”和“非我”是互相排斥的，但它們又是互相制約的，“對立的東西應當統一起來”，通過“它們彼此互相限制”而得到統一。在費希特看來，“自我”和“非我”的矛盾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自我”本身和整個世界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根據。這實際上揭示了矛盾是發展源泉的辯證法思想。他在關於“自我”設立“非我”以及克服“非我”而實現統一的論述中，闡發了“自我”這個主體的主觀能動性思想。

客觀唯心主義者謝林，進一步發揮了辯證法思想。謝林認為，最高的本原既不是主體，也不是客體，而是主體和客體“絕對同一”，即“絕對”。按他的説法，在“絕對”中本來是沒有矛盾的，但“絕對”又有慾望和行動，這種慾望和行動是無意識的活動。由於這種“活動”，“絕對”就超出了它的“無差別的同一”，於是產生了精神和自然界、思維和存在、主體和客體的差別和矛盾，以及由此而來的發展。在謝林看來，自然界的發展過程，就是“絕對”即宇宙精神的發展過程。整個自然界是一個相互聯繫的統一體，在生物界和非生物界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由非生物界到生物界，再到人類，是自然界發展的不同階段。他反對靜止不變的觀點，認為一切事物都處在發展變化的過程中。儘管謝林的這些見解都是同他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相聯繫的，但他關於發展、普遍聯繫、對立力量的相互作用推動發展的思想等等，都是辯證法的合理因素，在哲學史上起過一定作用。

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以唯心主義的形式系統地闡述了辯證法的質量互變規律、對立統一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以及本質與現象、原因與結果、同一與差別、可能與現實、必然與偶然、必然與自由等諸多辯證法範疇，建立了龐大的唯心辯證法的體系。他第一次把世界描寫為一個過程，認為“一切事物本身都自在地是矛盾的”，無論是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都是充滿矛盾的過程，並且正是矛盾引起了運動、變化和發展。他説：“天地間絕沒有任何事物，我們不能或不必在它裏面指出矛盾”，我們“可以在一切種類的對象中，在一切的表象、概念和理念中發現矛盾。認識矛盾並且認識對象的這種矛盾特性就是哲學思考的本質”（《小邏輯》第200、132頁）。他還説，矛盾是一切運動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會運動，才具有生命力。黑格爾所説的自然界或歷史，都是絕對觀念的外化或異在，他所説的運動不過是絕對觀念的自我運動。但是，他把事物描述為不斷運動的過程，並且在揭示這種過程的內在矛盾時，把矛盾同運動、發展聯繫起來，深刻地説明了運動發展的動力或源泉在於過程內部的矛盾性，這是對辯證法學説的重要貢獻。列寧認為這是“黑格爾主義的實質”。黑格爾在唯心主義的形式下反覆説明了對立統一的思想，他認為一切現象都是對立物的統一，“無論什麼可以説得上存在的東西，必定是具體的東西，因而包含有差別和對立於自己本身的東西”（《小邏輯》第 258頁）。他堅持反對抽象的同一性，認為抽象同一性是“形式的”，因而是不真實的。具體的同一性則必定包含矛盾於自身，只有具體同一性才是辯證法所説的同一性。黑格爾認為，對立的每一方只有在它與另一方的聯繫中才能獲得自身的本質規定。“既然兩個對立面每一個都在自身那裏包含着另一個，沒有這一方也就不可能設想另一方，那麼，其結果就是：這些規定，單獨看來都沒有真理，唯有它們的統一才有真理。這是對它們的真正的、辯證的看法，也是它們的真正的結果”（《邏輯學》上卷，第 208頁）。黑格爾還反覆闡述了對立面互相轉化的思想，他認為一切現象都因其內部矛盾而處於不斷髮展的過程中，對立面在一定條件下向相反的方向轉化，標誌着漸進過程的中斷，意味着新的質態的產生。黑格爾的整個哲學體系就是絕對觀念不斷轉化的過程。在黑格爾那裏，“絕對觀念”的發展從邏輯開始，經過自然歷史階段最後發展到精神階段而回到自身。在這個發展過程中，概念之間不斷地發生轉化，一切邏輯範疇如質、量、度，同一、差別、矛盾、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必然和偶然、原因和結果等等，都是互相轉化的。黑格爾的唯心主義體系決定了他的辯證法不可能是徹底的，當他的“絕對觀念”經過各種發展階段和矛盾運動之後而終於完成了自我認識時，過程也就終結了，不再發展了。過分茂密的唯心主義體系窒息了他的辯證法。

19世紀中葉，自然科學的發展愈益揭露出自然界的辯證性質，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興起也使社會歷史運動的辯證法更加顯露出來。馬克思、恩格斯在概括革命實踐經驗和自然科學新成果的基礎上，在德國古典哲學的基礎上批判地繼承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辯證法，創立了唯物辯證法。他們把辯證法看作客觀世界本身所固有的規律，把思維中的辯證法視為客觀規律在人的頭腦中的自覺反映，指明主觀辯證法是客觀辯證法的反映，論證了辯證法的規律是來源於客觀現實，而不是來自主觀精神或絕對觀念。從而使“辯證法”概念在唯物主義基礎上獲得了真正科學的內容，使“辯證法”在歷史發展中第一次取得了真正科學的形態。

恩格斯總結唯物辯證法的三個基本規律是對立統一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

對立統一規律揭示了事物內部對立雙方的統一和鬥爭是事物普遍聯繫的根本內容，是事物變化發展的源泉和動力；質量互變規律揭示了一切事物運動、變化、發展的兩種基本狀態，即量變和質變以及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繫和規律性；否定之否定規律揭示了事物由矛盾引起的發展，即由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的前進運動。同時，唯物辯證法還有諸多範疇，例如本質與現象、內容與形式、原因與結果、必然性與偶然性、可能性與現實性等等，這些範疇都是客觀事物自身的本質關係的反映，它們從不同的側面揭示了事物的本質聯繫；人們藉助這些範疇能正確地把握客觀世界的本質聯繫。

唯物辯證法作為客觀辯證法的反映，是由上述基本規律和諸多範疇按其內在聯繫而組成的科學體系。其中對立統一規律是根本規律，是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列寧説：“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確定為關於對立面的統一的學説。這樣就會抓住辯證法的核心”(《列寧全集》第38卷，第 241頁)。毛澤東也説，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對立統一規律貫穿於辯證法其他規律和範疇，其他規律和範疇則是對立統一規律在不同方面的展開和表現形式。唯物辯證法的範疇是對事物現象間最普遍的辯證關係的概括和反映，是辯證思維的邏輯形式。辯證法的諸多範疇雖然反映現實的方面和側重點不同，但又都是對事物、現象的本質聯繫即辯證聯繫的再現，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內容即對立統一關係的概括。因此，對立統一的基本觀點成了正確理解辯證法其他規律和所有範疇的“鑰匙”。另一方面，辯證法的其他規律和諸多範疇又都具有對立統一規律容納不了的各自的獨特的內容，是全面把握事物、現象間的普遍聯繫和全面發展的不可缺少的形式。列寧説：辯證法“就是承認（發現）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會的）一切現象和過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對立的傾向”（《列寧選集》第2卷，第712頁）。毛澤東指出：唯物辯證法“主張從事物的內部、從一事物對他事物的關係去研究事物的發展，即把事物的發展看做是事物內部的必然的自己運動，而每一事物的運動都和它的周圍其他事物互相聯繫着和互相影響着。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於事物內部的矛盾性”（《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76頁）。正是事物的這種內部矛盾性決定了事物是一個無限的發展過程，辯證法揭示了過程的這種內在本質及其規律，所以唯物辯證法又是最完整深刻而無片面性弊病的關於發展的學説。列寧在講到這一學説時指出：“發展似乎是重複以往的階段，但那是另一種重複，是在更高基礎上的重複（否定的否定），發展是按所謂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線式進行的；發展是飛躍式的、劇變的、革命的；漸進過程的中斷；量到質的轉化；對某一物體、或在某一現象範圍內或在某個社會內部發生作用的各種力量和趨勢的矛盾或衝突造成發展的內因；每種現象的一切方面......，都是互相依存的，彼此有極其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聯繫，形成統一的、有規律的世界運動過程，——這就是辯證法這一內容更豐富的(比通常的)發展學説的幾個特點”（《列寧選集》第2卷，第584頁）。唯物辯證法是隨着生活、實踐的發展而不斷反映客觀現實的，反映的方面不斷地增加着，這就使唯物辯證法成為科學的開放性的體系。人們對客觀事物辯證發展的認識是永無止境的，唯物辯證法並沒有窮盡真理，它只是為人們不斷探索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規律性指明瞭方向，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這也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

唯物辯證法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邏輯學。“......辯證法，按照馬克思的理解，同樣也根據黑格爾的看法，其本身包括現時所謂的認識論，這種認識論同樣應當歷史地觀察自己的對象，研究並概括認識的起源和發展即從不知到知的轉化”（《列寧選集》第2卷，第584頁）。在哲學史上，黑格爾第一次以唯心主義的形式闡述了辯證法、認識論和邏輯學的一致的思想，而馬克思主義不僅在唯物主義基礎上闡述了三者的一致，使這種一致獲得了科學形態，同時把這一原理應用於具體科學，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一個範例。

唯物辯證法從它誕生的時候起，就是在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19世紀40～90年代，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一直在同那些與唯物辯證法根本敵對的理論進行鬥爭，其中包括清算青年黑格爾派；反對P.J.蒲魯東把辯證法庸俗化；批判E.杜林歪曲和攻擊唯物辯證法，企圖混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與黑格爾唯心辯證法之間的原則界限等等。19世紀90年代，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者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以庸俗進化論冒充、偷換革命辯證法，閹割唯物辯證法的革命精神，企圖把它歪曲成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列寧對他們進行了深刻的批判，捍衞和發展了唯物辯證法。近幾十年來，現代西方哲學一些流派從各個方面歪曲辯證法，有的提出矛盾雙方只有鬥爭性、沒有同一性的所謂“真正對立論”；有的提出絕對否定的、否定一切的“否定辯證法”；有的把辯證法歸結為“人學辯證法”，在否定唯物主義的前提下談論辯證法，根本否認辯證法的客觀性，否認自然界的辯證發展，把辯證法僅僅侷限於社會歷史領域，等等。唯物辯證法的發展，一方面要同上述各種形式的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各種歪曲辯證法的思想進行不調和的鬥爭，並對它們所提出的問題作批判性的考察；一方面在提出的許多新問題面前不斷吸收自然科學的新成果，不斷總結社會歷史運動提供的新情況、新經驗，使自己的理論內容越來越豐富。

在中國古代哲學中，雖然沒有完整的辯證法論述，但已經擁有了豐富的辯證法思想。早在商周時期，人們在同自然作鬥爭的豐富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早期的陰陽學説，用相互對立的陰陽二氣的交互作用來説明天地萬物的產生和變化。這種學説認為，天文氣象、時令變化是由陰陽二氣交感引起的，世界是由陰陽二氣構成的，一切世事的變化都與陰陽二氣這兩個對立面的相互作用分不開。

《易經》中講的“八卦”以及以兩卦相疊演為六十四卦的學説，就是從正反兩面的矛盾對立來説明事物的變化和發展。《老子》、《孫子兵法》等著作也都集中反映了中國古代哲人的辯證法思想。這些著作闡明瞭對立面相互關聯和相互轉化的思想。除了陰和陽之外，還列舉了有和無、生和死、損和益、美和醜、智和愚、強和弱、難和易、攻和守、進和退等一系列對立面，説明它們都是相互依存的。特別是僅有5000餘字的《老子》，簡練的詮釋了中國古代哲學的辯證法思想，其歷史影響意義深遠。在西方哲學占主導地位的當下仍然不朽而璀璨。在關於對立面相互關係的探討中，古代哲人留下了諸如弱之勝強，柔之勝剛，“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以及“物極必反”這樣一些傳誦千古的辯證箴言。這些關於對立面相互依存和相互轉化的思想、對立面的相互作用引起發展變化的思想，都是以樸素的形式對客觀事物辯證法的猜測。

辯證法思想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中有進一步的發展。北宋的張載和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都是著名的唯物主義哲學家，他們的著作中有很豐富的辯證法思想。張載提出了“一物兩體”的辯證法命題。認為，世界是由物質性的“氣”組成的，統一的“氣”中包含有陰陽兩個對立面。它們是對立的統一體，“不有兩，則無一”，“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正蒙·太和》）。沒有對立面的存在，就沒有統一體，沒有統一體，對立面的作用也就消失了。他還指出，世界上的各種事物不是“孤立”的，而是諸如“同”和“異”、“屈”和“伸”、“始”和“終”這些對立雙方相互作用的結果。他還猜測到事物自己運動的道理，提出了“動非自外”的思想，説明了事物的運動不是來自外力，而是出於內因的道理。他還模糊地觀察到事物在發展過程中有“變”和“化”的區別，把顯著的變化叫做“變”，把逐漸的變化叫做“化”。著變漸化的議論包含了關於量變質變辯證法思想的樸素猜測。

王夫之認為，“氣”是世界的本原，物質性的“陰陽二氣”，“充滿太虛”，普遍存在。天地萬物都是“氣”的表現形態，除“氣”之外，別無他物，也沒有空隙。在他看來，“氣”聚在一起，顯現出來，產生人和物；“氣”分散了，隱微不可見，變為“虛空”；但“虛空”也是“氣”的一種形態，並不是純粹的虛無。“氣”只有“聚散變化”，而不會消滅。王夫之還説，“氣”這個統一體內部存在着陰陽兩個對立面，由於對立面的“摩蕩”，即矛盾鬥爭，便產生了無窮的變化。他認為“氣”本身固有運動的特性，説“氣則動者也”；天地萬物經常處於不斷的變化之中，説“天之生物，其化不息”。他還在樸素的形式下表達了運動絕對性和靜止相對性的辯證思想，認為“靜即含動，動不捨靜”，靜止包含着運動，運動不排斥靜止。他還説，“動、靜，皆動也”。所謂靜，只不過是“靜動”而不是“不動”，是處於相對靜止狀態的運動。他認為，“廢然而止”的絕對靜止是沒有的。此外，王夫之還用“變化日新”、“推故而別緻其新”等説法，表述了他關於事物變化是不斷更新、新陳代謝的辯證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