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辯證法

作為20世紀“最富創造力的偉大的原創性理論家”，特奧多·阿多爾諾（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是德國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er Schule）社會批判理論的“主要建築師”，與學派的創始人、“社會批判理論”的奠基者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同為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的傑出代表人物。自上個世紀60年代提出“否定的辯證法”（Negative Dialectics）概念以來，尤其到了80、90年代，阿多爾諾引起西方學界的廣泛關注，對於“否定的辯證法”的研究也逐漸成為後現代語境中的顯學。然而，作為標誌“否定的辯證法”經典形態的完成和阿多爾諾“一生學術生涯縮影”的《否定的辯證法》（1966）一書，人們長期以來只知道它“説”了什麼，卻無從理解它為什麼那麼説。由於這種困惑，在後現代氛圍中最終造成一個“‘否定的辯證法’是不可理解的”神話。在筆者看來，阿多爾諾的《否定的辯證法》並不是一本“不可翻譯的天書”，但也絕非一件不付努力就能獲得的“廉價品”。阿多爾諾確實為自己的思想刻意設置了許多藩籬，但更為重要的是，“阿多爾諾學術傳統的複雜性和獨特性大大超出了絕大多數讀者的閲讀期待，人們難以在自己的思想圖譜中對他進行有效的完全匹配，從而留下了超量的理解剩餘。”因此，理解“否定的辯證法”的唯一選擇就是回到“否定的辯證法”的歷史本身。

辯證法一直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重要內容。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除了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之外，還有其他三種基本形態的辯證法，這就是青年盧卡奇（Georg Lukács）“歷史的辯證法”、薩特（J. P. Sartre）“人學的辯證法”、德拉—沃爾佩（Galvano Della—Volpe）“科學的辯證法”。不過，他們對辯證法的理解與傳統理解有着很大不同。就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而言，它是建立在對傳統辯證法批判基礎上孕育而成的，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特性。

“非同一性”(nonidentity)是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的核心概念。“辯證法傾向於不同一的東西”，辯證法在哲學史上所實現的變革就在於從“同一性”向“非同一性”的哲學轉變。 “辯證法就是對非同一性的一貫意識。”在阿多爾諾看來，所謂“同一性”，即人們對客觀事物的一種“共識”，同於穩定性、確切性。“同一性”作為傳統哲學的基礎，是一條永不可及的地平線。在本體論上它表現為對終極實在的尋求，在認識論上表現為對首要性的強肯，其實質就在於主體和客體的分離。雖然阿多爾諾在認識論上仍然認為，“主體的首要性看來是沒有疑問的”，但他是要建立一種新的主客體之間同一的平衡關係，這種同一是主體與客體相互作用的“力場”（Kraftfeld/Force fields），即“那種沒有支配而只有差異相互滲透的獨特狀態”。依他所見，主客體的關係將取決於人們之間以及人類與他們的對立面之間的和平的實現。這種和平的實質就是事物之間有差別的交往，是所謂集體主觀性、個體主觀性和客觀世界的三星集結的非架構的“星叢”（Constellation/Konstellation）狀態。星叢，（阿多爾諾借用本傑明(Walter Benjamin)那裏的一個天文學術語）則是指一種彼此並立而不被某個中心整合的諸種變動因素的集合體，這些因素不能被歸結為一個公分母、基本內核或本源的第一原理。

主體和客體是不可分離的：沒有客體，主體不可想象；沒有主體，客體沒有意義。當然，這恰恰意味着二者的不同或非同一性。在阿多爾諾看來，“不同”是一種分立、平衡、轉瞬即失、有差異的東西。傳統哲學的錯誤就在於把同一性當作僅有的目的，至於那些轉瞬即逝、沒有太多意義的東西（黑格爾稱之為“惰性的存在物”），自柏拉圖（Plato）以來一直是不被關心的，始終被甩在哲學之外的。學習就是回憶，遭遇就是重逢，離去就是迴歸，於是，有的只是同一的循環，存在物與存在物之間的差異被取消了。傳統哲學陷入對同一性的沉迷之中，陷入將一切東西還原到一種原始性存在的還原主義之中。這就意味着，“否定的辯證法”就是要在根本上否定一切還原主義，懷疑一切統一性，破除人們一貫長期堅持的概念崇拜，而“概念的覺醒是哲學的解毒藥，從而避免哲學日漸猖獗以至成為一種對自己來説的絕對”。“否定的辯證法”真正感興趣的東西是“黑格爾按照傳統而表現出的他不感興趣的東西——非概念性、個別性和特殊性”。總之，堅持對非同一性的認識，通過概念超越概念，激活差異，樹立非概念、個別和特殊的權威，讓“非同一性”獲得應有“榮譽”。

否定是一種對立、批判、鬥爭關係，本質上是矛盾一個層面。矛盾向來是辯證法的整全性理解，因此，否定從而具備了辯證法的性質。但辯證法作為一個理論的完整體系構架，其任何一個方面、任何一個範疇都不應被突出到凌駕於這個體系之上的位置。否則，辯證法就會變成反辯證法。真理彷彿再向前邁進一步，真理就會變成謬誤。阿多爾諾的“否定的辯證法”正説明了列寧這一觀點。

阿多爾諾為了強化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則極力強調辯證法的否定觀以一味地揭露和否定資本主義。但他一開始就沒有認識到，現代資本主義已經從個人資本家之間的自由競爭階段發展到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壟斷階段，其中已經包含了很強的社會主義因素。當然，批判、否定是不可或缺的，“因為正是通過批判理性，現代性才能達成自我修復、自我完善和自我肯定。但是，‘否定的辯證法’將理性批判偏激化到自我指涉的程度，一開始就摧毀了自己的社會根基及與交往實踐的聯繫，使自己蜷縮在理性的範圍之內。”這不僅不能真正地為“否定的辯證法”理論提供堅實的哲學基礎，反而由於踐踏了辯證法而失去了哲學基礎。“使社會批判理論成了充滿激憤的、牢騷滿篇的謾罵和詛咒。這對於批判資本主義社會來説，是無濟於事的。單就理論而言，否定的辯證法實際上是對辯證法的否定。”

正如阿多爾諾值得稱道的思想傳記作家馬丁·傑（Martin Jay）在評論他指出的那樣：“不是思想家在作品中遭受了失敗，而是歷史本身否定了作品，從而否定了思想家。”[17]這種歷史，既是以肯定的形式又是以否定的形式存在的歷史。一個歷史的思想家不是懼怕這種歷史的肯定和一致，反而是在追求這種歷史的肯定和一致中才成為可能。辯證法不是不承認差異，反而是指出惟有差異才是一個具體存在物是其所是的真正原因。承認差異，但又不能僅僅是差異，任何差異只有在獲取概念的確定性和同一性前提下才有意義。若只是一味地片面強調差異和隨之而來的非同一性，我們就只能在事物的具體存在中迂迴，永遠達不到普遍性的認知，永遠不能憑藉科學而生存，同樣，辯證法就永遠不能被賦予理性與秩序，也就必然在自身的發展中走向自己的初衷的背面成為反自己的敵人。因此，從“否定的辯證法”的結果而言，它實質又是反辯證法的。

在傳統哲學中，“否定”作為“肯定”的矛盾，並不是與“肯定”毫無關聯的，而是與“肯定”相伴的、並且最終是為了“肯定”的動力和方法性範疇，是肯定的對立統一。如黑格爾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這一著名的三段論便是如此。因此，傳統哲學的否定觀是一種辯證的否定，是一種否定中藴含肯定的否定。它承認事物在運動中的確定性狀態的存在，承認人類在認識活動中藉助概念等符號把握事物的意義，也就是承認以符號、概念、意義存在所構成的人類歷史。在這裏，肯定、概念、理性，因為與否定、非概念和反理性構成矛盾運動而形成辯證統一，並因為可以解釋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自然性運動變化現象，而具有永恆的價值。

然而，在阿多爾諾看來，傳統哲學的辯證法，不論柏拉圖的還是黑格爾（Georg W. F. Hegel）的，都對否定作了肯定的對立統一普泛性理解，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因素，否定之否定也就是肯定。但阿多爾諾進一步指出，否定之否定不會導致肯定，因為概念不能窮盡所認識的事物，人們對對象所作出的總體的、同一的認識只不過是事物的整體的幻象，所以“否定之否定並不會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證明這種否定是不充分的否定”。這種不充分性，使得辯證法只能進入持續的否定狀態，並對任何穩定性的和確定性的狀態持懷疑、批判態度。所以，對於辯證法，唯一的信仰就是否定。於是，阿多爾諾提出，僅僅去發掘辯證法的否定內涵是不夠的，認為必須在“辯證法”之前冠以“否定的”這一定語，才能更徹底地突出辯證法的否定特徵，才能表明自身理論的絕對否定性。由此，阿多爾諾認為真正的否定，也即“否定的辯證法”的否定是不包含任何肯定因素的絕對否定，除了否定之外再也沒有別的東西，否定就是目的，否定就是一切。

基於“否定的辯證法”的否定觀，阿多爾諾又提出了矛盾的不可解決性和絕對否定性，認為即便是未被思維調和的實在整體也是屬於矛盾的，即只能在矛盾中思維的整體。而且現實中的矛盾本身就是否定現實的矛盾，哪怕在最簡單的意義上，現實中的矛盾都是以一種否定性的力量來起作用的。至於哲學上那種運用概念去命名或概括事物的行為本身就是根本否定事物的矛盾活動，最終會陷入否定它所思考的總體這樣一種自相矛盾之中。

作為霍克海默與阿多爾諾合著的一部力作，《啓蒙辯證法》（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並沒有嚴密的體系構建，而是一些片斷性的哲學論證文章集，但它卻是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發展史上里程碑式的經典著作，在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形成過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啓蒙辯證法》中，霍克海默與阿多爾諾首先論述了“啓蒙”的概念。認為啓蒙並非專指發生在18世紀歐洲的啓蒙運動，而是對滲透在人類社會文化中“最一般意義上的進步思想”的總稱。書的一開頭，他們便指出，“從進步思想最廣泛的意義來看，歷來啓蒙的目的都是使人們擺脱恐懼，成為主人。”“啓蒙綱領”就是使世界清醒，“消除神話，用知識來代替想象”。啓蒙精神是要摧毀神話，“但是為啓蒙精神所摧毀的神話本身，已經是啓蒙精神自己的產物”。就是説，啓蒙過程中的理性，最初是作為神話的解毒劑出現的，但在後來，“理性變成了對目的性的盲目”，“思想完全變成了機制”，“純粹理性變成了非理性”，而理性本身，也就是説，“一切形式的真理都會成為偶像被盲目崇拜”，從而走向它反面——一種新的神話。這樣，神話就已是啓蒙，而啓蒙退化為神話。於是，所謂“啓蒙辯證法”，就是那個旨在征服自然和打破禁錮理性的神話枷鎖解放理性的啓蒙精神，由於其自身的內在邏輯而轉向了它的反面：它本想破除迷信，但實際卻陷入迷信；它本想提倡自由、博愛，但現實卻走向統治和壓迫；它旨在反對專制、極權，但自己實則卻成了極權主義；它本身是手段，而最終卻偶像化了；它本想進步，但實際上則導致了退步。所以，一部文明史同時也是一部野蠻史，“不可阻擋的進步的厄運就是不可阻擋的退步”。啓蒙辯證法也就意味着啓蒙的自我否定與自我毀滅。

《啓蒙辯證法》揭露了啓蒙精神的反面作用，即“已從歷史上的教育推進作用，發展成了欺騙羣眾的工具”。它的主要目的是“把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批判追蹤到啓蒙精神的自我摧毀，並把極權主義歸因於科學的邏輯，進而對西方社會和西方思想進行激進的批判”。這裏，“批判已經不在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種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他們揭露的不僅是啓蒙精神、技術理性、大眾文化和意識形態的虛偽性、否定性，還第一次對資本主義工業文明進行了系統批判與否定，並深刻揭露出一切資產階級思想“都具有趨向對立面的傾向”。當然，竭力鼓吹悲觀主義，也是瀰漫全書的一個基調。書中用悲觀主義來分析人與自然的關係，對人類文明的未來作了悲觀的預測和展望，從而開創了法蘭克福學派史上悲觀主義的浪漫主義文明批判之先河，併為“否定的辯證法”的形成發展邁出了關鍵一步,標誌着其雛形的基本形成。

如果説“啓蒙辯證法”的形成過程，對阿多爾諾哲學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具有顯而易見的重要性，那麼就是它顯著地改變了“崩潰的邏輯”（Logik des Zerfalls/logic of collapse）的理論力場，使“崩潰的邏輯”本身被主題化。隨着《啓蒙辯證法》的完結，這樣原先處於潛伏之中的“崩潰的邏輯”就走到前台，並最終在完全變化了的理論力場中轉型成為“否定的辯證法”。阿多爾諾正是基於這種絕對否定性的辯證法，對包括一切本體論哲學、二元論哲學、體系哲學在內的傳統哲學進行了全面顛覆，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徹底批判。

阿多爾諾哲學批判的指向是令人戰慄的。他要否定的正是整個西方傳統哲學在遠古時代得以確立的基礎，即“一”。這個“一”就是萬物（像）背後的本質，可謂西方傳統哲學本體論之發軔。然後才有了柏拉圖的理念説（“一”和它的分有等級）、亞里士多德（Aristoteles）的第一哲學和中世紀基督教的上帝（神化的、作為絕對本質的“一”）。説到底，這個“一”當是全部唯心主義同一性原則的邏輯基奠。而同一性無非是一種不寬容自身之外的任何主體性思維，它要求客體的絕對同一和服從。但在阿多爾諾看來，“真理，即主體與客體在其中彼此滲透的星叢，既不能還原為主觀性，也不能還原為存在”。因此，不僅黑格爾辯證法，包括當代從尼采（Friedrick Nietzsche）、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胡塞爾（Edmund Husserl）一直到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和薩特，都不過是以新的手腕做同一個虛假的預設，至多是原來的絕對觀念現在被稱作“權力意志”、“意向性”、“第一哲學”或“存在”。實質都是突出主體性、貶抑客體以便更有效地支配客體的人類主體性圈套，但這種圈套最終又套住了人本身。所以，阿多爾諾強調“在批判本體論時，我們並不打算建立另一種本體論，甚至一種非本體論的本體論”。

然而，阿多爾諾批判本體論的目的，並不只是在於強調辯證法的非本體論化，而是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受商品交換原則支配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阿多爾諾指出，由於在商品交換原則中，不同的商品具有同一的質（這裏的質是指把商品的人類勞動還原為社會平均勞動時間的抽象的一般概念），從而使得不同一的個性和成果變成了可通約的、同一的，並最終擴展使整個世界成為同一的和總體的。因此，商品交換原則掩蓋了個人與社會的一種虛假的、表面的同一。在這裏，人們之間以及人和物之間都具有同等的價值，居於同樣的地位。個人生活逐漸社會化，個人被消融在社會總體之中。這樣，個人就不可避免地從屬於社會總體，個性就時常受其強制性結構的壓抑。所以，個人的真正需要與現存文明結構之間存在着尖鋭的且無法克服的矛盾，並不像黑格爾所説的集體或社會與個人本質上是一致的，相反它們是對立的。因此，為了防止鐵板一塊的社會總體及其強制性結構對個人及其個性的同化與壓制，就應該在各方面竭力捍衞特殊的、不受時間限制的個人的及其個性化自由，從而尊重和恢復特殊的非同一性事物應有的權利與地位。

如果我們以一種目的論的眼光來看待阿多爾諾對傳統哲學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與批判，那麼同一性和非同一性觀念這兩個“否定的辯證法”的基本構件已經大致成熟了。但我們若擱置這種成見，就會發現本質上它們是阿多爾諾在一個總體穩定的力場中，對“啓蒙辯證法”的既有理論空間進行拓展的結果，是“崩潰的邏輯”的另外兩個過渡性形態。當“崩潰的邏輯”的理論探索趨於完成，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也就走向成熟了。這是因為“隨着他與海德格爾論戰的直接化，他所身處其中的理論力場發生了一次重大的方向性調整：他原本要求促進哲學的現實化、取消哲學、瓦解哲學，但現在，對於在‘修正了的辯證法觀念’的基礎上建構一種批判的否定的哲學，他感到了一種必要性和迫切性，這一點在他1962年題為‘哲學何為？’（Why Philosophy?）的廣播演講稿和1963年為《黑格爾：三篇研究》（Hegel: Three Studies）撰寫的序言中有着明確的表達。”這裏，“批判的否定的哲學”就自然是後來的《否定的辯證法》。然而，我們也必須意識到，“否定的辯證法”趨於成熟之時，也就是“否定的辯證法”瓦解之日。由於“否定的辯證法”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徹底否定，但它並沒有指出通向未來的出路，反而導致了絕對否定和悲觀絕望。所以，當1968年左派大學生以“單向度社會”中的“文化拒絕”戰略起來領導學生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候，可阿多爾諾不得不站在法庭上批評自己的學生運動領袖時，面對那些自以為在反對一切“同一性”強制的革命女學生赤裸的胸膛，阿多爾諾自然會意識得到“否定的辯證法”之辯證法對他的深深反諷，鬱郁而逝，看來是必然的結局。這也正如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所指的，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 在批判現代性方面走得太遠，最終也就瓦解了自身理論的基礎。

關於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我們如果只是否定，相反則只是毫無意義地贊成、肯定。因為這種否定，無論是形式還是實質，與“否定的辯證法”的絕對否定都極為相似。實際上，單從批判的徹底性來講，否定是較之揚棄更為深刻的一種思維模式。因此，儘管阿多爾諾片面絕對化無絕對的片面，甚至斷然拒絕辯證法的辯證性，而是一味地強調非同一性，但其“否定的辯證法”思想，無論是對於阿多爾諾本身的思想體系或是對於整個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的總體構建，甚至是上個世紀50年代末開始的後現代思潮（Postmodernism）和當今社會的終極關懷都不無重要理論和現實意義。基於這一點，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就值得進一步探討和研究。

從理論方面看，研究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其一，有助於正確把握阿多爾諾的整體思想和深刻揭示“否定的辯證法”的基本特徵、精神實質與歷史地位。一般認為，阿多爾諾一生的思想非常豐富，涉獵的範圍極為廣泛，“是一個很難畫定邊界的人”（S·布倫納語）。但總體來説，對“否定的辯證法”的系統闡釋，是阿多爾諾終其一生的最重要學術成就，最大貢獻是從哲學上為法蘭克福學派的激進批判理論奠定了基礎。其二，有助於進一步瞭解和把握法蘭克福學派及其批判理論的形成與發展過程。眾所周知，作為以社會批判理論登上現代西方思想舞台的法蘭克福學派，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中最具影響的流派。阿多爾諾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研究他的“否定的辯證法”思想對於掌握該學派發展脈絡及其“批判與重建”的理論主題是頗具意義的。其三，研究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品質，有助於進一步完善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批判、開放的科學體系，它最具生命力的理論品質就是“與時俱進”。因此，當前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就必須在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實踐的同時，研究當代各種理論與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它們當中的最新發展成果，促進馬克思主義現代化。其四，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中藴含着較為豐富的後現代思想，如關於概念與體系的超越、非同一性與中介性的張揚以及反本體、非哲學的轉向等等，這些對於我們理解和研究後現代思潮都具有重要意義。

研究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的現實意義，一是警示社會要辯證看待科學技術的作用。科學技術向來是一柄雙刃劍，當人們痴迷於科技的進步，陶醉於征服自然的勝利，同時科技也征服了人類，並且“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恩格斯語）。這就意味着，任何事物都包含自身的對立面，使人類能夠征服自然的科學技術或許也正是促使人類毀滅的根源。現時代人們已經普遍意識到科技活動的負面影響，但開創這一先河的正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而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則不失為使社會保持清醒的一劑良藥。二是阿多爾諾對現代資本主義文化理論進行了激烈批判，尤其關於“文化工業”的本質特徵與其社會功能的揭露，某種程度上確實反映了資本主義國家文化的墮落、消極方面。儘管阿多爾諾的文化批判沒有足夠的説服力，但這種文化反思已是非常深刻、發人深省的，無論對於當代文化發展還是中西方之間的“文化對話”都是有所裨益的。三是研究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很大意義上有助於社會的人文關懷和自然生態建設。阿多爾諾在批判資本主義的時候，是要求自由、解放和走向人道主義的。尤其可貴的是，他並不侷限於人類社會的關注，而是思考包括自然生態的整個社會的終極關懷。按照“否定的辯證法”的理解，人類在謀求自身發展的過程中，也要承認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非同一性，不把自己看成地球的主宰，應當同自然生態和諧相處、共生共榮。無疑，這與社會可持續發展戰略和生態文明建設有異曲同工之意，都是基於將來社會的一種正確估判。總之，儘管人們對於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的集體失憶的口實都是一致的，但卻絲毫不能使其思想貶值，相反，他的洞察力和批判力愈加深刻。因此，研究“否定的辯證法”，正如阿多爾諾於1969年在《啓蒙辯證法》新版説明中的希望，“能提供一些歷史資料，或許對讀者有所裨益”。